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繼志：沈從文嚴肅文學觀觀照下的京派和海派

　　 　　　　一

　　 京派作家群，其實是一個成員龐雜，時空跨度大，在行進過程中無論其隊伍還是其文 學傾向都有所發展變化的作家群體。一般認為它是由周作人、廢名、俞平伯、楊振聲、 沈從文、朱光潛、李健吾、馮至、曹禺、梁遇春、徐祖正、凌叔華、林徽因、梁宗岱、 李長之、蕭乾、蘆焚、田濤、袁可嘉、穆旦、汪曾祺等人所組成。如果著眼更廣的範圍 ，還可以包括胡適、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巴金、靳以等人。

　　 名曰「京派」，實際上地域因素在這個群體中並不佔主要地位。它主要是由聚集地(先 是北京後為昆明、成都、武漢)的學者文化和學院文化孕育而成。作為一個文學流派， 其成員的群體意識也不強，他們既沒有統一的、十分明確的文學口號，也沒有有意識結 社成派的行為與打算。有的只是校園或學院文化中較為普遍的學術交流、文化聚會(如 讀詩會等)性質的沙龍雅聚，或者僅僅只是個人間的交誼。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京海 論爭」似乎促使了他們的群體意識由不自覺向自覺的轉變，但同時由於文學觀念與志趣 的分歧，也標誌著它由前期向後期的過渡。這一由「虛」而「實」、由「前期」而「後 期」的發展衍變過程，又恰恰是這一群體的自然生存生態與社會接受生態互動的結果。

　　 誠然，校園或學院並不是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但它畢竟不像政治社會那樣動蕩不安 ，而且還保持著文化上的自由與寬鬆。加之，文學並不等同於政治，文學的創作並不等 同於政治與思想的革命，因此，雖然同樣聚集於大學的校園，從事文學革命的胡適、周 作人、魯迅等的活動也就不同於專門從事社會政治思想革命的李大釗、陳獨秀、錢玄同 等的活動。當然，作為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一支最早的生力軍——「京派」，他們從 一開始就沒有也不能忘情於社會人生，相反卻積極地投入了批判舊人生、創建新人生的 行列。但是他們的主要成員卻以自己的行動，對文學與人生的關係作出了既不同於政治 思想革命家，也不同於文學的社會解剖派和社會革命派的另一番解釋。在他們看來，文 學的世界並不等同於現實的世界，文學所建構的世界人生之於現實人生，是一種自足自 為的世界人生，文學只有將日常的具體的實用的人生通過藝術的創造轉變為審美的人生 才有意義。文學的真正社會功能，就是要在自然的人生狀態中找尋「真切」和「真情」 ，通過藝術的創造去探尋人生的真正價值與意義。因此，努力地實現和捍衛文學藝術家 及其藝術創造的獨立品格，就成了貫串於前後期京派作家的文學觀念的核心。他們總是 力圖擺脫政治與經濟的干擾，去創造一個自足自重自主自為、和諧圓融的純藝術世界。 如果說京派作家也有一個共同的理想追求的話，那麼，維護藝術的獨立品格，構建自足 的藝術天地，實現藝術表現的「精」與「美」，就成了這個流派生存發展的內在驅動力 。

　　 然而，正像任何文學流派都是流動的發展的一樣，京派的發展衍變歷史也明顯地呈現 出前後兩個不同的時期。而兩個時期的分界線，似乎可以以1934年前後的「京海之爭」 為標誌。在此之前，京派以周作人、廢名為中心，依託《京報副刊》、《晨報副刊》、 《語絲》、《現代評論》以及1930年在北京創刊的《駱駝草》半月刊等，形成了其前期 的基本陣容。但是，隨著《語絲》的終刊和《駱駝草》的創刊，以周作人為領袖的中國 現代「自由主義」文學即京派文學的骨幹成員，也由積極的社會性文化追求向著消極的 個人主義的「隱逸」、「閑適」、「趣味」性追求的方向發展。這一點我們從沈從文寫 於1933年10月的《論馮文炳》、《文學者的態度》(註：沈從文《論馮文炳》為1933年7 月所作，後收入1934年4月出版的《沫沫集》；《文學者的態度》1933年10月刊於天津 《大公報·文藝》。兩文分別收入《沈從文文集》第11、12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出版 (下同)。)兩篇批評性的文學論文中能夠明確地品味出來。

　　 在《論馮文炳》中，沈從文首先對周作人在五四時期「支配」了一個時代的「文學趣 味」和獨特的「文體風格」給予了高度讚揚，認為他無論是自己創作的小品文和散文詩 ，還是翻譯的日本小品文、古希臘故事以及其他弱小民族的「卑微文學」，都能「徹底 的把文字從藻飾空虛上轉到實質言語來，那麼非常切貼人類的情感」。他總是「用平靜 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動靜，從為平常眼睛所疏忽處看出動靜的美，……在中國新 興文學十年來，作者所表現的僧侶模樣領會世情的人格，無一人可與周先生相似處。」 在對廢名進行評價時，沈從文也是首先指出：「在文章方面，馮文炳君作品所顯示的趣 味，是周先生的趣味。由於對周先生的嗜好，因而受影響，文體有相近處，原是極平常 的事。用同樣的眼，同樣的心，周先生在一切纖細處生出驚訝的愛，馮文炳君也是在那 愛悅情形下，卻用自己一支筆，把這境界纖細的畫出，成為創作了。」

　　 但是沈從文針對的僅僅是廢名的早期創作，即《竹林故事》和《桃園》兩本小說集。 沈從文認為，廢名的這些作品所顯示的「神奇」是「靜中的動，與平凡的人性的美」， 「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到一個我們所熟悉的農民，……如我們同樣生活過來那樣活在那 片土地上。」「不但那農村少女動人清朗的笑聲，那聰明的姿態，小小的一條河，一株 孤零零長在菜園一角的葵樹，我們可以從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帶牛糞氣味與略帶稻草 氣味的鄉村空氣，也是彷彿把書拿來就可以嗅出的。」而這一切又恰恰是最能體現並符 合沈從文對鄉土文學的創作標準和創作要求的。

　　 在對廢名作品作出上述肯定的同時，沈從文還敏銳細心地對廢名作品中業已顯露出來 的不足提出了批評。在沈從文看來，其最大的不足是由「不莊重」的文體(如「八股式 的反覆」)帶來的個人「趣味」的滿足。其表現就是對於作品人物的刻畫，缺少「嚴肅 」的氣氛，並且暗示著作者對於作品人物的「嘲弄」。因此沈從文不得不嚴肅地指出： 「這暗示，若不能從所描寫的人格顯出，卻依賴到作者的文體，這成就是失敗的成就。 」不難看出，沈從文是把個人的「趣味主義」審美表現看成是鄉土文學創作的大忌的。

　　 但是，由於當時許多人都認為，在「現代中國」的小說作家中，風格可與廢名並列的 只有沈從文一人，所以沈從文在《論馮文炳》中，便特意地舉出了自己的創作與廢名的 作品進行了對照。他認為自己在對農村的地方性「背景」和「風俗習慣」的觀察描繪上 ，的確跟廢名有些相同之處，但是這種相同，除了文字的「單純」、風景畫的「素描」 以及如一般人所說的「同是不講文法的作者」之外，其「結果是仍然在作品上顯出分歧 的」。其中最大的「分歧」，用沈從文自己的話說，就是：廢名所顯示的鄉村世界只是 「最小一片的完全」。他把一切都建築在超然的「平靜」上面，因此在給農村靈魂做寫 照時，雖也有一點「憂鬱」，有一點「向知與未知的慾望」，有愛，有憎，但他所「雕 刻」的人物性格，卻無論在「日光下」或者在「黑夜」里，都永遠「不會騷動」，「非 常寧靜」，「缺少衝突」。因而，他只是「按照自己的興味做了一部分所歡喜的事」。 而能「使社會的每一面，每一棱，皆有機會在作者筆下寫出，是《雨後》作者(即沈從 文——引者注)的興味與成就」。正因為如此，所以一貫信守著「鄉下人」憨直品格的 沈從文竟毫不謙遜地說道：能「用矜慎的筆，作深入的解剖，具強烈的愛憎，有悲憫的 情感。表現出農村及其他去我們都市生活較遠的人物姿態與言語，粗糙的靈魂，單純的 情慾，以及在一切由生產關係下形成的苦樂，《雨後》作者在表現一方面言，似較馮文 炳君為寬而且優。」沈從文對廢名的評論恰恰印證了李健吾(劉西渭)對廢名的評論。李 健吾曾把廢名、沈從文、喬治·桑三人放在一起加以比較，指出：廢名是一個「修士」 ，一切是內向的，他追求的是一種「超脫」的意境，是「一種交織在文字上的思維者的 美化境界，而不是美麗本身。」而「沈從文先生不是一個修士。他熱情地崇拜美。…… 他表現一段具體的生命，而這生命是美化了的，經過他的熱情再現的。」他認為喬治· 桑也是一個「熱情」的人，但是她「博愛為懷，不唯抒情，而且說教。沈從文先生是熱 情的，然而他不說教；是抒情的，然而更是詩的。」[1]的確，究竟是以審美的理想主 義去「熱情」而不「說教」地再現一段段自然的鮮活的「生命」，還是僅僅從個人的「 趣味」出發以「修士」般隱逸的姿態去書寫所謂「超脫」的意境，就成了沈從文與廢名 在審美追求上的最大分水嶺，也構成了他們之間在鄉土文學創造中的根本區別。

　　 這裡尤其應該強調的是，沈從文在這裡批評的絕不僅僅是馮文炳一個人的審美偏嗜， 而是隱約地針對著以周作人為「盟主」的，一時間大有蔓延至南北文壇之勢，並一味以 「趣味」、「隱逸」、「閑適」、「超脫」、「幽默」相炫耀的「小品文」運動的。在 沈從文看來，馮文炳小說文體上存在的問題，恰恰是「趣味主義」的不健康的小品文文 體的病態反映。因此在評論馮文炳時，他屢屢把馮文炳和周作人掛起鉤來。比如當評論 到馮文炳以廢名的筆名發表在《駱駝草》半月刊上的長篇小說《莫須有先生傳》時，沈 從文便尖銳地指出：「作者因為作風，把文字轉到一個嘲弄意味中發展」，甚至「把文 字發展到不莊重的放肆情形下」，因此「是完全失敗了的一個創作」。而造成廢名「完 全失敗」的根本原因，是由於作者長時期地生活在北平造成的「趣味的惡化」，因而才 有意識地要「把文體帶到一個不值得提倡的方向上去」。而這又是與周作人的大力提倡 和消極影響分不開的，因為「在現時，從北平所謂『北方文壇盟主』周作人、俞平伯等 人，散文中糅雜了文言文，努力使它在這類作品中趣味化，且從而非意識的或意識的感 到寫作的喜彰，這『趣味的相同』，使馮文炳君以廢名筆名發表了他的新作，我覺得是 可惜的。這趣味將使中國散文發展到較新情形中，卻離了『樸素的美』越遠，而同時作 品的地方性，因此一來亦已完全失去，代替這作者過去優美文體顯示一新型的，只是畸 形的姿態一事了。」沈從文這裡所說的使中國散文遠離了「樸素的美」，並使廢名的小 說文體轉向「畸形」的所謂「新型」文體，顯然是指周作人所全力提倡的以個人「趣味 」為中心，以「隱逸」、「閑適」相標榜，並在上海很快得到林語堂等文人的趨奉，一 時間瀰漫於南北文壇成為風尚的小品文文體。

　　 如果說沈從文的上述文字還只是從「文體」的角度揭示了前期京派作家中實際存在的 越來越「趣味主義」的傾向，那麼下面的一段文字，表面看來批評的仍然是廢名的《莫 須有先生傳》，實際上則從思想內容上揭示了跟自己的審美追求「異途」的「趣味自由 主義」者共同的不足：

　　 在北平地方消磨了長年的教書的安定生活，有限制作者拘束於自己所習慣愛好的形式 ，故為周作人所稱道的《無題》中所記琴子故事，風度的美，較之時間略早的一些創作 ，實在已就顯出了不健康的病的纖細。至《莫須有先生傳》，則情趣朦朧，呈露灰色， ……諷刺與詼諧的文字奢侈僻異化，缺少凝目正視嚴肅的選擇，有作者衰老厭世意識。 此種作品，除卻供個人寫作的懌悅，以及二三同好者病的嗜好，在這工作意義上，不過 是一種糟蹋了作者精力的工作罷了。

　　 明白了沈從文在《論馮文炳》一文中所要言說的上述內容，我們再來看看沈從文在193 3年10月13日發表於他接編不久的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的《文學者的態度》和 由此引發的「京海之爭」，以及他在《論穆時英》(註：此文刊於1935年9月9日天津《 大公報·文藝》，後收入《沈從文文集》第11卷。)中又何以將廢名與穆時英「相提並 論」，也就不成問題了。

　　 　　　　二

　　 這裡我們先說一說《論穆時英》。在一般讀者看來，廢名和穆時英兩人的小說，完全 是截然不同的兩種風格的小說，或者說前者屬於典型的「京派」小說，後者則屬於新型 的「海派」小說。但在沈從文看來，廢名後期的作品和穆時英的大部分作品，「雖一則 屬隱士風，極端吝嗇文字，鄰於玄虛，一則屬都市趣味，無節制的浪費文字，兩相比較 ，大有差別，若言邪僻，則二而一。」對於廢名走向「奢侈僻異」的原因，沈從文在上 面的文字中已經指出，而對於穆時英的「邪僻」，沈從文認為也是出於他的「不端莊、 不嚴肅」。而造成這種「不端莊、不嚴肅」的根源，沈從文指出，就客觀而言全在於： 作者所「涉筆」的人事雖極廣，但「對『人生』所具有的知識卻極窄」，「作者所長」 ，只是「能使用那麼一套輕飄飄浮而不實的文字任意塗抹」；就主觀而言則全在於：「 作者是先是把自己作品當作玩物，當作小吃，然後給人那麼一種不端莊、不嚴肅的印象 的。」

　　 按理說，在作品中「極端吝嗇文字」或「無節制的浪費文字」，充其量不過是一個作 家的文字表達習慣問題，或者說是一個人風格問題。沈從文之所以極力反對，就是因為 在這種「奢侈邪僻」的文體背後，隱藏著的是作者的一種「不端莊、不嚴肅」、純粹個 人「趣味」的文學創作態度。而這正是跟他所堅持的「嚴肅」的、一絲不苟的文學創作 態度水火不相容的。正因為如此，所以早在1931年當高植的第一部小說集《雪》出版時 ，沈從文在為之所作的《序言》中就明確說道：他看了這個小說集之後的喜悅，之所以 比作者本人還高興，就是因為作者「把文學當成一種事業，他有勇氣使他凝眸最遠的一 方，不為目前任何失敗所挫折，也不為小小成就而眩目」，「『他不自信當前月亮的全 圓，卻相信終可以由他手下產生一個正圓的月』。他那可愛的傻處，正是一個藝術家必 需的性格。」(註：引文見《<雪>序》，《沈從文文集》第11卷，第14-15頁。)而與高 植的這種「誠實嚴肅」的寫作態度構成對立的，正是受「詼諧趣味所支配」的「白相文 學態度」。沈從文認為，由這種白相文學態度產生出來的作品，必然「不能完美，缺少 健康，走入邪路」。在此，沈從文還特別點出了《駱駝草》，他說：「到了1930年，在 北方，還有《駱駝草》產生，以趣味作『寫作自由』的護身衣甲，但這趣味的刊物旋即 滅亡，使人忘記。在南方，有些時髦刊物，創作趣味，也無從證明已認真了一點」。在 沈從文看來，只有把「文學附麗於『生存鬥爭』和『民族意識』上，使創作擺脫了膚淺 的諷刺」才是符合當時時代的必然要求的。他甚至認為，胡也頻、丁玲、茅盾、施蟄存 、巴金，還有一位以沉櫻、小鈴為筆名的陳女士的作品，之所以成功，就在於他們「擺 脫了膚淺的諷刺」，「不兒戲」，「不詼諧」。這一褒一貶，鮮明地凸顯出了沈從文嚴 肅的文學創作觀念。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沈從文才寫下了《文學者的態度》一文。在這篇文章中， 沈從文所反對和抨擊的，依然還是南北文壇中更為廣泛存在著的那種「不端莊、不嚴肅 」即以「玩票白相」的方式，「別出心計，力圖出名」去對待文學創作、文學活動的惡 劣態度與不良作風。他指出：現在「一部分青年人懷了最大的希望，皆以為這個民族的 組織力量、道德與勇敢誠實精神，正在崩潰和腐爛。在這腐爛崩潰過程中，必然有偉大 作品產生。這種偉大文學作品，一方面記錄了這時代廣泛苦悶的姿態，一面也就將顯示 出民族復興的健康與快樂生機。然而現在玩票白相的文學家，實占作家中的最多數。這 類作家露面的原因，不屬於『要成功』，就屬於『自以為成功』或『設計成功』。」「 偉大作品的產生，不在作家如何聰明，如何驕傲，如何自以為偉大，與如何善於標榜成 名，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作家誠實的去做。」「假若我們對於中國文學還懷了一分希望 ，我覺得最需要的就是文學家態度的改變……他能明白得極多，故不拘束自己，卻敢到 各種生活里去認識生活，這是一件事。他應覺得他事業的尊嚴，故能從工作本身上得到 快樂，不因一般毀譽得失限定他的左右與進退，這又是一件事。他做人表面上處處依然 還像一個平常人，極其誠實，不造謠說謊，知道羞恥，很能自重，且明白文學不是賭博 ，不適宜隨便下注投機取巧，也明白文學不是補藥，不適宜單靠宣傳從事漁利，這又是 一件事。」

　　 當然，我們不能把沈從文上面的話，理解為僅僅是針對以周作人為首的「趣味自由主 義者」的，應該說它主要還是針對那些頂著作家的頭銜卻又不謹守作家的職分，東遊西 盪、朝秦暮楚、逢場作戲、拉幫結派、相互吹捧，「不圖在作品上成功，只圖在宣傳上 出名」的所謂文學家的。這類「文學家」，在南北的文壇中都是存在的。但是，若結合 沈從文在《論馮文炳》中的有關論述，這裡所抨擊的那種消極的純粹以個人為中心的文 學創作姿態，顯然是包括周作人等老京派作家在內的。為了不使我們的結論走向偏頗， 這裡不妨再摘引《文學者的態度》中兩段很讓「海派」作家惱火，並進而引發了「京海 之爭」的文字，以及在此之前所寫的《窄而霉齋閑話》，以作證明：

　　 平常人以生活節制產生生活的藝術，他們則以放蕩不羈為洒脫；平常人以遊手好閒為 罪過，他們則以終日閑談為高雅；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績上努力，他們則在作品宣傳上努 力。這類人在上海寄生於書店、報館、官辦的雜誌，在北京則寄生於大學、中學以及種 種教育機關中。這類人雖附庸風雅，實際上卻與平庸為緣。

　　 已經成了名的文學者，或在北京教書，或在上海賦閑，教書的大約每月皆有三百至五 百元的固定收入，賦閑的則每禮拜必有三五次談話會之類列席，希望他們同我家大司務 老景那麼守定他的事業，尊重他的事業，大約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現在可希望的 ，卻是那些或為自己，或為社會，預備終身從事於文學，在文學方面有所憧憬與信仰， 想從這份工作上結實硬朗弄出點成績的人，……那成績的基礎，就得建築在這種厚重， 誠實，帶點兒頑固而且也帶點兒獃氣的性格上。

　　 這兩段文字，可以說，既表明了沈從文對以「玩票白相」態度對待文學創作和文學活 動者的深刻失望，也表明了他決心拯救和捍衛文學應有的尊嚴與價值的真實心聲。沈從 文在後來之所以能成為「京派文人的重鎮」(姚雪垠語)，正是建築在這份「嚴肅誠實」 、「結實硬朗」、「頑固而又帶點兒獃氣」的性格之上的。他的「失望」，除了對一般 的所謂「海派」之外，也明顯是對周作人等老京派作家而發的。

　　 然而，不料沈從文此論一出，立即引起了寄身於上海的文人蘇汶(杜衡)的反對，於是 他便在1933年上海《現代》月刊第4卷第2期上發表了《文人在上海》的文章，對沈從文 的所謂「不問一切情由」，「一筆抹殺留居上海的文人」表示強烈不滿。文中引用魯迅 的話，認為沈從文「把不由自主的姓名和籍貫」也「構成罪狀」對上海的文人加以譏笑 和嘲諷。這就不僅迫使沈從文於1934年初寫下了《論「海派」》和《關於海派》，(注 ：這兩篇文章分別刊於1934年1月10日、2月21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後收入《沈從 文文集》第12卷。)不得不對「海派」的具體所指加以嚴格界定，並一再聲明「海派」 並不等同於所有生活在上海的作家，而且牽連地引出魯迅寫下了《「京派」與「海派」 》和《北人與南人》兩篇文章參加論爭。

　　 在《論「海派」》和《關於海派》中，沈從文針對此前的論爭，重點表達了自己如下 幾方面的內容：

　　 一、「海派」在過去與「禮拜六派」只是「一樣東西的兩種稱呼」；在今天則是「『 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的一個概念。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投機取巧」和 「見風使舵」。他具體解釋說：「我所說的『名士才情』，是《儒林外史》上那一類斗 方名士的才情，我所說的『商業競賣』是上海地方推銷XXX一類不正當商業的競賣。正 因為是『裝模作樣的名士才情』與『不正當的商業競賣』兩種勢力相結合，這些人才儼 然能夠活下去，且勢力日益擴張。」他們的具體表現是：或「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 雅士，相聚一堂，吟詩論文，遠談希臘羅馬，近談文士女人，行為與扶乩猜詩謎者相差 一間」；或「從官方拿到了點錢，則吃吃喝喝，辦什麼文藝會，招納子弟，哄騙讀者， 思想淺薄可笑，伎倆下流難言」；或「情感主義的左傾，勇如獅子，一看情況不對時， 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認栽害友人，邀功侔利」；或「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種種 方法招搖」，或「與小刊物互通聲氣，自作有利於自己消息」；或「偷掠他人的作品， 作為自己的文章；或借用小報，去製造旁人謠言，傳述撮取不實不信的消息。」

　　 二、「海派」作風「是包含南方與北方兩地而言的」。他針對杜衡的誤解，強調指出 ：「海派作家及海派風氣，並不獨存在於上海一隅，便是在北方，也已經有些人在一些 刊物上培養這種『人才』與『風氣』。」因此雖然「因環境不同，兩方面所造就的人才 及所提倡的風氣，自然稍稍不同，但毫無可疑，這些人物與習氣，實全部皆適宜歸納在 『海派』一名詞下而存在。」這種「海派習氣」在北方文壇(即一般意義上的「京派」) 上的表現是：(1)「對於作家糅合了好意與惡意的造謠」正在流行。(2)對所謂「技巧古 朴的自贊」。(3)對「上海文壇消息的抄襲」。(4)若干刊物的編者，不去組織和發表那 些「對於這個民族毀滅有所感覺而尋出路的新作家的作品」，而只「對於幾個人的起居 言談發生特殊興味」，使其刊物成了某些文人的「起居注」，因此表面看來，得到了若 干讀者，實際上是讀者與作者兩方面的「不幸」。為了不再招致誤解，沈從文還特意強 調：茅盾、葉紹鈞、魯迅，以及包括杜衡在內的大多數生活於上海的「正在從事於文學 創作雜誌編纂人」都不會被認為是「海派」的。

　　 三、自己寫作《論「海派」》(包括此前的《文學者的態度》)的「本來意思」，只是 想從「道德上與文化上」制止南北文壇中有害於中國新文學健康發展的惡劣風氣的「蔓 延與存在」，從而提倡以「作者的誠實與樸質」，為自己的作品「立下一個較高標準」 (即在《論馮文炳》中所說的，「使文學，在一個新的希望上努力，向健康發展，各人 的創作，皆應成為未來光明的頌歌之一頁)。但可悲的是，這個嚴肅的話題，卻遭到了 包括自己在文章中已明確排除於「海派」之外的上海作家的誤解和反對。他們有的根本 不看全文，只看一下題目，就「有興有感」地「故意說些趣話打諢」；有的雖看清楚了 本文，卻只摘取其中「一句兩句話而有興有感」，「且照流行習氣做著所謂『只在那麼 幽默一下』的表示」。

　　 應該說，沈從文上述的辯解和指正是很清楚也很中肯的。他無非是希望已成名的和未 成名的「文學者」，都能以嚴肅的態度「守定」作家的職分，努力在藝術創作上取得成 績，並沒有不分是非地完全站在「京派」的立場上去攻擊「海派」，更沒有把所有的「 海上文人」和作家都說成「海派」。他之所以把「名士才情」和「商業競賣」並提，實 際上就是既含有對「趣味主義」的老「京派」又含有對「商人氣」極重的新「海派」的 共同指責。如果說「名士才情」及其所列的各種表現主要指的是老「京派」的話，那麼 「商業競賣」及其種種表現則主要指的是新「海派」。如同長期生活於上海的魯迅對新 「海派」們的種種表現早有感受一樣，在北京起家並較長時間生活於北平的沈從文對老 「京派」們的「轉向」也是早有察覺並懷有不滿的。早在寫《論馮文炳》和《文學者的 態度》之前的兩年，即1931年8月，沈從文就借討論新詩創作得失的《窄而霉齋閑話》 一文，對以周作人為首的老「京派」提出了異議，並且同樣使用了「趣味主義」和「白 相文學態度」來指斥他們的那種不良的文學創作傾向。他指出：提倡於北京，曾經「使 人聯想到一個光明的希望」的「京樣」的「人生文學」(這無疑是指五四新文學運動之 初，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學」)，為什麼會很快地「結束在海派的浪漫主義文學興起 以後」(即指「創造社」興起以後)，就因為「人生文學提倡者同時即是『趣味主義』講 究者」。而這種「趣味主義」文學的集中表現，就是刊物中大量登載的那些「詼諧諷刺 作品」，而這些「趣味主義」的「詼諧諷刺作品」，又因為首先是由周作人這樣的名人 所提倡，所以也就很容易得到其他「趣味主義」者的「擁護」，於是便很快地「幾乎成 為文學見解的正宗」。這一點只需看一看繼小品雜誌《駱駝草》之後，隨著1932年《論 語》在上海的創刊，《人間世》、《宇宙風》、《文飯下品》等的紛紛湧現，周作人一 時間儼然成了南北文壇共同尊奉的領袖，「轟的一聲，天下無不幽默和小品」等事實， 便可知沈從文此言之不誣。

　　 然而，雖然屬於「京派」的一名成員，但一向抱定嚴肅的文學創作觀念不放的沈從文 ，獨獨對這種「趣味主義」的「詼諧諷刺作品」不以為然。因此他便在《窄而霉齋閑話 》中極有針對性地議論道：「諷刺與詼諧，在原則上說來，當初原不悖於人生文學，但 這趣味使人生文學不能端重，失去嚴肅，瑣碎小巧，轉入泥里」，而隨之流行於「海上 的趣味也使人厭倦」。因為「上海目下的作家，雖然沒有了北京紳士自得其樂的味兒， 卻太富於商人沾沾自喜的習氣」。很明顯，在沈從文看來，無論是老「京派」的「趣味 主義」，還是新「海派」的「商人習氣」，都是把文學當成「玩具」而不是「工具」之 後，出現的一種對嚴肅而神聖的文學事業的褻瀆與侮慢行為。這對沈從文來說是絕不能 容忍的，因此他大聲疾呼：「凡是與『白相文學態度』相反而前進的，都值得我們十分 注意。」一向反對文學的功利主義的沈從文，在文中甚至不得不宣告：儘管「文學的功 利主義已成為一句拖文學到卑俗里的言語，不過，這功利若指的是可以使我們軟弱的變 成健康，壞的變好，不美的變美，就讓我們從事文學的人，全在這種同清高相反的情形 下努力，學用行商的眼注意這社會，較之在迷胡里唱唱迷人的情歌，功利也仍然還有功 利的好處。」「應當有那麼一批人，注重文學的功利主義，卻並不混合到商人市儈賺錢 蝕本的糾紛里去。」

　　 這一切無疑證明，反對「趣味主義」的「名士才情」和商人氣極重的「商業競賣」， 捍衛文學事業的莊嚴性和神聖性，是沈從文一貫的審美主張。不過，1931年以前的沈從 文，畢竟只是一個懷抱著獨特的嚴肅創作理想的一般作家，他的感慨，也只是一個有著 自己的創作個性不願隨波逐流的作家，對瀰漫於南北文壇中的一股不良作風不良習氣的 憤激與感慨。但是到了1933年9月以後，正式定居北京的沈從文，已從「學衡」派吳宓 等人手中接編了《大公報·文藝副刊》，佔有了自己的一個重要的文學陣地。一群有生 氣有實力的作家，如卞之琳、蕭乾、林徽因、李健吾等，正默默地埋頭於嚴肅的文學創 作，而一大批文學新秀曹禺、蘆焚、何其芳、李廣田、王西彥、嚴文井、常風、田濤、 劉祖春等也正在這個文學陣地中以一種「謙虛態度產生優秀作品」而嶄露頭角。另外， 朱光潛、聞一多、葉公超、朱自清等人在主持各大學文學系時表現出來的認真態度，以 及鄭振鐸、巴金、章靳以等成功創辦大型刊物《文學季刊》的經驗，也都給沈從文以巨 大的啟發與鼓舞。因此，一向把文學看作是一種獨立、嚴肅、神聖的事業，渴望從中產 生出「新經典」的沈從文，再也按捺不住對文學上的「玩票白相態度」的痛惡，把清除 「海派」的壞影響，看成了是「不拘南北真正對於文學有所信仰的友人一種責任」。出 於對新生的健康誠實質樸嚴肅的文學創作力量的支持與保護，他不無遠慮地指出：「莠 草必需刈除，良苗方有茁茂機會」，「對於一切惡習的容忍，則實在可以使我們一切努 力，某一時全部將在習氣下毀去」。

　　 　　　　三

　　 其實，沈從文對「海派」的貶抑，跟魯迅並沒有太多的不同。在反對「趣味主義」的 「名士才情」方面，魯迅跟林語堂等人的有關「小品文」的論爭即可證明。比如在《小 品文的危機》(此文跟沈從文的《文學者的態度》幾乎寫於同一個時間)一文中，魯迅雖 然也首先肯定了「散文小品」在五四「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時期的成功，指出那 時的「散文小品」即便由於「常常取法於英國的隨筆(Essay)」，帶有一點「幽默和雍 容」，也只是為了「對於舊文學的示威，在表示舊文學之自以為特長者，白話文學也並 非做不到」。可是「現在的趨勢，卻在特別提倡那和舊文章相合之點，雍容，漂亮，縝 密，就是要它成為『小擺設』，供雅人的摩挲，並且想青年摩挲了這『小擺設』，由粗 暴而變為風雅了。」「這種小品，上海雖正在盛行，茶話酒談，遍滿小報的攤子上，但 其實是正如煙花女子，已經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塗脂抹粉，在夜裡蹩到馬 路上來了。」魯迅這裡所說的「特別提倡那和舊文章相合之點」、「供雅人摩挲」、使 青年摩挲了這「小擺設」也變得「風雅了」等等，跟沈從文在《論馮文炳》中所說的「 散文中糅雜文言」，「趣味朦朧，呈露灰色」，「顯示出不健康的病的纖細」，除了「 供個人寫作的懌悅，以及二三同好者病的嗜好」之外竟別無意義等等，幾乎表達的是同 一個意思。至於魯迅對商人氣極重的「商業競賣」的批判，更與沈從文不謀而合，取同 一方向比如魯迅在1933年4月4日發表於《申報·自由談》上的《文人無文》，其中所列 舉的：「拾些瑣事，做本隨筆」；「改首古文，算是自作」；「講一通昏話，稱為評論 」；「編幾張期刊，暗捧自己」；「收羅猥談，寫成下作」；「聚集舊文，印作評傳」 ；「甚至於翻些外國文壇消息，就成為世界文學史家；湊一本文學家詞典，連自己也塞 在裡面，就成為世界的文人」。又比如魯迅在《准風月談·後記》中所揭露的那群「獻 檢查之秘計，施離析之奇策，起謠諑兮中權，藏真實兮心曲，立降幡於往年，溫故交於 今日」的人物，豈不正是沈從文所要竭力「掃蕩」的「海派」嗎?

　　 但是，沈從文沒有弄明白，上海固然彙集著「趣味主義」和「商人氣極重」的海派人 物，但也是「左翼作家」的大本營。儘管當1934年2月國民黨當局在上海一下子查禁了1 40多種左翼進步的文藝書籍之後，沈從文立即寫下了《禁書問題》，表示抗議；儘管在 文章中他把被查禁的書籍的作者都說成是「優秀公民」，認為他們那「輕於物質尋覓而 誠於真理追求的人格，是民族中一種如何難得的東西!」並且表示，當局對這些作家如 此地進行「壓迫與虐待，所用的手段，又是那麼苛刻，實在是國內多數人所難理解的! 」甚至在文章中指出：青年學生的左傾，根源不在左翼文學，而在「社會的黑暗與混亂 」和「農村經濟的衰落」；儘管文章發表後，上海的國民黨右翼刊物《社會新聞》曾刊 登文章警告沈從文「站在反革命的立場」!但是，在左翼作家的眼中，沈從文依然是一 個反對革命、擁護反動政府的作家。(沈從文與左翼文壇的恩恩怨怨，不在本題的討論 範圍，我們將另文論述)。因此，當《禁書問題》發表後，針對《社會新聞》的警告， 施蟄存在1934年6月出版的《文藝風景》創刊號上發表《書籍禁止與思想左傾》，為沈 從文辯解時，便遭到了魯迅的反駁。在施蟄存看來，沈從文只不過是站在自由主義作家 的立場，「他不稱許左翼文學作品的存在和價值，然而他同情被過分迫害了的弱者；我 自認很能夠猜度得出，倘若處於一個完全相反的政治環境中，那即是說，倘若在共產黨 把握統治權而以同樣的方法對付國民黨的作家的時候，沈從文先生也必然會發表同樣的 意見的。」而魯迅先生則在6月10日撰寫的《隔膜》[2](P42)一文中認為，沈從文實在 不過是「忠而獲咎」，即沈從文不懂得統治者是不準其奴才越出自己的身份為主子獻策 的，「一亂說，便是『越俎代謀』，當然，『罪有應得』」。而施蟄存為沈從文鳴不平 ，也實在是因為他對沈從文有些「隔膜」(即不夠了解)而已。不難看出，此時的魯迅仍 然是把沈從文與所謂「買辦」的「新月派」文人等同看待的。

　　 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所以當沈從文的《文學者的態度》和《論「海派」》發表後，除 作為「第三種人」的蘇汶做出敏感反應外，一些左翼作家也以為沈從文是純粹站在「京 派」的立場對包括自己在內的上海作家的詆毀。於是也才「牽連」地帶出魯迅寫下了《 「京派」與「海派」》、《北人與南人》[3](P432-437)參與論爭。

　　 《「京派」與「海派」》一文的立論中心，即是認定沈從文的《文學者的態度》是一 篇「揚『京派』而抑『海派』之言」。文章通過對蘇汶的「糾正」，指出：沈從文所謂 的「京派」與「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 『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於是議論道：「北京是明清的帝都， 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 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糊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 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從官得食者其情狀隱，對外尚能傲然，從商 得食者其情狀顯，到處難於掩飾，於是忘其所以者，遂據以有清濁之分。而官之鄙商， 固亦中國舊習，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在《北人與南人》一文的開頭，魯迅就指出：「這是看了『京派』與『海派』的議論 之後，牽連想到的」。接著作者議論道：「北人的卑視南人，已經是一種傳統」，其根 本原因是，「歷來的侵入者多從北方來，先征服中國之北部，又攜了北人南征，所以南 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權貴南遷，就帶了腐敗頹廢的風氣來，北方倒反 而乾淨。」「據我所見，北人的優點是厚重，南人的優點是機靈。但厚重之弊也愚，機 靈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指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引者注)曾經指出缺點道：北方人 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就有閑階級而言，我 以為大體是的確的。」「不過做文章的是南人多，北方卻受了影響。北京的報紙上，油 嘴滑舌，吞吞吐吐，顧影自憐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了嗎?這倘和北方固有的『貧嘴 』一結婚，產生出來的一定是一種不祥的新劣種!」

　　 如果單就北方文壇和南方文壇共同存在著的「海派」作風與「海派」習氣而言，魯迅 先生對這類人物行為的刻畫與揭露，的確是逼真而又恰切的。因為一個作家，一旦染上 了「玩票白相」式的「海派」作風和「海派」習氣，則無論是生活在北方，還是生活在 南方，他都必然地要麼依附於「官」(即「官的幫閑」)要麼依附於「商」(即「商的幫 忙」)。儘管他們由於生活環境所養成的性格、習慣乃至手段上存在著差異，因而相互 產生鄙視或攻擊，但壓根只能說是「兄弟鬩於牆」，而在「玩」文學(即把文學作為政 治投機和賺錢工具而「營私肥己」)這一點上卻是相同的。而在對「這一點」的看法上 ，我以為，沈從文與魯迅是沒有分歧的。但是，魯迅的這兩篇文章，卻把沈從文定在了 代表整個「京派」和「北人」對「海派」和「南人」的「卑視」與「征服」這樣一個位 置之上，甚至把沈從文「掃蕩」當時南北文壇中的「玩票白相態度」也看成是「官的幫 閑」對「商的幫忙」的攻擊，這應該說也是對沈從文寫作《文學者的態度》的初衷，一 次「有興有感」的曲解。

　　 　　　　四

　　 上文我們已經說過，沈從文是一個以全部身心擁抱著文學，把文學事業看得異常神聖 、莊嚴的作家。他把在「五四」精神鼓舞下產生又轉而表現「五四」精神的新文學看成 是「重造的經典」，他甚至相信現存的「一切由庸俗腐敗小氣自私市儈人生觀建築的有 形社會和無形觀念，都可以用文學作為工具，去摧毀重建」。(《燭虛·長庚》)為了擔 負起「經典重造」的時代重任，作家必須以嚴肅認真的態度，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去 創作「受得住歲月陶冶」、「浸透人生的崇高理想」、表現出「時代精神和歷史得失」 的優秀作品。他認為，只有這樣的作家才可能把人類引向「光明」，引向「高處」；只 有這樣的作品才可望成為「一根槓桿，一個炸雷，一種符咒」，才可望由它們而「影響 到社會組織的變動，惡習氣的掃除，以及人生觀的再造」，才可望使讀者的「理性更深 湛一些，情感更豐富一些，做人更合理一些」。(《新文人與新文學》)然而，在他看來 ，中國的新文學運動發展到1926年以後，便在上海與商業結了緣，1929年以後，又變得 越來越跟「政治」不可分。作家中愈來愈滋長出一種「附庸依賴」思想，作品則儼然成 了「大老闆商品之一種」或「在朝在野政策之一部」。他認為，這種現象表面看來似乎 「活潑熱鬧」，「可細細分析，也就看出一點墮落傾向，遠不如『五四』初期勇敢天真 ，令人敬重」。(《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也正是在這種文學的商品化和政治化 愈演愈烈的情況下，南北文壇中以周作人為首的一批既「怕責任」又「怕拘束」，「因 此或以隱逸淡泊相高，或以放僻邪侈為美」，既「瀟洒、自由」地「玩」著文學，又同 時受到「青年人的崇拜和社會供養」的所謂「新文人」(《新文人與新文學》)也正在大 行其道。所以沈從文在反對文學的「商品化」和「政治化(政策化)」的同時，對「趣味 個人主義」的「小品文」運動才進行了認真的檢視和猛烈的抨擊。

　　 好在魯迅很快便看清了這種由南北文壇中的「趣味個人主義」者合流，在上海掀起的 一股「小品文」熱的真相，於是在1935年4月，仍借上一年「京海之爭」為引子，寫下 了一篇題為《「京派」和「海派」》[2](P302-306)的文章。(其標題跟一年前所寫的《 「京派」與「海派」》僅一字之差)在這篇文章中，儘管魯迅仍然把沈從文的文章看成 是「京派奚落海派」，而且認為從「根柢上並不是奚落，倒是路遠迢迢的送來的秋波」 ，但是他畢竟「省悟了先前所說的並不圓滿」：即把「當初的京海之爭，看作『龍虎鬥 』固然是錯誤，就是認為有一條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因為現在已經清清楚楚，到底 搬出一碗不過黃鱔田雞，炒在一起的蘇式菜——『京海雜燴』來了。」「要而言之：今 兒和前兒已不一樣，京海兩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為了支撐這一論點，魯迅主要 列舉了如下三個例子：(1)1935年出版的施蟄存編的《晚明二十家小品》，為之在封面 上題籤的便是「真正的老京派」——周作人。(2)在1935年2月創刊的《文飯小品》月刊 (康嗣群編輯，施蟄存發行)的第三期上，排在第一篇的是知堂(周作人)的《食味雜詠注 》，排在最後一篇的是施蟄存的《無相庵斷殘錄》，魯迅將此概括為「真正的老京派打 頭，真正小海派煞尾」。(3)1934年4月林語堂主編的《人間世》在上海創刊，而在創刊 號的卷首就發表了「老京派」周作人的《五秩自壽詩》，故魯迅把它看成是由「京派開 路」的「半京半海派所主持的東西」。這裡不難看出，魯迅對「京海」合流掀起的這股 「小品文熱」是極為反感的，而這恰恰又是跟沈從文心犀相通的。因為此時的沈從文不 僅沒有有意識地要跟這碗「京海雜燴」炒在一起，而且涇渭分明地提出了反對文壇中的 「玩票白相態度」的口號。因而在1935年8月18日發表於《大公報》上的那篇鳥瞰上海 文藝刊物的文章《談談上海的刊物》中，他不僅批評林語堂主編的《論語》「只給讀者 以幽默，作者隨事打趣」，「相隔一間就是惡趣」，而且批評《人間世》「要人迷信『 性靈』，尊重『袁郎中』，且承認小品文比任何東西還重要，真是一個幽默的打算。」 由於「編者的興味『窄』，因此所登載的文章，慢慢的便會轉入『遊戲』的方向去。作 者『性靈』雖存在，試想想，二十來歲的讀者，活到目前這個國家裡，哪裡還能有這種 瀟洒情趣，哪裡還宜於培養這種情趣?」因此這類刊物與其說是為讀者而辦，還不如說 是為作者而辦，「讀者多，那是讀者不長進處，讀者不明白自己處」。至於《文飯小品 》，沈從文認為，也只有「放棄與《人間世》搶生意，不走小品一路，使刊物保持昔日 《現代》雜誌性質，也許更容易辦好」。其態度之明確，口氣之決絕，並不亞於魯迅。

　　 或者是由於沈從文對文壇上的「爭鬥」現象一向深惡痛絕，亦或者是由於他對左翼文 學一向抱有偏見，因此在《談談上海的刊物》一文中，便把以往的文章如《新文人與新 文學》等沒有明白說出來的話，說了個痛快。他認為：包括《太白》、《文學》等進步 刊物在內的上海的「文學雜誌」，刊登的許多文章「皆針對著一個目的，即是向異己者 用一種瑣碎方法，加以無憐憫不節制的嘲諷與辱罵。」並且集中地說了如下這段話：

　　 說到這種爭鬥，使我們記起《太白》、《文學》、《論語》、《人間世》幾年來的爭 鬥成績。這成績就是凡罵人的與被罵的一股腦兒變成丑角，等於木偶戲的互相揪打或以 頭互碰，除了讀者養成一種「看熱鬧」的情趣以外，別無所有。把讀者養成歡喜看「戲 」不歡喜看「書」的習氣，「文壇消息」的多少，成為刊物銷路多少的主要原因。爭鬥 的延長，無結果的延長，實在可說是中國讀者的大不幸。我們是不是還有什麼方法可以 使這種「對罵」占篇幅少一些?一個時代的代表作，結起帳來若只是這些精巧的對罵， 這文壇，未免太可憐了。

　　 當然，沈從文的這些話，是出於對讀者的負責，希望作家們消除意氣之爭，潛心於真 正的文學創作，為時代提供堪稱優秀的代表作品。但是沈從文的超階級、超黨派、僅從 創作態度上看問題的文學觀念，使他的這些話帶有很大的片面性。20世紀30年代尖銳復 雜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造成了30年代前期文壇論爭的複雜性，這中間確實有文人之 間的意氣之爭，但左翼文學對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種人」、民族主義文學以及 沈從文所說的「白相」文學之間的論爭，絕不全是意氣之爭，其中很多論爭具有鮮明的 是非界線和階級的政治的色彩。沈從文將一切論爭都籠統地說成是「凡罵人的與被罵的 一股腦兒變成丑角」的「對罵」，這顯然混淆了其中的是非界線。另外，文章把《太白 》、《文學》與《論語》、《人間世》並提，也有失偏頗。的確，這四種雜誌都刊有大 量的包括雜文在內的小品文，但《太白》、《文學》的辦刊立場和辦刊態度，跟一味提 倡「幽默」、「閑適」，逃避現實鬥爭的《論語》、《人間世》是存在著根本的區別的 。因此，即便就文體而言，雖然同樣是小品文(包括雜文)，那也正如魯迅在《小品文的 危機》一文中所說，「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 存的血路的東西；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並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 醉，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沈從文不分青紅皂白地 一概抹殺包括雜文在內的小品文，起碼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況且沈從文自己發起和 參與文壇論爭的這些文章，以及他的一些「感時諷人」的文章，不也是屬於廣泛意義上 的小品文嗎?如果結合他在寫作此文前後的某些說法，其持論的偏頗和文學觀念的局限 則愈加明顯。比如在1930年所寫的《沫沫集·<輪盤>的序》中，他就把革命文學的論爭 看成是雙方「罵來罵去」。在寫於1933年而到1939年才得以結集出版的《記丁玲續集》 中，又對左翼作家與新月派之間的鬥爭，超然地做出了各打五十大板的評判：「紳士罵 不紳士，不紳士嘲笑紳士，這算是數年來文學論爭者的一種永不厭嫌的副題，我覺得真 不必要!其實兩者正差不多，就因為兩者都是人，壞的一樣的壞，懶的一樣的懶，至於 好的，也還是一樣的好。」這種抽象的從「人」的觀念出發，以人品的「好壞」來判定 文學的「是非」，本身就是很不恰當的。

　　 針對沈從文在《談談上海的刊物》一文中表現出來的思想與認識上的偏頗，魯迅在《 七論「文人相輕」——兩傷》中，尖銳指出：「縱使名之曰『私罵』，但大約決不會件 件都是一面等於二加二，一面等於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較近於『公』，在『罵 』之中，有的較合於『理』的，居然來加評論的人，就應該放棄了『看熱鬧的情趣』， 加以分析，明白地說出你究以為那一面較『是』，那一面較『非』來。」[2](P405)應 該說魯迅對沈從文的上述批評，既是誠懇的又是深刻的。沈從文看到了文壇的「可憐」 和讀者的「不幸」，卻只一味地呼籲停止「對罵」，似乎一旦停止了對罵，上海的所有 「文學雜誌」就會自然地產生出優秀的作品，這實在只是一種天真的想法。殊不知，不 真正地剷除沈從文在《窄而霉齋閑話》中所說的「軟弱」的、「壞」的、「不美」的， 那麼所謂「健康」的、「好」的、「美」又何以會生長?不徹底摧毀沈從文在《禁書問 題》中所深惡痛絕的反動政策，那麼反映一個時代的優秀作品又何以會誕生和存在?況 且，沈從文所反對的以提倡「幽默」、「閑適」而走向消極遁世的林語堂，此時不也正 在把所謂「白話派罵文言派，文言派罵白話派，民族文學罵普羅，普羅罵第三種人…… 」看作是「女子入宮見妒」式的「相互臭罵」[4]嗎?這不能不說是沈從文文學觀念矛盾 性與片面性的表現。

　　 總之，在反對和清除新文學領域中的「玩票白相態度」即「趣味個人主義」方面，沈 從文和魯迅是取同一立場的，但魯迅的深刻之處在於，他總是能從文學者的「趣味」、 「態度」的背後看到其階級的政治的區別，因而並不一般地反對文學論爭，而沈從文則 往往從個人的「審美理想主義」出發，看到「趣味個人主義」對建設健康的新文學構成 的危害。

　　 【參考文獻】

　　 [1]李健吾.李健吾創作評論選集·《邊城——沈從文先生作》[M].北京：人民文學出 版社，1984.

　　 [2]魯迅.魯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3]魯迅.魯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4]林語堂.做文與做人[J].論語，1935，(57).

你的讚賞是我堅持原創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