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學在中國

伊朗學一直屬於「東方學」的重要組成部分。1802年，德國東方學家格羅特芬德對古波斯楔形文字的成功解讀，以及1847年英國考古學家羅林森對希斯敦銘文的成功釋讀，標誌著伊朗學在東方學中的特色形成。1903年，德國哥廷根大學開始設立伊朗學系，標誌著西方伊朗學研究專業化開始。從1958年起，美國的伊朗學研究蓬勃興起。伊朗政府也高度重視伊朗學，設立伊朗學基金會，把伊朗學研究範圍拓寬到有關伊朗研究的一切領域，甚至包括伊朗對外關係和經濟。伊朗學研究的地理範圍是「大伊朗」（GreatIran），包括今天的伊朗版圖，以及現在的阿富汗、小亞、中亞南部、高加索地區和南亞西北地區。

中國的伊朗學研究可以說始於西漢，《史記》就記載了當時安息帝國的情形，由此逐步形成中國伊朗學研究得天獨厚的優勢與特色。首先，中國的古代典籍大量記載了伊朗風土人情以及中伊友好交往；其次，中國一些少數民族與伊朗文化有著天然聯繫；第三，當代中國與伊朗處於全方位友好交往中，多位中國學者先後在伊朗獲得波斯語言文學博士學位。這些有利因素促進了中國的伊朗學研究蓬勃發展，並呈現出以下特點。

首先，當代中國對伊朗的研究從翻譯外國著作開始。一般先從俄文專著翻譯開始，現在發展為從英文、法文專著和波斯語專著翻譯。其中代表性著作有：蘇聯伊朗史專家米·謝·伊凡諾夫《伊朗史綱》（1958年，上海三聯書店），李鐵匠翻譯的《伊朗史》（【美】埃爾頓·丹尼爾，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和《波斯帝國史》（【美】A.T奧姆斯特德，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張鴻年翻譯的《伊朗文化及其對世界的影響》（【伊朗】扎比胡拉·薩法，商務印書館，2011年）、《波斯帝國史》（【伊朗】阿布杜·海珊·扎林庫伯，2011年，復旦大學出版社），葉奕良翻譯的《伊朗通史》（【伊朗】阿寶斯·艾克巴爾·奧希梯揚尼，1997年），元文琪翻譯的《阿維斯塔》（【伊朗】杜斯特哈赫，商務印書館，2005年），李玉琦翻譯的《巴列維王朝的興衰》（伊朗外交研究所編著，新華出版社，2009年），等等。通過這些譯著，我們不僅可以了解西方世界和前蘇聯的研究現狀，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理解了伊朗人對自己歷史文化的感悟和評價，為中國伊朗學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其次，中國學者已從名著翻譯發展為學術創新。中國學者在《歷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世界歷史》、《外國文學評論》等雜誌發表一批高質量的論文。特別是國家社科基金大力支持伊朗學研究，如《伊朗通史》（1987年）、《祆教史》、《伊朗白色革命研究》（1989年）、《新時期中國伊朗關係研究》（2004年）、《列王記研究》（2005年）、《伊朗與伊斯蘭世界關係研究》（2007年）、《變動中的神權政治——當代伊朗政治改革與發展研究》（2008年）、《中國伊朗關係史》（2010年）、《伊朗核危機演變趨勢與中國能源安全及其對策研究》（2010年）。由於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有嚴格的評審和結項程序，因此以上成果基本代表了中國學者對伊朗的研究水平。

第三，伊朗學研究內容日益廣泛深入，但短板也很明顯。文學、歷史、宗教研究最透徹，對外關係研究最熱，經濟研究最薄弱。代表作有張鴻年的《波斯文學史》（崑崙出版社，2003年）、《鳳凰再生——伊朗現代新詩研究》（穆宏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孫培良《薩珊朝伊朗》（西南師大出版社，1995年）、王興運《古代伊朗文明探源》（商務印書館，2008年）、李鐵匠《伊朗古代歷史與文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徐良利《伊兒汗國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彭樹智《中東國家通史·伊朗卷》（商務印書館，2002年）、趙偉明《近代伊朗》（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年）、冀開運、藺煥萍《二十世紀伊朗史》（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等。研究伊朗對外關係著作主要有：李春放《伊朗危機與冷戰的起源(1941—194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范鴻達《美國與伊朗:曾經的親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楊興禮《伊朗與美國關係研究》（時事出版社，2006年）、陳安全《伊朗伊斯蘭革命及其世界影響》（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等。維族學者探討了新疆伊斯蘭教、維族文學與伊朗的關係，回族學者從人類學角度研究回族與伊朗的關係。出於中伊能源合作的需要，一些博士論文從地質學和地球物理學角度研究了伊朗油氣資源。令人遺憾的是至今沒有出版一本關於伊朗經濟和伊朗地理的專著。

第四，中國伊朗學的研究水平受到國際社會和伊朗的認可。北京大學王一丹教授的博士論文《拉施特〈史集·中國史〉》校注》（波斯語）已在伊朗高等院校出版中心出版，伊朗學術界泰斗沙希迪教授對該論文評價很高，並給這篇博士論文打了滿分。曾延生主編的《漢語波斯語詞典》獲得伊朗1998年度最佳圖書獎。2009年8月9日，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所陸瑾博士以《利瑪竇〈中國紀〉波斯文本研究》（波斯語，伊朗古籍研究中心2009年版）一書榮獲「伊朗第九屆國家手抄本保護者獎」，成為首位獲得伊朗國家圖書大獎的華人學者。該獎由伊朗國家圖書館和議會圖書館聯合主辦，是伊朗國家級的圖書評獎活動，旨在鼓勵對古代歷史文獻的研究與保護。《利瑪竇〈中國紀〉波斯文本研究》是以穆罕默德·扎芒的波斯文手抄本《中國紀》為研究對象，該文本在伊朗文化界、藝術界頗有影響，反應了特定時期伊朗人對中國的認知狀況，對於研究薩法維王朝時期的波斯文風和譯風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該書的問世填補了伊朗漢學研究的一項空白。

總而言之，新中國的伊朗學研究從翻譯開始，發展到論文、專著與譯著並行，文學、歷史、宗教研究成果豐碩。但伊朗中世紀史研究仍相對薄弱，對伊朗基督教、伊朗猶太教研究剛剛開始。對外關係研究引人注目，但主要集中在中國伊朗關係、美國伊朗關係、以色列與伊朗關係，對歐洲與伊朗、非洲與伊朗、俄羅斯與伊朗、拉丁美洲與伊朗關係的研究很少。研究取向著重於應用型、對策性、熱點性，對伊朗的考古學、歷史地理、哲學以及人類學研究較少。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伊朗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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