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什麼如此能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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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有位知友說：最近的事情證明了中國人啥都可以忍，就是孩子問題忍不了。這個說法當然不是真實狀況，因為根據過去的歷史可知，即使是孩子問題，對相當多中國人來說也是可以忍，可以忘，更可以一笑了之的。有人把這種現象全部歸結為某種外在壓力，但我不這麼認為，因為發表出來的言論可以被刪，但內心的自我欺騙卻不是別人逼的。因此，那種把一切問題都歸結為外壓的做法，是對這種本質上自欺欺人，自我安慰之思想根源的簡單歸因。本文對最近的事件不作評價，只想探討一下中國文化中有哪些思想為國人的普遍自欺和逃避提供了理論依據，以及如何看待這些思想。

一、「難得糊塗」的反智主義

　　「難得糊塗」稱得上一句中國人家喻戶曉的心靈雞湯，甚至就連文化程度極低的農民都懂得用這句話來安慰別人，我見過幾個農婦勸解一位因受了婆婆氣而試圖自殺的兒媳的場面，在她們長達半小時的勸說中，「難得糊塗」被提到的頻率最高，可以說，它與儒家那「為萬世開太平」的高調相比，在民間的普及度要高得多，是真正廣泛存在於國人內心中的人生哲學。

　　然而，「難得糊塗」究其根源卻是一種不折不扣的麻醉劑，它為人們在面臨種種不可預測的痛苦與磨難時，提供了一種看問題的特殊角度，這種角度實際上否定了痛苦的客觀性，把人的自由與現實世界的那種對立，說成本質上是虛幻的，是取決於自己「是否糊塗的」。表面上看，這種思想能夠對人生的種種衝突、矛盾實現一種調和、解脫，但這種調和卻從根本上建立在自欺與矛盾之上，它徹底取消了主觀與客觀的區別、對立，因此也就否定了個體人格，從而不可能產生任何進步（須知任何精神的進步都必須建立在承認主客區別的基礎上，否則將墮落到巫術的地步），成了一種以迴避痛苦、停止思考，使意識湮滅於無意識的「糊塗」為最高目標的精神勝利法，其本質與阿Q精神毫無區別。

　　那麼，這種思想在中國文化中的來源是什麼呢？

　　我們知道，「難得糊塗」是清朝乾隆時期鄭板橋的名言。歷來世人對這句話的解釋就層出不窮，但不論哪種解釋，都意在強調「聰明」（本質是意識、自我意識）是痛苦的根源，要追求內心的安寧，就必須「得過且過」，糊塗一點，忘記「人我之別」。這種充滿消極避世傾向的思想在強調入世的儒家思想中難以尋見，而大有道家與禪宗的痕迹。事實上，鄭板橋一生研究道家與禪宗思想甚多，而道家和禪宗，也歷來是傳統儒家士大夫在官場上不如意的精神避難所。它暗示著一個人在壓抑人性的封建禮教，三綱五常前仍然可以通過種種方法來達到內心的寧靜或身體的不朽，只是這種方法並非基於任何積極的行為和現實的批判。因而封建帝王當中，崇佛者屢見不鮮。如宋孝宗就將佛教的五戒解釋成一種與儒家的三綱五常本質並不衝突的東西：「不殺，仁也；不淫，禮也；不盜，義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如此與仲尼又何遠乎？」。自宋代開始，儒家帝王及士大夫階層就開始產生三教合流的傾向，例如：

孔門曰溫良恭儉讓，又曰唯仁為大。老子之所謂慈，豈非仁之大者耶？曰不敢為天下先，豈非讓之大者耶……

夫佛老絕念無為，修身心而已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時所施不同耳……

或曰：「當如之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斯可也。」

　　可見，三教的觀點被互相解釋、印證，在理論上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障礙。相比基督教與伊教、猶太教等一神教之間的強烈衝突，三教合流的現象確實不同尋常。黑格爾有言：在宗教中，一個民族定義了它認其為真理的東西。因此，要理解一種現象，就要從這個宗教中的最高精神、意識的最深處中去尋找。三教能夠融合而沒有發生西方那種宗教戰爭，只能說明三教在最高精神上是同構的。

　　我們知道，儒教的最高精神、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是意識在「天」、「天道」中的湮滅和皈依，達到這種境界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主靜」，即去除私心雜念，而達到一種無意識的狀態。道家的「道」，同樣是不可言說之物，它本質上是一種神秘主義和虛無主義，是意識在「無」中的消失（「道隱無名」、「無，名天地之始」），個體是通過感覺而非理性，來把握那一抽象的最高本質；而禪宗——這一中國化的佛教更是把「物我兩忘」視為解脫之法。在三教的最高精神中，皆沒有承認精神的客觀性。意識的最高價值，就是皈依到那個無意識的最高本質中，而我們知道，任何思想或知識上的進步，起碼的要求是承認主觀與客觀的區別——精神內部的區別、對立。如果將這種對立視為幻象，不承認「物」與「我」的界限，將「去我執」、「平常心」視為保持心情愉快根本大法，那必然會走向反智主義、虛無主義，更不可能誕生任何科學和知識體系，它只會扼殺掉一切有活力的思想，視人生的最大意義為在一切苦難中都能始終保持心態平衡、軀體長壽（順便說一句，一個一生像植物一樣從沒出過村、對外界完全無知的老人，只因為平安活到一百多歲就能引來許多人的崇拜和追捧，甚至認為有什麼大智慧。足見國人對長壽老人、長壽村的執念確實到了荒謬的程度）。這便是三教能被輕易融合的根本原因，即它們都否認了人的意識和自我意識的價值，求知、好奇心與思考在這裡得不到根本的承認。因此這些思想不能稱之為信仰，因為它完全是傳統中國人在面臨世俗需求不得滿足和現實的種種苦難時，所拿出來預先抵擋一陣內心痛苦的法寶，充其量是一種為現實功利而做出精巧辯護的思想工具，它將精神上的無能和對人類理性能力的極大自卑視為一種更大的「智慧」，因而這種「智慧」必然無所作為，絕無可能對現實產生任何強有力的批判和革新。

二、狹隘的道德觀—對白左的污名

　　我們知道，在長達兩千年的歷史中，維繫傳統國人精神世界的主要是儒家道德，這種道德也曾受到歐洲人甚至是一些基督教人士的讚譽。從世界歷史來看，儒教的主要道德（五常）出現的很早，且形式上具有一種純粹性和普遍性（「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我固有之也。」），這使得儒家道德成為中國人文化自豪感的重要來源。然而我們將證明，許多人能夠對社會的種種不公、醜惡能做到「高高掛起」而毫無社會責任感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根源，正來自這種看起來十分崇高的道德觀。

　　儒教倫理的本質是家庭倫理。「仁」的核心即是以親情（孝悌）為起點擴散開來的同心圓，由里到外依次是家人、親戚、熟人朋友、同學、同鄉，最後是「同天下」，儒家雖然有提倡一種表面看起來像是博愛和社會責任感的東西即「民胞物與」（愛一切人），但這種東西卻是排在相當靠後的次序上，只要更核心的圈子沒有被滿足，是絕對不允許一個人「胳膊肘往外拐」的，考慮到現實里極少有人可以完全滿足前面的圈子，因而最後的這點「愛」必然是十分稀少的，這就使得儒家道德實質上沒有留下「公德」的餘地，自然也扼殺了傳統中國人參與獨立於家庭之外的社會生活的可能性。傳統國人主要是通過類比成一個個家庭、大家族，而非享有一定權利的公民憑藉理性原則相處的共同體來理解一個龐大的社會，這種理解勢必導致中國人認為其他人家的事情由那個家庭的「家長」來負責，而我的過問、監督往往因逾越「禮制」，而可能被斥為「多管閑事」，甚至連了解都是有錯的（非禮勿聽、非禮勿視），因此總顯得理不直氣不壯。

　　然而，社會的發展已經導致各階層、群體互相影響、流動十分密集，因而儒家道德——這種適應於傳統農耕社會高度封閉的家族倫理顯得尤其落伍。我們知道，今天社會許多制假、造假者之所以能在犯下如此惡劣罪行的同時能心安理得，而不感到良心上有某種愧疚，正是源於他們給子女、父母、親朋提供了豐厚的回報，甚至是為了給老母親、子女治病才犯罪，而這在儒家道德看來恰好是一種善，起碼是「情有可原」的。中國人為此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慘重，但卻絲毫沒有從中有所反省，反而將白左——這種在中國文化里基本沒有，更是遠遠談不上威脅的精神全面污名化。有一篇題為《對中國威脅最大的思想病毒：「白左」 》的文章，相當程度上代表了中國人對白左的真實態度。

　　在該文中，作者稱：

美德的本質在於責任，而責任則是一種需要長期付出的枯燥瑣碎之義務。傳統價值觀的美德，都是建立在具體責任基礎之上的。「孝子」的美德，只可能紮根於長年累月善待雙親、盡人子之責任的行為之上；「好父親」的美德，只可能源於一個父親多年來盡到了養育子女的責任。「好丈夫」、「好妻子」和「好公民」同樣如此，都是建立於具體的責任之上的。但白左的道德則不同，如果這種道德算得上道德的話。

在傳統價值觀看來，沒有長期具體瑣碎的付出和對家庭社會責任的承擔，個體幾乎不可能成為傳統價值觀下的道德模範，所謂君子之德，「訥於言，而敏於行」，即使如此。

這種對家庭責任和社會責任的厭惡，同樣出現在薩特和她伴侶西蒙娜的人生觀中。西蒙娜在她的自傳《一個乖女孩的回憶錄》第二卷中這樣描述她和薩特的理念，「（我們都認為）婚姻將使人遭受更多家庭責任的束縛以及社會的勞役。相反，為追尋自身的獨立而受的困擾遠不及此沉重；對我（們）來說……自由僅僅存在於自由的頭腦與心靈中。」

從盧梭和薩特兩位白左先驅思想的內核中可以看出，白左道德的真正基礎在於個人的絕對自私和對家庭社會責任的絕對厭棄。盧梭冷酷無情地丟棄自己的兒女，絲毫不考慮他們的死活；薩特肆意地玩弄誘騙自己的女學生，卻豪不在乎她們的命運。兩位「人類良心」奔放人生的背後，是其人性的絕對自私和絕對涼薄。

　　儘管這篇文章漏洞百出，但並不妨礙它的觀點在今天互聯網上頗有市場，這充分說明了相當多人對種種社會亂象背後的精神根源一無所知，於是通過臆想一個西方「白左」來單方面宣布自己文化的勝利。這種膚淺、可笑和愚蠢，幾乎到了飲鴆止渴、作繭自縛的程度。當然，這種現象的原因，在前文已經解釋過了，在此借用該文的最後一句話作為結束：一個全民嘲諷白左的文明，才是真正失敗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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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1980). 孟子· 告子上.中華書局 1980 年版.

黑格爾. (2015). 宗教哲學講演錄 I.

鄧曉芒. (2008). 對有毒食品泛濫的文化反思.書屋, (12), 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