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導言

來自專欄 Mundus Meus Novus37 人贊了文章

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

Harvey J. Kaye

導言

我只想說，歷史學變得越來越社會學化，社會學變得越來越歷史學化，這樣對兩者都有更多的益處。[1]

在過去的數年中，歷史學與社會學發展出了一種共生關係，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社會歷史學和歷史社會學這兩門專業的成長發展看出來。這意味著這兩門學科都發生了頗大的變化，尤其是在學科間的聯繫上。考慮其跡象，我們也許會以這一領域內刊物的增長為例子。首先，該領域最早的英文刊物是《Past & Present》，於1952年由本書將討論的四位歷史學家創刊，四年之後，《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也開始發行了。而現在，除了前述之先鋒二刊外，我們有《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Review》、《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Social History》以及《Social Science History》等一系列刊物，在此僅列出其中歷史社會學傾向性最明顯的幾部。更重要的是，這些同時囊括歷史學和社會學的刊物從樣態上暗示了一種關於歷史性問題的新的志趣，因為這預示著我們可以從社會學方法和歷史視角下的社會問題的角度來思考歷史性問題。當然，已經有許多關於歷史學和社會學之間的關係的大部頭著作，比如彼得·伯克的《Sociology and History》，查爾斯·蒂利的《As Sociology meets History》以及後來腓力·亞布蘭的《Historical Sociology》。儘管許多歷史學家仍會拒絕接受文首所引的E.H.卡爾的那個論斷，許多社會學家仍對C.賴特·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像力》中說的「任何社會學都值得成其為『歷史社會學』」這句話頗有微詞，然而，卡爾和密爾在20世紀60年代被認為是激進（甚至是荒唐）的論斷，現在卻被認為是極為合理之事了（至少在一些圈子裡）。

但是，在建立在歷史和社會學科間的關係下，仍然遺留著一個重要的問題，這問題毫無疑問很大程度源自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對自己和對方學科各自抱有的那種想當然的預設。正如加雷斯·斯蒂德曼·瓊斯觀察到的，在歷史學和社會學中都存在著一種頑固的傾向，即把社會學視為方法論和理論的源泉，而把歷史學視為數據、案例研究以及過去性例證（與當下的例證相對）的來源，正是借著歷史提供的材料，人們得以證實社會學理論。腓力·亞布蘭和安東尼·吉登斯提出說，經過適當構造的社會學和歷史學不會是兩個分離的學科，而會是一個整體；不管人們是不是同意這樣一種觀點（至少我是同意的），兩者之間的關係的確極受限制，而且也沒有怎麼被人們所思考、建構。首先，我毫不隱諱地說，社會學理論的質量非常不平衡。第二，當然這一點之前就有人提到過，歷史學研究有著同社會學研究一樣的理論性工作，儘管人們總是聲稱它沒有。因此，歷史學家應該和社會學家一樣，為社會理論付出同樣的貢獻。

忽視歷史學家可能為社會理論付出的貢獻並不僅僅體現在非馬克思主義學者身上。這是說，直到最近，馬克思主義者們的社會思想都未能在理論層面上承認、接納歷史學家（甚至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儘管我們看到，在馬克思那裡，歷史對其作品和思想有著中心作用。因而，在一些所謂理論綜合性、對革命實踐起促進性作用的作品中，比如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關於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討論缺席了（然而，安德森自己也承認，需要以同樣的範疇來重新審議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而他這部作品卻是重要的理論成果！在本書中，我的基本假設是——歷史學家同社會學家（我也樂意加上那些所謂哲學家）一樣，為社會理論做了等量的貢獻。但不言而喻，正如不是所有社會學家的理論都有同樣的價值一樣，各個歷史學家的理論價值也是同理。

創作本書部分是出於為歷史學和社會學的共生關係的長遠發展做貢獻，因而我的研究旨在介紹、調查和檢驗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們的作品。本書中出現的「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具體指的是：莫里斯·多布，一位為經濟史作了重要貢獻的經濟學家；羅德尼·希爾頓，他的建樹集中在中世紀歷史和佃農研究等領域；克里斯托弗·希爾，其作品打破了輝格觀點，為我們重塑了一幅17世紀英國革命的畫卷；埃里克·霍布斯鮑姆，他在很多個歷史領域都展開了研究，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有關勞動者、佃農和全球史的；還有E.P.湯普森，他為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英國社會歷史的研究貢獻了極大的成果。正如本書後面將揭示的，毫無疑問，這些歷史學家在各自研究領域內做出的個人貢獻非常傑出，他們也作為一個集體共同推進了社會歷史研究。但是，我更深入的論點在於，在他們作為個人和作為集體為歷史學付出的努力之外，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作為一個集體，極為強烈地揭示出一種獨特的理論傳統。（需要澄清的是，這個理論傳統絕不局限於討論的這五位歷史學家，他們不過是其中最傑出的因而最能展現其內核的學者罷了）

我的論點首先基於一個事實，即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們有著一個共同的問題型。讓我從一位美國歷史學家歐仁·熱諾維斯那裡借用一下他的看法，因為他曾經深深地受到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們的作品的影響，他認為他們（英國歷史學家）試圖「跨越關於階級的狹隘經濟概念，而更多地關注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問題這一從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初起就一直折磨著這個主義本身的範疇。」就是說，馬克思主義長期以來綁定在一個概念上，即社會總體以一個模型、或者說是隱喻[2]為基石，即所謂經濟基礎-上層建築模型，而這一經濟基礎被定義為決定性的技術以及/或者說經濟維度，而上層建築被定義為政治、法律、文化和意識形態等維度。這樣一個關於社會總體的概念、模型或者說隱喻經常被歸為馬克思本人的手筆，其證據在於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講到過的，被當作其歷史和社會分析的基本工具的那段話：

我所得到的、並且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社會分析家把這個模型解釋為馬克思在倡導一種經濟決定論，儘管很值得懷疑馬克思的引文是否有這層意思。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們當然看到了這種「經濟決定論」的污名化傾向，於是他們焦急地希望發展出一種與經濟決定論脫開距離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因為一提到馬克思主義方法，人們就不由自主地把經濟決定論與之聯繫起來（不僅是在過去，現在仍然是這樣），這樣他們試圖藉此來重新建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分析方法。正如我們看到的，他們也並沒有拋棄所有的決定性。正如雷蒙·威廉斯提到，而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們也會強烈贊同的那句話：「一個滿口這個決定那個，那個又決定那個的各種決定論的馬克思主義者，今天已經過氣了。[但]沒有決定性概念的馬克思主義者，則不值一提。」

除了共享一套克服經濟基礎-上層建築模型的經濟決定論的理論問題型以外，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們還有著一套共同的歷史問題型。其多樣化的研究有個集中構建在資本主義的起源、發展和擴張問題上的框架，其理解不僅僅局限在經濟變化上，而更強調從最廣闊的層面來觀察社會變遷。其經常被提及的成果即對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的研究，這一問題不僅是莫里斯·多布的《資本主義發展之研究》的核心議題，也廣泛出現在他繼出版物之後發表的演說和討論中。這一話題也同樣出現在許多不同的作品中，比如克里斯托弗·希爾的《Society and Puritanism in Pre-Revolutionary England》，E.P.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以及埃里克·霍布斯鮑姆的《Primitive Rebels》。

作為一個理論傳統，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所做的並不止共享一套共同的理論和歷史共識而已。在處理、面對那些出現在這些問題型之中的材料時，他們同樣發展出了一種歷史研究的共同方法，我將其稱之為階級鬥爭分析。（這個範疇並不等同於人們通常說的階級分析）總的說來，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們不僅在研究中運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唯物主義假說，他們還把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的歷史性論斷作為其研究的依據——「迄今為止,一切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與他們的階級鬥爭分析方法緊密相連的是那種庶民研究的歷史視角，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同樣在此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如果要用在他們著作中具體出現的術語的話，那就是——自下而上的歷史。這個範疇的意思是，同以往那種局限在精英或者統治階級的視角相對——這種視角是傳統歷史研究的基本形態——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特別是希爾頓、希爾、霍布斯鮑姆和湯普森）把「下等階級」的歷史經驗、行動和鬥爭看得極為重要，并力圖為他們重新書寫歷史——因為歷史是由他們創造而不是由他們書寫的：希爾頓和霍布斯鮑姆描繪佃農，希爾和湯普森譜寫諸眾，而霍布斯鮑姆和湯普森為工人階級立傳。

這些歷史學家確實為歷史和社會理論做出了深遠的貢獻。在他們為超越經濟決定論以探索資本主義的過渡而付出的努力中，多布、希爾頓、希爾、霍布斯鮑姆和湯普森建立起了自己的階級決定論，其中心論點在於——階級鬥爭是人類歷史過程的中心問題。我在此想詳盡地闡述歐仁·熱諾維斯的看法，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在通過歷史實踐來總結其理論（換句話說，不是以理論本身怎麼邏輯展開的方式）的過程中「為馬克思主義歷史解釋的發展做出了無價的貢獻，而不是僅僅在『辨證和歷史唯物主義』議題上寫出了無數的作品」。

在繼續下一個話題之前，我該加一句——這樣他們的歷史成就便更能為讀者所理解——現在流行的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模式的理解來自於巴靈頓·摩爾·Jr.：「根據馬克思主義範式，工人一開始總體上處於麻木遲鈍的狀態，傾向於按自己的本能來自發暴動。在工業化過程後，他們被帶到大工廠中面對一個共同的命運，通過這種經歷，他們才獲得了革命意識。」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才不是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們採用的階級模式。

這些歷史學家們在另一個層面上的成果是他們對當代英國政治文化的推動。他們以他們的書寫和著作，或多或少地參與到了英國當代民主和社會主義歷史性意識的形成過程之中。

本書的大綱

本書以如下方式來組織：章節2-6選取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們的作品，並分別檢驗他們對其歷史研究的特定場域和時段做出的貢獻，然後分別討論他們對歷史和社會理論的共有貢獻的發展。因此，章節2討論的是莫里斯·多布，尤其是他的《資本主義發展之研究》，他在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大轉型中堅持了一種階級鬥爭分析的視角，由此，初步描繪了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們的問題型和分析方法。在章節2中，我也討論了多布的作品在當時引起的爭論，以及一些近期考察資本主義轉型的作品，這些作品提示我們遵循多布的論點的實用性和重要性。

章節3在佃農研究、尤其是中世紀歷史研究的相關背景中檢驗羅德尼·希爾頓的作品，我們要特別聚焦的是，他堅持階級鬥爭在中世紀的歷史發展中具有中心性，也堅決肯定英國佃農制的歷史貢獻。章節4會考量克里斯托弗·希爾關於十七世紀尤其是關於英國革命的豐厚寫作，主要是關於他在兩個方面做出的理論貢獻：1.關於革命假說——英國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2.對英國革命中失敗了的「民主革命」的認識。此外，就如後文將要顯示的，對希爾頓和希爾來說，階級鬥爭分析仍只是被限制在政治經濟問題上。

章節5則討論研究議題不論是在時間上還是空間上都十分廣泛的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尤其是他為勞工、佃農和世界歷史研究，以及為擴展所謂的階級經驗而作出的貢獻。章節6里，我將檢驗E.P.湯普森：首先，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然後是他對十八世紀英國的研究，最後則是他在歷史編纂學以及社會理論方面的寫作。尤其要注意，本章仍是把湯普森對階級形成以及階級意識的問題所做的理論貢獻同一種階級鬥爭分析的視角相聯繫的。

到了章節7，我將檢驗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共有貢獻：他們對自下而上的歷史視角的發展——我將這種視角同其他自下而上的視角相比較；以及他們對作為一種階級決定理論的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最後，我以思考他們對歷史意識中的政治問題所做的貢獻作為全章節的尾聲。

導言的剩餘部分將會簡要檢視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歷史理論傳統的背景或者說這個傳統的「形成」。

理論傳統的形成

在不列顛，做一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意味著要在這樣一種傳統之下工作：由馬克思所創立，被威廉·莫里斯獨立的和補足性的洞見所充實，並且在近期通過專家方法被下列優秀的男士女士所豐富，他們是——V.戈登·希爾德、莫里斯·多布、多娜·托爾和喬治·湯森；同時，你會同這樣一群專家-同僚共事：克里斯托弗·希爾、羅德尼·希爾頓、埃里克·霍布斯鮑姆、V.G.基爾曼以及（也許還有人會提到一些其他的學者）這份Socialist Register期刊的編輯們[約翰·薩維爾還有拉爾夫·米利班]。面對他們，我感到自己沒有什麼正當的理由來忝列在這份傳統的門牆。

——E.P.湯普森

儘管我認為多布、希爾頓、希爾、霍布斯鮑姆以及湯普森代表了一種理論傳統，近來有三份文章卻不這麼看待這些歷史學家們。拉菲爾·薩繆爾書寫了其中的一篇文章，他討論了「馬克思主義歷史的源泉」，並認為，根據他的所見所聞，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本身就是從馬克思肇始的發展了一百多年的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編纂學傳統的固有部分。在第二篇文章中，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回憶了他們曾於1946-1956年間活躍其中的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並認為他們向心於它。在一個有所分歧的背景里，理查德·約翰遜用一種不同的視角來看待這些歷史學家，並主張他們與戰後特定時期（五十年代晚期和六十年代）英國歷史和社會研究中的「感知結構」脫離不了關係。

在拉菲爾·薩繆爾的分析中，他展現了一個基礎的、但卻特別全面的過去一個世紀內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編纂學的歷史。他的主題是要討論自馬克思以來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研究發生的種種「變異」，並將這些變異同社會文化背景聯繫起來，這些背景可歸納為：許多歷史學家在過去的一個世紀內為英國建立起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傳統；在這個漫長的時段里，不同的社會主義以及非社會主義運動產生的不同的主題關切的影響；還有每一代歷史學家都分別要面對的不斷改變的（政治經濟）歷史條件。因此，打個比方，薩繆爾討論了自由主義和激進民主主義歷史學家如哈蒙德的影響（我們將在章節5討論霍布斯鮑姆的時候提到他），還有那些非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歷史學家如G.D.H.科爾（費邊主義）還有R.H.托尼（我們將在章節4討論希爾的時候談到托尼）。他評估了以上要素的影響，而他特別把這些要素同他自己的一個概念即「人民歷史」相聯繫，因為他認為「人民歷史」是後來成其為希爾頓、希爾、霍布斯鮑姆、湯普森書中自上而下的歷史的一個主要來源。

薩繆爾同樣討論了新教倫理和不服從傳統對不同代際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影響。他指出有時這種影響較為直接，比如衛斯理宗的撫養以及/或教育，體現在如希爾和E.P.湯普森身上（湯普森本人則拒絕這種假設）。有時候，這種影響則是非直接的，正如獨立工黨與約克郡西區衛斯理宗之間的關係所說明的。（就此，我們應看到，羅德尼·希爾頓的父母活躍於獨立工黨，他對自己的評論則是，他是在一個「不服從主義的非宗教、文化傳統」中被撫養大的。）此外，薩繆爾還說道，新教不服從傳統對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編纂學的影響還可以從一些歷史學家試圖挖掘展現清教的「激進遺產」的努力中看出來，即所謂的異見和不服從。這最明顯地表現在克里斯托弗·希爾關於清教和激進教派的那些作品中。除此之外，在總標題「科學理性主義」之下，薩繆爾考慮了那些政治和知識趨向的影響，如「自由意志」、反教權主義、科學、生產主義和進步主義。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則聲稱——與薩繆爾相反——在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產生之前，「在不列顛並沒有什麼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但無論薩繆爾是否把有一個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不斷自我發展的連貫傳統的存在作為非常可靠的論題展現出來（我覺得他做到了），他表示這種傳統的形成是一個非常開放的過程，牽涉到不同的乃至有時候甚至是相反、相對立的矛盾要素的影響。

一般認為，1946-1956的十年對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傳統的形成來說是一個極為關鍵的時段。在這個期間內，多布、希爾頓、希爾、霍布斯鮑姆以及湯普森（在較小的程度上），以及其他人（如維克多·基爾曼、喬治·魯迪、A.L.默頓、約翰·薩維爾還有多羅茜·湯普森）都是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的活躍成員。為了支持我就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形成了一個理論傳統的論點，我從霍布斯鮑姆就這個小組而寫的文章的導言部分摘錄了下面這句話：「出於一些現在對人來說甚至是難以理解的原因，英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成果的大部分集中在歷史學領域。」

在他的文章中，霍布斯鮑姆討論了該小組的形成與組織；它的出版活動；它同英國共產黨的關係；其成員對1956-1957年社會主義危機的反應；小組及其成員從那時起至今，為歷史研究所做出的貢獻。霍布斯鮑姆回憶道，該小組是於二戰結束後不久，在討論是否要針對A.L.默頓所寫的《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展開一個研討會時應運而生的。（原書最初出版於1938年，目的在於為英國歷史提供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普及文本。研討會旨在用後續研究的目光來重新探討這部作品。）克里斯托弗·希爾則在回憶中提到，組建小組的最初動力來自於組內的希爾頓、霍布斯鮑姆、基爾曼和他自己——霍布斯鮑姆都提到了這些人，而且還講到了約翰·薩維爾以及馬克斯·莫里斯，他們在1946-1956年間曾是小組內最活躍的領導性成員。這些歷史學家有的在戰前獲得了學位並從三十年代中期開始就著手於研究（如多布和基爾曼），有的則在大戰前後才剛剛打算這麼做（如希爾頓和霍布斯鮑姆）。應該謹記的是，這些歷史學家在大蕭條時期、在法西斯主義的猖獗時期發展起了自己的知識和政治參與，以及反抗法西斯的知識與政治回應，既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同時也上戰場對抗軸心國集團。除了這一年輕世代的歷史學家，小組內還有一些老輩歷史學家，最著名的就是莫里斯·多布（我們將在下一個章節考察他最重要的作品）和多娜·托爾（我們將簡要地談談她的影響）。

霍布斯鮑姆觀察到：「對一些成員來說，小組如果並不意味著一種生活方式，那至少也是一份簡單的事業，同時也是一種構造閑暇的次要途徑。對大多數成員來說，它也是一份友誼，」他補充道：「身體上的苦行、知識上的激動、政治上的熱情以及友誼或許是還在世者們最能記憶真切的閃光點——這同時也意味著一種平等感。」霍氏說的平等的意思是，所有的成員都認識到他們是「對未知領域的平等的探索者。很少有人……對參與討論而感到猶豫不決，更少有人怯於批判，沒有人會不敢接受批評。」小組以「歷史分期」為標準組織專業分工（古代、中世紀、16-17世紀和十九世紀，以及一種教學用的分期）。小組的活動以倫敦為中心，儘管霍布斯鮑姆指出他們曾嘗試著去建立地區性分支，但只是獲得了部分成果。通過其成員的努力，小組積極地尋求「普及」他們正在發展的一種歷史研究和視角，特別是向大眾普及關於那些重要節點的歷史視野如1649年。

小組的「現代史」歷史學家們自然而然地急於研究並讓英國勞工運動的歷史得以昭彰，並且，毫無疑問，這些努力是被英國共產黨所鼓勵的。也正是在這個領域，人們感到他們的研究受到了他們與黨之間的關係的限制。正如霍布斯鮑姆在許多場合所主張的，挖掘二十世紀的勞工史存在著許多問題，因為這種研究必然牽涉到對英共本身活動的批判思考。

除了成員們的個人研究和出版物，小組同樣計劃在研究和出版上做一些集體努力。最重要的是，在1948-1949年，成員們開始出版一系列涵蓋英國歷史不同階段的歷史檔案的卷宗（並為之做導言和註解），他們的目的在於普及他們的歷史視角和歷史研究成果。出版這一個系列的靈感來自多娜·托爾，她也是該系列的總編。系列的標題叫做《形成中的歷史》，其四卷分別以如下的名號刊行：「善的舊事業 1640-1660」（由克里斯托弗·希爾和埃德蒙·戴爾編輯），「從科貝特到憲章派」（由馬克斯·莫里斯編輯），「勞工的形成歲月」（由J.B.傑弗里所編輯），以及「勞工的轉折點」（由E.J.霍布斯鮑姆編輯）。

他們另外還籌措了兩個計劃，但這兩者並未達到可以付梓的水平——至少沒做到小組一開始傾向於達成的形式，它們是對勞工運動的一份馬克思主義歷史，發端於多娜·托爾的一個建議——「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總體歷史」。小組為兩個項目都舉辦了研討會以促進其開展，但卻都為成書。除此之外，我們要記住，雖然小組並未完成他們曾經熱烈討論過的雄心勃勃的計劃，在許多情況下，其研究產生了一些作為內容簡介而出版的論文，從而為後來其成員自主展開領域研究提供了基礎。此外，我們要注意一卷由約翰·薩繆爾編輯，憑藉喬治·湯森、莫里斯·多布和克里斯托弗·希爾的輔助而出版的作品——「民主和勞工運動」。這本紀念多娜·托爾的論文集包含了許多優秀的——同時也確實是影響深遠的——論文，同時表明了小組成員學術的品質，以及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後續的研究計劃的本質。打個比方，在為這一卷做出的許多學術貢獻之中，有兩份來自克里斯托弗·希爾——《諾曼時代的約克》——和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十九世紀不列顛的工人貴族》。（我們將在關於希爾和霍布斯鮑姆的章節中討論這些。）

在這一段背景之中，尤其要認識到來自多娜·托爾對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形成」的「有力影響」。托爾出生在切斯特教區，是一個教士的女兒。她在倫敦大學學院獲得歷史學士學位，然後成為了一個記者，首先在《Daily Herald》工作，然後是在《Daily Worker》。她是於1920年成立的英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被眾人描繪為一個認真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除了致力於編輯這個《形成中的歷史》的系列之外，托爾還編纂了《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集》（1934）；對英文版《資本論（卷1）》的一個增補（1938）；《馬克思主義、民族和戰爭》（共二卷）（1040）；還有《馬克思對中國》（1951）。但她最著名的作品——《湯姆·曼恩及其時代》，甚至在她於1957年去世前還沒有完成。在她的最後一本書中，托爾不僅試圖展現湯姆·曼恩在勞工運動中，作為工人階級激進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行動主義者度過的一生及其所處時代，她還把他在其一生——1856-1941——中的鬥爭同更廣闊的英格蘭為民主而鬥爭的漫長歷史聯繫了起來，這個漫長歷史可以上溯到17世紀英國革命。

克里斯托弗·希爾提到，儘管托爾並不是這個小組的發起人之一，但「她馬上就把小組當作她的精神家園，因為這個小組能給她提供一種知識性的刺激，一種她迄今為止缺乏的特別的學術性歷史關懷。」然而，他還說道：「實際上，關於歷史，她比我們懂得更多，也比我們想過更多；而且，她允許我們自由地對待她的工作、學習和智慧。」在《民主和勞工運動》的前言里，薩維爾及其同事闡釋了來自托爾的影響和貢獻的重要實質：

她教給了我們歷史激情。因為她對歷史進程的理解同時也是一場強烈的情感體驗……我們所有人都能回憶起同她的激烈爭辯，我們用的話語後來變得十分尖銳，因為托爾讓我們明白，一些對人們極為重要的東西現在已經岌岌可危。她讓我們用自己的脈搏來感受歷史。歷史並不是頁面上的語詞，不是王侯將相的家譜，也不是純粹的事件年譜。歷史是普通大眾、是我們的人民的汗水、鮮血、淚水和成就。

因此，在年輕一代歷史學家們對「人民歷史」和自下而上的歷史觀的發展上，托爾的影響一定功不可沒。她在《湯姆·曼恩及其時代》的開頭引用了19世紀的一位勞工人物——威廉·牛頓的話，以此來表明她本人對於社會主義歷史學家應該如何行事的理解：

我們的任務和職責必須是——讓有關我們的秩序的記憶永保常青，讓我們記錄下我們的鬥爭、標明我們的勝利、指向新的挑戰以及從失敗中聚集通往成功的要素……我們應當看到，世界通過勞動者的粗糙大手來獲得文明，而不是養尊處優的貴族們的纖長玉手。

此外，正如希爾在評論托爾「她試圖(也通常成功做到)為後代人或同代人保留尖深的智慧」時所申明的，托爾反對那種馬克思主義者之間過於流行的經濟主義。尤其是她反對「那種被她稱作馬克思主義的『災變學派『以及支持這個學派描繪的前景的人，這些人相信英格蘭的社會條件必須要變得更糟糕，否則不可能發生嚴肅的變革。」

霍布斯鮑姆承認，研究英國共產黨建立之後的時段的現代史學家們會感到他們受到很大拘束。他也點明說：「在1946-1956的日子裡，小組與黨之間的關係幾乎完全是晴朗的。」他指出，這要歸因於歷史學家們像其他黨組織那樣結成了「忠誠的、活躍的、高度參與的共產主義者小組，這只是因為我們都認為擁抱馬克思主義暗示著成為黨的一員。批判馬克思主義就是在攻擊黨，反之亦然。」他同時也承認當時存在著這樣一個趨勢，即某些假設支配了對歷史學問題的討論，比如，在審視「絕對主義與英國革命」的時候。藉此，霍布斯鮑姆欲表達的可能是，馬克思本人的手稿有時候被當作「必須要接受的模型」，而不是「需要被探索、檢驗的假說」。而且，他堅持道「我們辯論和行動的最終結果是要在更廣闊的維度上擴大而不是縮小或歪曲我們對歷史的理解。」他聲稱，這之所以得以可能，是因為就算是在最教條的斯大林主義時期，馬克思主義歷史的官方版本也聚焦著真實的歷史問題，並且也像嚴肅歷史一樣可以辯駁，僅僅是在關於布爾什維克黨執政合法性或相似的問題時，人們才噤聲。甚者，他認為「在大部分英國歷史上，並不存在『黨的封鎖線『」，至少就他們當時的所知而言，的確如此。

很重要的一點是，當小組的成員們認識到他們的一項任務是批判非馬克思主義歷史研究時，他們也並不打算從非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當中把自己孤立起來。實際上，他們試圖與那些有共同利益或共同關懷的非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建立橋樑」。這種嘗試最重要的產物就是刊物《過去與現在》，第一期出版時是1952年寒冷的冷戰季節。（本來是半年刊，現在已經成為了一份季刊，第100期是1983年8月刊）。刊行這份刊物的最初動議是由小組內的幾位成員提出的，尤其是多布、希爾頓、希爾、霍布斯鮑姆和後來的約翰·莫里斯（他被認為是組織這份刊物過程中最得力的宣傳家）。但是《過去與現在》並不是由小組或者英共出版的。它並非旨在成為一份僅僅局限在馬克思主義歷史研究之內的刊物——這從來沒有發生過。事實上，編輯版包含了許多非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和歷史社會科學家，比如歷史學家勞倫斯·斯通，社會學家腓力·亞布蘭還有人類學家傑克·古迪。

《過去與現在》的編輯們在第一期中引用了十四世紀阿拉伯智者伊本·卡爾敦的話，來說明這份新刊物的主要關切。他們寫道：「我們的主要任務……是記錄和解釋『社會以其特殊的本質而經歷的變遷『。這樣一種研究並不能卻必須要促進某些普遍論斷的得出，無論我們是否把這些普遍論斷稱作』歷史發展的法則『——儘管在我們看輕社會的複雜性的時候，僅僅能成自身為可憐的歷史學家。」其本來的副標題是「一份科學的歷史刊物」（這個副標題已經不再採用了），《過去與現在》的編輯把他們的意圖與社會科學家們的區分開來，特別是同那些結構功能主義者。在他們看來，社會科學家總是過分地追隨自然科學和生物科學的研究，以後者為基礎為他們的理論實踐構建模型，因此也就喪失了同社會生活的「歷史細節」的接觸。甚者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生怕「歷史發展的法則」被視為在暗示某種超驗力量或者對歷史發展的先驗決定——他們同樣寫道：「人是積極的有意識的歷史創造者，而不僅僅是歷史的被動受害者和數據指數。」

儘管編輯們的初始意向並沒有在一個相同的程度上得到實現（比如，他們關於第三世界的文章中體現出來的興趣），《過去與現在》最終成為了歷史研究的一份領導性刊物，它本身成為了社會歷史和歷史社會學藉以（重新）呈現為學科中心的手段。後來，維克多·基爾曼與E.P.湯普森也加入了該刊物，而希爾、希爾頓與霍布斯鮑姆保持他們在刊物中活躍的領導角色。希爾是《過去與現在》協會的總裁，而希爾頓與霍布斯鮑姆分別是編委會的主席與副主席。他們在期刊上發表的共同作品顯示了他們持續長存的同志情誼與友誼，儘管在面對1956-1957的事件時，他們就是否留在英共黨內下了各自不同的決定。

1956年初，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發表了關於「斯大林主義」的演講；同年，蘇聯入侵了匈牙利，之後英共拒絕公開反對蘇聯暴行（以及同時在內部實行民主化改革），數以千計的英國共產主義者離開了黨。這之中有羅德尼·希爾頓、克里斯托弗·希爾和E.P.湯普森，還有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的許多其他成員。莫里斯·多布與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則留了下來。儘管霍布斯鮑姆並沒有離開黨，在1956-1957年間，他十分活躍地同許多小組內的成員一起努力向黨的領導層施加影響，並在黨的實踐以及政策方面造成了一些「民主化」的轉變。他觀察到，歷史學家小組的成員們「在那個時期是對黨的傑出批評者」，並且「『反對『有著三個戲劇性的片段——《Reasoner》的出版；一封一些知識分子發表在《The New Statesman and Tribune》上的公開信；然後是在大不列顛共產黨第二十五大上發表的《少數派關於黨的民主的報告》，這份報告與共產主義歷史學家們（其中有薩維爾、湯普森、希爾頓、希爾、霍布斯鮑姆）也脫離不了關係。「我們特別注意一下《Reasoner》：薩維爾和湯普森在1956年組織了這份刊物，以為在黨內進行討論和異見提供載體，但是黨的領導層卻做出了暫停他們黨籍的回應。薩維爾與湯普森的回應是退黨，《Reasoner》也就變成了《New Reasoner》（《新左派評論》的前身）。

霍布斯鮑姆猜測歷史學家們在異見與反對時表現得相當活躍，因為「關於斯大林的關鍵議題同樣也確實是歷史的一個關鍵議題：發生了什麼，為什麼發生了的這些事情被掩蓋了。「既然」歷史分析處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的核心「，他們有必要獨立採取行動，特別是當黨的領導層已經否認這種分析的必要性時。霍布斯鮑姆觀察到，在1956-1957年的危機後，歷史學家小組仍然在活動——儘管太多成員已經選擇了離開黨，他以此來總結他的文章。他簡要地揭示了他眼中小組的主要成就，強調了他們對社會歷史的貢獻，尤其是在自下而上的歷史、勞工歷史與英國革命的議題上。

前文所說的第三篇文章是工作於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理查德··約翰遜所寫的《文化和歷史學家們》。約翰遜的文章是作為一個更大的項目的一部分而被寫就的，而這個大項目正試圖探討英國歷史學寫作與社會理論、政治學以及「群眾記憶」之間的關係，尤其是牽涉到對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傳統形成的批判衡量。極為重要的是，這個項目在其開展的大部分時間內，文化研究中心的主導視角都是來自法國哲學家路易·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本書的某些地方也會提到阿爾都塞，尤其是在關於多布和湯普森的作品的章節里）。

在《文化和歷史學家們》中，約翰遜事實上在根據他眼中的一種特殊的「感覺結構」來檢視了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作品，這種「感覺結構」發端於五十年代晚期和六十年代的英國社會主義歷史和社會研究，並延伸到了七十年代。（以「社會主義」的名目，約翰遜把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研究都涵蓋了進來）。他認為，在後1956時期，英國社會主義社會歷史學家和作家們增進了對文化關係和實踐的聚焦和強調（出於一些歷史的具體原因，如1956年的事件本身，以及假定中英國勞動階級的資產階級化和工人貴族化）。他申明這代表了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研究——例如，離開純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關係分析——以及在勞工歷史編纂學——例如，離開純粹的機構性研究——中發生的一個遷移。同時，他指出，「文化」（作為一種概念）在包含「社會性」和「大眾性」的時候，才能被拓寬，或者用更好的詞說是被修訂，而僅僅包含「文藝性」和「精英性」則相反。

約翰遜在他的五十年代晚期和六十年代的感覺結構里包含了希爾頓（約翰遜認為他僅僅部分包含在這個感覺結構中）、希爾、霍布斯鮑姆，薩維爾和湯普森。他也在其中包含了一些其他學者，如艾薩·布里格斯，因其編輯作品《Chartist Studies》；理查德·霍加特，因其《文化的用途》；雷蒙德·威廉斯，因其《文化與社會》；還有美國歷史學家歐仁·熱諾維斯，因其《奴隸制的政治經濟學》以及其後來的作品。

約翰遜的文章以及他的同事完成的相關研究的重要性在於，它引起了人們對後1956時期，英國的社會主義學術和社會主義話語，以及對與之相關的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在更廣闊層面上的關注。這尤其重要，因為一些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實際上參與進了早期新左派的形成，通過某種組織如核裁軍運動（CND），他們與其他非馬克思主義（至少在當時不是，比如與馬克思主義思想有著特殊的知識分子關係的雷蒙德·威廉斯）歷史學家、社會科學家以及作家站在了一起。如果說你認為約翰遜及其同事僅僅是在堅持，這個時期的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需要被放在早期英國新左派的歷史背景中來考慮，從而改變那種僅強調他們的歷史研究的討論狀態，那就是理解出了偏差了。無論如何，他們討論的東西早已超出這個界限。他們認為，希爾頓、希爾、霍布斯鮑姆以及湯普森在這段時期的作品與前1956的問題型尤其是與莫里斯·多布的問題型發生了斷裂。他們覺得在1956年之後，英國馬克思主義者開始自己發展自己的歷史研究方法，而這種方法被稱為「文化馬克思主義」或「文化主義」，這代表了他們同莫里斯·多布在其歷史學研究作品的《資本主義發展之研究》中展現的「結構主義」（譯者註：不同於後來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這裡講的是多布的經濟-政治結構分析）與「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的斷裂。

約翰遜談道，文化主義的發展看起來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假設——即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以及對「主導部門」和「生產方式」的概念的拒絕，或者至少是迴避。根據約翰遜及其同事所說，這要歸功於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為克服經濟基礎-上層建築模型所做的努力，以及他們對階級的聚焦，如階級意識被作為階級的「還原形式」而被理解。實際上，之後，他們辯稱，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與許多馬克思思想的中心原則發生了決裂，儘管多布、希爾頓、希爾、霍布斯鮑姆和湯普森可能呈現出一種歷史編纂學傳統，但他們卻未能展現出一種理論傳統。如果要說他們建構了什麼傳統，那麼也只能是要麼「文化主義」，要麼「經濟主義」。

約翰遜及其同事堅持道，在文化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寶貴的時代精神已經遺失了，有必要為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研究重建一種結構主義以及在某種程度上是經濟學的關懷，而這種關懷由馬克思和多布所代表。不過他們也提示到，這種重建不能靠重新回到多布的「理論」來達成，因為他太「經濟學主義」了。相反，他們提倡在「人道主義」和「文化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與阿爾都塞及其支持者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之間建立對話。除此之外，他們似乎十分自信地認為結構主義者為這場假想中的理論對話能做出的貢獻要大於歷史學家們，因為對文化主義來說，它被認為存在著迴避理論與「抽象」而偏好「經驗主義」與「活生生的體驗」的大問題。

這種關於斷裂的主張並不是總能讓人信服。比如，約翰遜在期刊《History Workshop》里投稿了一篇名為《湯普森、熱諾維斯以及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歷史》的文章，挑唆引發了一場熾熱的理論交流互換。在論文里，約翰遜檢視了兩位「文化主義者」的歷史學作品，並找出許多支持多布與年輕一代歷史學家之間有著斷裂的觀點的證據。令人好奇的是，參與這場理論互換與爭辯的人物及其貢獻表明，對存在斷裂的假設並不局限在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者之間。西蒙·克拉克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者」也對結構主義做出了自己的回應，他也承認斷裂的假說，但他拒絕約翰遜對斷裂的衡量。也就是說，克拉克同意約翰遜，認為希爾頓及其他人都在發展文化主義的路途中與多布的經濟學主義發生了斷裂；但與將此歸咎於年輕一代的歷史學家們的約翰遜相反，克拉克為年輕一代的歷史學家做辯護——儘管他順便提了一句，那些歷史學家有點做過頭了！還有另一份批評，基斯·特萊布辯稱（他的文章投稿在《History Workshop》以外）道，實際上，從多布到湯普森的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被這樣一種統一性所塑形—— 「他們的傑出理解與他們所研究的時代的經濟關係」的統一性。

我自己的立場則是——既反對約翰遜的，也反對克拉克和特萊布的——在多布與希爾頓及其同、後輩之間的關係即不能用經濟學主義與文化主義之間斷裂來形容，也不能用一種對經濟關係的理解的統一性來塑形。與他們相反，我將在後面的文本章節里具體展開我的這樣一個論點——儘管從多布的作品到其年輕一代的同僚們的作品，其強調的重點發生了改變，但這更是個改變，而不是斷裂。此外，統一性也並不在於他們對經濟關係的理解而是他們全體都有著對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關懷。因此，如果我們必須把這個關於階級決定的理論稱作什麼的話，我們既不能用經濟學馬克思主義也不能用文化的馬克思主義來形容，而應該稱之為歷史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的馬克思主義或者說是政治的馬克思主義，因為其關懷重點，始終在階級鬥爭的歷史形式和歷史決定上沒有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