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與「人」的召喚

　　1993年6月，《上海文學》發表王曉明等學者的《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批評了幾種流行的文化現象，如王朔的「痞子文學」等等。王曉明認為，當時中國的文化狀況非常糟糕，可以說是處在嚴重的危機當中。作為這個危機的一個重要方面，當代文化人的精神狀況普遍不良，這包括人格的萎縮、批判精神的缺失、藝術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維方式的簡單和機械、文學藝術創造力和想像力的匱乏等等。文章發表後，《讀書》雜誌很快積極響應，推動討論深入展開，發表了張汝倫、王曉明、陳思和、朱學勤等人的《人文精神尋思錄》。緊接著，《光明日報》《文匯報》《中華讀書報》等還開闢了專欄，由此，掀起了一場「人文精神」的大討論。這場討論波及南北，影響深遠。所涉及的問題，如市場經濟與人文精神是何關係，市場經濟導致人文精神的喪失還是促進人文精神的生長，當今中國需要提倡什麼樣的「人文精神」等等。通過這場討論，不僅使人們對市場經濟給精神生活產生的正負效應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而且促使人們進一步認識和解決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建設面臨的實際問題。

　　20年過去了，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推進，尤其是新媒體的迅猛發展，關於人文精神的討論實際上並未中斷，而且在各個領域不同程度和規模地一直在持續，只不過，這些討論相對分散，沒有形成必要的合力，沒有在整個思想文化界掀起巨大的浪潮。因此，從有些方面來看，現實中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也日益清晰，比如，如何理解人類的經濟發展與整個世界存在的關係？如何理解人類在生物系統中的位置？中國人所需要、所追求的現代生活究竟是怎樣的？更具體地說，什麼樣的城市生活才是好的生活？什麼樣的物質生活，才真正能促進人的物質享受能力？……在某個角度看，今天的文化研究所面對的，正是人文精神討論當初模模糊糊感覺到的那個根本問題：新的中國，現代化的中國，究竟以怎樣的文化和價值信念成為自己的精神依據？

　　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發展，人類社會正在進入一個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精神文明不斷提高的發展階段。就我國而言，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突飛猛進。但也應看到物質文明的高速發展本身就是利弊共存的，一方面物質的極大豐富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為人們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了條件。同時，物質文明的發展進步所伴生的科技文化的日新月異，正在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而另一方面，物質化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小覷。首先，物質的極大豐富與滿足並不意味著人們幸福感的增加，因為不斷產生的物質需求往往意味著舊的慾望尚未滿足，新的慾望又會產生。例如消費主義的盛行，它導致人們深陷物慾的泥淖不能自拔，雖然人們能在瘋狂購物中獲得心理的暫時滿足，但隨之而來的新的消費慾望又刺激著人們購買新的甚至無用的商品，這種周而復始的重複往往讓「人」最終迷失在物慾的喧囂中而很難獨立。其次，媒介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泛媒介化正在對人形成合圍之勢，使人們日益喪失獨立思考能力和行動能力。具體而言，進入新的世紀以來，現實中的每一個「人」，幾乎無不被控制在三網融合的大「網」之中，或者被淹沒在泡沫化、垃圾化的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人對機器的依賴，對高科技的依賴，甚至直接成為機器「控」、信息「奴」，其主體喪失及蒙昧無奈之狀，比西方工業化之初更加嚴重百倍。而文化產業化的大勢所趨，更是讓文化前所未有地成為了賺錢的工具。原本應該承擔開啟心智、開啟民智大任的文化創造，卻正在淪為商品化的奴婢。所謂「在商言商」，因而，對於文化產品的生產者來說，其創作和生產的基本動機，就不可避免地往往把盈利放在第一位，或者作為基本出發點和考量標準。那麼，文化的啟蒙功能和責任，是否還能一如既往？因此，人文精神的建設問題，就不能不重新提起。

　　回顧以往，關於人文精神的討論，最大的問題是，基本上被局限在現當代文學或文化研究的學科領域，即使其它學科也有相同主題的討論，也往往是自說自話，互不溝通。如古典文學及文化研究、新聞傳播學研究、中國哲學研究等等，都有過這方面的專題討論，但卻幾乎都是各自獨立，相互封閉。時至今日，人文精神的話題絕不僅僅是某一個別學科的專業課題，而是我們整個文化發展的方向性問題，是所有文化研究領域的具有核心意義的重大理論問題。因此，我們的研究，就一定要把古今打通，把文史哲的各個學科領域打通，建立起通暢的文化對話。從而以更加開闊的歷史、文化和哲學的眼光，尋求人文精神討論與大文化研究的新的邏輯起點和思維脈絡。在全球化、新世紀的今天，非常有必要再次開展一場人文精神的大討論，更加深入有效地解決當下文化建設面臨的嚴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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