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的《紅樓夢》再版前言（李希凡）

日期：2007-4-5 0:21:41 發布：夜很深風很涼 評論：6 點擊：1700 轉自夜很深茶樓我國古典小說的著名作品《紅樓夢》，最初是在十八世紀中葉(清代乾隆王朝)以《石頭記》八十回的手稿傳抄、流傳，到了十八世紀末，才有高鶚、程偉元百二十回本的《紅樓夢》刊行間世。這時距離前八十回作者曹雪芹逝世不過三十年左右，《紅樓夢》已風靡全國。在當時的封建士大夫中間，曾經盛傳過這樣的諺語：「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是枉然。」這說明了這部小說在清代中葉之後，傳播之廣，影響之大。圍繞著《紅樓夢》研究問題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在近代文學史上，《紅樓夢》一向是學者文人們注目的中心，所謂「士大夫有習之者，稱為『紅學』」，這情形從清朝的嘉慶、道光年間就已經開始了。大體上說，在五四運動以前的一百多年間，是穿鑿附會的「索隱派紅學」佔主流地位。他們大搞「索隱」、「抉微」，拚命想從這部小說中尋求所謂「微言大義」，「抉」出「所隱之事，所隱之人」。到了五四運動以後，隨著反帝反封建新文化運動統一戰線的破裂，又出現了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的「新紅學派」。他們假借研究《紅樓夢》的名義，大肆推銷主觀唯心主義的文藝理論，以對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文化運動的發展。他們打著「整理國故」的旗號，行反對革命、毒害青年之實。帝國主義的走狗、買辦資產階級的反動文人胡適，為了反對無產階級對待文化遺產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和「嚴肅的戰鬥的科學態度」，狂熱鼓吹什麼「所謂真理，原不過是人的一種工具」一類的主觀唯心主義的「真理』諗，以及所謂「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實用主義的偽「科學方法」，用來研究古典文學。他的《紅樓夢考證》，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胡適根據他這種「人造的最方便的假設」，進行「小心的求證」，在他的《紅樓夢考證》和《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里，分析研究《紅樓夢》的結果，得出了這樣幾條結論：(一)《紅樓夢》是作者曹雪芹的「自敘傳」，「裡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二)《紅樓夢》「作者明明說『此書只是著意於閨中』，又說『作者本意原為記述當日閨友閨情，並非怨世罵時之書』」。(三)《紅樓夢》「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因為如此，所以《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紅樓夢》的真價值正在這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的上面……」。胡適在這裡妄圖用這種「自傳」說完全抹殺《紅樓夢》所反映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社會內容，取消這部小說的暴露和批判封建制度的歷史價值，否定它的藝術典型的概括意義。然而，實用主義的考據學，是無法掩蓋它的唯心論的反動本質的，因為胡適的這種孤立的、狹隘的、離開社會實踐的研究方法，就充分暴露了他的歷史唯心主義的真面目。俞平伯在二十年代出版時《紅樓夢辨》里，對胡適的主觀唯心主義的考證學亦步亦趨。據俞平伯自己講，在胡適提出這些主張以前，他對《紅樓夢》「還沒有系統的研究的興味」，等到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發表以後，「於是研究的意興方才感染到我」。從此，他們就以通信的形式一唱一和地討論《紅樓夢》，以實踐他們的主張了。俞平伯一會兒說：《紅樓夢》「在中國文壇上是個『夢魘』，你越研究便越糊塗」，一會兒又宣稱：「《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它的「基本觀念是『色』『空』」，「是感嘆自己身世的」，「是情場懺悔而作的」，「是為十二釵作本傳的」，甚至從所謂釵黛合為一圖合詠一詩的形式主義考證出發，推斷出薛寶釵、林黛玉這兩個完全對立的人物形象「實為一人」，即作者的「意中人」。他把胡適所考證出來的結論加以擴充吹漲，本末倒置地把小說《紅樓夢》的內容變成事實考據的對象，又把史實上的曹家和小說中的賈家互相比附，使《紅樓夢》的完整的藝術形象被割裂成從社會現象中孤立出來的偶然的事實碎片，妄圖用這種不可知論的「自傳說」，把文學青年引進煩瑣考證的迷魂陣里去，以便於「無形中，養成他們的歷史觀念和科學方法」，都變成實用主義的信徒。於是，《紅樓夢》中的賈、史、王、薛四大家族充滿了內外矛盾、貫串著尖銳鬥爭的衰亡史，在「新紅學派」的這種考證戲法里，其黑暗、腐朽，以及滲透著血腥罪惡的封建統治的毒瘤與膿瘡，都被用「自敘」再加上「閨友閨情」的紗幕完全遮掩起來了，被剝削被壓迫的奴隸們的痛苦與反抗消失了，貴族青年叛逆者向封建秩序和孔孟之道發起的衝擊，最後是在「時間」的「感召」下「深自懺悔」了！至於在「護官符」魔影的籠罩下，那一條條命案，一筆筆斑斑血淚賬，勢必也當然要在「平淡無奇」的「自然趨勢」里全部勾消了!「新紅學派」特別是胡適，在五四運動以後，假借「整理國故」研究古典小說，大肆販賣這一套反動的資產階級主觀唯心主義的謬論，其政治目的是非常清楚的。胡適曾毫不掩飾地聲明：「莫把這些小說考證看作我教你們讀小說的文字」，我是「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並惡毒地叫囂，「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因而，他們在洶湧澎湃的學生運動中，狂熱鼓吹：「京事一切沉悶，更無可道者，不如劇談《紅樓》為消夏神方」，其毒害青年、渙散鬥志的罪惡用心，是昭然若揭的。但是，就是這個資產階級主觀唯心主義的「新紅學派」，卻從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統治著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領域，而且在全國解放後又同劉少奇、周揚反革命的修正主義文藝路線勾結起來，繼續對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傳播，妄圖頑固地保持資產階級的文化專政。一九五四年五月，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頭目周揚在《發揚『五四』文學革命的戰鬥傳統》一文中，大肆美化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資產階級右翼分子是有「抱負和理想」、「有良心的、正直的人」，吹捧他們宣傳資產階級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是把「西方先進的科學和先進的文化思想」介紹到中國來，充分地暴露了他們向資產階級投降的奴顏婢膝的可恥面目。正是在反革命的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支持和利用下，俞平伯把他出版於一九二三年的《紅樓夢辨》稍加改動，易名《紅樓夢研究》再次出版，並不斷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反覆散播胡適派那一套主觀唯心主義的謬論。而《文藝報》，卻在它的「新書刊介紹」的專欄內，狂熱吹捧「《紅樓夢研究》一書做了細密的考證、校勘，掃除了『紅學』的一切夢囈，這是很大的功績。」當中國革命從新民主主義轉入到社會主義革命之後，黨提出了過渡時期社會主義改造的巨大任務，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在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的鬥爭進入了新的階段，特別是在意識形態領域，資產階級一直在進行瘋狂反撲。文化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的鬥爭呈現出空前激烈的狀態。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的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武訓傳》的出籠，就是突出的例證。因而，「新紅學派」反動觀點的泛濫，只不過是這場激烈鬥爭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一個反映。偉大領袖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看到了文藝界資產階級專政的嚴重形勢。一九五四年九、十月間，繼批判反動影片《武訓傳》之後，毛主席又親自發動和領導了對《紅樓夢研究》和胡適派主觀唯心主義的批判。在毛主席的多次口頭指示受到劉少奇的走卒周揚、鄧拓一夥的瘋狂抵制後，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在寫給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及其他有關同志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中，發出了向胡適派主觀唯心主義全面開火的偉大動員令。毛主席在這一光輝信件中，深刻地總結了解放以來文藝戰線上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嚴正地指出，劉少奇、周揚等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大人物」，「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官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毛主席還著重指出：「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採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在毛主席光輝指示的照耀下，批判胡適派的主觀唯心主義的鬥爭全面展開了。經過這場大批判，作為帝國主義文化掮客的胡適的畫皮被撕掉了，胡適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的學術觀點受到了初步的批判，「新紅學派」及其著作的所謂權威性和「學術價值」開始破產了，無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舉起了反對唯心主義，宣傳唯物主義的鮮朋旗幟，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但是，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頭目陸定一、周揚一夥，在這場大鬥爭中又重演了一次反革命兩面振的故技，繼續抗拒毛主席的光輝指示。戰鬥剛剛開始，周揚就力圖把這場尖銳的政治思想鬥爭化為所謂「純」學術討論。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在中國作家協會古典文學部召開的座談會上，迫不及待地要人們去研究「包含複雜的內容」的所謂「學術思想上的問題」，要人們去搞煩瑣考證。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發表了質問《文藝報》編者的文章，公開揭露了文藝界某些領導人的資產階級貴族老爺態度。周揚看著形勢不妙，才改變策略，拋出了「錯誤人人有份」的大毒草《我們必須戰鬥》，妄想藉此矇混過關。一九五六年年初，陸定一又親自出馬，在他的所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中，竟然攻擊對俞平伯的批判「缺乏充分的說服力量，語調也過分激烈了」等等，公開為「新紅學派」翻案。於是，一場反對胡適派主觀唯心主義正在取得勝利的尖銳鬥爭，又被他們在高壓下引向了歧路。毛主席教導我們：「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鳳壓倒東風，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餘地。」正是由於批判「新紅學派」的鬥爭沒有能沿著毛主席所指示的正確方向貫徹到底，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和人性論，仍然不斷地出現在《紅樓夢》研究著作中。它們歪曲《紅樓夢》的主題，美化《紅樓夢》中的封建糟粕，宣揚資產階級的「永恆的人性」和「愛情至上」主義。在有些《紅樓夢》的評論文章中，完全違背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的原則，鼓吹什麼「愛情，這本是人類靈魂的一種財富，生活詩意的一個源泉。因此它一直在藝術上成為一個經常出現、不嫌重複的永恆主題」，而《紅樓夢》則是「通過整個社會來歌頌了」賈寶玉林黛玉的「這一愛情」。《紅樓夢》「代序」的作者何其芳同志甚至還發明了一種超階級的「典型共名」說。公然宣揚什麼「少年男女和青年男女的互相吸引、互相愛悅，這卻不是一個時代一個階級的現象」，因而，「為許多女孩子所喜歡、而且他也多情地喜歡許多女孩子」，這就是賈寶玉的典型性格的突出特點；「身體瘦弱、多愁善感、容易流淚」、「深沉地而又溫柔地愛著的少女」，這就是林黛玉「在生活中流行」的「共名」。其實，兩性間的互相吸引，互相愛悅，豈只「不是一個時代一個階級的現象」，它不也是動物間的「共性」嗎?這種資產階級人性論和所謂永恆的愛的主題的論調，本來早在毛主席的偉大著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里，就已被批駁得體無完膚，現在卻又在《紅樓夢》研究中重複出現了。正是在這樣一片惡濁的空氣里，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在文壇上出現了一股煩瑣考證的逆流。於是，在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前後，捕鳳捉影的《京華何處大觀園》出籠了，成百萬字的、關於曹雪芹卒年及其祖宗的煩瑣考證，連篇累牘，充塞某些報刊。《文學評論》還發表了俞平伯的所謂《紅樓夢中關於十二釵的描寫》，又把他的「釵黛合一」論和「悲金悼玉」說改頭換面地拋了出來。《文藝報》刊登了俞平伯的《談古為今用》的文章，這本來是一件普通的事，有人也竟然滿懷仇恨地藉機叫嚷：「俞平伯這個名字，在《文藝報》上出現，就是一個勝利。」這是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頑固地抗拒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明顯罪證之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吹響了摧毀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進軍號角。一九六七年五月，《紅旗》雜誌、《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了毛主席的《關於文學藝術的五個文件》，而《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正是這五個光輝文件之一。兩條路線進行決戰的蓋子終於揭開了：毛主席的歷次光輝指示之所以不能得到貫徹，就是因為有一條與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相對抗的修正主義文藝路線，就是因為文藝界有周揚等一小撮以劉少奇為後台的叛徒、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利用他們篡奪的那一部分權力，專了無產階級的政。這五個文件，既是歷史的見證，又是文藝戰線上的兩條路線鬥爭的總結。它們深刻地闡明了，建國十七年來，文藝路線土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何等尖銳，何等激烈！圍繞著《紅樓夢》研究問題時起時伏的鬥爭，不過是兩條路線鬥爭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一個縮影。圍繞著《紅樓夢》研究問題進行的這場長期而又尖銳的鬥爭，歸根結底，是兩種世界觀和文藝觀的大搏鬥。資產階級是利用文學遺產散播他們的那套反動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以期達到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目的。無產階級則必須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世界觀和文藝觀，批判地繼承遺產，幫助人民正確地認識歷史，評價遺產，總結經驗，武裝自己的頭腦，滌盪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切污泥濁水，保衛無產階級專政。毛主席的光輝信件，是把《紅樓夢》和一切優秀文學遺產從唯心主義迷魂陣中解放出來，並給以科學評價、批判繼承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準則。我們只有堅持不懈地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資產階級唯心論和人性論進行鬥爭，徹底肅清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流毒，才能鞏固地佔領文化遺產的陣地。《紅樓夢》的主題、情節及其社會歷史價值《紅樓夢》是我國古代小說中寫得最好的一部。但是，它到底是什麼書?二百多年來，無論是讚揚的也好，咒罵的也好，都離不開一個「情」字。直到今天，還有人說《紅樓夢》主要寫的是談情說愛的內容。這個看法是完全錯誤的。《紅樓夢》是一部政治歷史小說，是描寫階級鬥爭的書。但是，事物又是多麼矛盾!《紅樓夢》分明是一部充滿批判精神的政治歷史小說，曹雪芹卻揚言他的《紅樓夢》「大旨不過談情」；而且在這部小說的情節里，也確實寫了各式各樣的婚姻愛情的小悲劇。如何解釋?原來，他是用「談情」的方式來掩蓋他的「干涉時世」，也是用那些婚姻愛情的悲劇來掩蓋書中具有鮮明的政治內容的情節。因而，社會主義時代的讀者，應當把《紅樓夢》作為當時社會階級鬥爭的歷史反映，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有分析有批判地閱讀。當然，這並不是說，《紅樓夢》所敘述的就是個別家族、個別人物的實事記錄；我們所說的作為「歷史」來閱讀，是因為它用典型的藝術形象反映了封建社會的階級鬥爭，並通過封建社會的各種類型的階級矛盾、階級鬥爭，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的各個方面，以及它的不可避免的崩潰的必然趨勢。特別是封建階級的貴族社會，在這部小說里給我們留下了完整而深刻的真實形象。因而，在豐富我們對歷史的感性認識的意義上，可以說，《紅樓夢》是一部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讀一讀《紅樓夢》，有助於我們更清楚地了解中國的封建社會。曹雪芹在《紅樓夢》卷首，雖然以「石頭」自譬，「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一再剖白過他對社會現實的態度：「此書不敢幹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筆帶出，蓋實不敢以寫兒女之筆墨唐突朝廷之上也。」「……雖一時有涉於世態，然亦不得不敘者，但非其本旨耳。「雖有些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這不過是曹雪芹處於當時險惡的政治環境，力圖逃脫文字獄的「狡猾」之筆！曹雪芹要表現的「真事」是什麼?為什麼又要「隱去」?毛主席教導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嚮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對《紅樓夢》做認真的分析，就不難發現，同曹雪芹的公開宣言恰恰相反，這部小說的所謂「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其犀利的筆鋒，完全是指向當時黑暗的政治的。因而，這裡的所謂「真事」，就是康熙、雍正、乾隆統治下的清王朝尖銳、激烈的階級鬥爭，就是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的腐朽和衰落。在文字獄籠罩下的清王朝，特別是在如魯迅所說的人們「不敢講話」的乾隆時期，這樣的「真事」，這樣的創作意圖怎麼能公開講呢?所以要設一些迷障，要「隱去」。於是，小說里出現了兩個人物：一個叫甄士隱，一個叫賈雨村。並且由這個甄土隱在第一回里就提綱挈領地唱出那首封建貴族統治階級的興亡曲——《好了歌注》，由這個賈雨村的活動，來揭開這部小說總綱的帷幕。讀《紅樓夢》，我們就一定要透過曹雪芹故意設置的「假語村言」的迷障，抓住這個總綱。這個總綱，就是《紅樓夢》第四回「葫蘆僧判斷葫蘆案」的一節文字。這節文字寫了清朝貴族統治的所謂「護官符」：「凡做地方官的都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勢極富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宮爵，只怕連性命也難保呢!——所以叫做『護宮符』。」這段話雖然是出自葫蘆僧之口，但對剛剛靠「賈府王府之力」「補升」了「金陵應天府」尹的賈雨村來說，卻是活生生的現實。因為他上任遇到的「毆傷人命」的「葫蘆案」的主犯，就恰恰是這應天府上了「護官符」的「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府子弟——「呆霸王」薛蟠。對金陵府賈、史、王、薛「四大家族」，這張「護官符」上記載著這樣的「俗諺口碑」：「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這「四大家族」不僅是本省「最有權勢極富貴的大鄉紳」，而且「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橫霸一方，無人敢惹。薛蟠打死了人，可以「沒事人一般」，揚長而去，「這人命些些小事，自有他弟兄奴僕在此料理。」而貪贓的官吏，卻「徇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使殺人者毫不在意地逍遙法外了。《紅樓夢》的這節文字，雖然是「有涉於世態」的簡略描寫，卻深刻地概括了封建貴族社會的黑暗政治的本質面貌，「葫蘆」—案，不過是《紅樓夢》所描寫的殘酷現實的一個小小縮影。它顯示了四大家族在社會上的特殊權勢。他們在封建王朝的軀幹上，雖然還算不上心臟地位，而他們的所作所為，卻和封建統治者的心臟血脈相通。他們都是皇親國戚或開國元勛，他們以皇室貴族為靠山，勾結地方官府，把他們的壓迫和剝削人民的觸鬚四面八方地伸向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在這個所謂「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的血腥統治下，何止白死了一個馮淵。縱慾行兇，為了他們自己的享樂，置被害者於死地，不正是《紅樓夢》中男女主子們的家常便飯嗎?因為搶奪幾把古扇，賈赦就可以唆使京兆尹賈雨村誣陷窮書生石獃子拖欠宮銀而加以逮捕。變賣了他的家產，抄浪子他的古扇，迫得他家破人亡。榮國府的「支柱」，殘忍、狠辣的王鳳姐，公開地宣稱：「我從來不信什麼陰司地獄報應的，憑什麼事，我說行就行。」真是言如其人，就是在她「說行就行」的小弄權詐中，倚官仗勢殘殺了多少條人命啊!賈瑞這種紈褲子弟，雖然死有餘辜，但「毒設相思局」，也可見其報復的殘酷；「弄權鐵檻寺」，為了三千兩銀子的賄賂，逼得張家的女兒和某守備的兒子雙雙自盡；被賈璉霸佔的僕婦鮑二家的死在她手裡，被賈璉騙娶的尤二姐，包括孕育中的胎兒，也被她用最狡詐、最狠毒的方法害死，她還不放心，為了掩飾她的罪行，又企圖追殺尤二姐的前夫張華。以「菩薩」自稱的王夫人，一巴掌就置金釧兒於死地，一個抄檢大觀園的行動，就斷送了司棋和晴雯的性命，並實際上把芳官等小丫頭送進了火坑。大觀園內外的幾十條人命，大都是這樣，由於一時的「觸犯」，就在彈指之間，被毫無道理地、「合法」地虐殺了，而那沾滿血跡的「護官符」，卻使這些虐殺人命的統治者一練不損。這一切，在客觀上都揭露了建立在這樣社會基礎上的政權，正在走上不可避免的死亡道路。珠光寶氣的榮寧賈府，是「四大家族」的首席代表，也是清代王朝貴族社會的一個典型寫照。表面看來，這個榨盡民脂民膏、奢華無度的所謂「鐘鳴鼎食之家」的圍牆，似乎是很高的，實際上它卻遮斷不了反映在這個家族內部的形形色色的社會矛盾。圍牆外的政治鬥爭的洪流在衝擊著它；圍牆內的惡濁生活的湖泊，也時常要掀起不平靜的波濤。變幻莫測一代王朝的政局，不時地給這個家族的統治者帶來風險的警報。曾經是「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的「賈元春才選鳳藻宮」(第十六回)，在確實的消息沒有傳出以前，皇帝的突然陛見，成了籠罩家族的烏雲——「賈政也猜不出是何來頭，只得即忙更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心俱惶惶不定。」真是一片驚慌恐懼的氣氛。直到「喜信」傳來，「方放下心來，一時皆喜見於面」，以為有賈元春的「晉封」貴妃，又可以維持他們的「榮華不絕」了。但是，那「盛筵必散」的「異兆悲昔」，卻仍然在襲擊著、動搖著這個貴族之家的「世業」。南京的甄府被抄家了，這不過是賈家被抄的先兆。曹雪芹筆下的榮寧二府最終結局的手稿雖然沒有留存下來，但從脂硯齋批註的敘述中可以看出，賈家將是「事敗」「抄家」，甚至包括賈寶玉也曾一度被關在監獄裡，最後是到了「寒冬噎酸虀，雪夜圍破氈」的落魄境地。即使在《紅樓夢》前八十回里，我們也可以看到，有關「四大家族」最終政治命運的伏筆，決不是高鶚所續的「蘭桂齊芳，家道復初」，而是所謂「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可以說，《紅樓夢》是通過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敗史，在一定側面上反映了雍、乾兩朝不同政治集團的貴族階級在激烈的互相傾軋中所遭遇的險惡風暴。使人們從這些藝術描寫里，看到了清代貴族統治的毒瘤與膿瘡，黑暗與罪惡，集中地反映著當時社會矛盾的複雜關係，客觀上展示了封建制度必然走向崩潰的歷史規律。圍牆外的政治鬥爭是這樣，圍牆內的生活也同樣滲透著貴族階級內部的尖銳矛盾。對外，賈、史、王、薛四大家族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對內，家政大權和嫡庶繼承權的爭奪，也在每個家族的內部派系中間展開著。賈、史、王、薛四家族經常是互相婚配的。榮國府的所謂「老太君」賈母，是史家的，賈政和賈璉的妻子是王家的，薛寶釵的母親(薛姨媽)又是賈政妻子的姊妹，這樣互相婚配的結果，就造成了家族內部的族系勢力。榮國府的家政大權是掌握在賈政的手裡，實際上是掌管在他妻子王夫人的手上。可是，賈赦的兒媳婦鳳姐，卻又由於是賈政的內親(王鳳姐是王夫人的侄女)，來到這府管事，使王氏家族在榮國府獨攬了家政大權，排擠其他族系的勢力。她們的飛揚跋扈招來了暗地裡的嫉妒和仇恨，賈赦的妻子邢夫人，經常窺伺王夫人的「弊政」，不時地給王鳳姐製造難看。為了替賈環一寶玉的異母兄弟——謀奪家私和繼承權，賈政的妾趙姨娘也在使用種種手段暗害王鳳姐和賈寶玉。在日常的家事中，這種明爭暗鬥，更加此此皆是。一個職位出缺了，大家都來爭奪。賈元春才選鳳藻宮，是「天大的喜事」，為了省親的誇耀，榮府要大興土木。於是，賈璉的乳母趙嬤嬤來為她的兒子要事兒做，賈蓉要求賈璉安排賈薔；一件管理和尚、道士的差使，也產生了矛盾：王鳳姐要安排賈芹，賈璉要安排賈芸，而賈芸為了得到鳳姐的安排，不得不借債送禮；由於賈薔得了「下姑蘇請聘教習，採買女孩子」的美差，賈蓉、賈薔爭著問賈璉、鳳姐要帶什麼東西。甚至王夫人的大丫頭金釧兒被辱自殺，為了她留下的一兩月銀的位置，很多丫頭的父母，都不得不被迫給王鳳姐打點送禮。管家的王鳳姐，靠著遲發公費月例放債，就「翻出有幾百」，甚至「上千的銀子」的「體己利錢」。封建制度的毒瘤——貪贓納賄，在家務管理中，也成了合法的存在……。主子間的族系勢力、族系矛盾，也伸展到管家的奴才中間去。賴大家、林之孝家、周瑞家、王善保家、來旺家(不少是太太的陪房)，依募著不同的主子，樹立著不同的派系，層層相依，層層相制，封建制度所造成的統治階級內部的房族之間，嫡庶之間，以至父子、兄弟、夫婦、姐妹之間的互相爭奪、仇恨、猜忌、欺詐、陷害，甚至於殘殺的錯綜複雜的鬥爭，在曹雪芹的筆下得到了真實而深刻的反映。這樣的社會，這樣的家族，這樣殘酷的封建的人間關係，每時每刻都在開展著這樣的混戰，當然只能把它引向崩潰的結局。更何況經濟上的豪華、奢侈、揮霍無度，已經為它的死亡種下了不可救藥的病毒。賈府四百多口的小王國，實際上是清代盛世整個貴族階級腐朽生活的縮影。統治著這四百多口小王國的，只有不及十分之一的少數封建主子。他們整日間忙忙碌碌，爾虞我詐的中心內容，都不過是為了他們自己的淫樂和享受。他們吃的是珍貴的食品，用劉老老的話說：他們消遣性的一次小東道用的銀子，就夠「莊家人過一年了」！用的也是豪華的裝飾，已經有了來自西方資本主義的高級奢侈品。他們豢養著大批的家奴，層層階階，連洗臉的小事都有專人負責。平時揮霍無度，就很驚人，遇到所謂婚喪大事，就更以奢華糜費展開競賽。榮府為了賈妃的省親，修蓋了豪華的大觀園；寧府為了秦可卿之死，「儘其所有」，大辦喪事。而這「末世」的繁華，比較起四大家族過去在江南接待皇帝的盛況已經差得多了(見十六回趙嬤嬤和鳳姐的回憶)。榮寧二府的所謂「功名奕世，富貴傳流」的膏粱錦繡生活，裝璜著迷人的外表，但是，在它的背後卻浸透著被榨乾了的農民的血汗。維持這一家族豪華開支的，主要的仍然是殘酷的封建地租剝削。為了他們的奢侈的生活，這些貴族地主不僅向農民進行形形色色的實物地租的掠奪，還要榨取大量的貨幣地租，以供應他們在城市的揮霍。只要看看烏進孝繳租(五十三回)的那張單子，就可以了解，甚至在荒年歉收的情況下，封建貴族階級及其代理人是用怎樣殘酷的手段在壓榨農民了。可是，他們的貪慾是永遠不能滿足的，見了烏進孝的賬單子，寧國府的統治者賈珍立刻表示不滿地說：「這夠做什麼的?」「這一、二年里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雖然吸盡了農民的血汗，也還是不足以供應貴族們日盆增多的揮霍。於是，他們就只好用典當、變賣、借貸來維持這「末世」繁華。然而，畢竟是末世繁華了，那破落、頹敗的前景無法掩飾地暴露出來。古董商冶子興說得好：「如今人口日多，事務日盛，主僕上下，都是安富尊榮，運籌謀畫的竟無一個。那日用排場，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沒很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第二回)「運終數盡」的悲哀，不時地在襲擊那些所謂「才自精明」的主子。管家的鳳姐說；「出去的多，進來的少，總繞不過彎兒來」，「咱們一日難似一日，外面還是這樣講究。」曾經一度管事的探春，在這個家族的統治者抄檢大觀園的時候，也說出了她悲涼的預感：「你們別忙，自然你們抄的日子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是議論甄家，自己盼著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們也漸漸的來了！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可是古人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呢!」(七十四回)秦可卿臨終託夢給鳳姐的「盛筵必散」的籌劃和警告(第十三回)，不過是壓迫著這個貴族之家的政治與經濟即將破敗的現實的陰影。當然，使曹雪芹感到悲哀的，並不是少數有「才智」的統治者覺察了這種頹敗的趨勢，而是他們的大步數依然故我地加速著這種趨勢。看看作者筆下的那些貴族「爺兒」們的醜惡形象吧!賈政是他們中間唯一的正統人物，但他只有一副靈魂空虛的假道學面孔。除去狂熱地鼓吹孔孟之道和熱衷於八股科舉以及庸俗的立身處世哲學外，一無所能。他唯一能施展威力的，是力圖用儒家學說的僵死的道統來扼殺賈寶玉的叛逆性格，以維護封建主義的精神統治。但是，象賈政這樣為封建禮教招魂、搞「克己復禮」的正統人物，在賈府里也已經是「孤立」的存在，更多的則是一些「人形的動物」，賈赦、賈珍、賈璉、賈蓉以及圍繞在他們周圍的姻戚薛蟠、邢大舅、王仁等等，完全過著荒淫無恥的生活。眠花宿柳，偷雞摸狗，聚賭鬥毆，花天酒地，無所不為。特別是性生活的糜爛，無異於禽獸。正統儒家提倡的那套三綱五常的道統形式，在他們手裡早已經撕得破爛不堪。焦大用兩句話概括了這個所謂「詩禮簪纓之族」的倫理關係：「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而柳湘蓮只用一句話：「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幹凈」，就活畫出這個貴族家庭潰爛的道德面貌。但是，可笑的是，這個家族的封建統治者們，時時刻刻還企圖把這腐爛的一切包裝在森嚴的封建秩序的外衣里。第五十三回「寧國府除夕祭宗祠」的場面，象是何等莊嚴、肅穆、堂皇、神聖，而這樣嚴整的封建秩序，在整個封建貴族的生活里，實際上是一個強烈的諷刺，因為它只是一年一度祭祖時的一瞬間的虛偽的存在!同儒家極力推崇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統封建秩序相反，《紅樓夢》展現的封建社會的生活畫面，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亂局面。但是，在男性貴族的生活如此糜爛而又無力維持統治的封建大家庭里，卻活躍著一個極盡權術機變、殘忍陰毒之能事的女管家人。在曹雪芹筆下多方面顯示了統治「才能」的王鳳姐，成了從內部腐蝕這「詩禮簪纓之族」，加速其破敗進程的蛀蟲。這個精強狠辣的管家少婦，較之那些貴族「爺兒」們，更具有封建貴族統治者的典型的性格特徵。這個在人們心目中「少說些有一萬個心眼」、「從小玩笑時就有殺伐決斷」的「巾幗英雄」，總攬著榮府的家務。她對這個大家族的一切困難、矛盾和種種沒落的趨勢，不能說毫無覺察。然而，以極端利己主義的瘋狂追求作為生活目的的王鳳姐，卻決不會為這敗落家族的任何「生機」而捨棄現實的收益。恰恰相反，她所需要的正是這敗落家族的重重困難和矛盾的掩護，以便混水摸魚。在榮府，她高踞在幾百口人的管家寶座上，把大大小小的統治者玩弄於股掌之上。口才和威勢是她諂上壓下的作戰武器，而攫取權力和竊積財富卻正是她作戰的目的。王鳳姐在這敗落家庭的混戰中，確實曾獲得小小的勝利，但是，她的勝利，卻無疑是在加速這一家族的更加潰敗，當「大廈」之將傾時，這個封建階級的「巾幗英雄」，也到了她心勞日拙、眾叛親離的末日。所謂「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她和她所掠取的一切，也當然要被那必然倒坍的大廈所埋葬。儘管曹雪芹的世界觀存在著嚴重的矛盾，但是，用如此真實而深刻的藝術筆觸揭露(其中也有批判)封建貴族階級的內外矛盾和鬥爭，以及形形色色的腐爛的生活形象和精神面貌，這是《紅樓夢》的突出的貢獻，也是這部作品所顯示出來的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思想的精華。自然，《紅樓夢》的主題和情節的典型概括的客觀意義，卻遠不止是一個貴族家庭衰敗史的寫照，外表烜赫內里腐爛的榮寧二府，只不過是清代雍、乾盛世以至整個封建社會即將破敗的縮影。它的藝術形象清楚地揭示給人們：這表面繁榮的「昌明隆盛之邦」，實際上是滋生著各種毒菌的腐爛的機體，愈是那所謂「花柳繁華之地，溫柔富貴之鄉」，就愈是埋藏著最骯髒、最見不得人的事物，增長著不可克服的矛盾，醞釀著種種行將爆發的危機。不管它怎樣修飾裝璜，也掩蓋不住它的腐朽不堪，挽救不了它的即將崩潰的歷史命運。也正是因為曹雪芹在封建階級末代王朝的盛世給它留下了「缺憾」的陰影，如魯迅所說：「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中國小說史略》)。於是，《紅樓夢》八十回以後那破敗結局的手稿散失了。這究竟是因為作者或傳抄者懼於文禍，秘不敢傳，還是由於封建統治者的注目刪削不全了，我們已無從考證。但是，即使在前八十回，那破敗的趨勢也已顯露出來。因而，這「缺憾」是統治階級和封建制度的維護者所不能容忍的。與曹雪芹有著同樣「升降盛衰，俱所親歷」的沒落貴族文康，就是因為「有憾於紅樓」(魯迅語)，而寫出了美化封建制度、美化貴族子弟的反動小說《兒女英雄傳》。就是現在高鶚的《紅樓夢》後四十回續書，雖然保留了寶黛愛情的悲劇結局，寫出了貴族階級摧殘叛逆者的黛死釵嫁的感人的悲劇場面，以至賈寶玉的終於出走，較之後來那些狗尾續貂的作品如《後紅樓夢》、《續紅樓夢》、《紅樓復夢》之流，硬是要黛玉復活，寶玉還俗終於團圓的結局，畢竟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對於封建禮教有所控訴的，是大致上符合曹雪芹原著的精神的。但是，又確如魯迅批評的那樣，這時「未成進士，閑且憊矣」的高鶚，還能「於雪芹蕭條之感，偶或相通」(《中國小說史略》)。但是，這位心志未灰的舉人老爺，卻是不可能深切理解曹雪芹《紅樓夢》的創作意圖的。如上所說，《紅樓夢》廣闊的社會意義和歷史價值，決不在於它寫了一對貴族青年叛逆者的愛情悲劇，而在於它「並無諱飾」地敢於如實描寫了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破敗，客觀上反映了封建制度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而在這一方面，後四十回續書卻又歪曲了《紅樓夢》的主題和情節，續書不僅沒有寫出前八十回多次預示的「四大家族」在經濟崩潰和政治鬥爭中的必然破敗，相反的，卻大寫所謂「沐皇恩賈家延世澤」，讓賈政、賈珍仍襲榮寧世職，所抄家產全部發還，家業再振，蘭桂齊芳，大異於曹雪斤的茫茫大地真成乾淨的結局。對於《紅樓夢》的幾個主要人物性格，高鶚續書也是有很大歪曲的，特別是在賈寶玉出家前，還要畫蛇添足地寫他「高魁貴子」「入聖超凡」，以「稍示神靈」。這—切，都說明了高鶚也同樣是有憾於曹雪芹的《紅樓夢》，力圖用續書把《紅樓夢》納入他的「尚不謬於名教」的軌道，以削弱它的反封建的思想主題。為什麼封建貴族階級的御用文人和封建制度的維護者們這樣「有憾於紅樓」，而拚命要狗尾續貂呢?這恰恰反證了《紅樓夢》的主題和情節及其批判的鋒芒，嚴重地破壞了孔孟之道的世界觀，打破了封建階級的大一統萬年基業的幻夢，這就是《紅樓夢》的時代意義及其社會歷史價值。大觀園的階級鬥爭和賈寶玉、林黛玉的叛逆形象曹雪芹筆下的男女主人公們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個充滿著傾軋和鬥爭的貴族社會和貴族家庭里，封建制度、封建貴族階級的毒瘤與爛瘡，在《紅樓夢》中雖然受到了廣泛的揭露，但是，《紅樓夢》並不是腐朽事物的陳列櫥窗。曹雪芹及其家族所經歷的充滿著尖銳鬥爭的興衰際遇，對於他這個曾經是「紈褲與膏梁」的貴族子弟來說，實在是太複雜也太深刻了!因而，在他的不斷跌落的生活里，不可能不引起他的思想感情的變化，促使他對許多重大社會歷史的複雜現象，以及自己出身階級的醜惡和腐朽，有著一定程度的感受和認識。這一切，也就導致曹雪芹對於生活中進步的光明的事物，特別是對貴族階級和封建禮教的反抗者和叛逆者，作了熱情的歌頌。曹雪芹正是通過反抗者和叛逆者的悲劇、封建禮教摧殘下青年婦女們的悲劇，以及形形色色貴族階級的生活爛瘡，表現了這個黑暗王國必然滅亡的趨勢，揭示了封建階級藉以支持它的精神統治的腐朽的孔孟之道和正統儒家的謬說，已經日益暴露出它的「吃人」的本質，日益引起奴隸和叛逆者的反抗，同樣預示了這個黑暗王國不可避免的崩潰命運。絕望於男性貴族墮落、腐敗的曹雪芹，是把全部熱情傾注在塑造他所謂的有才智的青年婦女的形象上。曹雪芹在《紅樓夢》開卷第一回中說：「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還說，他所以要寫這本小說，是因為「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為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在封建社會裡，曹雪芹的這種思想，其實就是對孔孟之道的「男尊女卑」信條的明確否定，而且也正是他的民主主義思想萌芽的一種表現。託庇於賈妃的歸省，在榮國府的圍牆裡，存在著一個大觀園「女兒國」，這就是曹雪芹傾全力描寫的他筆下的那些主人公們的具體的生活環境。其實這個貴族青年婦女寄生的「女兒國」，也不過是深閉內宮的賈元春，特下「恩旨」，叫她的「幾個能詩會賦的姊妹」，「只管在園中居住，不可禁約封錮」的小天地。表面看來，她們在這裡，「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鬥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真是一個所謂「女孩兒天真爛漫的混沌世界」，實際上它同樣掩蓋著血腥剝削的本質，大觀園「女兒國」的花柳繁華，也完全是農民的血汗澆灌起來的。這些貴族小姐們生活的奢侈糜費，並不比其他統治者遜色。大觀園也決不是社會矛盾的絕緣體。每一個貴族小姐的身旁，都陪侍著大批的女奴，有奶娘，有教引嬤嬤，有掌管釵釧盥沐的大丫鬟，還有洒掃房屋使喚的小丫頭，特別是丫頭們，她們處於被壓迫的最底層。封建的奴婢制度是怎樣摧殘和虐殺了許多年輕的婦女啊！在大觀園女兒國里，遭受到最悲慘結局的，也首先是這些身居奴隸地位的少女們，曹雪芹對於這些人物，是充滿了同情和悲悼的。丫頭們不僅要伺候女主子，而且還時刻有可能成為男主子在肉體上進行踐踏和荼毒的對象。男性貴族可以任意蹂躪婦女，納妾嫖妓，這認為是正常的現象。但是，無辜的金釧兒，只不過順著賈寶玉的話碴兒說了兩句俏皮話，王夫人就咬定「好好的爺兒們，都是你們教壞的」，罵她是「下作的小娼婦」，打了她的嘴巴，並攆了出去，逼得金釧兒投井自殺。鳳姐的膀臂，賈璉的妾平兒，在賈寶玉的眼裡，「是個極聰明、極清俊的上等女孩兒」，平素「—味赤膽忠心伏侍」王鳳姐，可是，到了賈璉和鮑二家的事件引起風波的時候，這個奴氣十足的丫頭，卻成了男女主子雙方泄憤毆打的犧牲品。正如賈寶玉評論的那樣：「平兒並無父母兄弟姊妹，獨自一人，供應賈璉夫婦二人，賈璉之俗，鳳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貼，今兒還遭荼毒，想來此人薄命，比黛玉尤甚。」(《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四十四回)「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被封鎖在大觀園裡的女奴們，在圍牆外的階級鬥爭的衝擊下，也並不安靜：「各屋裡大小人等都作起反來了，一處不了又—處。」當然，「風和日暖」的大觀園沒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階級覺醒，但那被損害與被侮辱的女奴們的自發的反抗，卻是屢見不鮮的。曹雪芹以深切同情的態度描繪了這些女奴的機智而又動人的反抗，「鴛鴦抗婚」就是一例。賈母的貼身侍婢鴛鴦，平素本來是一個不露鋒芒，表面上很和順的女孩子，但是，她卻看透了這個貴族大家庭的腐爛，所以當老而好色的賈赦看中了她，讓邢夫人作說客迫她作妾的時候，貴族統治者們本以為這是給她臉面，沒想到卻激起了她強烈的反抗。鴛鴦責罵她嫂子那一席火辣辣的話：「怪道成日間羨慕人家的丫頭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著他橫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熱了，也把我送在火坑裡去。我若得臉呢，你們外頭橫行霸道，自己封就了自己是舅爺；我要不得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去!」這是多麼沉痛的揭露和控訴啊!聰明的鴛鴦看透了這一切，抱定了寧死不屈的宗旨，斬釘截鐵地說：「別說大老爺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這會子死了，他三媒六聘地娶我作大老婆，我也不能去。」「我是橫了心的，當著眾人在這裡，我這輩子別說是寶玉，就是『寶金』、『寶銀』、『寶天王』、『寶皇帝』，橫豎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著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從命；」(四十六回)這些話說得何等堅決，何等有骨氣!雖然鴛鴦終究很難逃出主子的摧殘和迫害，但是，一個奴隸身份的少女，敢於如此大膽地蔑視主子的「賞識」，如此激烈地反抗主子安排的陷阱，寧願以死殉之，這挑戰的怒火雖然微弱，卻畢竟閃現了奴隸反抗的光輝，使人耳目一新。在《紅樓夢》中，這類反抗女奴的形象和性格，寫得最鮮明、最出色的，還是在前八十回就被暴戾虐殺了的晴雯。這是大觀園中的一個野性不馴的女奴。這晴雯原是賈府管家賴大買的，只因為生得「十分伶俐標緻」，「賈母見了喜歡」，就被賴嬤嬤當做一件小玩藝孝敬了賈母。但是，這個「身為下賤」的晴雯，卻是一個不屈服於奴隸地位，不畏強暴，具有敢怒敢言的潑辣性格的女奴。儘管在貴族階級的生活和精神的腐蝕下，晴雯的性格也沾染了一些奴化思想，如在打墜兒、撕扇子等情節中表現的。但她的性格卻既不象平兒那樣委曲求全而又樸實善良，也不象鴛鴦那樣平日十分「和順」，富於機智而又勇於自衛，她是一個所謂「風流靈巧招人怨」，喜怒哀樂都坦露在行動中，毫不掩飾的倔強的女奴。她鄙視花襲人的卑屈，常常鋒芒畢露地撕開她的假面。她不屑於博取主子們的歡心和賞識，也不肯為了那殘酷的壓力而改變她火炭般的性格。然而，就是這個完全清白的少女，和賈寶玉並無私情，只因為模樣十分標緻，眉眼兒長得象林黛玉，卻「枉擔了虛名」，被王夫人視為眼中釘，罵成狐狸精，受盡摧殘，含冤而死。相反的，那和賈寶玉有私情的花襲人，卻深得王夫人的信用和賞識。曹雪芹正是通過這樣兩個不同性格、不同命運的女奴的強烈對比，有力地控訴了封建禮教及其維護者的虛偽和殘酷。大觀園的貴族主子們，為了維護孔孟之道和封建禮教的精神統治，曾假借所謂「綉春囊」事件，掀起軒然大波，抄檢大觀園，其結果仍然是晴雯、司棋，芳官等幾個丫頭成了最悲慘的犧牲者。女奴們的遭遇是這樣，大觀園的貴族少女們的命運又如何呢?在曹雪芹的筆下，她們雖然過著「飫甘饜肥」的剝削階級生活，卻同樣是所謂「有命無運之物」，不僅才智被埋沒，而且連生命也要接受男性貴族的擺布，大都是屬於所謂「薄命司」中的人物。才選鳳藻宮的賈元春，雖然給賈家帶來了「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而她自己卻被幽閉在最高統治者的深宮裡。就是那歸省，在富貴繁華的氛圍之中不也暴露了她的並不心甘情願的苦痛嗎?最後是在「那不得見人的去處」早夭了。懦弱的迎春，「渾名二木頭，戳一針也不知噯喲一聲」，卻嫁給了一個好色酗酒狼一樣的男人，受盡了折磨和摧殘：「金閨花柳質，一載赴黃粱。」「才自精明」的探春，在曹雪芹的心目中，本來是可以力挽「危局」的人物，卻因為「生於末世運偏消」，最後也沒有逃脫被迫遠嫁——「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年紀很輕就死了丈夫，「心如槁木」的李紈，是封建階級為大觀園樹立的活榜樣，不過是犧牲了自己的一生為封建禮教留個虛名而已!小小的巧姐，在敗家後，也成為狠舅奸兄魚肉出售的對象；來自貧寒之家，被捲入這齷齪生活的尤氏姊妹，也沒有一個得到好結局。嚮往榮華富貴的尤二姐，被賈璉騙娶以後，在王鳳姐的明槍暗箭下，只好吞金而逝!勇敢的尤三姐，剛烈自恃，曾試圖自主婚姻，也還是逃脫不出現實的魔掌而被迫自殺。這腐朽而殘忍的現實，不能不給少女們帶來絕望的考慮。抄檢大觀園，迫使出身「戲子」的女奴芳官、藕官、蕊宮，「斬情歸水月」。「勘破三春景不長，緇衣頓改昔年妝。」眼看著三個姐姐慘遭不幸的賈府四小姐惜春，要想不蹈覆轍，也只有走「把這韶華打滅」，用「出家」來逃避的路了!這就是大觀園中貴族少女們的結局，她們的遭遇雖然同鴛鴦、晴雯、司棋等女奴們受壓迫受荼毒的悲慘生活，有本質的不同，但也沒有能避免被封建禮教吃掉的命運。「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在被封建制度、封建禮教摧殘和毀滅的幾十條少女生命的悲劇中，簇擁出兩個叛逆者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悲劇，鮮明地展示了大觀園中孔孟之道和封建禮教的叛逆者同維護者、信奉者的尖銳矛盾。在《紅樓夢》中，封建階級的法制和孔孟之道的所謂綱常名教，本來早巳變成一塊塊破爛不堪的遮羞布。但是，貴族統治者卻仍然掩耳盜鈴，妄想把嚴格的等級制度、徒有其表的封建秩序和虛偽的正統觀念，當做傳宗接代維持統治的法寶。貴族「爺兒」們對它們可以視有如無，在實際生活中玩盡各種花招撕毀它們，可是，任何表示懷疑它們的「神聖存在」的思想，都是絕對不能允許的。曹雪芹不僅用辛辣的筆觸揭露了那些所謂綱常名教的虛偽的外衣，而且通過兩個貴族青年叛逆者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思想和生活的悲劇，控訴了那些摧殘和窒息人們思想感情的封建教條，即使在這兩個貴族青年的生活和思想里，也是怎樣地難以忍受！如魯迅所說，「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中國小說史略》)毫無疑問，賈寶玉是一個貴族階級的少爺，象他所出身的這個貴族家庭的一切成員一樣，過著剝削階級的奢侈的寄生蟲的生活。這種階級烙印在他的性格里表現得是很鮮明的。所謂「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凄涼」，貴族階級的沒落和破敗，雖然給了他很大的思想衝擊，但是，哪怕生活已經淪落到「寒冬噎酸虀，雪夜圍破氈」的困難境地，他還是終於沒有找到一條鬥爭到底的出路，只得懷抱著「無材補天」「枉入紅塵」的遺恨而出走。可以說，曹雪芹傾全力塑造的賈寶玉的叛逆性格是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他自己的生活和思想經歷的。在曹雪芹的筆下，賈寶玉的精神面貌，固然和賈璉、賈蓉等「人形動物」有著差別，但也還是滲透著那一階級的貴族公子、富貴閑人的濃厚情調，這不只表現在他和秦鍾、琪官的那種暖昧關係里，而且滲透著他的整個脂香粉氣的生活。這一切雖然是賈寶玉生活環境的真實和階級性格的真實，卻由於同樣出身於貴族公子的曹雪芹，對於這些可恥的烙印缺乏批判的認識和描寫，甚至還用欣賞的眷戀的情調對它們進行了濃重的渲染，這對於不了解封建社會、不懂得貴族階級生活是建立在榨取農民血汗基礎上的青年讀者來說，仍然是會有消極影響的。封建時代的舊紅學家們，不去分析和體察賈寶玉的叛逆精神，卻垂涎於賈寶玉的為許多婦女所嬌寵、所包圍的這種貴族公子哥兒的寄生生活，如魯迅所說：「自己鑽入書中，硬去充一個其中的腳色。……以寶玉……自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這固然是他們自作多情的腐朽的生活藝術趣味，但也反映了賈寶玉的性格以及創造這一性格的作家的階級的局限性。不過，同整個貴族階級的形象相對照，賈寶玉的性格卻顯示了對封建制度的懷疑和叛逆的特點。這既是封建社會崩潰前夕開始出現的民主主義思潮的萌芽，在叛逆的貴族青年中間的反映，又是大觀園內外殘酷的階級鬥爭衝擊下的合理產物。在曹雪芹虛構的《紅樓夢》的藝術境界里，賈寶玉自幼就生活在父親賈政的暴力管制和祖母的嬌養、寵愛的矛盾中。在賈政看來，賈寶玉必須被教養成一個貴族階級的「克己復禮」的忠臣孝子，立身揚名，「學而優則士」，才不辜負皇恩租德。而在賈母的心目中，雖然並不絕對排斥賈政的這種願望，但是，這愛孫首先卻是榮國府傳宗接代的「寶貝」，是她暮年膝下解悶的「玩物」。在這兩種教養方式的矛盾中，賈政不得不經常被迫讓步，放鬆了對賈寶玉的管教。賈寶玉就是在這種特殊境遇的空隙里，得到了接觸民主主義思想和反封建「邪統」的機會，發展了叛逆性格。賈寶玉的主要生活場所，這個大觀園女兒國，雖然也有主子和奴僕的嚴格的階級界限，但是，這裡的貴族階級的少女，還沒有成為掌權的封建統治者，而且她們的生活命運，也是要聽從封建家長們的擺布和安排。因而，在她們的寄生生活里，也埋藏著被支配的不幸命運。而絕大多數的丫頭們，卻已經或正在經歷著被摧殘和受蹂躪的悲慘遭遇。男性貴族的腐爛和醜惡，未婚的貴族少女尤其是年輕的女奴們的辛酸悲苦，在賈寶玉的思想感情里受到了深切的薰陶，形成了強烈的對此，使他產生了對所謂「世俗男子」的輕蔑和憎惡，得出了完全違反「男尊女卑」的孔孟之道的結論：「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這當然還是一種十分含混的思想觀點，但是，它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特別是象賈寶玉生活的這個貴族社會裡，卻不能不說是對孔孟之道的一個大膽的抗議。賈寶玉是把他的同情傾注在那些受封建勢力壓迫的青年婦女的身上。他和大觀園中的丫頭們的關係，雖然也烙印著貴族公子的生活和思想的痕迹，但在主要的方面，還是表現了他對貴族階級摧殘和蹂躪青年女奴的憤慨，對封建的等級制度的不滿。賈寶玉的這種憤慨和不滿，還導致他在思想和行動上對一系列封建制度的懷疑和否定，逐漸走上了一條同孔孟之道的維護封建主義統治的要求截然相反的道路。第一，他憎惡這沒有「自由」的富貴之家，他曾說過：「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綾錦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枯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第二，他蔑視封建階級的功名利祿，他把那些熱衷於所謂「讀書上進的人」，一律罵成「沽名釣譽之徒」，「國賊祿鬼之流」；他斥清朝的時文八股是「最可笑的」，是祿鬼們藉以「誆功名混飯吃」的工具，並且批評傳統儒家的那套所謂仕途經濟學問，都是說「混賑話」。他鄙視賈政迫使他努力的封建官僚的前途，斷然否定了正統儒家的「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制度。第三，他辛辣地嘲諷了程朱理學的那—整套的封建倫理道德，甚至把「文死諫，武死戰」的「君子殺身以成仁」的「三綱」中的第一綱，也說成是毫無意義的「胡鬧」!第四，他反對僵死的禮教教條，要求尊重人們的個性發展和婚姻自主。第五，他反對「混供神，混蓋廟」，平日，「毀僧謗道」，對神權表示懷疑。由於時代和階級的限制，賈寶玉的這種初步的民主主義思想，並沒有完全突破封建貴族階級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他的貴族公子哥的生活烙印，使他在強大的封建勢力面前，對出路的探索，往往墜入虛無主義的思想泥淖。他不滿於封建階級的殘酷統治，特別是對青年婦女的蹂躪，但卻看不到封建階級吸血的本質，看不到真正處於被壓迫被剝削最底層的，是用血汗供給他過著豪華生活的農民，而且妄想他的剝削階級的寄生生活可以永存下去。當林黛玉和他談到榮府經濟情況「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時，他卻安然回答：「憑他怎麼後手不接，也短不了咱們兩個人的」(六十二回)，並勸探春「別聽那些俗語，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榮才是」(七十一回)。這一切都表明了他所不滿於封建制度的，並不是那殘酷的剝削本質。不過，作為一個封建階級的貴族子弟，敢於對孔孟之道提出這一系列的懷疑和否定，也還是在一個側面反映了時代和社會的矛盾。賈寶玉不是畸形兒，他對封建階級的叛逆精神，是從這個即將崩潰的封建社會種種矛盾衝突的現實土壤里萌發出來的。歸根結底，是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尚未成熟的新的生產關係、新的社會力量變革封建制度的歷史要求。儘管它們是在一個叛逆的貴族青年的生活和思想里的歷史現象的折光，而其要求個性解放、婚姻自主的實質，是同這個時期隨著資本主義萌芽而發展、壯大起來的市民階層的政治、經濟上的要求相符合的。賈寶玉這樣的「行為偏僻性乖張」，在貴族社會裡，不能不說是大逆不道，不能不和清代統治者極力提倡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產生尖銳的矛盾。封建衛道者賈政痛打賈寶玉時的決絕的言詞：「明日釀到他弒父弒君，你們才不勸不成?」「不如趁今日結果了他的狗命，以絕將來之患I」這正表明了貴族統治者對賈寶玉叛逆精神的恐懼心理。如上所說，曹雪芹是用「談情」的形式來遮蓋《紅樓夢》所反映的尖銳、劇烈的階級鬥爭的內容。而且就是作者筆下的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也只是他們的叛逆思想和性格的一種表現形式，滲透著同孔孟之道的尖銳衝突，同樣灌注著那個歷史時代的社會矛盾和政治內容。在榮寧二府潰爛的道德面貌里，男女關係的混亂，已經達到了最卑劣的程度。男性貴族可以隨心所欲地荒淫無恥，其間根本談不上任何愛情關係的存在，但這一切卻可以得到統治者公開的默許和庇護。當王鳳姐向賈母控告賈璉和鮑二家的「姦情」時，賈母反而笑道：「什麼要緊的事，小孩子們年輕，饞嘴貓兒似的，那裡保得住不這麼著……」(《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第四十四回)甚至連「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也並沒有受到家法的制裁，可是，青年男女間自己做出的愛情選擇，卻要遭到絕對的禁止和摧殘。同是這個賈母在五十四回對忘了父母、忘了書禮、「鬼不成鬼，賊不成賊」的佳人的長篇議論，完全可以看作是對寶黛愛情的嚴重警告。男的可以隨意玩弄婦女，可以佔有三妻四妾，女的卻不能有任何自主的婚姻和愛情；公子哥兒們可以任意蹂躪下層婦女，而在真正的婚姻問題上，卻只能由父母去決定，不能有自己的選擇，這是千百年來的封建的婚姻制度。大觀園中的婦女，不過在重複那千百年來共有的命運。而表現在賈寶玉和林黛玉性格里的，又是雙重的悲劇，在突破封建禮教所不能允許的愛情悲劇里，又滲透著相互支持的叛逆思想的悲劇。同時，也正如恩格斯曾經指出的：在封建貴族階級那裡，「結婚是一種政治的行為，是一種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起決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決不是個人的意願。」(《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曹雪芹是通過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和他們中間的思想矛盾，以及由於他們中間的婚姻問題在這一家族內部關係的尖銳複雜的鬥爭中，來揭示這個悲劇的社會意義的。他們中間的「三角」關係，決不是曹雪芹所不齒的那種才子佳人和撥亂於其間的第三者的公式，而是表現了兩種思想、兩種生活道路的衝突。曹雪芹通過這兩個叛逆者的愛情悲劇，深刻地寫出了孔孟之道的吃人的本質，並以鮮明的藝術形象，反映了當時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尊孔與反孔的鬥爭。在這個大觀園「女兒國」里，能和林黛玉互相匹敵的，也是所謂才貌雙全的薛寶釵。就他們之間的關係來講，確實曾經在賈寶玉的感情上形成過一些波瀾，如他由羨慕薛寶釵的美貌和健康而想到金玉良緣……但是，由於賈寶玉和薛寶釵的思想的根本對立，賈寶玉一直把他的感情傾注在林黛玉身上，以致影響到將來的悲劇結局——賈寶玉不得不由於「都道是金玉良緣，俺只念木石前盟」而出走，那不只表現了愛情的破滅，而且顯示了在兩種思想、兩種生活道路的衝突中的共同叛逆理想的悲劇失敗。我們所以說寶黛愛情的悲劇，是叛逆者的悲劇，是因為在這一悲劇中出現了迥異於封建社會才子佳人小說的新的因素，即他們有著叛逆思想一致的基礎。長期的生活相處，培育了他們感情的幼苗，同封建禮教桎梏的鬥爭，又加深了他們的相互了解。象賈寶玉一樣，這個林黛玉，也不是一個馴服的貴族小姐。生活在貴族社會苦雨凄風中的林黛玉，此之賈寶玉，經受著更為沉重的封建禮教的精神壓迫。她不是四大家族的後代，「原是無依無靠投奔了來的」。孤苦的身世，傲世的心靈，融合著寄人籬下的極其敏感的氣質，再加—上那無法向人訴說的感情的折磨，形成了她的多愁多病和性格的悲涼、陰沉的一面。但是，這樣的性格特點，恰恰反映了封建的人間關係和封建禮教加在一個貴族少女身上的殘酷壓力，她那悲涼的聲音，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對封建禮教的微弱的抗議。那以花自喻的悲哀：「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飄泊難尋覓」，道出了她內心的痛苦。而她又不肯『安分隨時」，不願隱蔽感情的鋒芒。儘管不幸已經快要壓倒了她，她卻仍然不肯對齷齪的環境妥協，而寧願以死殉之，所謂「質本潔來還潔去，不教污淖陷渠溝」。這表現了她和賈寶玉有著共同的蔑視功名利祿和孔孟之道的思想。用賈寶玉的話說，那就是林黛玉自幼不曾說過勸他去立身揚名的「混賬話」。這種共同的叛逆思想，雖然奠定了他們的感情基礎，也同時形成了這個富於才智的貴族少女的違背封建規範的性格。註定了她的不可能得到幸福的不幸結局。薛寶釵的性格，恰恰和林黛玉相反。她對賈寶玉也不無感情，但卻不敢衝破封建禮教的牢籠，在賈寶玉面前有任何表示，而是把它隱藏起來，力圖利用「端莊賢淑」的虛偽的貴族閨範的外衣，博取賈氏家族統治者的好感，以達到她的直上「青雲」的功利主義目的。她「藏愚守拙」，「隨分從時」，象王熙鳳所說的：「拿定了主意不幹己事不開口，一問搖頭三不知。」依靠著這種「會做人」的周旋，在榮國府那樣複雜的環境里，和周圍上下老幼，無不相處得八面玲瓏，盡得人心，終於作成了「金玉良緣」的「翻案文章」。但是，象這樣一個穿著女裝的孔孟之道的忠實信徒，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努力奉守著封建禮教、封建秩序的規範，以「女子無才便是德」自居。她的「溫柔敦厚」、「莊重典雅」，她的「怒於中而不形於外」，「心如城府之嚴」，再加上她家的財勢，雖然可以博取賈府統治者賈母、王夫人之流的歡心，獲得榮府中寶二奶奶的地位，卻怎麼能得到那叛逆者的心呢?「空對著，山中高土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妹寂寞林。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在曹雪芹的前八十回的《紅樓夢》里，我們雖然沒有看到這衝突的結局，但在脂硯齋(第二十一回)的評註中曾透露：「寶玉看(有)此世人莫忍為之毒，故後文方能『懸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寶釵之妻，麝月之婢，豈能棄而而(為)僧哉。玉一生偏僻處。」從此可知，最後和賈寶玉成為夫婦的薛寶釵，也並沒有得到幸福。封建勢力無情地摧毀了兩個叛逆者的愛情，但也沒有給它的忠實信徒帶來更好的命運。賈寶玉終於為了林黛玉的「淚枯」，為了叛逆思想的破滅，而恪守「木石前盟」「懸崖撒手」了!這位封建禮教王國的「冷」美人——薛寶釵，得到了什麼呢?「金玉良緣」和「木石前盟」的對立，實質上就是正統與異端的對立，是封建禮教的叛逆者與孔孟之道的忠實信徒的一場生死搏鬥。但是，大觀園中的悲劇，畢竟有它的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性，決不是什麼「寫出了永遠可以激起讀者同情的痴心的戀愛」。相反的，對於社會主義時代的讀者來說，賈寶玉林黛玉這類沒有戀愛就沒有生命的人物，早已失去了現實意義，而只能成為批判分析的歷史對象。因為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包括他們的叛逆理想，充其量也不過是反映了微弱的資產階級婚姻自主和個性解放的要求，那根底仍然是個人主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更何況就是這樣一種要求，也還是在大觀園中產生的。它們對封建禮教的叛逆，並沒有離開朱門繡戶的貴族生活環境，特別是那種無休止的互相試探，過敏性的猜忌以及形成「浪費」的爭吵，都帶有強烈的病態的色彩，形成了他們表達愛情的纏綿悱惻的方式，而反抗的無力和無可奈何的，感傷情調更加暴露了這悲劇的纖弱和窄狹。這一方面是封建禮教的壓力所造成的，一方面也表現了他們思想感情的深刻的貴族階級的烙印。這是寄生者的病態，剝削者的流毒。對於寶黛愛情悲劇肯定太多，批判過少，這一向是《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思想的一種頑強表現。包括筆者在內，也在不少文章中散播過這種有害的影響。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不僅壓迫賈寶玉和林黛玉的貴族統治者已經被人民送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就是賈寶玉和林黛玉的纏綿悱惻的愛情方式和叛逆思想，也早已和今天的青年男女毫無相通之處。還是魯迅說得好：「北極的遏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我以為是不會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會中人，也將不能懂得」(《花邊文學·看書瑣記》)。因而，在閱讀《紅樓夢》的時候，我們決不能離開階級觀點來認識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而是必須批判地闡明它的歷史意義，批判地分析它的消極影響，特別是由於《紅樓夢》是一部藝術成就很高的作品，曹雪芹在這方面又作了濃重的渲染，如果我們不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同作者以及他所著力表現的這兩個主人公劃清思想感情的界限，就有可能接受其消極的、有害的影響，而得不到有益的歷史知識。歷史的局限與階級的局限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新民主主義論》)「在中華民族的開化史上，……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有豐富的文化典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作為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紅樓夢》屬於這「燦爛的古代文化」的一部分，曹雪芹屬於這偉大的文學家名列前茅的一個，是毫無愧色的。我們古老國家的幾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時代的文化，但並不全是封建主義的文化，其中有人民的東西，有反封建的東西，這是我們應該加以區別的。毛主席教導我們：「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這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新民主主義論》)。同時，歷史上的東西，精華和糟粕又往往是混雜在一起的。即使是反封建的文化，其中也難免包含有封建統治階級的若干思想影響。因而，無產階級對於它們，也決不能無批判、無區別地利用，無批判、無區別地繼承。如上所說，《紅樓夢》通過對賈、史、王、薛四大家族衰敗史的典型概括，真實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而預示了它的行將滅亡的必然趨勢，猛烈地抨擊了「以理殺人」的孔孟之道的種種謬說，並讚頌了大觀園中的奴隸的反抗和賈寶玉、林黛玉的叛逆精神。從客觀的藝術效果來講，不能不說《紅樓夢》的確顯示了對於封建制度的許多方面的批判和否定。從曹雪芹的主觀思想來看，他對於貴族階級的腐朽生活，對於封建的科舉制度、儒家的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封建社會的男女不平等，以及封建社會的奴婢制度、婚姻制度，也都持有不同程度的批判態度。從這一點來說，我們把《紅樓夢》列入具有鮮明的反封建思想傾向的優秀作品，是並不過分的。但是，這又決不等於說，曹雪芹就沒有封建思想，更不是說《紅樓夢》就沒有封建性的糟粕。因為曹雪芹畢竟是二百年前的作家，而且是一個沒落貴族階級出身的作家，《紅樓夢》畢竟是封建時代的文學。因而，他的時代，他的階級，都不能不在他的世界觀和他的作品裡投下難以磨滅的烙印和陰影。當然，我們並不是要求曹雪芹必須具有今天的思想。但是，從二百年來新舊「紅學」的謬說中把《紅樓夢》解放出來，從無產階級的立場給以批判的分析和評價，肯定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歷史的作用，同時認真剔除作者世界觀和作品中的思想糟粕可能產生的消極影響，以便於能使今天的讀者正確地閱讀和了解這部作品的價值，這都是完全必要的。《紅樓夢》第一回，作者曾經借石頭之口，寫了這樣「一偈」：「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此系身前身後事，倩誰記去作奇傳?」曹雪芹在開章第一回以石頭的「夢幻」作為楔子，杜撰了頑石無材補天的神話。一方面是為了「真事隱去，假語村言」的需要，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他對自己世界觀的一個概括。我們雖然不相信「新紅學派」的「自傳」說，卻也無須否認，《紅樓夢》的男女主人公賈寶玉、林黛玉等人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有著曹雪芹思想性格和生活經歷的概括。「無材補天」的深情的自我嘲諷，反證了他是由於補天不成而產生的悲憤。在封建社會裡，這塊不同流俗的頑石，從貴族階級的行列中被排擠出來，坎坷一生，孤傲不屈。他能深刻地看到封建社會的種種黑暗、種種不合理，拆穿它卑污、奸惡、虛偽的無恥面目，但是，對於那所謂往日的風月繁華之盛，卻又充滿了眷戀和悲悼的感情。敗家後的曹雪芹的生活，雖然已經破落到「茅椽蓬牖，瓦灶繩床」、「舉家食粥酒常賒」的程度，卻並沒有能徹底改變他的沒落貴族的世界觀。所謂「燕市哭歌悲遇合」，「廢館頹樓夢舊家」，—恰恰是真實地說明了他的《紅樓夢》，唱的是一曲「大無可如何之日」的輓歌。「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字字看來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曹雪芹沒有能徹底背叛他本來的階級，卻深深遺憾於自己的補天才能不被封建階級所理解，而把它傾注在這部嘔心瀝血的作品裡。但這種「無材補天」*的遺恨，使曹雪芹在對醜惡的貴族統治的詛咒中，常常流露出一個敗落貴族子弟的痛苦惋惜的情緒，浸淫著作者的現實主義的批判藝術。這既表現在他對四大家族破敗的唯心的、宿命的註解上，也顫動在他的不可抑止的「恨鐵不成鋼」的哀音里。從《紅樓夢》藝術形象的客觀效果來看，四大家族的破敗，本來是貴族階級政治上的腐朽和相互傾軋、生活上的奢侈墮落的結果，是貴族階級必然滅亡的客觀規律。而在曹雪芹的主觀解釋里，這一切卻歸之於「榮辱自古周而復始」的宿命的循環，如第五回警幻預示結局的《紅樓夢》第十四支曲「飛鳥各投林」，第一回甄士隱的《好了歌注》，充滿了對貴族階級興衰現象的唯心主義的圖解，實際上都烙印著曹雪芹的沒落貴族立場的陰影。---------*根據前面所引曹雪芹的自題畫石詩的後四句：「有志歸完璞，無才去補天。不求邀眾賞，瀟洒做頑仙。」說明他後期的「補天」思想有所變化。可惜的是，《紅樓夢》始終沒有最後定稿，也沒有寫完，因而，這種「有志歸完璞』的思想，還表現得不明顯。憤怒地揭露貴族階級的腐爛生活，又交織著對於繁華盛世的眷戀和哀悼，曹雪芹世界觀的這種尖銳的矛盾，也表現在《紅樓夢》中對有統治才能的女性的美化和頌揚上面。對榮寧二府的男性貴族統治者，曹雪芹幾乎都採取了猛烈抨擊的態度，獨獨對於兩個有統治才能的婦女，卻發出了深沉的惋惜和由衷的讚賞。一個是王鳳姐，一個是賈探春。這兩個人物都是小說中創造得非常成功的典型性格。曹雪芹對於她們性格中的貴族階級的殘酷的本質，不能說沒有批判的描寫。象十二回寫王鳳姐「毒設相思局」的狠毒，十五回「弄權鐵檻寺」的貪贓害命，六十九回「弄小巧用借劍殺人」對尤二姐的暗害，以及多次寫探春對親母趙姨娘的那種凜不可犯的封建主義的冷酷態度。特別是王鳳姐，她的「心裡歹毒，口裡尖快」，「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一臉笑，腳下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裡一把刀」的狠毒貪慾的多面性格，在曹雪芹的筆下被刻劃得淋漓盡致。但是，事情只要一觸及到處理家務的才幹上，作者就不由得要進發出讚賞的感情，把有材「補天」的希望融合到她們的形象和性格里。警幻十二金釵正冊的題詩，所謂「才自精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探春)「凡鳥偏從未世來，都知愛慕此生才。」(王鳳姐)以及小說中的三個回目(第十三回「王熙鳳協理寧國府」、第五十五回「欺幼主刁奴蓄險心」、第五十六回「敏探春興利除宿弊」)，完全以讚賞的態度那樣細緻地描繪她們似乎能夠挽救這個貴族家庭厄運的「理家」的才能，實際上是表現了仍然站在沒落貴族立場上的曹雪芹的惋惜的哀感。對叛逆者反抗無力的幻滅得不到解答的悲哀，是曹雪芹宿命論思想的更強烈的反映。熱情地歌頌叛逆和絕望的宿命的註解是那樣相互矛盾地滲透著曹雪芹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又是那樣錯綜複雜地交織在寶黛性格的命運里，使虛無的悲觀主義的色彩相當濃重地渲染著《紅樓夢》藝術形象的境界，這就是在過去的時代，也決不是健康的東西。儘管在《紅樓夢》中出現的那些超現實的力量，如「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空空道人」以及「太虛幻境」等等．只不過是作者的一種虛寫和假託。但是，給現實鬥爭中寶黛的叛逆性格和悲劇以及大觀園被虐殺的青年婦女蒙上這層宿命的雲紗，這也是曹雪芹虛無主義人生觀的一種反映。費了如許筆墨借警幻仙子的「幻境指迷」，唱那些空虛縹緲的哀音，所謂「春夢隨雲散，飛花逐水流；寄言眾兒女，何必覓閑愁。」所謂「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為誰妍。」所謂「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痴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償。」決不只是為了結構需要的抽象的圖解，因為作者已經把它當作一條宿命的繩索牽引到人物性格的藝術生命里去。貴族階級的叛逆者賈寶玉和林黛玉的現實的悲劇命運，被渲染成大荒山神瑛侍者和絳珠仙萆的一段宿緣。為貴族統治者虐殺的大觀園中的青年婦女，早在太虛幻境的「薄命司」里就有了註定每個人命運歸結的底冊，而且現實生活中每個人的詩詞、謎語、酒令、志趣、愛好，以至於部分人物的名字，都暗合著她們的「自古紅顏多薄命」的不可避免的「運數」。這種虛無的悲觀主義的思想感情的渲染，又是和作品中的某些宿命論思想，以及所謂「色」「空」觀念的表面說教糾纏在一起的。我們反對「新紅學派」完全拋開《紅樓夢》藝術形象的社會的、階級的內容及其反封建的思想傾向，把《紅樓夢》的「主要觀念」說成是表現了佛教反動唯心主義的「色」「空」，即現實世界是不存在的，一切皆空而已。因為依照這種反動的唯心主義觀點來剖析《紅樓夢》的內容，就會把大觀園中充滿了階級鬥爭的各種人物的悲劇，與社會現實割裂開來，變成「色」「空」觀念的演化。而這不僅不符合《紅樓夢》具有豐富的現實生活內容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也不符合曹雪芹世界觀中的主導傾向。「漫言紅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長」。曹雪芹是以同情的態度控訴了貴族統治者虐殺金釧、晴雯、芳官等女奴的，也是以憤慨情緒反映了元春、迎春等不自由婚姻的悲慘遭遇的，並傾全力讚頌了賈寶玉和林黛玉對封建制度和封建禮教的不滿和叛逆。這一切，在《紅樓夢》中，都是真實的現實人生的矛盾和鬥爭，活生生的現實人生的悲劇，是與「色」「空」觀念根本相矛盾的。而且從《紅樓夢》的整體藝術形象所反映的生活和思想來看，作者也不是一個佛教思想的信仰者與宣傳者，如果他真的完全相信「色」空」觀念，也就不會有「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的憤慨了!實際上無論是芳官的「斬情」，惜春的為尼，都是對現實絕望反抗的一種自衛形式，特別是賈寶玉的「懸崖撒手」，並不是由於什麼「解悟」，而恰恰是由於「俺只念木石前盟』。但是，曹雪芹在描寫他的小說人物的悲劇命運時，又畢竟是作了某些「色」「空」觀念的說教，有時甚至還把貴族統治者一些荒淫無恥的東西，同青年男女的不幸遭遇混在一起，如賈瑞追逐鳳姐屢被愚弄而死於風月寶鑒，秦氏由於同賈珍有姦情(這在《紅樓夢》定稿時已做了修改，只是還沒有完全抹掉痕迹)被人發現而自殺，這本來同大觀園的悲劇毫無共同之處，曹雪芹卻把它們同樣歸結為「宿孽總因情」。怎樣解釋曹雪芹世界觀中的這種深刻矛盾呢?千百年來，佛家思想在封建士大夫中間是相當流行的，特別是在清代貴族階級殘酷的相互傾軋的鬥爭中，那些幸免於難的八旗知識分子；在政爭中心有餘悸，意志消沉，就從佛家思想里尋找「解脫」的出路，這曾經是當時風靡一時的思潮，也必然要影響到那些還找不到出路的叛逆者們。八旗子弟的曹雪芹，自然也逃不脫這種思潮的薰陶和影響。因而，在敗家、淪落的大苦痛籠罩之下，浸染了這些唯心主義的虛無夢幻的東西，並且免不了有時仍用這樣一些陳腐的觀念來解釋他所經歷和目睹的現實人生的悲劇，這正反映了他的叛逆的局限性。所以，儘管《紅樓夢》情節發展的客觀進程，在很大程度上，衝破了粘附在藝術形象上的虛無夢幻的外殼，廣泛地揭露了貴族社會的種種矛盾和鬥爭，顯示了藝術形象和人物性格的社會生命，但是，它們畢竟不能完全排除曹雪芹在藝術上做的這些消極的濃重渲染，從而，影響到《紅樓夢》故事情節的結構，人物性格的塑造，使它的節奏調度；往往脫離生活的尖銳矛盾，而被作者那種人工圖解的哀調所左右。深情地眷戀往日的繁華而又以「無材補天」引為憾事的人，當然就不可能成為徹底的叛逆者，封建主義思想在曹雪芹的《紅樓夢》里，也遠是有不少表現的。曹雪芹辛辣地嘲諷過文死諫、武死戰的封建道德，也不滿地控訴了封建皇帝把元春幽閉在深宮的殘暴。但是，這位八旗子弟卻又不能完全忘情於「天恩租德」，有時還不免流露出對清代文治武功的某些頌揚的情緒。他對大觀園被踐踏的女奴的反抗，是抱有同情態度的。而當問題涉及到人民的反抗，涉及到農民起義軍推翻封建王朝的鬥爭，他的立場就明顯地站在封建統治者的—邊，七十八回賈寶玉的都篇歌頌林四娘抵抗「流寇」的「姽嫿詞」，也就是作者的態度。尤氏姊妹之死，分明是貴族階級的血腥罪行，特別是尤二姐之死，作者也憤慨地寫出了這是王鳳姐「弄小巧用借劍殺人」，但是，卻又讓尤二姐在臨終前做了一個因果報應的夢：夢見尤三姐託夢給尤二姐，說什麼「你我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喪倫敗行，故有此報。」「你雖悔過自新，然已將人父子兄弟致於麀聚之亂，天怎容你安生。」（《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第六十九回)這無形中是給剛烈的尤三姐和懦弱的尤二姐的無辜慘死抹了黑，而又開脫了那借劍殺人者的罪行，並且也不符合尤三姐的性格邏輯。所有這一切，固然反映了曹雪芹的民主主義思想的脆弱的萌芽，終究還不能完全衝破千百年來封建主義思想的僵硬的外殼，同時，也反映了在那個歷史時代，萌芽的資本主義經濟，還沒有形成獨立的生產關係，也無力衝破封建制度的枷鎖，因而，軟弱的叛逆者的悲劇同時也就成了思想上的敗局。《紅樓夢》中貴族之家的潰敗，青年一代的悲劇結局，本來是性質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說是對立的存在，而在「飛鳥各投林」里，卻被曹雪芹描寫成同一的宿命歸結：為官的，家業雕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裡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冤冤相報實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僥倖。看破的，遁入空門；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一切矛盾，一切衝突，在這裡都化解成「前生註定」、「在劫難逃」，誰壓迫誰，誰殺害誰，在這裡沒有了是非，不過「一切皆空」而已!這種虛無命定的觀點，同《紅樓夢》里尖銳譴責過的封建制度和貴族階級的腐朽和殘酷，熱烈歌頌過的叛逆理想，是怎樣的不相融洽啊!但它們卻統一在《紅樓夢》的思想藝術里，並通過作者的富有特色的筆觸，成為《紅樓夢》整個藝術形象的組成部分。而《紅樓夢》的完整的藝術結構，動人的故事情節，逼真的細節描寫，獨創的藝術風格，以及眾多的性格鮮明的典型人物，都是中國古典小說藝術成就的高峰。也正因為這樣，曹雪芹的那些融合在藝術形象里的虛無命定的思想和情調，往往使讀者受到不自覺的感染，特別是對那個時代的生活和思想不甚了解的青年讀者，更不容易在色彩繽紛的藝術形象里辨認和剔除這些糟粕的毒害。所以，在把《紅樓夢》這部古代的優秀作品變為人民的藝術財富的工作中，我們必須嚴肅地、細緻地分析這些封建糟粕的危害性，以幫助青年讀者認識《紅樓夢》的真正價值和弱點。馬克思主義者從來主張要認真地研究祖國的文化遺產，認為拒絕研究和排斥一切的虛無主義態度是錯誤的，但是，只有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批判方法去研究，才能使我們從歷史遺產中得到有用的東西，成為幫助我們認識和總結階級鬥爭史的有益的借鑒，才能做到「古為今用」，「以利於推進中國的新文化」。這也是我們在閱讀或研究《紅樓夢》時，應當做到和努力做到的科學態度。附記：這篇《前言》是一九七二年寫成的，曾收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四部古典小說評論》一書中。該書出版後，我陸續收到了不少讀者熱情地鼓勵和批評的來信。現在，我根據讀者意見對一些不妥當的看法，進行了修改，但由於自己思想水平的限制，錯誤和不妥之處仍然是難免的，我衷心地期待著工農兵讀者的批評和指正。李希凡一九七四、三、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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