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清華怎樣辦社會科學

2011年不僅是清華的百年校慶，也是老清華社會科學的四個學科——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和心理學建系85周年誌慶之時。這四個系都是清華興辦本科教育後的第一批科系。1926年4月8日，清華第九次教職員會議通過趙元任教授關於「本校學程以學係為單位」的提議。4月26日，清華學校評議會決定，首先在前一年已經設立的大學部設立17個系，其中11個系先行設立專修課程，其中包括社會學系、政治學系、經濟學系和教育心理學系。4月29日，教授會選舉陳達為社會學系主任，余日宣為政治學系主任，朱君毅為心理學系主任，朱彬元為經濟學系主任。如果說老清華的這四個社會科學學科在當時是全國高校中最好的，並不為過。這些學科雖然都是從西方引進的，但清華教授們絕不是簡單拷貝，他們傾注了心血，有獨到的創建，給予了中國實驗場新的闡釋。老清華社會科學的發展，與人文學科（文、史、哲）不同，其路徑與自然科學的發展倒頗為近似。兩者都屬於實證科學，都強調研究的成果需要經過實驗的證偽或證實。說起老清華的文科，以往，人們的印象中就是「國學研究院」和「文學院」。社會上，甚至學界，對老清華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和教學力量知之甚少。比如說，當年國學院四大導師中，有三位（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其實都教過心理學。其中有超出大學、學科、學術範圍的深刻的社會原因。首先，從老清華的歷史上看，社會科學的若干系分散在幾個學院，從來沒有單獨地放在一個學院。其次，從社會科學在中國的產生、演變的歷史沿革來看，社會科學也是支離破碎的。老清華社會科學的各學科在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更是遭到滅頂之災。因此，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發展基本上都被中斷了，恢復後的學科的發展，要想與歷史上老清華的發展接軌，也相當艱難。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以來，社會科學逐漸在中國成為顯學。但是作為一個整體，社會科學經常同「人文」混淆。無論是官方還是普通大眾最為頻繁使用的「文科」一詞，不僅混淆了「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也混淆了「社會科學」與「應用文科」（比如商、法等）。直到今天，在國家的學科分類中，經濟學是一個門類；政治學、社會學在法學門類中；心理學既設在教育學門類中，又設在理學門類的生物學一級學科下。這就在正式的系統內，包括學科評估、科研經費配置等方面把社會科學拆散了。原來的工科院校變成綜合性大學或科技大學之後，紛紛成立了「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但是，人們通常將其簡稱為「人文學院」，產生了「只知有人文、不知有社科」的現象。《老清華的社會科學》第一次把老清華的四個社會科學學科放在一起回顧，並嘗試著概括出老清華社會科學學科的四個共同特點。這也正是老清華的社會科學對現代中國社會科學的四大貢獻。第一，科學的研究方法。就是運用培根以來的實驗科學或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社會現象、社會問題和社會行為。以社會學為例，老清華社會學在建立之初，就承繼了實證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傳統，從一定意義上說，今日中國社會學學科也是繼承發展了老清華社會學的這個傳統。老清華社會學系第一任系主任陳達教授提出：「社會學是採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人類社會。」他身體力行，曾建立並主持「國情普查研究所」，在中國國情數據和調查方法上的貢獻令國內外矚目。先是清華社會學系學生，後成為清華社會學系教師的費孝通，經歷多年社會調查的體驗後總結說：「通過社會調查可以如實地反映社會實際，認真地觀察人們在社會裡怎樣生活，把它具體地記錄下來。根據這些調查得來的資料，進一步分析、研究，了解人們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情況和相互聯繫，它們在變動中是怎樣相互影響的，然後積累可以比較的資料，去發現社會結構和社會變動的規律。這就是社會學的內容。」老清華的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也均有科學研究方法方面的突出表現。1926～1928年清華籌備和建立心理系後，就著手於實驗室的建設，當年建立的實驗室有：普通實驗室、動物實驗室、動物飼養室、隔音室、暗室等，所使用的儀器設備，在當時也是很先進的。老清華政治學系的師生，將舊中國的政治變亂、政局變動、國家的政治憂患，作為研究和社會改造的對象，他們很多人投身於政治改造活動中，也作出了學者獨有的方法貢獻。譬如，作為中國現代政治學奠基人之一的錢端升教授，率先運用「法律形式主義」研究方法，推動政治學研究的科學化。在1926年為清華學生所做的演講中，錢端升提出，凡是科學，應當具備兩個要素：第一，要有許多有因果關係的事實可供研究；第二，於此種事實中，須能得到通律，用以解釋相同的現象。以此為標準，錢又提出政治學的學科獨立和學術發展端賴於此，政治學「如能成為科學，則當可自成一家，在社會科學中，當可佔位置。否則恐仍不免介於哲學法律之間」。為此，清華政治學系提出：政治學向自然科學學習，運用經驗的方法研究政治事實和政治行為，從而進一步推動政治學的科學化。而在教學上，老清華政治學系所強調的方針是：「灌輸學生以政治科學之基礎知識」，「養成學生應付社會環境之學識與技能」，理論與事實並重，培養「能獨立作高深學術探討」的研究人才。第二，國際視野和國際學術標準。老清華社會科學四個學科的教授大都曾留學美國和歐洲，他們帶回來了國際視野和國外的很多前沿研究。同時，在學術標準上，老清華社會科學從一開始就採用國際標準，對研究論文認可的標準定得很高。這也是老清華的社會科學被國際學術界認可的重要原因之一。鑒於歐美當時在社會科學研究上的領先局面，老清華的教授們為了推進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大量翻譯和介紹了歐美的社會科學著作。當年，老清華社會科學的國際視野和國際學術標準，還表現在教授、教學、刊物以及發表論文的「國際接軌」。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老清華社會科學選拔的是當時國內外最為優秀的教授，有一大批直接從國際上聘來的著名教授。在政治學方面，1926年9月至1927年2月，聘任了時任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系第一任主任的克爾文(Edward Samuel Corwin)；1929年8月，聘請芝加哥大學教授萊特（Quincy Wright）。梅貽琦任職期間，曾聘請史祿國（S. M. Shirokogoroff）為社會人類學系教授。這些外籍教授都是一時之選的優秀學者，其中克爾文教授和萊特教授後來都曾擔任美國政治學會主席以及國際政治學會主席。在教學的國際接軌方面，採用研討班（seminar）的教學方法。清華對知識學科採取啟發與自由開放的態度。教員和學生可以不經校方或授課教員同意，自由進入課堂聽講，與傳統權威式與灌輸式的教學方法不同，清華在課堂上多採取自由討論方式，鼓勵學生髮言，培養學生之獨立思考和批判能力，而課堂里的民主參與訓練，亦發揮至極致，使學生在擴大知識領域和思考空間的同時，學得民主風度和主持會議的經驗。老清華於1915年創辦《清華學報》，不久即出英文版，1919年短暫停刊後又於1924年復刊，仍有英文版。曾任老清華校長的著名學者嚴鶴齡於1916年創辦了《中國社會與政治科學評論》，至1941年因抗戰條件困難而停刊，為中國最早且延續時間最長的英文社會科學學刊，當時為歐美各大圖書館訂閱，至今仍可查閱。第三，注重對當時中國問題的研究。老清華社會科學的研究並不是脫離中國現實，而是「經世致用」的入世態度。對中國現實社會問題的關注，是清華大學的一貫立場。1928年的《國立清華大學條例》就提出：清華大學的辦學目標是「以求民族在學術上之獨立發展，而完成建設新中國之使命為宗旨」。國立清華大學第一任校長羅家倫在「整理校務之經過及計劃」中陳述的觀點，最能體現老清華社會科學的立場，他提出：「政治經濟二系的學科與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改造關係最為重要。」注意，他這裡用的是「改造」二字，就是說不是純學術的，而是要參與社會的變革。他還強調：社會人類學系要注重現實社會問題的研究，當然，他也支持該系關於古代文化的探索。在政治學系，有關課程需觀照中國問題和中國政治的訴求一向強烈。尤其是自1928年始擔任系主任的浦薛鳳，特意提出「為造就吾國應用人才起見，對於本國政治方面各學科及市政學，尤加註重」。為此，政治學系特聘張忠紱主講「行政管理」，聘沈乃正和陳之邁專授「中國地方政府」、「中國憲法」、「中國近代政治制度」，並安排由蕭公權主講「中國政治思想史」等課程。這些課程首開在中國高校政治學系以中國政治研究為首重的一代學風。西南聯大時期，在國難當頭的局面下，為了「將研究事業更加擴展，冀由學術研究，增強抗戰力量」，清華大學還專門成立「國情普查研究所」，除了由勞工問題專家陳達擔任所長外，著名社會調查專家、定縣調查主持人李景漢擔任調查主任，我國統計學的元老戴世光擔任統計主任。國情普查所的宗旨是：「收集關於本國人口、農業、工商業及天然富源等各種基本事實，並研究相關問題，以期對於國情有適當的認識，並就研究結果貢獻於社會。」潘光旦為完成獨具匠心的專著《馮小青》，從1922年到1935年，歷經14年，收集墓碑、民間傳說、口述等資料，該書是研究中國傳統社會中女子性心理的傑作，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是獨具中國特色的。再如，潘光旦關於家譜、血緣的研究，包括《中國家譜學史略》、《家譜與宗法》、《章實齋之家譜學論》、《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等，將中國的譜系之學溯源至戰國時期。中國的社會學家試圖創建一種與依據西方社會經驗建立的西方社會學不同的、以中國久遠的社會關係、社會行為解釋為基礎的社會科學。費孝通的《江村經濟》，也試圖歸納出與西方文明不同的中國人的社會生活、社會關係模式。西方著名學者、功能主義大師馬林諾斯基為該書撰寫的序言中，稱該書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馬林諾斯基還說他夢寐以求的願望是：中國社會學界「獨立自發地組織起一場對文化變遷和應用人類學的真正問題進行學術上的攻關」。第四，獨立之精神。老清華處於一個動蕩的時代。從1925年～1949年，其間既有反對外族入侵的抗戰，也有多次國內戰爭。然而，老清華社會科學的發展，在整體上能夠始終不渝地走出堅實的腳步。之所以能夠如此，這與清華學人堅持陳寅恪在1929年提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密切關係，也與對清華大學辦校方向有重大影響的社會學系教授潘光旦有關。在獨立精神的影響下，培養的學生獨具自由精神。對於學術獨立的意義，梁任公闡釋得最為深刻，1925年他在《清華周刊》上發文，提出「一國之政治獨立及社會生活獨立，具以學問為之基礎。」陳寅恪也強調：「吾國大學之職責，在求本國學術之獨立。……而清華為全國所最屬望，以謂大可有為之大學，故其職責成獨重……此重公案，實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老清華的社會科學家們，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做出獨立的學術探索。在軍閥當政、政治禁錮、兵匪困擾、戰端紛起的政治環境中，他們能夠獨立思考，不唯書、不唯上。例如，清華學人多有參與的《現代評論》（1924～1928），即以評論時政而聞名於當時；而以清華政治學系同事為撰稿主力的《獨立評論》（1933～1937）對現實政治持批評態度，曾就民主與獨裁的論題展開過深入的辯論。再如，時任清華政治學系教授的錢端升，在1934年1月接替清華學弟羅隆基，任天津《益世報》的主筆，從1月～9月，共撰寫政論170篇，揭露日軍的侵華行徑，批判國民政府的政策和內幕交易。他還廣泛約請其學生為報紙撰稿或做編輯，促使清華學生有機會參與現實政治活動，影響社會輿論。他最後卻因得罪國民黨高官黃郛而被迫辭職。西南聯大時期，錢端升教授又於1939年1月創辦《今日評論》（1939～1941），議論政治，評價政策，成為抗戰期間刊載國內各界著名專家學者著作的重要論壇和發表獨立見解的權威平台。又如，時任清華社會學教授的吳景超教授在1947年創辦學刊《新路》，針砭時政，批判當局，後也被國民黨當局勒令停刊。老清華社會科學這方面的代表人物眾多。總之，老清華社會科學的師生是現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乃至政治、經濟、社會建設的一代英才。其中的著名人物，比如：費孝通、陳岱孫、吳國楨、浦薛鳳、胡敦元、金岳霖、汪心渠、錢端升、王化成、沈乃正、余日宣、蕭公權、劉師舜、陳之邁、李達、唐鉞、曹日昌、陳立等，也不乏影響中國現代歷史的風雲人物：如王造時、羅隆基等。通過上面四個共同特點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社會科學學科與人文學科之間有很大差異。另一方面，社會科學的這四個學科又與應用文科諸如法學、商學、公共管理、教育學、新聞學等也有所不同，它們更是基礎性的，而應用文科更強調實用。一般來說，應用文科與當時、當地的特殊文化因素更有密切關係，而基礎性的社會科學相對超越特殊文化，因此更具有一般性和普適性。我們回顧老清華的社會科學，就不能不關注今日清華大學社會科學的發展。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清華大學的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都陸續復建起來了。掐指算來，到2011百年清華之際，復建的清華大學社會科學也已經走過不少於十年的歷程。我們編纂本書，既是對當年中國社會科學拓荒者的追思，也是向老清華學長學習的過程。（註：12月12日，由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強主編的《老清華的社會科學》一書，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本文為錢、李二人為該書所寫的序言，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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