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問之道:「人」與「天」 ——鄒建軍教授訪談錄

人生就像是一場沒有裁判的馬拉松，自我約束和耐久性遠比一時的速度更加重要。就像歌詞里的：每一步，都算數！

——人民日報

摘要：鄒建軍教授關於論文寫作之「術」的專題報告，詳盡探討了學位論文寫作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引起了相關學者的積極討論。論文之「術」並非是僅僅作為學術規範的常識，更為重要的是學術研究不可或缺的規範意識，只有嚴格遵循並進行良好地吸收，才得以用此「術」來指導學術研究。論文之「術」，如同修繕房屋的根基，沒有地基房屋是建不成的。同樣，寫作規範就如同一篇論文的根基，如若字行不整、標點不明、註解不詳，構思再巧妙、邏輯再合理，都是徒勞無益的。凡事都要有規矩，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為進一步了解學術研究中的其他問題，我們對鄒建軍教授進行了一次專題訪談。他以學問之「道」為切入點，論述了「道」與「術」的關係，並詳盡地講解了何為「術」、何為「道」的問題。最後，他把學問之道歸結為「人」與「天」，即我們的文學研究既要從人道出發從而為人類的事業服務，同時也要從天道出發而追尋真理。一位學者沒有對於道的景仰與執著，沒有對於人道的關懷與對於天道的體悟，再努力也不可能做真正博大精深的學問來。今天的學者在功利化、工具化的環境之下，還有如此堅強的精神追求與大道如天的意識，實在是令人敬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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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學問之道；人道；天道；術與道；博大精深

丁萌（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研究生，以下簡稱「丁」）：您上次關於論文寫作之「術」的講解十分重要，我們每個人都要遵循寫作規範，對於論文寫作來說不可或缺。那麼「術」是不是就等於規範？只要我們遵守了規範，是不是就算習得了論文寫作之「術」呢？

鄒建軍（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研究所副所長、詩歌研究中心副主任，以下簡稱「鄒」）：規範確實是其中的重要問題，但也不僅僅是規範問題，更不能簡單地把規範與「術」等同起來。關於「術」的理解，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即方法與規範，方法也是有所選擇、不可或缺的。在方法上，就是採取何種方法解決問題，以何種見解來進行治學，並把學問傳達給學者以及民眾，都是與「術」相關的問題。對於文學研究來說，就是我們接受並選取的文學批評方法，當然，這些方法基本是業已存世的，比如古代的、西方的、現代的文學研究方法，都可以為我所用。或許有人會提到創造一種或者幾種研究方法的問題，前人有已經有過的研究方法，運用起來簡單，但談及創造，談何容易？能為治學所用的研究方法都有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但我們不能為創造而創造，這並不是「術」的本義；在規範上，上次我已做了詳細的講解，主要是學術規範。在此，我想做一些補充，因為除了治學上的規範，還存在著非學術的規範，比如古代詩話、詞話、戲劇評點等體裁，我們不否認其這樣的文體存在的價值，但這並非是以學術研究的方式去創作，與我們所講的「術」還是有所區別的，要根據具體對象有所甄別、有所選擇。

丁：對「學問之道」中的「道」，您是如何理解的呢？學術研究中的「道」與「術」之間的關係，又是一種怎樣結構呢？

鄒：「道」，就是為人治學的根本態度與根本立場。對於學者而言，有些問題必須要思考清楚：為何要治學、為何而研究？一個人的學問達到了何種地步才算是到位了的？是為自己還是為真理而去做學問？是把學問工具化還是為了尋求人道與天道更高的層面？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值得學者反思的，也是當下學術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優秀品質。根本態度與根本立場不能動搖，我們不是做假學問，更不是當一個偽學者，靠假學問成就起來的假學者，是不得人心的，也是違背社會道德與治學原則的。相信每一位真正的學者都有這樣的認識水平。

「道」與「術」之間的關係，我們是不是可以有這樣的理解：「術」就像打仗所使用的武器，而「道」就是使用武器的方法、指揮戰鬥的策略。「道」的意義與價值在某種程度上更為重要，只有擺正基本的態度與立場，才能踏踏實實做學問，但沒有「術」也是無法投諸戰鬥的。如果我們在學術研究中不能以基本的成果面世，還在那裡說這道那道的，也是可笑的一種現象。我認為二者之間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王國維是把「術」與「道」完美結合的一個典型，就是真正地為人、為天、為真理去進行治學與展開學術研究。在「術」的方面，王國維治學研究的方法與規範，是根據不同的學術對象與學術類型而有所選擇的。《人間詞話》嚴格按照傳統古典批評方法創作而成，而《紅樓夢評論》、《宋元戲曲史》則是按照學術專著的方法與規範來完成的。他所採用的研究方法是中西結合的，靈活地吸收了叔本華的悲劇理論、尼採的精神分析理論等，投入到中國傳統古典詩詞的研究中去。同時他也嚴格遵守學術之「道」，堅持一生追求真理。王國維的研究成果與學術境界是舉世公認的，如果拋棄了「道」，就意味著失去了一位學者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清朝的滅亡給他的人生觀與世界觀帶來了極大衝擊，他選擇了為「道」而死，勇敢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為了知識與正義而獻身。作為一名學者與作家，達到了這樣的境界，是相當難得的。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在任何時候都是令人欽佩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王國維秉承的學術之「道」，對當下學術研究與社會生活的合理性問題，可以進一步進行探討。在王國維的身上，「道」與「術」是統一的，而沒有分裂。他處於新舊時代的交匯點上，處於中西方交匯的交叉點上，而他在方面有了很好的處理，所以他所取得的成就是舉世公認的。後世認為三百年才出一位這樣的學者，這個評價雖然有一些絕對，然而也不是沒有道理。

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一些反面的案例，同樣值得引起我們的思考。《李白與杜甫》這篇所謂的考據之作，可以看出本書的作者的學術研究的能力以及所使用的方法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他卻故意以主觀之見曲解歷史，過分貶低杜甫而拔高李白，拿出一些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的證據，去證明自己已經先入為主的一些觀點，以強制闡釋的方式把學術工具化、政治化，就完全背離了考據的本質，這種方法是絕對不可取的，失去了作為一名學者的根本態度與根本立場，沒有遵循我們所講的「道」。四十年代同樣一位作者所創作的《屈原》，也基本上是如此，屈原作為千古名人，其生平傳記、文學創作都是留存後世、可查可考的，以「屈原」之名而不言屈原之事，以藝術真實為名扭曲歷史真實，在這種被現代化改造的歷史背後，其合理性是不是值得深入反思，甚至是批判呢？「道」就是作為人所存在的根本態度與根本立場，「道」與「術」是相輔相成的，我認為它們二者是統一的，而不是分裂的。對於我們當下的學術研究、為人處世來說，更要把二者有機地統一起來、結合起來，才能發揮更好的歷史作用。

丁：「道」作為為人與治學的根本態度與根本立場，確實不能動搖。那我們應該怎樣做才能實現這樣的根本之「道」呢？

鄒：「道」是學問之道，主要體現在「學」與「問」兩個字上。做學問就得謙虛好學，不恥下問，不斷逼近真知與真理，以自己卓越的學術成果來告訴人們以真理，幫助人們辨別什麼是真的而什麼是假的。如何理解與實踐這兩個字呢？第一，關於「學」。首先，就是要懂得學習，學習前人，繼承傳統。對於搞學術研究的人來說，文獻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文獻的重要存在價值我們不予否認。同時，我們又要開拓創新，結合當下，不能讓我們的學術研究僅僅停留於文獻整理方面。兩者要同時抓，不能顧此失彼，傳統與當下是一脈相承的關係，我們都必須了解與學習。其次，如果具體落實到生活中去，「學」可以細化為四個小的方面：閱讀、觀察、傾聽、經歷。閱讀，對於研究生的學習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作為培養專業型人才的要求，一定要結合本專業的特點與要求，來進行相關的閱讀，去閱讀指定的書目、經典的名著，進一步擴展到文史哲各個方面，不斷擴展自己的知識面。閱讀缺失的問題是當代大學生以及研究生存在的普遍問題，以為閱讀就是讀教材，僅憑教材既不能深入對知識的理解，也無法形成對專業性知識的整體研究。一個閱讀面豐富的人與一個只讀教材的人相比，他們之間的差異不可同日而語。沒有閱讀，就沒有收穫。沒有閱讀，就沒有發現問題的契機。沒有閱讀，就沒有拿來進行學術研究的任何支撐。在武漢大學求學期間，對我影響深遠的一位恩師是著名學者陸耀東先生。陸先生一生勤於治學，兢兢業業，有十來本專著流傳於世，《二十年代中國各流派詩人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後分別獲湖北省和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徐志摩評傳》（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陝西省優秀圖書二等獎，後被收入《中國20世紀文學研究論著提要》）、《中國現代四作家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其中二組論文分別獲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主編《徐志摩全集補編》（共4卷，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1993）、《中國現代文學大辭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等。陸老師無論是治學還是做人，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榜樣，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陸老師曾致力於編著《中國新詩史（1916-1949）》，在他所處的年代，印刷行業並不發達，他親自用鋼筆手抄200多本詩集，我曾有幸見到過這些堆積如山的手抄本，其治學精神讓人感動頗深。同時，他也注重國外資源的收集，通過留日的子女廣泛地搜集了國外關於新詩的資料，讓中國的新詩研究更加全面、客觀。陸老師為了研究新詩，幾乎閱讀了所有有名的詩集，正如我們上面所說的，沒有閱讀，就沒有積累與發現。觀察，就是要學會細心觀察生活的點點滴滴，培養作為一個學者或詩人的敏感意識。細心觀察皆學問，觀察也是要深入進去，不能走馬觀花地停留在事物表面。如何才能做到深入的觀察？就是靠我們平日形成善於觀察的習慣，觀察得多了，就會量變以促質變，得到對事物更深入乃至本質性的認識。觀察也是全方位、多層次的，世界萬物、生活百態都是值得我們去觀察的對象，只有了解生活，才能更加了解做人與治學，觀察是必不可少的；傾聽，是要學會傾聽不同階層與不同性質的講話。不同階層的人，包括老人與小孩，不同階層群體對不同事物的看法是不一樣的，對同一事物的看法也是有所區別的，只有去聽，才能發現這些不同。不同性質的講話，會議、報告、論壇、沙龍等等都是很好的平台與機會，尤其是學術沙龍，在那種自由的氣氛與環境中不同思想新知互相碰撞，對於學者來說是獲益匪淺的。昨日關於百年新詩的國家項目開題報告會，來自京滬寧（南京）多地的專家學者匯聚於此，他們關於新詩的傳播與接受提出了許多之前我們未曾關注過的角度，令我收益頗豐。還有昨日有幸參與了2017珞珈詩派開幕式及朗誦會，朗誦會中加入了許多綜合性的元素，融朗誦與表演藝術為一體，讓珞珈山的文化氣息優雅地展現了出來，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們參與、學習的機會；最後就是經歷，也可以理解為實踐，實踐出真知，也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陸老師特別注重實地考察，為了研究徐志摩，多次去到徐志摩故居——海寧干河街，在當地反覆考察，盡自己最大努力搜集一切可搜集到的材料；研究馮至、魯迅亦是如此，既重視原始資料的收集，也事必躬親毫不含糊，所以才有《馮至傳》的面世，所以才使其成為研究魯迅的專家。通過陸老師的例子，我們要明白，不去經歷和實踐，就無法得出深刻性的見解，即使是天才，如果閉門造車不與外界接觸，這份天賦最終也會因一葉障目而成為井底之蛙。在我們當今信息發達的社會，如果關起門來搞研究而不去充分利用發達的信息資源，這是非常不可取的。

關於「問」，就是要做到問、辯、思、探四個字。這四個字簡單扼要，非常明了。問，就是詢問，一個人無法窮盡所有知識，必定有自己不懂的地方，這就需要大膽地詢問，不恥下問。詢問的過程也是一個回饋的過程，在問的同時也得到了答案。如果只做到不知為不知，就失去了與別人交流的機會，或許也就失去了得到啟示的良好機會。辯，就是辯論，要勇於與別人辯論。老子說不爭為三寶之一，於修身養性而言，不爭意味著淡泊名利、清心寡欲，確實有可取之處，但對於做學問來說，辯論的過程就是對知識深入了解與運用的過程，辯論的過程就是把關於某個爭論的問題進一步分解與深入。辯論本身也包含著許多學問，辯論並非無理取鬧，而是據理力爭、切磋協商，其中的學問對於研究治學來說有重大意義。我們現在的研究生教育也是一樣，勇於與別人辯論既是對知識的拔高，也是對自我性格綜合發展的全面提高。思，就是思考。沒有思考，就沒有深層次的發現。陸老師發表如此眾多的論文，與他勤于思考的習慣是分不開的。勤于思考，才會發現問題，這種問題意識會指導著我們去進行學術研究。探，就是探尋，與我們上面所講的經歷基本相同，學術研究的領域也是需要不斷去探尋拓展的，不能只集中於我們當下的研究，要把目光放長遠，探尋更加具有學術價值的東西。「學」與「問」二字背後其實包含了很多東西，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按照這兩個字去做學問，像陸老師那樣一生為治學嘔心瀝血，那麼以一生的努力就一定會有很大的收穫。

丁：如果我們能深入貫徹落實「學」與「問」，確實能對自身發展有很大的提高。雖說做學問有深有淺，有高有低，但一定要朝著「道」不斷前進，才能不斷拔高自我。那您認為學術研究的最高境界是什麼呢？

鄒：學術研究的最高境界是求真務實，也是做學問的根本目標，求真、務實二者需要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如何理解「求真務實」的豐富含義？

一、學問的目的就是「求得真知」，這個觀點出自於王忠祥老先生，我非常認同這樣的觀點，並一直把其作為學術研究的重要準則之一。什麼是「真知」？就是歷史真實、客觀規律。陸老師曾說「做學問要恢復歷史的原貌」，即事物本身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做研究亦是如此，沒有可靠的歷史依據與客觀現實，就是站不住腳的，後人就無法有所繼承，也不可能做出公允可靠的評價。我們研究文學，應該意識到文學也包含文學史的成分，研究文學也含有研究歷史的成分，有兩點必須明確：史實與史識。史實，就如同司馬遷創作《史記》時所堅持的實錄精神一樣，以直筆展現歷史真實。司馬遷作史有理有據，全面地佔有材料，走訪歷史故地，聽取民間傳說的合理部分，承認客觀事實的存在，全面系統地直書史事，盡最大努力不為曲筆或漏略。《史記》可以說全方位地展現了他那個時代以及從前時代的社會生活，描寫了歷史上的各色人物，反映了歷史的本質，這是實錄精神的一種反映，為後世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何為史識呢？就是建立在史實基礎之上形成的一種歷史意識。研究文學不能忘卻歷史，沒有這種歷史意識，就很容易把文學與歷史割裂開。雖說文學不等於科學，與科學確實存在性質上的差異，但文學絕不是偽歷史、偽學問，對於學者來說一定要形成這種歷史意識，尊重歷史史實，做出符合歷史與真理的研究成果。

二、追求真理。我們研究文學是為了什麼？對真理的追求肯定是重要目標之一。我們說文學就是人學，文學研究很大程度上要回歸人類本身，為人類社會而服務，這就要求我們一定要堅持不懈地追求真理。文學本身包含許多綜合元素，並非是僅僅作為文學的獨立體，與社會、歷史、人性、宗教、倫理、道德、哲學等息息相關，研究文學，這些方面都要有所涉及，所以研究成果就是對真理的不斷認知與發現。比如我們對《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悲劇的分析，是性格悲劇、心理悲劇、倫理悲劇、命運悲劇中的哪一種呢？學術界對此的研究不斷深化發展，提出了許多之前我們未曾注意到的東西，這就是對真理不斷追求的體現。又如《老人與海》中聖地亞哥身上到底代表了什麼精神呢？是硬漢精神還是叢林法則？後世又從女性主義、生態主義、環境批評等各個角度對其進行解讀，這種多元發展的文學研究態勢表明，我們對真理的追求是一個不斷探索發現的過程。研究文學，就是要追求真理，只要我們堅持不懈，就會有所收穫。

三、堅守真理。顧名思義，就是堅持和守護真理。很多學者進行學術研究的出發點是好的，為了真知真理去研究，但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很容易被學術研究外在因素所影響，比如學位、職稱、名利等，這些東西確實都是我們必須考慮與面對的東西，但這些都是外在的、不足輕重的東西。學術研究內在的追求，一定要符合社會正義與社會功德。我們從一個學者的研究成果，是可以看出很多東西的，發表的論文與專著是一個重要的考核標準。一個作家沒有作品，就無法服眾一樣，論文數量並不能代表對真理的堅守，因為很多論文與專著並沒有探討，或者發現一些根本性的問題，這種考核標準與機制存在著很大的缺陷。學術研究一定要有所發現有所創新，而不是停留在類似於梳理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更不能被外在的東西所迷惑。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是非常清晰的，梁啟超提出了「文學地理」的名詞，劉師培最早進行了文學地理學研究，楊義是對文學地理學方法的集大成者，曾大興把它作為一門學科提了出來，而本人則致力於對文學地理學批評建設和理論發展，並進行不斷完善。我們不能為了名利，而把這些成果都攬在自己頭上。文學地理學是一門具有生命力的學科，體現了文學與自然的密切關係，進行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就是對人與自然、文學與自然奧妙的研究，堅守真理，不斷擴展研究，才是一門學科源源發展的不竭動力。本人對易卜生的研究，最早是源於對王忠祥老先生1997年所發表的一篇論文——《讀易卜生詩作札記》，這是現今能夠查詢到的國內最早一篇關於易卜生詩歌的論文，從中我們能確切感受到王老師對易卜生研究的極大的興趣，對文獻的搜集與整理非常全面，論證有理有據。這篇文章對我影響頗深，對我後來的易卜生研究以諸多啟發，讓我發現了易卜生詩作中所存在的一些問題，進而開啟了自己的探索。王先生身上這樣一種求真務實的精神，是我們每一個人學習的榜樣。

丁：求真務實對於每一個進行文學研究的人來說，都是必須堅守的原則與精神。在進行文學研究的時候，我們會有所疑問，不知道自己所研究的領域是否值得開拓，是大學問還是小學問？您認為一個人學問大小的標準是什麼呢？

鄒：每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知識卻是無限的。我們每一個搞研究、做學問的人，不可能都能稱得上是做大學問的學者，但這並不是代表我們做不了大學問，這樣的認識並不是要打壓自我的信心。每一位學者都要立志於做大學問，朝著高水平的研究不斷努力。然而什麼樣的學問才能稱得上大學問呢？可以用「博大精深」來概括。我們可以深一步地談一下對「博大精深」的理解：

一、博，廣闊的視野與廣博的知識。錢鍾書先生的學問與成就，可以擔此評價。錢鍾書的《談藝錄》是一本關於中國古代詩文的專著，以探討中國傳統詩學為主要內容，涉獵的範圍十分廣泛。美學、比較文學、修辭學、藝術論、創作論等，均在作者的視野之內。《談藝錄》中僅參考文獻就達2000多條，涉及古今中外，僅僅是了解、閱讀這樣的著作，就是一項浩大工程。在此基礎上達到如錢鍾書那樣的靈活運用的水平與境界，更是難上加難。他的《管錐編》約一百三十萬字，論述範圍由先秦迄於唐前，用文言文以讀書筆記的形式寫成。考論詞章及義理，打通時間、空間、語言、文化和學科的壁障，多有新說創見。在這本書中作難者引述四千位著作家的上萬種著作中的數萬條書證，所論除了文學之外，還兼及幾乎全部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以此來看，錢鍾書是一位真正的大家。同時，他的學術研究也告訴我們進行文學研究時需要廣博的視野與廣闊的知識，對於比較文學這門學科更是如此，涉及到比較層面，古今中外都在其中，沒有豐富的知識積累，是很難深入進行比較文學研究的。

二、大，要研究重要的甚至重大的問題。研究一定要有所發現，提出一些重要的、重大的問題來討論，否則就不能稱之為研究。錢鍾書在他的許多著作中提到的中西方差異性的問題，都是比較文學研究里的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對後世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他曾著《舊文四篇》，從題目來看似乎是小文章，但這四篇文章中卻探討了許多有價值的問題，如《中國詩和中國畫》、 《讀〈拉奧孔〉》、《通感》、《林紓的翻譯》等4篇，成為了當今研究這四個相關領域必看的材料之一。他在這些論文中提供的信息量很大，提出的問題與見解很有價值。《林紓的翻譯》一文，以林紓為例探討了中國人在面對中西文化交融的環境下如何達到翻譯的最高境界——「化」的問題，關於「化」的觀點，對後世翻譯學影響深遠，涉及到了翻譯領域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三、精，精通、精深。錢鍾書《舊文四篇》中的《通感》一文，對通感進行了全面的學術梳理，「在日常經驗里，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個官能的領域可以不分界限。顏色似乎會有溫度，聲音似乎會有形象，冷暖似乎會有重量，氣味似乎會有體質。諸如此類，在普通語言里經常出現，譬如我們說『光亮』，也說『響亮』，把形容光輝的『亮』字轉移到聲響上去，就方法彷彿視覺和聽覺在這一點上有『通財之誼』（遠山拙註：指古人好友之間錢財混有，不分你我）。又譬如『熱鬧』和『冷靜』那兩個成語也表示『熱』和『鬧』、『冷』和『靜』在感覺上有通同一氣之處，結成配偶，因此范成大可以離間說『已覺笙歌無暖熱』。李義山《雜篡——意想》早指出：『冬日著碧衣似寒，夏月見紅似熱』。我們也說紅顏色『溫暖』，綠顏色『寒冷』，『暖紅』、『寒碧』已淪為詩詞套語。」[]從錢鍾書對「通感」的定義、通感的研究、使用線索的梳理，能真正感受到對一種理論有精到見解。做精做細才可能成就自己的大學問。

四、深，深入。層次的遞進、見解的深刻，做學問就是要深入進去，這一點與前面所講的基本重合，在此不贅述。博大精深這四個字，每一個字背後都蘊含著豐富的含義，做到其中的任何一點，都是非常不易的，錢鍾書是中西文論研究的集大成者，他以一生的努力，才達到了博大精深的學術境界。

丁：沒有想到您將「博」、「大」、「精」、「深」四個字分離出來，竟然包含如此豐富的內容。我還有一個問題，您此次講的學術研究的「人與天」，具體該如何理解呢？

鄒：「人與天」分別指人道與天道，我想從以下兩個方面理解：

第一，人道，我們進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最後都要回歸到人類本身。文學活動或藝術活動是精神生產，藝術與文學是有交叉的，在此聯繫起來講是為了突出它們的人文特徵。何為「精神生產」？「作為特殊性勞動的藝術生產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藝術生產是一種精神生產，它是以人類大腦為基礎，藉助於一定的語言符號創造出具有一定觀念的意識形態產品．生產這些產品的人是精神生產者，他們通過有目的、有意識的創造性勞動，把自己的意識、情感、認知、體驗乃至個性對象化到藝術產品之中，使產品更形象化、情感化、審美化，體現出自身本質的力量，從對象化的藝象世界中直觀自身，確證自己、完善自我並實現自我，從而滿足人的精神需求在對象的主體化中提高自身的藝術修養，增強美的感受力、創造力和鑒賞力。」[]如果我們可以回到問題的出發點，精神生產的主體是人，沒有人就沒有精神生產的產生與成果。文學藝術都是具有獨立系統的領域，確實與倫理、道德、宗教、歷史等息息相關，但文學的獨立性是不可否認的，就是因為有人的意識活動參與區中，人的主觀能動性是不可限量的，這樣才使得我們的文學研究不曾止步。研究文學，一定要探索人之道，即人的存在之道，人之所為人，存在的根源是什麼？我們的研究有沒有回歸對人本身的研究上？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回歸到對人的研究的同時，也應明確文學研究也要為人類社會服務，為社會文明的發展提供幫助。研究人本身就是為了解決人所遇到的問題，文學以一種特殊精神文明的方式，從心智上影響了人。本人博士論文是關於美國華裔作家譚恩美長篇小說的研究，譚恩美作為華裔作家的典型，其在後殖民文化影響中的雙重心理，與民族身份建構等問題，都需要我們進行探討。在他的背後還有一批批美國華裔作家，這些華裔作家背後體現了一個民族性格的建構歷程，我們可以通過一個作家及其作品來反觀一個人、一批作家、一個民族。總之，文學研究很大程度上要回歸到人本身，無論是文學作品中的人物，還是社會中的人物，這才是一門真正的大學問。

第二，天道，就是自然規律。我們當下的文學研究基本上關注點在人道上，不講天道，天道作為一種自然現實是我們生存的重要部分，忽略對天道的探索，是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大缺陷。所謂天道，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文學中對自然萬象、山川河流、花鳥蟲魚、風雨雷電、日月星辰等的呈現與表達，這是生命意識的原始表達。我們今天對人之外的客觀世界的研究是遠遠不夠的，大部分學者只關注人，研究人的精神世界、心理世界，卻不注重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探討。最重要的是很多學者沒有形成正確的意識，認為文學與自然是分離的，研究自然似乎不是文學研究者所要涉及的，因為我們沒有認識到人與自然的密切關係。我們所講的自然是存在於作品中的、能明確表示自然與人發生聯繫的自然現象，而不是所有的自然都可以成為我們的研究對象，這是文學地理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如果深入地了解到文學地理學的相關理論，對這個問題就會有比較正確的認識。（二）關於彼岸世界的思考。神仙上帝、天堂地獄、靈魂思維等，這些東西偏向於哲學化，也是我們文學研究者必須思考的問題。文學與哲學有著密切的聯繫，「文學是社會生活在作家頭腦中形象化的反映，它依靠形象思維將作家在社會生活中獲取的靈感、思想與信息傳遞給讀者。哲學是人類對於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總的看法，它以抽象思維表達人類的世界觀。沒有文學的參與，哲學可以獨立存在；沒有哲學的介入，文學難以發展。」[]很多根本性的哲學思想對文學是有啟示的，文學理論的闡釋跟哲學的闡釋有相似之處。拿《孔子》與《莊子》來說，《孔子》集中在對倫理道德的說教上，《莊子》則更能體現對自然萬物的把握，兩部巨著分別體現了對人道與天道的關注。《孔子》中當然也存在對天道的思考，《老子》中更不乏對人道的見解。人與天，其實是文學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兩個方面，我們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顧此失彼，而是要在關注人道的同時，更加重視天道的價值與意義。

我們不得不強調，一般的所謂學者只是做一點小學問而已，而真正的大學者卻只追求做大學問，並且以一生的努力而實現自己的學術目標。當代中國做學問的人很多，然而做出學問來的人卻很少，更不要說什麼大學者，再也不能說當代有什麼大師了。首先，當代中國少有真正的思想家，沒有思想家也就不會有大學者，沒有思想家也就不會有什麼大學問。首先是你沒有獨立的思想，在文獻方面花再大的功夫也是沒有用的。對於文學作品的解析雖然十分重要，然而這只是一個基礎，在此基礎上還要有對於文學理論的發現、對於文學史的建構，發掘出一些具有本質性的、規律性的東西。學科門類上的建樹、批評方法上的建樹就更為重要，然而由於多種多樣的原因，當代中國學者在這兩個方面都沒有什麼重要的建樹。說到人道與天道，其實兩者是統一起來的，並且是必須統一起來的。文學倫理學就是關於人道的學問，文學地理學就是關於天道的學問，然而它們都還走在自己的路上，沒有發展出自己獨立於世的東西，沒有發展出具有重大創造性的東西。如果我們能夠在此兩個方面花大功夫，以十年、二十年的努力，就會做出前人所沒有的思想成果與學術成果，人道與天道的目標就能實現，或者接近實現。

丁：感謝您接受此次專題訪談。就您的整個發言來看，整體上分為了五個部分：學術研究中的「道」與「術」、學與問、學問的最高境界是求真務實、學問的大小在於博大精深、學問之道在於人道與天道。每一部分都有各自的價值與內涵，形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我們要做到其中的任何一個方面都是不易的，要真正追尋治學與做人中的人道與天道，更談何容易！您專門把「人與天」提出來，正是給予了治學者以方法論與世界觀的指導，對我們的文學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此文原發表於《湖北雜文》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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