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風拂粟麥，萬里渡河汾——史前中國農業化的驅動力量（1）

來自專欄龍玉崇拜的起源與華夏北來說99 人贊了文章

這個話題本來是「破除夷夏東西的迷思「系列裡的，但三言兩語難說清楚，只好獨立出來。 它是中國文化、人群和國家起源的核心問題之一。也沒有完全離開上一篇打開的題目，還是與中國先民的遷徙路徑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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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歷史悠久的農業國家，但中國的農業是怎樣產生、發展、並逐漸成為主要的生計方式的，卻仍然是個沒搞清楚的問題。上個世紀中國農業考古學研究長期停留在「發現粟（稻）屬遺存等同於發現粟（稻）作農業，發現農業活動等同於進入農業社會」的簡單定義時代，熱衷於不斷前推「農業社會」起始的時間點，對其形成真正主導地位的漸進過程缺少關注。實際上，在狩獵採集資源豐富的史前時代，農業從萌芽到成為主要生業，經歷了漫長的過程。植物考古學和人類學的研究表明，中美洲人對栽培穀物的依賴從5%增加到75%足足花了七千年時間【6】。在擁有更加富饒的自然環境的中華大地上，我們沒理由假定這個進程會哪怕稍短一些。這個進程有多種不同的模式，我們研究中國農業化的進程模式和驅動機制，對於理解中國文化、人群和國家的起源，有無可替代的重要意義。

我們先從考古學對中國新石器時代中期「農業社會」的再認識說起。

判斷史前人群的農業化程度，齲齒率是個客觀指標。穀物在唾液澱粉酶的作用下會在口腔中殘留糖分，所以農業人群的齲齒率遠高於狩獵採集人群，齲齒率因此可以用來判斷古代人群的食物結構和生計模式。2012年人類學家們對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的古代居民做了一次牙齒檢查【9】。發現齲齒率只有1.4%，遠低於農業人群的水平（平均8.6%）。

關於5000-6000年前的紅山文化人群的農業化程度，歷來有不同的估計。這個新的證據說明，我們對它不能估計過高。把出土的石鏟、磨盤、磨棒都認定為「農具」是不妥當的。石鏟可能是挖掘半地穴式住宅的工具，最近對磨棒殘留澱粉粒的分析也指出，磨盤、磨棒很可能主要是用來研磨堅果類食物的。即使發現穀物的遺留，不能排除用於釀酒的可能（這一點也適用於中原地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穀物遺留，尤其是考慮到過去長期被認定為汲水器的小口尖底瓶實際上都是釀酒的容器）。張雪蓮等通過分析人骨同位素氮15的比例來推斷古人的食譜【1】，其結果也指向了相似的結論：紅山文化人群的生計還是以狩獵採集為主、粗放農業為輔的模式。

對6000-70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先民的生計模式，也存在一個同樣的認知過程。上世紀70年代的發掘者認為河姆渡古人已經進入「發達的稻作農業社會」。 最近20年來已經有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證明這種認識需要修正。除了確認其「稻穀遺存」在很大程度上被誇大了以外，有學者指出河姆渡人的「骨耜」並不是耕地工具而是為干欄式建築挖掘柱洞的工具【3】，「骨耜」的數量遠少於狩獵工具，收割和脫粒的工具嚴重缺乏，這些跡象都顯示稻作農業的比重不高【2】（如果存在的話）。

河姆渡文化人群的食物資源異常豐饒。因為其飽水環境，河姆渡和跨湖橋遺址（同屬河姆渡文化）都與稻穀相伴出土了大量的其他可食植物遺存。考古學家們從中看到的是一個以堅果為中心的廣譜食物資源構成。下表粗略舉出了這兩個遺址出土的可食用的植物種類。

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到，稻穀（無論是野生稻還是栽培稻）只是多種可食用也可儲存的植物資源之中的一種。不管是河姆渡遺址的挖掘報告還是眾多關於河姆渡文化的研究，都只強調（並且誇大）了稻屬遺存。對其他可食植物遺存只一筆帶過，僅僅說明了它們的存在，其具體數量和相對比例都不清楚。但根據河姆渡遺址的挖掘報告中描述的窖穴坑遺物推測，上表中除稻穀外的可食植物遺存數量也相當巨大【2】。

如果看到這兒你覺得河姆渡古人是素食者，那就錯了。屬於該文化的遺址出土的動物遺存更多不勝數。走獸包括豬、狗、水牛、梅花鹿、麋、水鹿、獐、猴、羊、麂、大象、犀牛、虎、黑熊、貉、青鼬、豬獾、水獺、靈貓、狸、黑鼠、豪豬和穿山甲等。鳥類包括鵜鶘、鸕鶿、鷺、鶴、野鴨、雁、鴉和鷹等。爬行類包括揚子鱷、烏龜和鱉。魚類包括鯉、鯽、青魚、鯰、黃顙魚、鱧、裸頂鮦和鯔魚等【5】。此外還有蚌類。遺址中僅是鹿類的下頜骨就出土了700多件，可辨識的烏龜有1000多件。河姆渡出土的骨制、角制的工具數量超過了石制工具的數量，也從另一側面說明了動物資源的豐富。

從人骨同位素氮15比例分析來看肉食在食譜中的比重，河姆渡先民遺骨的δ15N值（氮15與氮14的比值與大氣標準比值之差，除以大氣標準比值）在千分之11和12之間【1】，高於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內蒙興隆窪文化居民（千分之9-10）。一般草食動物的δ15N值是千分之6左右，在食物鏈上的位置越高，同位素氮15越富集，δ15N值越高。一般肉食動物的δ15N值比食草動物高出千分之3-4 【4】，但捕食肉食動物的頂級肉食動物的δ15N值會更高。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興隆窪和河姆渡先民的飲食中肉食的比例都很高（δ15N值與肉食動物相同），河姆渡先民的肉食食譜的範圍要更寬，包含部分處於食物鏈頂端的猛獸（禽）。

這些證據都說明河姆渡先民的食譜中植物性食物只是次要成分，而稻穀更只是次要成分中的一小部分。距今6000-7000年之前的河姆渡先民的生計模式是以漁獵為主，以採集儲存堅果類食物和粗放稻作農業為輔的模式。但上世紀的考古學家們把聚光燈和放大鏡都集中在稻穀遺存上面，有意無意地製造了一場史前農業「大躍進」。事實上，直到距今2000多年前的漢代，浙江地區依然是以漁獵採集為主、「火耕水耨」的原始農業為輔的生計模式。很難想像6000-7000年前這裡就有了「發達的稻作農業」。

（中原地區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存不存在類似的「農業大躍進」？我們下一篇文章再討論）

一般認為農業的興盛是早期文明得以壯大的先決條件。中國人對自己悠久的農耕歷史，充滿了自豪感。然而對石器時代的古人來說，農業生涯並沒有什麼耀眼的光環，他們也不操心文明的進程。對他們而言，從狩獵採集的生涯轉變到以農業為生，是一個非常漫長和痛苦的過程。其中的原因, 是我們現代人往往容易忽略的一些事實：

（一）農業生產的勞動量遠大於狩獵採集。

「稼穡艱難！」（《尚書》）。先不考慮開荒的勞動量，即使已經有一塊平整過的農田，翻地鬆土、播種、澆灌、鋤草、施肥、收割、晒乾、脫粒，經過這一道道瑣碎繁重的工序，糧食才能入口。

所以，農業生產的「能量回報率」比狩獵採集要低得多。人類學家 Barlow 對美國西南部「前哥倫布」（Pre-Columbian）時代印第安人的玉米種植業和狩獵採集活動的「能量回報率」做了調查和比較【7】，他的結論如下圖。

所謂「能量回報率」是指收穫的食物所含能量與花費的勞動時間的比值，單位是千卡/小時（Kcal/Hr）。上圖中左側文字縱列給出了不同狩獵採集對象組合的能量回報率。最高的是該縱列頂端的以大角羊、羚羊、野兔為對象的狩獵活動，能量回報率為13000 - 31000 千卡/小時。也就是說，每花費一個小時可以獲得含13000-31000千卡能量的食物，這些食物大致可以滿足4-10個成年男子一天的能量需求。其次是以囊鼠和棉尾兔為對象的狩獵活動，能量回報率為9000 - 11000 千卡/小時。該縱列以下依次列出了以其他小型獵物和可食植物為對象的狩獵採集活動的能量回報率。

圖（1）中右側陰影方框內列舉的是不同強度的玉米農業生產的能量回報率，作者在文中對其四種強度等級給出如下的進一步解釋：

1. 最原始的農業：僅僅撒種和收穫，不做任何其餘勞動。勞動時間：每英畝（約合6市畝）50小時，約合5-6個人日/英畝。
2. 「刀耕火耨」農業：增加了用刀砍火燒除去樹木和其他植物的工作。勞動時間：每英畝 200小時。
3. 「典型」農業：勞動時間：每英畝 400小時。
4. 「精耕細作」玉米農業：包括翻地、幼苗護理、除草和生長期各種田間勞動。勞動時間：每英畝 800小時。

它們各自的能量回報率對應圖（1）中四條灰色曲線。曲線的橫坐標是每英畝的產量（主要取決於年景，即降雨量和土壤肥力），縱坐標是能量回報率。能量回報率最高的是「廣種薄收」的最原始的農業，為1300-1700千卡/小時，對應最上面的那條曲線。

從這個統計我們可以看到，在野生動物資源豐富的情況下，狩獵採集的能量回報率是原始農業的10-20倍（13000-31000 vs. 1300-1700 Kcal/Hr ）。如果與精耕細作型農業相比，這個比率可達數百倍。狩獵採集擁有巨大的優勢。只有在動物資源不足、對可食植物的依賴較大的情況下，農業生產的能量回報率才變得有吸引力。比如以橡子、早熟向日葵籽、印第安大米草（長毛落芒草）為對象的採集活動的能量回報率是300-900Kcal/Hr， 與「典型」農業大致相若。

（農業的優勢在於可以以較少的土地養活更多的人口。如果比較土地利用率，農業生產高於狩獵採集。 如果比較單位勞動時間能量回報率，結果就反過來了。所以只有在土地面積和人口承載力成為瓶頸因素之後，農業才成為有比較優勢的生產方式。而在地廣人稀、土地資源接近無限的時代則不然。）

（二）穀物的口味劣於狩獵而來的食物。

動物的體液和血液中含0.9%的鹽分。而穀物缺乏鹽分和鮮味，所以農業人群有對食鹽和調味劑的強烈需求。

（三）穀物的營養價值較低，不如狩獵採集而來的食物。

沒啥好說的。除了營養方面之外，關於麩質和高碳水化合物食譜對人體健康的不利影響詳見 @易楚 的原始飲食專欄。

（四）農業生產的成就感和樂趣，遠低於狩獵採集活動。

這個不是石頭布拍腦門，而是來自人類學觀察。比如美國人類學家Holmberg在1940-1941年對玻利維亞西部的Sirionó印第安人部落的觀察【10】。Sirionó人主要從事狩獵採集，輔以少量的農業活動。在他們的心目中，耕地、種植、砍柴、修房子被歸類為「工作」，都是乏味的，能免則免。而打獵和採集野果則被歸類為「消遣」，富有樂趣和吸引力。

人們選擇操持何種生業，是遵循著如何在環境容許的條件下「以最少的勞動，取得最大的收穫」這一原則的。費效比最高的採食活動，無疑是獵獲冰期的北方大型食草動物——動輒上千公斤的駝鹿和數千公斤的披毛犀、猛獁象。所以那時高緯度地區的獵人們的閑暇時間最多。整個亞洲舊石器時代的留下的藝術品集中於西伯利亞的幾個遺址。冰期結束後食草動物的小型化使得狩獵的費效比有所下降，但仍然高於採集活動，更遠高於農業生產。

過去人們以為：古人以狩獵採集為生是因為矇昧無知，一旦有聰明人發現了「種植的秘密」，古人就會心嚮往之，跑步進入農業社會。過去考古學家們傾向於把發現穀物遺存等同於進入農業社會就是基於這樣的認識。但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事實並非如此。

古人除非迫不得已，絕不會主動地轉向農業生活方式。這個不是猜測，而是基於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比如據19世紀的歐洲殖民者的觀察，當時美國西海岸加利福尼亞州中部和南部的休休尼（Shoshonean）印第安人還是漁獵採集的生活方式。每個休休尼人的家庭都在秋季採集和儲藏了足夠吃到第二年秋天的橡子，食物來源還包括漁獵、挖掘根莖和採集其他果實。儘管他們與美國西南部操持農業的普韋布洛人（Pueblo）莫哈韋人（Mojave）存在長期穩定的人員和文化交流，但始終拒絕從事農業【8】。橡子在加利福尼亞州中南部幾乎是取之不盡的食物資源，休休尼人完全沒有花費額外精力去栽培農作物的興趣。而普韋布洛人和莫哈韋人都生活在乾旱少樹的科羅拉多河流域，他們以種植玉米、美洲南瓜、豆類等農作物為生。

人們轉向以農業為主的生計模式，只有在森林退化、土地生態承載力下降、狩獵和採集都不足以維生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發生。所以早期的農業文明，都興盛於生態環境較為脆弱的地方。一旦他們開始了農業生產，對環境造成的破壞就進一步降低了生態承載力，逼迫人們不得不一代一代地追加農業生產的比重、提高農業技術，反過來對環境造成更大的破壞。這是一個正反饋的、不可逆的循環。人口爆炸和剩餘產品這些伴隨農業而來的現象加速了社會複雜化的進程，促成了「國家」這種高級社會形態的誕生。

所以世界上最早的農業社會和文明古國多興起於乾旱大河流域。蘇美爾文明的中心——美索不達米亞的南部平原，就處在炎熱、乾旱少雨的環境中。蘇美爾人因此建造了世界最早的灌溉系統，充分利用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河水來發展農業。乾燥的氣候還成就了他們獨特的文字書寫載體——泥版書。

古埃及的農業區是沙漠中尼羅河漫灌出的綠洲。如果觀察一下古埃及的建築物，不難注意到大部分建築都是平屋頂（見上圖中的例子）。室內室外聯成一體，屋頂上往往有露台。與中國早期古建築的鋪著厚厚茅草的斜坡屋頂形成鮮明對比。這種屋頂形態多見於古埃及、古美索不達米亞和古印度河流域，旁證了這些地區的雨水都十分稀少，大部分時間氣候乾燥。這也是埃及古墓中的有機物保存狀況往往比較好的原因。因為乾旱，埃及還缺乏尺寸大的樹木，建築所需的木材大部分是從黎巴嫩海岸採伐後海運來的。

儘管西方考古學家們力圖證明持續的嚴重乾旱是古印度河文明（哈拉帕文明）滅亡的原因，而不是雅利安人的入侵（就像證明疾病是印第安人滅絕的原因而不是歐洲人的入侵一樣），古印度河流域的農業最興盛的時期也恰恰是氣候較前期更為乾旱的時期。但距今約4000年前的氣候急劇變化確實是古埃及、古美索不達米亞和古印度河文明逐漸衰落的重要原因。如今，世人只能到三個荒漠中去憑弔逝去的這三個文明古國。古埃及和古美索不達米亞的遺迹沉睡在埃及和伊拉克的沙漠中，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接壤處的大沙漠之中埋藏著古印度河文明的輝煌。

我們把目光轉向中國，也可看到類似的規律。溫暖濕潤、自然資源稟賦較為優越的長江以南地區，也是農業社會形成較晚的地區（儘管它的萌芽並不晚）。距今5000-4000年前氣候的逐漸乾旱化，正是中國北方地區農業化和國家化得到迅速推進的契機。到了秦漢時代黃河流域已是人煙稠密、以種植「粟黍菽麻麥」五穀為生業的農業區。長江流域卻依然地廣人稀，以利用自然資源的漁獵經濟為主。《漢書-地理志》：

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而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蕆蠃蛤，食物常足。故偌窳蝓生，而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無千金之家。

《漢書-王莽傳下》：

荊、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採為業。

這種農業化進程步調的差距，使得南北方的人口密度一度十分懸殊。

（一些題外話：對踐行原始飲食的朋友們來說，這兩種採食方式對身體健康和精力狀態的影響不言而喻。隨著黃河流域的穀物農業化程度將長江流域甩到身後，這種影響越來越顯現出來。歷史表現就是：吳楚地區的兵員素質優勢越來越明顯。這個地區在春秋戰國時代還僅僅是出勇士，到了秦末的滅秦和楚漢戰爭中，楚軍就表現出了整體上高出一截的戰鬥力。在漢朝對匈奴的戰爭中，荊楚兵作為精兵，被委以重任。李陵以孤軍深入匈奴，倚仗的就是五千荊楚兵。《漢書-- 李廣蘇建傳》：

（李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無騎予汝。」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

漢初「七國之亂」中領頭叛亂的吳王劉濞和楚王劉戊，或許憑藉的也是與李陵出自相似理由的自信。

但這種差距隨著江南農業開發的逐步推進而消減。漢末的時候，出自徽南、蘇南山區里的丹陽兵依然是精兵。但其後幾百年內隨著中原移民的不斷湧入，穀物農業在江南得到迅速發展，「夫荊楚強勇輕悍」（《史記--淮南衡山列傳》）的精兵勁旅就走進了歷史。

這段歷史告訴我們，強壯善戰的品性，與地域、基因、民族都沒有固定的聯繫。飲食條件和生活環境才是決定因素。）

漢代持續在江南安置北方流民，漢末「流亡北士」（魯肅、孫堅等皆是）開發江東，晉代永嘉南渡，中原士庶更大舉南遷，帶來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江南的農業社會的形成，是在中原移民的推動之下完成的（當然，很快後來居上），是來自中原的農業人口的擴張的結果。

世界上大多數地方的農業化與江南地區是同樣的模式，比如歐洲的農業化，也是來自近東的農業人口擴張的結果，亞洲和非洲的大多數地方也是。只有少數地方的農業社會是原生自發的，這裡面包括中國北方。

於是我們的問題是：距今10000-5000年前溫暖濕潤、犀兕橫行的黃河流域的原始農業是原生自發的，還是受到自然環境更脆弱的其他北方農業區的影響而啟動的？如果我們比較我國古代文明的兩個先發地區——黃河流域和西遼河流域，在距今5000-4000年前全球氣候乾旱化的過程中，誰在形成農業社會的道路上「先走了一步」？誰向對方實施了農業人口的擴張？這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問題。

【1】張雪蓮， 王金霞，洗自強， 仇士華，《古人類食物結構研究》，載於《考古》2003年第2期。

【2】秦嶺，傅稻鐮(Dorian Q Fuller)，Emma Harvey，《河姆渡遺址的生計模式——兼談稻作農業研究中的若干問題》，載於《東方考古》第3集（2006年），307-350頁。

【3】蔡保全，河姆渡文化「耜耕農業」說質疑，《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49-55 頁。

【4】Judith C.Sealy et. al. , Nitrogen isotopic ecology in southern Africa: Implic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and dietary tracing,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Volume 51, Issue 10, October 1987, Pages 2707-2717.

【5】張光直，《中國東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採集文化」》，《中國考古學論文集》，1999年，三聯書店出版社。

【6】R. S. MacNeish, reflections on my search for the beginning of agriculture in Mexico, i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Retrospect. Gordon R. Willey (Editor), Cambridge, Mass., Winthrop Publishers. 1974.

【7】K. Renee Barlow， Predicting Maize Agriculture among the Fremont: An Economic Comparison of Farming and Foraging in the American Southwest。American Antiquity, Vol. 67, No. 1，pp. 65-88 ，2002。

【8】R. F. Heizer, Prehistoric Central California: A Problem in Historical-Developmental Classific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rchaeological Survey Reports 41:19-26. 1958.

【9】原海兵，朱泓，牛河梁紅山文化人群齲齒的統計與分析 ，人類學學報第31卷第1期，2012年。

【10】ALLAN R. HOLMBERG ，NOMADS OF THE LONG BOW—— THE SIRIONO OF EASTERN BOLIVIA，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INSTITUTE OF SOCIAL ANTHROPOLOGY PUBLICATION NO. 10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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