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政治學教授費鞏之死（一）

「石不能言月渺茫」

——費鞏之死

費鞏是誰？今天的人大概都比較陌生了，在歷史教科書上也難以找到他的名字。浙江大學校園裡有個費鞏亭，但了解費鞏的學子恐怕已寥寥無幾。他於1945年3月5日「失蹤」，在重慶集中營被害，年僅40歲。

1946年初，當中共代表向國民黨政府要求「立即釋放葉挺、廖承志、張學良、楊虎城、費鞏」時，他早已慘遭殺戮，連屍體都被丟入硝鏹水池「化」掉了。和他同時列名的其他四人都是1949年後人們所熟知的大人物。和他們四個相比，費鞏的結局最慘，也最不為人所知。他並不是什麼呼風喚雨的將軍，也不是顯赫的政治人物，他不過是個大學教授，一介書生，卻留下了浩氣衝天的一句話——「任刀斧加身，決不出賣靈魂。」「石不能言月渺茫」，費鞏亭邊，年年月色，冷月渺茫，石頭無言，後世的人們仰望長空，只有感嘆，只有悲慟，只有無盡的追念。

一

費鞏生於1905年，原名福熊，字寒鐵、香曾，江蘇吳江同里鎮人，父親費樹慰與袁世凱長子袁克定連襟，卻因反對袁氏稱帝不被採納，憤而歸隱故鄉。費鞏的夫人袁慧泉即袁克定的女兒。1923年他考入復旦大學政治學系，參加過「五卅」運動。畢業後，他自費學習外語2年，先赴法國留學，後轉入英國牛津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獲學士學位。1931年回國，先在中國公學任教。翌年，回母校復旦大學任教，講授中國政治制度。從1933年開始，他一直在浙江大學當教授，教他心愛的政治學。

費鞏一生研究政治學，對憲政民主，尤其對英國和西歐各國的政治制度有深刻的認識。他1930年代的論著，到現在都還不無參考價值。同時，他認為一國有一國的國情、政情，不能盲目模仿別國，他在浙大的講稿如《中國政理》、《中國政治史》、《中國政治思想史》關注的就是中國的遺產，他花大量心血清理這些政治遺產的目的絕不僅僅是為了教學的需要。

他特別欣賞英國的民主自由空氣，認為馬克思的祖國容納不了馬克思，而英國卻容許馬克思的存在，使他得以完成改寫了人類歷史的鴻篇巨製《資本論》。這一思想一直影響了他的一生。他學成回國時曾取道蘇聯，後來當朋友問起他對蘇聯的印象，他總是說：「總的印象還不錯，有不少新鮮的東西，但我不喜歡強制人們必須去接受某一種思想，把思想也標準化。我希望把道理給人民講清楚，由人民自由來比較和選擇。」他的朋友說：「你是個典型的自由主義者！」費鞏回答說：「不管你說我是什麼主義，我酷愛這種自由的氣氛，我相信每個人自己都長著一個腦子，他們有判斷好壞是非的能力。」 [1]

1931年9月，他26歲那年，上海民智書局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英國文官考試製度》。這本書的材料收集和寫作開始於他在牛津大學學習的時候，早在1930年夏天，他就寫過一篇專論英國考試製度的文章，並寄回國內在9月間的上海《時事新報》和天津《大公報》上發表。而後他將文章擴充成這本書。書名雖為考試製度，但實際內容涉及英國文職官員的編製、職權、考核、升降、待遇等制度和具體的實施辦法。他在「概言」中指出：「行政官吏並不因政潮的起伏而有更動，國家官吏有政務與事務之分，政務官為政黨領袖，受人民推戴，向國會負責，而隨政黨之進退以為去留；事務官無黨派色彩，以考試出身，恃真才登進錄用，非與長官有親戚故舊或黨同志合。乃以才學勝，能奉公守法，無溺厥職，則終其身任用，部長無法去取，安心供職。熟練事務，效率自增，而國家之行政機關於以穩固健全。政務官重民意、有政策。部曹超脫政治，忠勤幹練，不問部長黨籍，一體敬事無間。蓋職位既固，自無得失之心。」

英國有著比較完整的文官考試製度，自1870年樞密院命令各級官員都須經過公開考試始能錄用，經過多年的實行，逐漸改進，已經趨向成熟。費鞏傾心讚賞並向他的祖國推薦「民仆」制度。「民仆」顧名思義就是「民之仆」，即機關官員應該是民眾之僕人。「提倡官員與民眾之間的這種關係和一些辦法，不無參考的價值」。

書中詳細說明了民仆與人民的關係。「人民視民仆為政府傭人，……民仆忠勤廉潔，踏實地真為人民辦事。可以三年無內閣，不可一日無民仆。民仆何嘗有侵危人民以自利之心。」

在寫於1931年元旦的序言中，費鞏說：「關於民仆制之專書極少。」「吾國科舉制度雖遭國人詬病，以考試取士之法，實為世界各國先進。今雖廢棄，時人復盛倡考試，取法異國、補我舊制，則英之考試製度，大足資我龜鑒。」「今人研習政治多重理論，理論能行有待事實濟之。具體方案之擬備，尤待古今中外之文物制度為之佐證。潛心各國憲政之餘，其制度組織之足為我法者，似亦大可探求。」「考試取士是理論，考試製度是事實。以事實濟理論，提倡之餘，宜圖方略。此書之作，願以一得之愚，供國人參考。」

他的學術生涯始終離不開英國自由思想的滋潤，這本嚴肅、紮實的學術專著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對於探討國家公職人員的編製與考核等，都不無參考價值。

1932年，生活書店出版他的《英國的政治組織》一書。1933年，世界法政學社出版「世界法學叢書」，收入了他23萬字的新著《比較憲法》，「既欲取法異國，以制吾憲，所謂取人之長，去人之短，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則於其典章制度，當先下評估，乃能知其利弊，衡其優劣。一國有一國之國情政情，不能強效人好，固不必謂他人之長置諸吾國亦長，他人之利置諸吾國亦利，然前車之鑒，終未嘗不能以此自警也」。此書共分四編，第一編論述憲法的意義、來源、演進史、種類、修改等，第二編論公民與國家，包括人權保障、選舉制度、直接立法等，第三、四編為國家形式和政府形式。論述很有條理，內容也很豐富，很有獨到之處。範圍所及包含英、美、德、法、瑞士、日本、挪威、比利時及英國自治領地加拿大、澳洲，戰後新興國家捷克、波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等及中國的憲政。以英、美、德、法、瑞士五國為主，以他國為輔，而以各國的經驗，與中國參證。這本書的特點首先是著重比較，其次是著重批評。《比較憲法》出版後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當時他只有28歲，回國不過三年，已連續出版了三本有價值的學術專著，迅速成為政治學領域有影響的年輕教授。

二

「一二·九」運動時，費鞏就積極支持學生，多次保護愛國學生。他一生堅持不當國民黨的官，先後四次拒絕加入執政的國民黨，也不願參加其他任何黨派。1940年浙大輾轉流徙到了貴州遵義。正是在艱苦卓絕的流亡時期，應竺可楨校長的邀請，已在浙大任教八年的費鞏以「不入黨」、不要訓導長薪俸為條件出任訓導長。1940年8月12日，他發表了感人的《就職宣言》：

吾的立場，不是政客，不曉得用手段。吾的位置不是活動得來的，運動得來的是政治家。出來做事，是為發展抱負，施行政策，是為學生做事，不是為了私利。同時，吾是個自由主義者，不統制干涉，但並非放任不管，想給你們的是領導，而不是壓迫。

訓導長有人稱之為警察廳長，但吾出來做，決不是來做警察廳長或偵探長，吾是拿教授和導師的資格出來的，不過拿導師的職務擴而充之。吾願意做你們的顧問、做你們的保姆，以全體同學的幸福為己任。

吾出來靠別人的是信任，——同事的合作，同學的信仰；靠自己的是一股剛直之氣和一腔熱忱。浙大校風向來是純潔的，浙大學生是最可愛的。吾在本校今年是第八年，與學校及同學有濃厚的感情。現在既然擔任這個職務，最願意曉得同學的痛苦，希望能夠常常與同學接觸。

訓導處從今天起改走前門，不走後門，大門洞開。你們有事盡可進來談話……任何人有什麼意見，可以當面告知我，或寫信給我。吾還要常到宿所去，男女宿所都常常要去，但不是來偵察的，是來訪問你們，想與你們多接觸的。

他同時表示：「吾不要訓導長的薪俸，仍要教授原薪，一年可省出四五千元錢來，要求拿這筆省出的錢用在學生物質生活的改良上面。」

他上任以後身體力行，親自動手燒開水為學生殺臭蟲。學生宿舍燈光太暗，他花費大量心血設計了一種亮度大而煙氣小的植物油燈，拿自己的工資購買玻璃、鉛皮等材料，製作了800多盞分發到各宿舍。學生為表達對他的敬重與感激之情，親切地稱之為「費鞏燈」。四十多年後，當年的學生還深情地回憶起「費鞏燈」：「油燈的光焰，像孩子的一雙閃動的明眸。微弱的燈火，明凈而澄潔。它給人光亮，它給人溫暖。」這是費鞏感人至深的境界，他的「光亮」和「溫暖」永遠留在莘莘學子的心頭。他支持學生創辦了生氣勃勃的《生活壁報》，批評時弊，關心國事，被稱為浙大的「民主牆」。

以非國民黨籍而任大學訓導長，恐怕他是惟一的一個，所以只當了四個月就被迫辭職，但他忠實地履行了自己的諾言：「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他希望學生成為「有人格，有骨氣，有抱負，有見識」的人，他的人格給學生心靈帶來的震撼是長遠的。

1939年春天，他的《施行導師制之商榷》率先提出以啟發思想、陶冶人格為核心的導師制構想：「今日吾國新式教育之為世詬病者約有三端。一曰教法偏於呆板，講堂傳授，講解敘述而外，甚少質疑問難，是灌輸知識，而非啟發思想，是蓋由於一班學生人數常嫌過多，而程度智慧又多不相等，師生之間遂少辯難機會。二曰師生關係太疏。『師生之關係，僅在口耳授受之間，在講堂為師生，出講堂為路人。』教師如負販者，學生如購貨者，交易而退，緣盡於此。『師道既不講，學校遂不免商業化譏。』三曰過重技術之傳授，忽略人格之陶冶。學校僅為學藝之所，而非修養之地。教師只管學生學業成績，品行思想如何，多不加以問聞。肄業大學四年，所得限於若干專門智識，品性德行初未受過熏陶。」

1940年7月20日，他在《浙大校刊》發表的《施行導師制之我見》中說：

吾們求學，要同時學做人，學做大人。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大人者，不自私自利之人也。否則學養不足，即使在校時是志趣高尚的，一入社會，經不起惡勢力之誘導，便給同化了。必須學校造就出來的人才，個個有品德，品學兼優，將來能改變社會風氣，不與惡勢力同流合污，中國才有希望，教育才有成就。

做教員的不僅要教學生技能知識，並且要教以為人立品之道。

思想這東西是無法統一的，我們做學生的導師，倒並不是要我們去監督學生的思想，而是要我們去積極的培植學生品格。不必把他們訓導得綿羊一樣，將來畢業出去，當好好先生，唯唯諾諾，無可無不可；而要把他們訓導得個個有人格、有骨氣、有抱負、有見識，將來出去，可以擔負得起重任，經得起打擊，不會被惡勢力同化。所以，訓導訓導，還是導重於訓，訓導音近熏陶，還是要從熏陶、陶冶、感化著手。要感化人，所以做導師的必須以身作則，言行合一，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對學生必須誠懇關切，毫髮無偽，語語自肺腑流出。

撥去歲月的灰塵，這些教育思想依舊閃爍出人性的光芒，即使今天讀來仍足以暖人心懷。在他的推動下，浙大開始實行對一代學子產生重大影響的導師制，對學生的人格培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了這樣的教授，有了這樣的制度，竺可楨時代的浙大培養出一批批具有「求是」精神、在各自領域做出貢獻的莘莘學子就絲毫也沒什麼值得吃驚的了。有竺可楨這樣的校長，有費鞏這樣的教授，1940年代初的浙大才充滿了民主、自由的空氣，被譽為西南的「民主堡壘」。即使歷經幾十年的風雨滄桑之後，不少當年的浙大學子對導師制仍念念不忘，導師與學生的關係依然親切動人，比如物理學家王淦昌與科學史家許良英保持終生的師生關係。

三

1944年，面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費鞏在《民憲》、《憲政》、《東方雜誌》、《大公報》等報刊發表一系列鋒芒畢露而又閃耀著政治智慧的政論——《民主政治與我國固有政制》、《實施憲政應有之政治準備》、《王之反對黨（即論英國之政黨政治）》、《英國議會政治》、《論政治風氣之轉移》等。《實施憲政應有之政治準備》一文，《思想與時代》和《憲政》月刊都不敢登，最後才在《民憲》發表。這些文章充分發揮一個政治學教授的專業知識，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因此深深地觸怒了當權者。

許多政論都是從他的憲政知識出發，針對中國的現實，有的放矢。他在《論制憲之原則》講稿中指出：

民主政治之含義有四。一曰民意政治也，國家之用人行政，一秉國人公意，民意之發表有自由，取決有途徑，政府措施始有所本。一曰法治政治也，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必人權有保障，司法能獨立，人民代表機關有力量，始能保當軸之奉公守法，毋敢越軼。一曰政黨政治也，人民各依其不同之主張可以結為不同之政黨，國有在朝黨與在野黨之分，各有其合法之地位與保障，始能互相督責，相抵相讓，以定國是。一曰責任政治也，政府受人民付託，秉持國鈞，有權力即須有責任，政府而措置失當，不孚眾望，人民隨時可以罷黜懲處之，始能使當政者惕厲警懼，毋敢或替。

言論、出版及著作自由，載之憲法，予以保障，有三大作用。第一，民主政治，民意政治也。人之意見，必須說出寫出，他人始能知之，許人在法律範圍以內，暢所欲言，民意始能表達，輿論始能長成，國有公是非，政治始有清明之望。第二，許人討論、辯難、懷疑、批評，學術思想始能發達，民意始能發揮，而政治亦始能進步，是公民良好之教育也。第三，公家措施，許人表示反對之意見，在當局足以示人以寬大與至公，在人民足以輿論之力量，糾正政府之錯誤，在少數不滿現狀者，亦有發泄其怨憤之正當軌範。民主國家之作風，異於極權國家者，後者對人民之公意事抑壓，謀壅塞，噤若寒蟬也。在民主國家，人民之地位為主人，可以侃侃而談也。民主之風度，首當以開放言論養成之，不待憲政開始，政府宜即許人民在不妨害抗戰之條件下，公開討論國事，糾彈闕失，而勿過分束縛之，庶可及早培養此風度，以策憲法之始基焉。

這年10月，他在《民憲》半月刊發表《王之反對黨（即論英國之政黨政治）》一文，有言：

王之反對黨者，王之後備政府也，反對黨領袖者後備宰輔也。反對黨領袖與當政之首相，分庭抗禮，在議場上各據一席面面相對，各有其從者拱衛於後，張其聲勢，在眾院中，首相與各部部長各有其辦公室，而反對黨領袖亦有之，國王召開國會，反對黨領袖與首相併肩往見焉。

反對黨之批評，實系政府政策之一端，而密系之於國內輿論之他端，反對黨於求獲選民之護持也，實強政府亦起而求獲選民之護持，反對黨於訴諸國人公論也，實強政府置其政策於國人公意之上而毋違，兩黨固對峙，然其權同出於一源，故同以國人為競爭之對象，以國人為最終之裁判，而國人貴矣，此之謂民主，此之謂民主政治。

他密藏在上海保險箱中的《容忍敵黨與開放輿論》一文手稿雖然最終沒有發表，但主要觀點在的其他文章和演講中都有所表達：

年來中國之一大政治問題為將來政體之究為民主抑為獨裁。根據三民主義民權一章，將來政體應為民主，固無疑問，國民黨奉行『遺教』，亦既懸此為鵠的久矣。然自奠都南京直至今日，吾國政治之接近獨裁，則又屬事實，無可諱言，內憂外患，實迫使然，雖為國人所共諒，然民主與獨裁不兩立，取其一必棄其他，不容猶豫兩可。

故獨裁政治下與民主政治下之當政者維持政權之方法，截然不同。獨裁者之維持其政權也，恃壓力、恃消滅異己，恃壅塞輿論，如墨索利亞、希特勒之儔所優為者，而世人所見。民主國家之當政者以政績博取人信任，保持政權。蓋在民主國家，政權誰屬決於人民，政府不能抑壓異己，禁錮輿論，只能以政績博輿論讚許，以競選與敵黨角逐。

凡此所論，皆極淺顯，凡稍治政治學者，類能道之。惟執此以觀目前之趨勢及國民黨內一部分人之言論，則雖說實行憲政，卻尚有不盡與實行憲政之條件相符合者。第一，實行憲政即是開放政權，易辭言之，亦即是容許國民黨以外之人士公開組織政黨。然現在事實上，國民黨以外，並無法律准許存在之第二黨，國民黨既無允許他黨出現之表示。

憲法頒布以後，中國仍未踏入憲政時期，亦且將永無見真正憲政之日，名為憲政，實為獨裁，猶不如徑以獨裁或一黨專政之名以行其實之為老實痛快也。

因此，為求真正憲政之實現，所望於國民黨者二事：一曰容忍敵黨；二曰開放輿論。

蓋真正之訓政，不是訓練人民使之服從，而是教以公開討論國是。有健全之輿論，斯有健全之政府。思想之為物，本無法使之統一，與其遏之使橫決，不如導之使就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其抑之也至，則其暴發也愈烈。獨裁政治之異於民主政治者，即在前者對社會之輿論謀壅塞，後者對人民之言論重疏泄。結果所至，在獨裁政治之下，舍革命無他法。

一個以研究憲政為業的政治學者，三言兩語就把一個時代最重大的問題說破了，「容忍敵黨」、「開放輿論」這八個字既是忠告，也是警醒。1944年3月，浙大組織憲政討論會，他表示願首先演講批評國民黨的憲政並很快完成了講稿。有人認為這可能惹禍，勸他修改，費鞏回答：「上不負國家，下不負所學，不可改」，要改就寧願不講。過了兩個星期，他還是照自己準備的講稿登台演講。他自稱：「語甚諷刺憤慨，可謂譏切朝政，然自問尚十分和平，並無惡意成分，只有好意規勸。」本來他打算下一次作進一步的剖析，由於時局變化，前途莫測，無法繼續講下去。但他並未改變自己的看法，「寧詘身伸道，藏器待時，獲得精神上之自由，否則何異倚門賣笑，雖榮實辱」。我常常想不通國民黨為什麼要選擇殺害費鞏，當年比他左的知識分子、教授何其多也，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是他看得太透徹、太明白了。

四

1945年，費鞏準備乘休假期間應邀赴復旦大學舉辦為期一年的「民主與法制」特別講座，事先他對國民黨政府的人事、考試製度等做了一番實際考察，他以為這比只講授陳舊史實會更受人歡迎。為此，他一個月中連日出入交通部、財政部、外交部、教育部、考試院，接觸了許多國民黨上層人物。他調查的要目乃是有關國民黨的腐敗政制和工作效率，觸及了當政者的禁忌。也許他太天真了，以為在中國研究政治學和西方一樣，也可以和現實結合在一起，這個政治學教授並不「懂」得真正的中國政治，恐怕也不屑去「懂」。

1945年2月，他在《重慶文化界對時局進言》上簽名，這份時局進言由郭沫若起草，有312位著名知識分子簽名，向執政黨提出召集各黨派會議、組織聯合政府、廢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動的法令、取消黨化教育、停止特務活動、釋放一切政治犯和愛國青年等要求。當局氣急敗壞，曾私下做了很多工作，讓簽名者聲明反悔，費鞏只是一個無黨無派的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自然更是他們做工作的對象，但他斷然予以拒絕，並撰文痛斥。這是引來殺身之禍的直接原因。歷史應該永遠記住——1945年3月5日凌晨，重慶千廝門碼頭髮生了著名的「費鞏失蹤事件」，40歲的費鞏教授在前往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講學途中，遭到國民黨特務秘密綁架。

費鞏的神秘「失蹤」引起了浙大乃至全國的關注。竺可楨校長得知後心急如焚，他與復旦大學校長章益一起向各方探詢，還向重慶衛戍司令部、教育部、侍從室進行交涉，均無結果。費鞏的兄長費福燾從昆明趕到重慶，四處奔波查詢，也毫無結果。復旦大學學生會和北碚學生爭取民主同盟分別召開緊急會議，發表《告各界同胞書》，並罷課抗議國民黨當局迫害民主教授。消息傳來，遠在貴州的浙大學生不顧禁令，也毅然舉行了罷課。學生會召開緊急會議，急電重慶的浙大校友設法營救。

4月30日，重慶《新華日報》刊登《編輯部啟事》，揭露國民黨當局的陰謀。5月26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國民黨當局所謂「民主」真相——教授的命運》一文指出：「重慶當局對此諱莫如深，有關消息文電一概不許發表，可是這樣一來，『此地無銀三百兩』，『失蹤』的原因就非常清楚了，因此英文《大美晚報》就不客氣地揭露道：『費鞏教授是因政治原因被逮捕起來了。』……」

曾留學英、美的40多位學者聯名上書當時美國駐中印緬戰區司令魏德邁，請他出面營救。魏德邁將這件事交給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樂斯辦理。梅樂斯一面命有名的紐約偵探克拉克少校負責偵破，一面找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商量，希望他們協助。戴笠假惺惺地派軍統總務處長沈醉幫助破案。然而，經過多方調查，仍未找到任何確切的「線索」。最後有人提出，是不是到監獄中去查。於是，歷史留下了這樣一段對話——

沈醉：「萬一克拉克要看看設在中美所內的軍統局看守所時怎麼辦？」

戴笠立刻把臉一沉，厲聲回答：「他們想討好這幾個留學教授，別的都能依他們，要是提到我們的看守所時，你就乾脆回答他，這都是些很久以前關起來的人，沒有最近逮捕的。」[2]

一切奔走、努力最終歸於無效，費鞏只能面臨「死不見屍」的命運了。他的好友、浙大同事陶元珍留下了「石不能言月渺茫」這樣沉痛至極的詩句。

共產黨沒有忘記費鞏。浙大學生更無法忘記他們可敬的師長，1949年以前，每年的3月5日，他們都要舉行「費鞏教授懷念會」，1948年的懷念會上，學生自治會通過決議將《生活壁報》改名為《費鞏壁報》。在浙大校園裡，點過「費鞏燈」 的人們讀著《費鞏壁報》，建起了「費鞏亭」，所有的紀念都因為一個優秀生命被戕殺而變得沉重和痛苦。國民黨政權也並沒有因為殺了一個「任刀斧加身，決不出賣靈魂」的教授而穩定了，就說浙大吧，在費鞏身後兩年，還發生了震驚全國的「於子三運動」。

1978年，龐曾漱、許良英、呂東明、黃宗甄四位當年曾親聆費鞏教誨的浙大學子發出倡議，引起熱烈的迴響，很快就徵集到500多老校友的簽名，他們鄭重建議中共浙江省委和浙大隆重紀念33年前被國民黨秘密殺害的費鞏教授。1979年 10月，紀念大會在浙大舉行，費鞏當年的同事王淦昌先生髮言表示敬佩他「嫉惡如仇、堅持真理、剛正不阿的高貴品格」、「英勇獻身」的奮鬥精神和「實事求是，力戒空談」的作風。

和費鞏一樣留學西方學政治學的人中，像他那樣敢直面蔣介石獨裁政治的當時也不是他一個人，羅隆基、王造時、張奚若等都留下過輝煌的記錄。但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死不見屍的只有他一個。他的死甚至也不像聞一多、李公朴等那樣廣為人知、被寫進各種版本的歷史教科書中，因為他沒有組織，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是民盟成員，甚至連左傾都算不上。他只是一個獨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教授。所以，要等到1978年也就是他遇害33年後，他才被上海市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

讀他的文章痛快淋漓，他運用自己的政治學知識抨擊國民黨的專制腐敗，把不可一世的當局批得體無完膚。遺憾的是他被殺害半個多世紀了，我們只能透過《費鞏傳》了解他的人生、思想和追求。他的文集、專著至今沒有出版過。就是在他生活、工作了12年，他心愛的浙江大學，《費鞏壁報》也早已成為歷史，只有一個費鞏亭默默地注視著這個而今他已陌生的校園，沒有多少學子會記起他，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他是何許人。

我總是忘不了費鞏，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他的學問，他被獨裁政權暗殺、毀屍滅跡的殘酷一幕。他直面國民黨一黨專制的黑暗，不向權勢低頭，不向惡勢力屈服，他獨立於當權者，也獨立於各種政治黨派之外，他只是一個教授、一個有自己獨立政治見解的公民。蔣介石的特務要對這樣一個真正無黨無派的知識分子下毒手，完全暴露了這個政權無人道、無人性的殘忍面孔。費鞏被害後四年，這個擁有幾百萬軍隊、多如牛毛的特務的政權垮台了，雖然費鞏沒有看到這一天。

費鞏早已被遺忘，他的文章、他的書我們今天也很難讀到。我為本民族上個世紀曾有過費鞏這樣的知識分子感到驕傲，同時我也為我們長期以來對費鞏的遺忘感到羞恥。費鞏先生實在是不該被遺忘的人。在他身上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的道德力量，正義的力量，道義的力量，這種力量不會流失在時間的河流中。費鞏死了，但費鞏又沒有死，在經歷長久的遺忘之後，他的人格、精神、道德勇氣和道義力量對我們的靈魂依然有著不同尋常的震撼力。

【注釋】

◎[1] 以下引文未標明出處的均轉引自正棠、玉如著《費鞏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1。

◎[2]《「中美合作所」內幕》，原載《文史資料選輯》第32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62。

你的讚賞是我堅持原創的動力

讚賞共 0 人讚賞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