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原力 · 蘇格拉底

在對「滿神」和「蠱惑青年」兩大罪狀的申辯中，蘇格拉底以哲學之名，為智慧正身，為真理正名。申辯之初，他便將這場實為演講與教育的申辯對象定為「希臘的人啊」，乃至整個城邦體制。他不屑於流於智者，運用任何修辭學來雄辯，相反，他企圖用雅典所提倡的自由言論闡述真理，申辯就此進入哲學命題。

與蘇格拉底形成反差的是一批自詡為」智者「的精神流亡者。他們以教授修辭術和演講術為生，在蘇格拉底努力將人們從自然哲學的誤區中引至人的美德、靈魂及智慧時，他們以金錢的數量衡量所出售的」智慧「數量。這群以」教育家「自稱的沒落講師如螻蟻一般行走在雅典的街頭，他們像蘇格拉底一樣發表著自由言論，卻不必像蘇格拉底一樣在民主的法庭上進行一場申辯，大抵是因為他們的言論與那個正處於困頓、迷茫時代的精神文明相契合，而蘇格拉底則力圖通過教育弘揚真理，傳播美德——這是一種時代的進步，但這種進步往往只能為後進時代所冠名。所以蘇格拉底只能被定為」蠱惑青年罪「。

在申辯時，蘇格拉底大呼：「我所缺的不是辭令，所缺的是厚顏無恥和不肯說你們最愛的話。」這種以「自由」和「平等」著稱的城邦上演的卻是「被自由」、「被平等「的戲碼，面對雅典城邦日益暴露的無知和對是非善惡的混淆，蘇格拉底選擇將這次替自己的申辯轉變為為教育、為真理、為智慧、為哲學的辯護。在那場申辯的最後，這位哲學的殉道者對所有人，或許也是對這個城邦說道： 「分手的時候到了，我去死，你們去活，誰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

然而眾所周知，申辯並未能挽回蘇格拉底的性命。

讓我們再來說點題外話。

其實蘇格拉底並非沒有機會脫罪，在第一輪投票中，以280票對220票判定罪名成立，這其實不算一個很大的差距，按照蘇格拉底和他學生們的辯才，以及他的社會精英朋友們的財富與影響力，大有可能逆轉這一劣勢。

然而，身為哲人的傲骨又似乎命中注定一般決定了蘇格拉底必然敗訴。他向陪審團提出的象徵性懲罰方案——以賠款100德拉克馬了事的態度，觸犯了雅典人最敏感、最脆弱的政治神經——輕蔑對待民主制度，讓陪審團和民眾既恐慌又憤怒，於是，在第二輪投票中，以360票對140票徹底變成了一邊倒的態勢，審判的結果已經無可挽回。

案情走到這一步仍有迴旋的餘地。首先，學生們計劃將蘇格拉底的妻兒帶上法庭，這是對付平民最有效的武器——喚起人們的同情心，這樣往往能解除死刑從輕發落，可是蘇格拉底卻遣散了自己的妻兒，不讓他們出現在法庭上。接著，朋友們又向陪審團允諾大筆的保釋金，希望將蘇格拉底先保釋出來，保證其生命安全，這又被蘇格拉底本人拒絕了。

除了這些明面上的營救，在暗地裡，外邦朋友著手安排了讓蘇格拉底離開雅典去國外定居的計劃，但毫無意外，蘇格拉底是拒絕離開自己熱愛的雅典的。直到最後，焦急的親友們甚至已經擬定了越獄行動，但蘇格拉底卻拒絕越獄，結果接應他的人到了牢房前只能悻悻的又回去了。

蘇格拉底一生中曾經三番五次的遭到起訴，在這最後一案中，一方是追求真理、捨身取義的偉大哲人，另一方則是以民主自由為標榜、被視為民主政治源頭的雅典城邦。孰是孰非，誰善誰惡，不那麼涇渭分明，感情上的取捨則成為一種痛苦的折磨，因而其悲劇色彩愈加彰顯。在民主自由觀念深入人心的現代世界，蘇格拉底之死就不僅成了一個問題，而且成了研究哲學和政治的人心裡一個難以解開的結。

自打審判結束，蘇格拉底的學生們就輪流探監，陪伴老師度過最後的時光，於是也就有了柏拉圖最著名的那幾篇對話錄。

蘇格拉底之死和耶穌之死，為西方文明打下了兩個基調。而蘇格拉底之死之所以成為西方哲學史上的核心事件，首先歸功於柏拉圖《蘇格拉底的申辯》一書對申辯內容的記述。

研究柏拉圖的《蘇格拉底的申辯》，除了是一門古典學問，蘇格拉底問題還具有更普世的思想意義。

《申辯》中的蘇格拉底和《福音書》中的耶穌一樣，早已化作一種思想符號。雖然這個思想符號有著很獨特的故事性。作為後人，我們的目的並不是恢復歷史上的蘇格拉底，而是應該嘗試理解這個思想符號中的哲學內涵。正如西方人自覺地用古典思想來理解現實處境，我們也可以藉助西儒的經典思考，逐漸回歸自身在當下所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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