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正祥：東方亞歷山大·馮·洪堡，中國文化地理學的開拓者，數據可視化先驅

中國在數據可視化方面的先驅人物，是地理學家陳正祥。陳正祥在國際地理學界享有崇高的聲譽，但因為種種原因，牆裡開花牆外香，他的作品和貢獻，尤其是在數據可視化方面的貢獻，並不為中國大眾所知。

陳正祥一生致力於繪圖，他主張用地圖說話，用地圖反映歷史，利用地圖對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環境等現象進行描繪和闡述。陳正祥認為，「有些長篇大論說不清楚的現象，用地圖來表示卻可一目了然」，這些思想，正是數據可視化的目的和精髓。直到今天，他的不少作品還被世界各國的專家視為精品，被稱為數據可視化的經典之作。

以其作品《中國文化地理》為例，這本書堪稱用數據和地圖譜寫的中國文化史。陳正祥在這本書中提出，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經歷了由北向南遷移的過程。為了證明這個觀點，他首先引用了大量的數據，其中有各個朝代的人口數據，例如在西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南方戶數僅佔全國總戶數的10.3%，但到明朝隆慶六年（1572年）已經上升為65.4%，還有政治領袖籍貫分布的數據，如唐朝共有369人擔任宰相職務，其中的90%為北方人，但北宋中葉之後，宰相的高位多被南方人佔據，到了明朝，共有宰相189人，其中南方人佔2/3以上，和唐朝相比，分布形勢完全逆轉；他還統計了明朝期間的狀元、榜眼、探花以及會元的人數和籍貫分布，在244名文魁當中，南方人有215位，北方人只有29位。

除了用數據說話，陳正祥還針對漢朝至清朝的人口分布、人口密度、交通、鹽業以及三公九卿、詩人、進士、狀元的籍貫分布繪製了18幅地圖。這些地圖華美精緻，色彩鮮明，濃縮了上百年的歷史，一圖在手，勝過千言萬語的解釋，即使最普通的讀者也可以一眼看出中國文明的興衰和轉移。

類似於各朝代詩人分布的中國文化歷史地圖，陳正祥一共繪製了268幅。1981年，這些地圖收集成冊，在日本、香港地區出版發行，大受歡迎。

要統計幾千名詩人的籍貫，雖然煩瑣，但畢竟有數可查，只要願意花上時間，用上「笨」功夫，就一定可以完成。陳正祥在繪圖過程當中，遭遇的最大困難還是沒有數據。為了繪出一張有參考價值的好圖，他曾經四處奔走。這些尋找數據的經驗，他後來進行了總結，為中國的歷史文化研究開拓出了一條新路徑。

20世紀60年代，聯合國農業氣象委員會、國際地理學會等幾個國際組織都先後向中國索要蝗蟲災害分布的地圖，但陳正祥發現，中國從來沒有這樣的地圖，也沒有現成的資料可以編製這樣的地圖。他回憶說，「就我個人說，只要回封航空信或電報，老實告訴他們，便可推得一乾二淨」，但是，一想到「將來的研究報告出版，在中國的空白上勢必按上"沒有數據』(NoData)的記號」，他就不忍心拒絕，因為「"沒有數據』是專用於落伍地區的可恥記號，我看了就臉紅」，所以他決心為中國編製這樣一份地圖。然而，沒有數據，又不能憑空捏造，這個問題常苦得他「夜半繞室彷徨」。

陳正祥最後想出的方法，是利用中國各地的方誌。中國歷史上鬧蝗災的地方通常都會供蝗神、建蝗神廟，這類廟宇被稱為八蜡廟。若沒有蝗蟲災害，農村絕對不會勞民傷財去建造這類廟宇，因此可以肯定，這類廟宇越多的地方，蝗蟲災害就越嚴重。而在中國的歷史方誌中，對於這類廟宇的建立，都有詳盡的記錄。他於是開始一心一意查閱方誌，「白天找到一批，晚上就把它們按到地圖上去，從台灣大學找到南港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最後又找到東京、京都和天理」，他一共翻閱了三千多種方誌，花了8個月的時間，最終制出了中國的蝗蟲災害分布圖。

除了確定蝗神廟的地點與分布，陳正祥還針對華北平原這個蝗災高發的地區，做了更細緻的數據分析。他把方誌中關於蝗災的記錄按地區和年代分門別類，計算出各地災害發生的頻率。在把數據標上地圖之後，陳正祥驚喜地發現，蝗災發生的頻率也和地理位置存在關係。根據各地災害發生的頻度大小，陳正祥在地圖上做出了兩條等頻率線，其中A線包圍的地區，平均相隔不到十年就可能爆發一次蝗災，在A，B兩線之間的地區，平均每隔10～15年發生一次。例如，河北省大名縣位於A區，該縣從宋代到清代的736年間，一共發生蝗災73次，平均每10年一次。

除了在歷史文化和環境生態兩個領域的貢獻，作為一名地理學家，陳正祥還針對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工業發展、人口遷移，氣候變化、交通港口建設以及各類物產資源的分布等主題，繪製過更多的地圖，但可惜的是，這些地圖大部分都沒有在中國大陸出版。

在陳正祥大量繪圖的時代，計算機還遠沒有普及。在那個時代，要繪一幅好圖，其資料的收集、數據的統計，需要很長的時間不說，繪圖的過程也非常煩瑣，陳正祥也曾經在其書中談過這個過程中的甘苦：

「經過約莫二十年的歲月，很多地圖都成熟了。我選擇已經熟透了的，張貼在書房最著眼的牆壁上，一有閑暇就細心觀察它，看看是否合理，或加以必要的訂正。直到認為滿意了，才分批開始精繪，我自己也參加精繪工作。不少已經精繪的地圖，因為發現了重要的新資料，經過修改，又得重繪。一幅地圖精繪兩三次，是常有的事。利用此一方法編製地圖，要花費很多的精力、時間和金錢，而所得的結果，仍不免有所欠缺。但這卻是目前唯一可行的辦法！」

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陸和台灣正處於緊張的對立狀態，兩岸隔絕，陳正祥繪圖需要的大量數據和資料都無法獲得，他因此辭去自己在台灣大學的教職。他寫道：「我下決心要離開台灣，否則無法完成我的中國研究。」1964年，他經歐洲輾轉來到香港中文大學，出任首位華人講座教授，這才圓了他的中國繪圖夢。

陳正祥也坦承，之所以不懈努力，是因為中國在這一領域的作品極其匱乏，很多空白甚至是由外國人來填補的：

「中國的歷史如此悠久，文化遺產如此豐富，有許多歷史和文化事項，皆可形之於圖，換言之，都可以用地圖來表示。但是奇怪得很，中國學術界卻始終沒有能夠系統化地編製歷史和文化地圖。日本同歐美的學者，雖個別有人下過功夫，但似乎受到文字修養和史料來源的限制，對中國很多古老的事項不能徹底了解……難以觸及比較深刻和更有意義的部分。這些事實增加了我的志趣和勇氣。」

1979年，陳正祥被迫離開香港，最終移居海外。其中的原因，他在其著作《大學生活四十年》中做過詳盡的交代。他在這本書中，記錄了許多「醜惡可怖」的、令自己「身心交困」的經歷：「如果你要問中國近百年來為什麼學術落後，為什麼不能發展自己的科學和技術，為什麼國家和民族蒙受恥辱，那麼這本小書便是最好的見證。」

斯人已逝。今天翻開他給我們留下的幾百張圖形瑰寶。一百多年來，相較於西方發達國家，中國確實在許許多多方面明顯落後，別人有的，我們沒有，但是，如果別人有的，我們其實也有，只是不為人所知、不受人尊重，這算不算是一種更令人感到遺憾和難過的落後？

（摘自《數據之巔：大數據革命，歷史、現實與未來》，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版，定價：65.00元）

少年地理超前少年地理知識超前，初中的地理課，對他來說，完全是浪費，所有的大小地理考試測驗，他都是百分滿分，老師乾脆讓他幫助改考卷。他在小學生時，並沒有人教他，已經會背記世界各國的國名、首都名、人口數、河流的名稱和長度、山脈的名稱和高度、物產等枯燥的數字；向老師所提的地理問題，老師都答不出來。記得初中一年級時，學校組織大家旅遊家鄉雁盪山，回來後，我只記得我們住宿在靈岩寺，早晚都可以看到對面山上成群結隊的猴子跑來跑去，晚上聽到狼的嚎叫聲，很是可怕，大瀧湫的瀑布非常壯觀等。可是回校以後，他寫了一篇《游雁盪記》，指出雁盪山的風景，是流水挖出來的，張貼在校壁報上，剛巧被來校參觀的地質學家丁文江看到，引起丁文江的驚奇，贈給這個只有十一歲孩子一部《徐霞客遊記》，以資鼓勵，一時傳為佳話。---游修齡授課特點1947年冬，陳正祥來台北市，來年到台大農經系教書，在此居住十七年。開授課程多數比較新鮮，像土地利用、人口問題、農業區域設計，以及境態學（生態學）等。他的學生不限於農學院，遍及文學院、理學院和法學院。所發的講義，很受學生歡迎，其它學院也可索取。彼時他提出：人口膨脹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無計劃的失控工業對生態環境的危害；至今愈加證明，其先見之明。談話限時三分鐘 他對於時間的使用，則可說是斤斤計較，勤奮無比。他習慣每天工作15-16小時，經常到翌晨兩三點鐘入睡。除了出席國際會議，全年只在農曆元旦休息半天。他在台灣大學任教期間（1948—1963），在他的研究室（台大四號耬）門口，掛一塊紅漆寫的木牌：「非學術性談話，請限於三分鐘。」當時台大校長傅斯年和他商量，請他拿掉這塊木牌，他不同意；後來有人趁他不在時，偷偷地把木牌拿掉，他就重新做一塊更大些的木牌掛起來。地名先讀前人 研究台灣地理，得先讀前人著作，與大縮尺地圖。細看地圖，碰到一些有趣的地名，其中有些有趣得出奇，有些極富地理學意義。於是陳正祥開始紀錄下來，原來為編寫《中國地名大辭典》。後來毛一波邀請他為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文獻專刊》，撰寫《台灣地名之分析》，又費了不少時間，再讀一次2.5萬分之一地圖。又因不滿意台灣商務印書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再版規畫，便於1960年年底，將他在台灣十四年研究工作的這項副產品整理出版。 書歸研究不私產 陳正祥在台灣大學藏書的封底左上角，都貼一張長方形紅色字條：「此項藏書歸研究所所有，家屬不得視為私產。」先後共印十五萬張，成為研究團隊的寶藏。學生可以自由使用，不必登記。但到香港以後，這個辦法行不通，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損失圖書近千卌，還有整套圖書被偷的。 當決心放棄講座後，從1993年起，就開始把藏書分批運往歐洲。這引起外間的謠傳，說他把圖書以數百萬美元出賣給西德大學。他的好友艾伯華（W. Eberhard）勸他勿將書運離亞洲，他給艾伯華的答覆是：「即使你把整個加州大學交換我的藏書，我也不會考慮。」李約瑟建議他將藏書和劍橋大學合建一個東亞圖書館。他已於2003年去世，這批藏書不知還在否?某某賢弟惠存 陳正祥特別照顧學生。彼時留學生出國乘船，可以攜帶翻印的教科書。他購買很多，並在扉頁題寫：「某某賢弟惠存」，和一些勉勵的話，美國海關只好當作私人用書，予以放行。他帶這些禮物上船，在船艙不斷討論讀書的益處，和作學問的道理，消除學生離鄉背井的傷心及孤寂，直到鳴啰開船為止。地圖到「秒」該研究所的出版品，彼時已成國際學術機構囑目對象。地圖上的小地方和小島嶼，便利用到「秒」，比當時官方地圖更準確。卻因此引起有關單位的注意，所以一開始就限于贈送，寄贈海外主要有關研究機構和圖書館，交換本身所需的研究資料，此即十五萬冊藏書的由來。這本簽名本，也是送給陳正祥的學生，可見對受贈者的重視。測量珠穆朗瑪峰高度1968年由Pergamon書店出版他的「World Atlas」（《世界地圖集》）第223-224頁，提到的喜瑪拉雅山珠穆朗瑪峰的海拔為8848米，是他以特邀顧問的身份在1966年選定的；九年以後1977年，中國國家測繪局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測繪局聯合精密測定的高度為8848.13 米，相差僅13厘米，這一巧合成為國際地理學界議論的話題。灰燼理論 《漢書?食貨志》卷二十四載：「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陳正祥覺得這段話不好理解，因為秦漢之際的戰爭，規模不大，時間不長，不可能招致如此大的饑饉。他查閱地方文獻，發現饑荒多在關西，而戰爭破壞多在關東，難以理解。於是他想到氣候的關係，他查閱歐洲文獻，找到在中國那次大饑荒前不久，冰島的火山群曾猛烈大爆發，大量灰燼向高空排放，循西行風東移，形成巨大陰影帶，延伸至西伯利亞和中國西北部上空，為時數月或經年，阻隔陽光照射，農作物無法生長，在人口稠密地區造成大饑荒，所謂「死者過半」，其餘的人「就食蜀漢」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他在課堂上作這樣的講解，引起學生們莫大的興趣和對他所作的分析十分欽佩。德行楷模 為人師表不應局限於學術成就，更要體現在日常的徳行模範上。他曾多次把銀行錯匯給他的稿費和版稅退回去，其中《大英百科全書》一次誤匯給他數千美元的稿費。日本幾間大銀行曾好幾次誤給他幾筆進帳，其中最大一筆為190萬日元。最近一筆70萬日元（相當於一般教授兩個月的工資）。直到他想用日元購書時，才發現這些誤進，他即通知香港的銀行代為聯繫退款，因為時間久了，東京銀行化了兩個多月才找出錯失，回信表示感謝。香港的經理當面對他說：「陳教授，現在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其它像你這樣的人了！」1957年他在日本東北大學講課結束後，臨行時到當地郵局購買全套紀念郵票，郵局局長匆忙中把他付出的郵票款和找還給他的錢一起裝進紙袋給了他，他到達火車站時才發現這筆差錯，於是他立即趕回郵局，退還多出的款，不留姓名，這筆錢相當於局長三個多月的工資，這個消息在日本報紙上引起轟動。 轉歷史地理 自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接觸大空衛星照片後，他即預感到地理學將發生大革命，應對新的挑戰，他把研究興趣逐步轉向歷史文化地理，此後便有他一系列的涉及歷史、文化、經濟、社會、哲理等的著述問世，如他鑒於鴉片戰爭對中華文化打擊影響的深遠性，他在《中國文化地理》（1980年）的自序中指出「要挽救漢文化的沉淪，阻止它的繼續被腐蝕，進而恢復它固有的光輝，我想這一代的中國人實應負擔較多的責任。為達成此項目標，首先要認識中國文化，而我願以身作則。」他運用地理科學為工具，彌補文字記述的不足，通過地圖表示中國文化中心的南遷、城市化的進程、交通港口的發展、人口的遷移、物產礦產的分布等；人文方面，將歷史上的宰相、進士、詩人等人才的籍貫分布，用地理圖解表示，具有不可取代的說服力、優越性和學術性。也是農業史研究中經常引用的資料。 公然罷課 陳正祥離開台灣大學，就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期間（1964—1979），薪金加上公積金及住房補貼，約為台灣大學的36倍。住房面積超過3000平方英尺。講座教授是英制大學的最高層，終身制，出席國際會議可以坐飛機頭等艙。但當他發現英國人對鴉片戰爭並無懺悔之意，奴化教育並未收斂，而地理學份屬愛國教育，無法生根，就儼然拋棄他所首創的講座，提前退休，1992年應日本東京大學之邀講學去了。在香港大學任教時期，他念念不忘祖國的建設，編寫有《中國農村景觀之變遷》《中國的石油資源及其開發》等書。

陳正祥（地理學家）編輯

陳正祥（1922—2003），樂清市象陽鎮四板橋村人，曾就讀於溫州中學，1942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理學院地理系，之後留校任教。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考取公費留學，進入澳洲悉尼大學研究院，後又分別到英國、日本、西德等國繼續深造。曾先後獲得日本國立東京大學以及英國、西德地理學博士學位。他是一位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地理學家，被國際地理學會前會長卡爾·特羅教授推崇為「東方的亞歷山大·馮·洪堡」（洪堡是世界上第一個大學地理系——柏林大學地理系的首任系主任），並稱他是「中國地理學界第一人」。

陳正祥（1922年－2003年），地理學家。

1922年出生於浙江溫州樂清。1942年國立中央大學地理系畢業後留任助教。此後留學日本、英國、澳大利亞等國，獲理學博士學位。1948年執教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1963年任香港中文大學地理學講座教授。曾在世界各地講學。後移居義大利，領導世界農業經濟學者協會和國際地理學會合作的土地利用調查研究，主持編輯出版了五大卷的世界農業地理圖集。

陳正祥先生是世界著名的地理學家和生態學家，國際上最有成就和聲望的華裔地理學家。曾任聯合國世界農業地理委員會主席、國際能源委員會主任、「世界環境保護大會」主席、國際研究院「中國委員會」主席等職。他同時是世界農業地理委員會唯一的亞洲人、地理學權威刊物Geoforum國際編輯委員中唯一的台灣人。曾長時期擔任國際地理學會各相關委員會委員和主席。

中文名

陳正祥

國籍

中國

民族

漢

出生地

浙江溫州樂清市象陽鎮四板橋村

出生日期

1922

逝世日期

2003

職業

地理學家

畢業院校

國立中央大學

主要成就

國際上最有成就和聲望的華裔地理學家

代表作品

《中國文化地理》《中國歷史.文化地理圖冊》

目錄

1. 1地理學家來自雁盪

1. 2天南地北描繪地圖

1. 3文化地理有機融合

地理學家來自雁盪編輯陳正祥（1922—2003），樂清市象陽鎮四板橋村人，曾經就讀於溫州中學，1942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理學院地理系，之後留校任教。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考取公費留學，進入澳洲悉尼大學研究院，後又分別到英國、日本、西德等國繼續深造。曾先後獲得日本國立東京大學以及英國、西德地理學博士學位。1948年秋 ，陳正祥擔任台灣大學教授，並創辦敷明產業地理研究所。該所曾屢次被國際地理學會選為在東南亞的唯一代表機構。由於他著述豐富，研究廣泛，並涉獵世界性的地理學科，從上世紀50年代起，就奠定了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他曾分別應邀出席各種國際學術會議30多次，在多數場合，他是亞洲唯一的參會委員。先後在英、美、法、德、日、瑞典、芬蘭、紐西蘭、澳大利亞和義大利等國舉辦過多次學術講座，並被選為聯合國農業氣象委員會、國際地理學會農業類型委員會、太平洋科學協會地理委員會、國際農業經濟協會委員，還連續四屆擔任了聯合國糧農組織合作的世界農業地圖集學術委員會委員，亦是唯一連任的亞洲籍委員。此外，陳正祥還榮任國際能源委員會主任、歐洲能源會議主席兼國際研究中國委員會主席，主持亞洲和南太平洋地區的調查和學術編審工作。1964年，陳正祥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並移居香港，期間還兼任地理研究中心主任。他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15年，出版了20多種著作。他是第一位直接被任命為英制大學講座教授的中國人。1979年，他應聘出任東京大學特級教授，還先後到日本筑波、廣島等地講學，併兼任不少國際學術刊物的顧問或編委。1992年，陳正祥在巴西主持「世界環境保護大會」後，接受聯合國委託，著述300萬字的全球《植物志》。陳正祥的一生幾乎都在大學中度過，與保護地球、地理學研究和土地資源利用等學術深深結緣。過去舊版的《大英百科全書》的中國部分均由外國學者撰寫，但它的新版卻由陳正祥執筆，這是國際上對他在地理學術上的權威地位的肯定。天南地北描繪地圖編輯陳正祥所出版的著述在世界地理學界可謂最豐富、也最受歡迎。《陳正祥教授著作目錄》中收錄了他在教育和學術活動60年間的中、英、德、日等4種文字的著述624種，包括專著和專刊256種以及論文368篇，這在地理學界絕無僅有。「著作等身」對他來說，不是溢美之辭。陳正祥同時也無愧於「中國地圖第一人」的稱號。他的一生跑遍了祖國的天南地北，研究了神州大地地理，描盡了遼闊祖國的地圖。這在中國地理學界也是空前的。上世紀40年代初，還只有20歲出頭的陳正祥就到祖國西南部調研地貌，著述了《廣西地理》。隨後又到西北調研，撰寫《甘肅地理》《甘肅之氣候》《自然與人生》《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自然與人生》等著作，這些書籍是現今祖國西南、西北開發的寶貴資料。抗戰勝利後，陳正祥又出版了《海南島地理》。他認為台灣與海南島是祖國「東南海疆雙目」，開發海南島是祖國經濟發展和戰略地位的必然。在書中他不僅詳細記載了海南島的經濟、社會、人口、資源、民俗等，同時對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等島嶼也作了詳細描述，是研究海南島和周邊群島珍貴的歷史文獻。1948年開始，陳正祥在台灣居住了十幾年。他對這個美麗的寶島很有感情，但對那時的政治和學術氛圍卻「不適應」，後來離開台灣到香港定居。離別時，他給台灣留下了三大卷中、英文版的《台灣地誌》。此書對台灣的研究深入而廣泛，被台灣農學院前院長、溫籍教授王益滔讚譽為「輝煌之作」。1961年，為紀念鄭成功攻克台灣300周年，他撰寫了《三百年來台灣地理之變遷》的論文，充滿了愛國激情。1984年，陳正祥應國家主席楊尚昆邀請，率團到祖國大陸考察。闊別40年後，對大西北進行了為期110天的考察，行程14000公里。爾後他潛心編著了《中國土地利用》一書。全面闡述了《中國經濟結構》《自然條件的限制》《人滿為患的影響》等內容。此書一經發行，就出現5種譯本，被學術界稱為「見解精闢，為一划時代的巨著」。是學校圖書館、地理系學生、地理科教師以及欲了解現代中國的國內外人士一本必備的地理資料書。《人民日報》專此發表書評，予以高度評價。1987年，陳正祥又應邀回國，考察了安徽省農業及巢湖污染治理問題，結合地理學撰寫了《安徽農業考察報告》和《關於巢湖污染治理意見》，他的意見受到了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採納。陳正祥幾乎每出一本中國地理的書，就會引起轟動，被學術界看好。如1981年日本東京出版了他的《中國歷史與文化地理圖冊》，定價高達29600日元。這在日本屬於高價書，第一版竟在不到8個月內全部售完，讚揚性的書評超過40種，足以見證日本學術界對他的重視。1992年，陳正祥又編撰了超大型的《中國地誌》一書。這部巨著在世紀之交出版，向全世界發行。他曾高興地說，此書是自己晚年貢獻給祖國的一份新世紀禮物。文化地理有機融合編輯「我熱愛中華大地，總想它能得到妥善利用，給因土地缺乏而生活艱困的人民安排好較好的生計。」這是陳正祥在《中國土地利用》一書序言中的話語。在祖國大地上，他每進行一次考察，每完成一次著述，都表達了對祖國和人民懷有深深的摯愛。從他的著作之中，能瞥見他是一位很有歷史責任感與使命感的學者。抗戰期間，陳正祥還是一位20多歲的青年學者，抱有科技救國的思想。他從地理學的角度思考了國家前途，先後發表了《西南苗族與西南國防》《開發西北與抗戰前途》《從地理因素檢討抗戰的必勝》《開發西北與抗戰建國》等著述，提出與眾不同的見解。在這個時期，他還從中國的經濟發展地位出發，撰寫了《如何認識西南》《四川礦產的分布及今後開發的途徑》《中國不能沒有華北》《從經濟地理上檢討中國不能沒有東北》《東北之地形》《中國邊疆之土壤與植物》等書籍和學術論文，這些著述現今對祖國西北、西南的開發仍具有重要價值。陳正祥對祖國的農業、氣候及物產特性研究非常深透，半個世紀前就出版了《浙江之氣候》《海南島之農業》《大戈壁》《西北之氣候與農墾》《中國之畜牧地帶》《四川盆地之氣候與蔗作》《甜菜之適度氣候與中國甜菜區域》《廣東的糖業》《中國的水資源及其利用》等書，成為這些地區農業開發的地理氣候資料書。在香港大學任教時期，陳正祥更加關注祖國的建設，編寫了《中國農村景觀之變遷》《中國的石油資源及其開發》等書。同時對香港和澳門的經濟社會發展也撰寫了大量書籍，如《香港工業之地理基礎》《香港的墟市》《香港之土地利用》《澳門之土地利用》等幾十種。陳正祥對於中國文化有很深的造詣，雖然是地理學家，但陳述中國歷史卻如行雲流水，蘊含深情；在地理學語言上流露出文化藝術韻味，從高深學術中讓人獲得深入淺出的知識，足見其學識淵博、寫作功底深厚。如《唐代的疆域》《中國古代地圖學之發展》《詩的地理》《中國的方誌》《中國的行政區劃及變遷》等專著，讀後叫人擊節讚歎。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是中國文化地理學的開拓者，讓中國的文化與地理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他在1980年出版的《中國文化地理》一書的自序中，回顧了中華文化發展的歷程，指出鴉片戰爭對中華文化的打擊，「要挽救漢文化的沉淪，阻止它的繼

你的讚賞是我堅持原創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