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野常寬：震災後的想像力：2010年代的日本御宅文化（六）

來自專欄遊戲性寫實主義的誕生：動物化的後現代210 人贊了文章

編者按：這是日本亞文化研究學者宇野常寬於2012年撰寫的評論文章，全文共八節。本人將由刊登在Verge Studies in Global Asias的英文譯文，將其全部轉譯。

想像力對體制的支配

現在，我想回到地震和想像力之間的關係上。

增強現實式的現象力的興起，是我們與虛構的關係在當今的變化所帶來的。反過來說，地震與核事故暴露了這種新的關係。人們暴露在強大的自然力量之中，從而將注意力轉移到世界的結構上。這不是地震或事故改變了什麼的問題，而是它們如何加強現有的聯繫的問題。

讓我們回憶一下村上春樹在2009年在耶路撒冷文學獎頒獎禮上的演講，他用雞蛋和牆進行類比：

有一句話請允許我說出來，一句個人性質的話。這句話在我寫小說時總在我腦袋裡揮之不去。它並非寫在紙上貼在牆壁，而是刻於我的腦壁。那是這樣一句話：

假如這裡有堅固的高牆和撞牆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

是的，無論高牆多麼正確和雞蛋多麼錯誤，我也還是站在雞蛋一邊。正確不正確是由別人決定的，或是由時間和歷史決定的。假如小說家站在高牆一邊寫作——不管出於何種理由——那個作家又有多大價值呢？

那麼，這一隱喻到底意味什麼呢？在某種情況下它是簡單明了的。轟炸機、坦克、火箭、白燐彈、機關槍是堅硬的高牆。被其摧毀、燒毀、擊穿的非武裝平民是雞蛋。這是這一隱喻的一個含義。

但不僅僅是這個，還有更深的含義。請這樣設想好了：我們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分別是一個雞蛋，是具有無可替代的靈魂和包攏它的脆弱外殼的雞蛋。我是，你們也是。再假如我們或多或少面對之於每一個人的堅硬的高牆。高牆有個名稱，叫作體制（System）。體制本應是保護我們的，而它有時候卻自行其是地殺害我們和讓我們殺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統性地（Systematiclly）。

正如村上所說，「牆」是世界的結構，「蛋」是個體。在這裡，「牆」是一個代表「體制」的修辭格，考慮到耶路撒冷獎的政治色彩，人們可能會認為這意味著國家的權力。然而，根據他在獲獎之後立即出版的小說《1Q84》，一個等同於牆的體制實際上可能是民族國家之外的東西。

在《1Q84》中，讀者見到了「小人物」的概念，這是村上創造的新詞，並且部分援引於喬治·奧威爾《1984》中的「老大哥」。（更準確地說，這個詞取自蒂姆·奧布萊恩的《七月，七月》）

奧威爾的小說呈現出對斯大林主義的反烏托邦式諷刺，以老大哥為代表，是現代民族國家及其權力的象徵。在村上的書的前兩章中，「小人物」象徵著現代的暴力。在《1Q84》的「老大哥已經沒有戲了」這一章中，我不認為村上將「牆」/體制產生的暴力比作民族國家一般的老大哥。村上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時談到的「牆」和「體制」，就像是在思想衝突的時代出現的奇怪的「小人物」。

「牆」早已成為一個神秘的符號，但不能用語言表達。它的存在甚至可能看起來是不真實的。它的神話充滿了歷史，或者人們的集體記憶，並且在某些條件下它開始展示它的力量。令它激活的特殊條件甚至可以是不可見的因素，比如禽流感，甚至可能是我們內心中的某些簡單事物。（讀賣新聞，2009）

「牆」和「體制」這樣的「小人物」是村上對地震的古老隱喻。他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後創作的系列小說《地震之後》就是一個例子。尤其令人感興趣的是蚯蚓君，在《青蛙君救東京》中出現的一個角色。蚯蚓君，一個藏在東京下的怪物，不時顫抖，引起大規模的地震。這樣做或許沒有理由，然而，值得懷疑的是，蚯蚓君是否真正具有個性。蚯蚓君的存在是村上春樹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所嘗試描寫的新的暴力和邪惡的一部分。《尋羊冒險記》中的羊、《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中的夜鬼、《電視人》中的電視人：村上的小說中的這些角色不同於老大哥的宏大敘事（一個男性虛擬角色，作為民族國家的類比），而一直在摸索新時代的「牆」。另外，他的小說中出現的新的罪惡都是抽象的，沒有任何具體的形式。我們也可以把蚯蚓君置於這條始於羊，延伸至「小人物」的譜系中來看待。

這種新的「牆」、「制度」和邪惡都被疊加在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形象上。這三者均與老大哥的形象代表的現代民族國家（或馬克思主義）形成鮮明對比。結果是，每個人都沒有自己的個性或思想，它們表現為無形的存在。此外，在我們內心裡就存在像邪惡一般的的「小人物」。外部世界並不是由「不在這裡，而是在別處」所定義的存在，而是一種駐留在「此時此地」的力量。這就是今天的「牆」、「體制」、「小人物」的罪惡。

我的看法是，核反應堆為我們喚起「小人物」的力量。這些位於福島，我們的世界，我們的生活空間的反應堆，一直支撐著消費文化，本身也成為富足的消費文化之一。這也許符合村上春樹從20世紀80年代起就在描繪的新的「邪惡」和「暴力」。

雖然這是我們自己創造的東西，但它也越來越無法被掌控，超出了我們的控制能力。就像蚯蚓君一樣，它棲息在我們的世界裡，是一種奇怪的存在，沒有自己的頭腦，也沒有能力講述自己的故事，但擁有足夠的力量來規定我們的生活。可以說，福島的反應堆是村上描寫了三十年的新的「牆」和「邪惡」的象徵。

換句話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落下的原子彈代表了一面古老的，像老大哥一樣的的「牆」。相比之下，福島的反應堆象徵著老大哥的死亡與一面新的，類似於「小人物」的「牆」的誕生。

受到1954年第五福龍丸事件（日本漁民和他們的捕獲物遭受到了氫彈試爆所釋放的大量輻射）的啟發，圓谷英二創造了電影《哥斯拉》系列。就其表現出的擴展到世界各地的老大哥式的圖景與其體系而言，可以說哥斯拉是源於其創作者的想像力的日本當代文化景觀的產物。肉眼看不見的力量和體系在此時變得顯而易見。

也許村上春樹對創造力的發揮很像他以前的圓谷。在老大哥死後，村上的小說一直在試圖給「小人物」式的世界的力量和體系提供一些形式。因此，在福島核電站設施已經出現的今天，反應堆已經超越了村上作品描繪的那種抽象的力量，並且正在變得越來越具體。無法適應偽個體的成就，不是出現在世界外部而是在世界內部，這種對龐大的機器的失控所產生的驚詫感，已經轉化為了這個世界的「小人物」的構成。

2011年6月9日，村上在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舉行了題為「不切實際的夢想家」的演講，提到了福島的核事故，批評日本為實現經濟效率而支持核能。很明顯，村上春樹越來越多地將自己的文學想像力與象徵著核能的「現代的無形的暴力」相對立，而這種暴力是通過將市場與效率等同起來實現的。當前已經不再被定義為為從「老大哥」到「小人物」的過渡，而是「小人物」呈現出實體形態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