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反思九一八事變：黨派之爭是重要原因

今年9月，日本新內閣成立，時隔滿洲事變(即「九一八事變」)爆發也恰好是80年。如果把新內閣和滿洲事變結合起來，會得出怎樣的啟示呢？接下來我將針對圍繞滿洲事變的1930年代的歷史，談一下我的看法。

兩黨合作本可抑制軍隊勢力

1931年9月18日發生的滿洲事變，是一次不僅為了確保對蘇戰爭的戰略據點和資源供給地，而且為了國內「改造」的軍事行動。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滿洲事變與同年極右組織密謀於10月發動武裝政變——十月事件相互關聯。(編者註：十月事件，是日本極右組織「櫻會」密謀通過武裝政變建立軍人專政，並一舉侵佔中國東北和內蒙古。後因計劃泄露，主謀者於10月17日被捕。但最大的主謀荒木貞夫得以就任下屆內閣的陸軍大臣，使法西斯勢力在日本得到進一步加強。)

當時的形勢非常嚴峻。面對政黨政治的挑戰，當時的兩大政黨——政友會和民政黨決定超越不同的立場走向聯合。

兩黨合作以協力內閣的形式具體下來。當時的首相是民政黨內閣的若槻禮次郎。推進內閣成立的建議是「以『英國流』犬養毅為內閣總理大臣，憑藉內閣渡過難關」。若槻採納了這一意見。這裡所說的「英國流」指的是英國的麥克唐納籌組的聯合內閣。若槻用將首相職位讓給在野黨政友會總裁犬養毅等方式，試圖以英國式的「協力內閣」來抑制滿洲事變的擴大化。

如果在10月末至11月初，協力內閣的構想得以具體實施，單憑這一點就足以抑制軍隊的勢力。

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於軍隊的控制剛有所恢復，協力內閣的構想就不幸中途夭折。因為當時針對「昭和恐慌」所制定的政策，在社會上引起了激烈的討論。(編者註：「昭和恐慌」是1927年即昭和2年，大蕭條導致日本發生的金融恐慌。)

在協力內閣構想失敗的同時，若槻內閣倒台。之後，犬養成立了政友會內閣。政友會在1932年2月的總選舉中始終以「克服恐慌」這一政策作為競選武器，最終大獲全勝。但是，在外交方面，事態從滿洲事變擴大到滿洲國成立，可以說毫無成效。

1932年5月15日以海軍少壯軍人為主舉行的法西斯政變——五?一五事件之後，犬養內閣倒台。日本政壇在這之後經歷了兩代非政黨內閣。由於犬養內閣時期的財政部長高橋是清在下屆內閣中繼續留任並成功實施了相應經濟政策，日本國內的經濟危機有所緩解，外部危機也在1933年5月末的中日停戰協定後得以減輕。同時，兩次危機的緩解也給政黨內閣的復活帶來了可能性。

1930年代局勢不可再次發生

作為政黨內閣復活的最初階段，最值得關注的是岡田內閣的內閣理事會構想。內閣理事會指的是，為了協商政策時不受黨派利益的干擾，將內閣加入政黨、經濟界、學者當中而構成的協商機構。

但從最終結果來看，這一構想因政友會的拒絕加入而沒有得以實現。在眾議院中擁有議席數是民政黨約兩倍的政友會，並不想與民政党進行合作，而是朝著一黨內閣努力。

然而，在應該合作時放棄合作也要付出巨大代價。在政黨內閣復活前夕，1937年7月7日爆發了中日全面戰爭。這兩大政黨不僅沒有合作，反而解散黨派擁至了大政翼贊會。

通過這些史實，我們可以得到以下3點教訓。

第一，政策協商應優先於政黨聯合。若槻若要實現協力內閣，就要把首相之位讓給在野黨總裁。然而主張政黨聯合的野田佳彥新首相似乎並沒有讓位的意思。那麼不論是自民黨還是公明黨，即使有再好的聯合構想也無法改變扭曲國會這一現象。

所以說，與其聯合政黨，不如模仿岡田內閣的內閣理事會構想，執政、在野黨與官方、民間的專家共同協商政策，設立謀求基本國策共享的政府機關會更好。

第二，堅持強有力的外交與保持危機意識，完善國內基礎以實現強有力的外交。2009年政權交替前後，日本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顯著降低。為實現國際社會的穩定，日本外交應發揮更大作用。

我們不能重蹈犬養內閣的覆轍。國內經濟政策是十分成功的，但是外交方面一塌糊塗。為改變這一現狀，就要確立起強有力的外交體制。

第三，要繼續保持危機意識。俗話說，好了傷疤忘了疼，1930年代的日本政黨政治，只考慮黨派利益。現在這種情況又發生了。

1930年代局勢不可再次發生。日本核問題等危險情況現今仍在繼續。關東大地震後，要一切恢復正常並非易事。要在保持危機意識的前提下，建設、振興國家。

(本文作者系日本著名政治學者、歷史學家。日本學習院大學教授、日本政治國際學會評論員、法學博士。著有《日中戰爭中的日本》、《日本外交史講義》等。)(來源:青年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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