入讀常春藤的第一年我竟如此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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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們在我的辦公室嚎啕大哭時會順便留下名字，這樣他們就不必向我道歉了。」戴維斯院長希望學生們知道「痛苦和掙扎是成為一名大學生的必經之路」

DANIEL Inoa在大一進入達特茅斯學院時怎麼也不會想到，他即將踏入的是怎樣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人人都在練習的運動，如馬術和橄欖球，他聞所未聞。他比他想像的更努力學習，卻依然沒有逃過得C的命運。

半夜三更，當他和朋友納坦桑托斯（也是一名新生）在當地雜貨店購買麥片時，也沒少遭受質疑的目光。一個兄弟會的成員告訴這兩個非洲拉丁裔男人「你們看起來很可疑。」

這些事情不斷敲打著Inoa，並提醒著他，在這個自1769年建校以來就一直充斥著白人和富裕階層的學院里，自己從未被真正接納。他和19歲的桑托斯都是來自波士頓的第一代大學生，同時也是單身母親的孩子，Inoa來自多明尼加，Santos來自波多黎各。

其實兩人早就敏銳地意識到，他們遭到藐視的可能性很大：美國家庭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兒童中，只有不到1％的人能考上精英大學。最近的教育權威數據也顯示，黑人成年人獲得大學學位的可能性僅為白人的三分之二，而拉美裔人作為美國發展最快，種族最多的少數民族，卻只有一半的可能性。

「失敗的標籤從一出生就打在我們身上了，」Inoa說，這就是大家對貧窮的黑人和拉丁裔年輕人的普遍看法，說著這話的同時，他望著達特茅斯的標誌性特權象徵：白磚建築，黑色百葉窗，綠色草坪和豐富館藏，說：「我們本不該出現在這裡的。」

在像達特茅斯這樣的常春藤聯盟學校，更多的學生來自收入金字塔1％的頂尖家庭。高收入者的孩子進入精英大學的可能性是普通孩子的77倍。像Inoa和Santos這樣的「另類」學生非常渴望在達特茅斯抱團取暖。作為新一批第一代大學生，他們是背負著著巨大期望來到精英學校的。

「我是我家人收入來源的最大期望，」桑托斯說，他在高中設計了自己的服裝系列，並在波士頓地區與導師一起創辦了一個非營利性的少數族裔學生組織。他現在正在研究社會學以及市場，管理和經濟學，同時在校園裡兼職工作，這樣他就可以匯款回家了。他希望自己最終能夠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實際上，教育是我唯一的出路。我沒有別的東西可以依靠，」桑托斯說。「這隻會讓我充滿渴望，並且雄心勃勃。」

名校的種族隔離在數據上得以體現：在達特茅斯的4,410名本科生中，只有746名黑人和西班牙裔學生，這一群體近年來在頂尖學院和大學的佔有率比35年前更低。川普發布的全新大學入學指導方針如果得到執行，只會使情況更加嚴峻：

他的目標是廢除奧巴馬政府的種族配額入學政策。

Inoa和Santos都不習慣作為少數族裔脫穎而出：他們從小就在家裡講西班牙語，畢業於波士頓大多少數族裔都會就讀的公立高中。兩人都得到了波士頓慈善事業Janey Scholars的指導和財務支持。沒有全額獎學金，達特茅斯他倆連想都不敢想，因為那裡的學費一年就要73,800美元。

新罕布希爾州在哪？

在進入達特茅斯之前，Inoa說，他根本不知道新罕布希爾州在哪，因為他從未去過鄰州。第一次來到達特茅斯，這座大學寬敞的教室，閃閃發光的科學實驗室和兄弟會的歷史建築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真想知道他與那些穿著達特茅斯綠白制服，拖著網球拍或者準備去打高爾夫的運動型學生有什麼共同之處。

「高爾夫在達特茅斯是一項真實存在的運動，這兒不光有一個高爾夫球場，而且他們還開著高爾夫球車，」Inoa說。

但Inoa從未打過高爾夫球，滑雪或打過網球。在之前的高中穿了七年的卡其褲和polo衫之後，Inoa也很難弄清楚在達特茅斯他穿什麼樣的衣服才算得體。

「我沒有和那些富裕的人一起長大過，也不知道來自波士頓市中心的人的都是什麼心態，」Inoa說。「我真的很想知道我該如何和他們產生交集。」

Inoa第一次來到白色小鎮漢諾威時，最大的願望就是找到一個理髮師把他的捲髮剪掉，因為不這樣做的話，他就會擔心自己看起來「邋遢的像狼一樣」。自從看了You-Tube視頻並學會了自己剪頭髮之後，他就買了一套工具，開始為黑人和西班牙裔同學理髮。

從經濟角度來看，達特茅斯的慷慨援助是無法抗拒的：它是少數幾所資金雄厚的大學之一，並表示自己滿足了申請人100％的財務需求。

「我們的學費每年超過72,000美元，這顯然是一個非常令人生畏的數字，但對於有巨大需求的學生，我們將比州立大學更慷慨，」達特茅斯的財務援助主任 G. Dino Koff說。

相較而下，即便是提供獎學金，馬薩諸塞州阿默斯特大學（該州的公立大學）每年也至少要收取Inoa高達22,000美元的學雜費。

儘管如此，Inoa表示54％的達特茅斯同學根本沒有得到學校的經濟援助，富家子弟的紙醉金迷Inoa聽得耳朵都起繭子了：什麼在遊艇上過周末啦，去夏威夷旅行啦，亦或是買爆Range Rovers的新車啦。

Inoa和Santos都決定不邀請他們的母親來過周末。當別人家的父母開著保時捷，打著高爾夫球，在高級餐廳品嘗著剛從農場運來的新鮮蔬菜時，他們的母親只能聽著金錢熊熊燃燒的聲音，心裡五味雜陳。

「其實我媽媽想來」但我對她說「你跟那些人怎麼比？」Inoa說。桑托斯也告訴他的母親，她就算來了也會感到很無聊的。」

像夢一場

財富差距暫且擱置不談，Inoa確實可以自由修醫學預科課程以及社會學和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課程了，而這些課程他之前從未接觸過。

「這對我來說就像是一種幻想，」Inoa在與健康科學顧問Sarah Berger會面後表示，他已加入達特茅斯醫學之路計劃。

Berger給了Inoa一個擁抱，詢問他的研究是如何進行的，並告知了他一些課程的優點和缺點，這些課程將幫助他在明年秋天之前一直維持一個醫學預科生的身份。這些建議和支持為Inoa帶來了巨大的動力，那些同樣接受了來自相似背景的成功高年級學生的指導的學生也受益匪淺。

桑托斯充分利用了達特茅斯的大一新生充實計劃，該計劃提供預先指導的活動，研討會，靜修和一系列支持。負責該計劃的院長傑伊戴維斯也在辦公室里放了一盒面巾紙。

戴維斯說：「人們在我們的辦公室嚎啕大哭時會順便留個名字，這樣他們就不必向我道歉了。」院長希望學生們知道「掙扎是成為大學生的一部分」。

Inoa因為沒有及時查看郵件而錯過了該計劃。儘管如此，桑托斯還是介紹了許多新生以及來自相似背景的老同學給他認識，他們給Inoa提供課程和教授的建議。

他現在不光會花點時間舉重，還與桑托斯一起練習投籃，甚至參加了橄欖球俱樂部隊（後來不去了，因為太影響學習）。

偶爾，他們也去兄弟會的派對轉轉。Inoa說他發現「派對非常無聊。他們放的歌倒是足夠鬧騰，但沒有人真正地在跳舞！他們只是對著空氣拳打腳踢！」

雙重弱勢

文化衝擊，審視打量的眼神，常常伴隨著像Inoa和Santos這樣學生。哈佛社會學家安東尼亞伯拉罕傑克稱他們為「雙重弱勢群體」，他們來自比較窮的公立高中。

他們在大學裡遇到的困難可比傑克稱之為「特權窮人」的人更多，所謂「特權窮人」是那些上過資金充足的預科或寄宿學校，並且大多參加了人脈互助平台， A Better Chance 或 Prep for Prep.

「對於雙重弱勢群體來說，在達特茅斯這樣的地方融入群體需要遵守的規範和法則給他們帶來的感覺是完全陌生的，」傑克說，他自己也作為阿默斯特學院的第一代黑人學生經歷了被孤立的艱難歲月；他於2007年畢業於此，並於2016年獲得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

「你的室友去度假乘坐的是私人飛機，去的地方你聽都沒聽過，」傑克補充道。 Inoa和Santos說「在這些白人的地盤兒，你只能感覺自己的膚色更刺眼，囊中更羞澀。」

新研究表明，第一代大學生的社交能力往往低於同齡人。

傑克說：「發獎學金再容易不過了。」「無非就是錢嘛。真正艱難的工作是讓這些學生感覺自己真正成為了學院中的一份子。」

達特茅斯的第一代大學生的比例在10％到15％之間，自2009年校方開始跟蹤這一數字以來，第一代大學生的入學率一直保持在每級10％到15％之間; 下一屆這個比例將達13％，這會是有史以來比例最高的一屆。

根據學院提供的最新數據，2021級的拉丁裔佔10％，黑人佔9％。與此同時，達特茅斯表示，大約9％的新生都是校友的孩子，即所謂的「遺產入學」。這種優勢現在正受到攻擊，一些評論家稱之為「針對富人的平權行動」。

學校報紙The Dartmouth的編輯委員會去年呼籲結束傳統招生，而今年幾所常春藤盟校的學生團體則要求對這種做法進行審查。傑克認為給校友招生優待不可取，「這種招生方式沒有任何法律，政治或道德基礎」。

達特茅斯的招生和經濟援助主任李科芬在接受達特茅斯校友雜誌採訪時表達了不同的看法；他說遺產招生「最終占每個入學學年的12％到13％」，並稱他們「是申請學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改變我們打造課程方式的重要力量。我們每年的目標都是儘可能多的招收這種學生」。

Inoa更關心的則是如何為達特茅斯的少數族裔學生在公共空間創造一個包容性的氛圍，他在社會學助理教授Kimberly Rogers的一個名為地位，權力，交互的課堂上討論了相關話題。

為了減少校園內的不平等現象。羅傑斯邀請校園內的管理人員聽取學生的建議，提出問題，並且採取行動。

「對話已經開始，起點已經建立，」羅傑斯說。在達特茅斯，「我們取得了長足進步，但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

一份報告指出，參加達特茅斯35支代表隊的80名黑人運動員中有四分之三錯過了新生報道會的和大部分歡迎活動；他們建議日後給這些學生補上相關活動。

另一位代表敦促取消申請中關於交換項目的問題，這些交換項目假定申請者以前就有在國外學習的旅行經歷，並建議學校為家境過於貧寒的學生支付遊學的額外費用。

Inoa和Santos的演講重點是重新安排校園的社交空間，並建議學校委員會提出其他方法，讓少數族裔參與決策活動，他們的目的是「讓不同背景的不同人種都能感到自己受歡迎」。

達特茅斯OPAL( the Office of Pluralism and Leadership)主管第一代大學生和低收入學生的助理院長兼顧問雷切爾·伊登斯已經聽過很多這樣的建議，當年她從田納西州來到新罕布希爾州時，就已經在擔心學院缺乏多樣性的問題了。

「在這裡，我曾感覺自己真正被孤立了，」同為黑人的伊登斯說。和Inoa一樣，她迷上了在漢諾威剪的那個髮型; 她現在正計劃著將一位髮型師帶到校園裡為黑人女學生理髮。

這裡沒有人這樣做

Inoa用「森林效應」來概括他的大一新生生活。他選擇住在沒有室友的單人房間里，並且希望自己與校園裡的「高雅生活」徹底脫開干係，因為他覺得這種生活太過奢侈。畢竟達特茅斯的獎學金不包括會員費，上課途中，他路過的兄弟會房子看起來白得耀眼。「他們只收自己人，」Inoa說。

他很想在達特茅斯看到更多來自多明尼加的學生，特別是他還想像在波士頓那樣隨便抓住一個夥伴，旋即開始跳舞「巴恰塔，梅倫格，或是薩爾薩舞 - 但這裡沒有人跟我跳舞。」

他和桑托斯都不打算出國交換，而是希望在亞特蘭大的莫爾豪斯學院度過一個學期的(一個歷史上以黑人學生為主的學院，與達特茅斯學院有交換項目。) Inoa還希望他能更多地參與領導決策事務。

他甚至可以學習滑雪，因為達特茅斯有自己的山。

儘管遭遇了一些挫折和不適，但十分制的話，Inoa還是能給他的大一生活打八分。在他拿到第一次令人沮喪的C之後，他養成了更好的學習習慣; 他的其他課程成績都是A和B。 「我認為以後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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