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風海雨飽曾經 又作輕舟萬里行

　　【讀書者說】

　　2017年1月22日，九十四歲高齡的馮其庸先生（1924年2月3日—2017年1月22日），在曹雪芹埋骨之地的通州張家灣，平靜地走完了他的一生。就在他去世前不久，明知垂暮之年，卻老驥伏櫪，在親自編輯完成了自己的皇皇巨著——《瓜飯樓叢稿》三十五卷、珍藏文物文獻圖錄——《瓜飯樓外集》十五卷之後，近日又推出了《風雨平生——馮其庸口述自傳》（以下簡稱《風雨平生》），該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作為其學術生涯的總結。

　　這部數十萬字的口述自傳，是在國家圖書館中國記憶項目中心歷時三年的訪問基礎上，由宋本蓉女士進行了文字轉化和整理，並經過傳主馮其庸先生五易其稿的修改而定稿。口述史的寫作方式，並非當代獨創。孔子的《論語》由其弟子輯錄，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也由辯機執筆，因為準確再現了口述者的思想和經歷，被理所當然地作為傳主孔子、玄奘的著作而傳世。如今，拜受錄音技術之賜，《風雨平生》在整理者忠實的還原下，惟妙惟肖地復原了馮其庸先生親切的口吻；同時又經傳主認真刪改，條理清晰地敘述了其一生的遭際。筆者認為，豐富的圖錄，認真負責的口述史資料，加上協同工作的程序，會成為一種當代口述史精品創作的範式而傳揚；而《風雨平生》，也將是這種範式下第一部「中國記憶·學者口述史」的傳世精品。

刻畫了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的大時代

　　作為一代文史大家，馮其庸先生的口述本身即具有非同常人的歷史意識。他將自己的一生編織在親歷的一個世紀的現代史中去回顧，為自己的口述設立了一個個既是自身歷程，也是歷史進程的連環章節。從中可以看到，他90多年的歷程包含三個階段。首先是在江南家鄉的30年。開篇的童年生涯像風俗畫一樣展開江南農村的家族記憶，勤勞的母親、抽鴉片的父親、分成了多個黨派的堂房兄弟、南瓜當飯的飢餓歲月、農閑時節的草台班戲劇，這些個人生活的場景，是上個世紀初期中國農村普遍景象的寫照。而日本侵略在其記憶里留下的最深刻的童年印象，也真實地反映了抗戰時期中國的民生慘境。他記錄自己迎接解放、參加解放軍、中學執教的早年生活，都體現了新中國成立前後民眾盼望新生的積極心態。馮其庸先生在1954年的而立之年執教中國人民大學，從此在北京生活60多年。在北京生活的前20多年，是他人生歷程的第二個階段。馮先生的這些親歷口述，不僅是其人生風雨點點滴滴的深刻記憶，也是共和國史上風雨歷程的早年記憶。馮先生人生歷程的第三個階段，是粉碎「四人幫」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生平。這個階段，馮其庸先生主要提及了他在文化、教育事業方面的諸多作為，如《紅樓夢》定本的整理出版、紅學的興起、玄奘取經之路的考察、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常務工作、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及其「大國學」概念、安陽中國文字博物館的成立等。與之前兩個階段的生平回顧比較，從他個人的成就上，可以看到，近30多年來中國社會走向新建設之路的和平環境。

記錄了一個中國學者上下求索的學術人生

　　馮其庸先生出生於底層的貧苦農民家庭，但是母親堅持設法讓他獲得教育。對於子女的讀書明理充滿期盼，這種中國傳統的文化理念是馮先生在艱難困苦的歲月能夠走上學術之路的起點。在這部口述自傳中，馮先生追憶了其早年苦學不輟的求學經歷。傳記的開篇，馮先生提及自己是「地地道道的農民」，但是江南農村的文化氣息，卻在小學時代能夠找到的《三國演義》《芥子園畫譜》以及農閑時節的草台班戲劇表演中熏陶了他未來的文藝愛好。與科舉時代告別，中國高等教育在晚清建立伊始就發生的一個重要逆轉，是實業救國論與民眾追求生計的結合，導致幾乎所有的中學生在家庭的要求下首選理工專業，這樣的取捨其實到今天也沒有改變。馮其庸先生最初的高等教育也從無錫工業專科學校開始。好在那個時代，那樣的工專學校依舊配置了具有相當水準的文化、藝術課程教師。馮先生得以在那裡得到文史專業真正的啟蒙，並在國文教師張潮象先生的引導下參加「湖山詩社」，寫下了平生第一首詩：「東林剩有草縱橫。海內何人續舊盟。今日湖山重結社，振興絕學仗先生。」詩句清快豪邁，表達了對無錫東林黨人讀書救國人生的嚮往。其早年苦讀養成的悟性，確實令那些先生們刮目相看。在傳記里回憶更多的，是奠定其國學境界的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無錫國專是以唐文治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在現代化教育潮流中，堅持吸納傳統書院教育的精華，以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為宗旨，而期於對世界文化有所貢獻。對於這一鮮明特色的現代國學搖籃，近年已經多有系統的總結。現在馮先生口述自己在無錫國專的讀書體驗，可以更生動地窺見其在昌明中國優秀傳統的同時而與時俱進的辦學理念。

　　總之，無錫國專的教育使他在傳統文史領域得到系統的訓練，而廣泛的興趣又使他對於書畫、鑒定多有涉獵。因此，在古代文學研究、書畫藝術、古典詩詞創作方面，他堪稱是當代難得的全才。僅就古代文學這一學科而言，今天，當我們以「紅學家」稱道其最為突出的學術貢獻時，更應該知道作為紅學領軍人物的馮先生在從事《紅樓夢》版本整理和研究之前，已經做了長期而多方面的準備。1954年，他執教中國人民大學時，古代文學課程幾乎在初創階段，他親自撰著的《中國文學史》講義、主編的《歷代文選》，金針度人，體現出他古典文學訓練的全面修養。當時，《歷代文選》這樣一部古代文學的選本幾乎一枝獨秀，它承擔了昔日《古文觀止》的普及功能，從而受到毛澤東的讚賞，這也是那時絕無僅有的文學建樹。半個世紀以後的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馮先生擔任首任院長，無疑是實至名歸。他為人大國學院設定的課程系統以及「大國學」概念的提出，既傳承了中國傳統文化又照應時代，無疑延續了他學術生涯中早年求教的種種積累。

　　當然，對於《紅樓夢》的研究者而言，這部口述史更是揭示當代《紅樓夢》的校註定本出版來龍去脈、當代紅學研究活動和機構成立、馮先生個人紅學研究經歷和方法的第一手資料。從口述中可以了解到，馮先生1975年倡導並領命整理校注本的《紅樓夢》，他才真正走上專業研究的道路。而對於這部千古名著的整理與研究，馮先生確實可以說是嘔心瀝血，將傳統學術中科學考據的方法運用到了極致。從版本的確定、作者家世的認定，他只信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則，一一從頭驗證，寫出了《論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等著作，從而為《紅樓夢》底本的確定、校注工作的順利展開，乃至後來《紅樓夢》研究守正出新的蔚為潮流，確立了里程碑。口述史中詳細描述了他在巨帙《清實錄》中找到曹雪芹祖上曹振彥入關的蹤跡，他在遼陽發現曹氏家族的相關碑刻，從而認定曹雪芹祖籍遼陽，整個過程竟如偵破案件一般，令人讀來興味盎然。此外，如對《紅樓夢》版本先後的考證、曹雪芹墓石的認定，也都據實而論，抽絲剝繭，讓閱讀者感受到《紅樓夢》這部大書，從考證開始就是一門引人入勝的真學問。

展示了中國文化史上近百年中的諸多人事

　　作為文化大家的馮其庸先生，一生交往多在文化藝術領域。在早年求學之路的江南，他記錄了如二胡藝人阿炳的超凡藝術、無錫國專的國學教育等受教的人和事，從側面呈現了民國藝術史、教育史上的重要內容。在我們普通讀者的心目中，阿炳的二胡曲《二泉映月》執簡馭繁，以其獨特的情韻早已成為中國民樂的重要代表。讀了馮先生「聽阿炳演奏」的親身經歷後才知道，阿炳的音樂天賦已經高超到不計琴弦粗細、樂器好壞而任意自如的境界，而無論是低回蒼涼還是慷慨悲涼之聲，都是他在苦難的歲月里凝練出來的人生迴響。

　　馮先生在執教北京以來的歲月，對於文化的廣泛涉獵，又得以與多個領域的文化人有深入的交往。在他的敘述中，學者郭沫若、俞平伯、啟功、姚遷，作家王蒙、金庸，書畫家許麐廬、黃永玉、劉海粟，戲曲藝術家袁世海、陳伯華、周信芳，工藝大師顧景舟、高海庚、周桂珍，以及其在海外因為《紅樓夢》而交往的俄羅斯、美國、歐洲的學者，這些因為不同的機緣而走到一起的文化大家，是一部當代文壇的點將錄，他們交遊的往事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傳承增添了不少重要信息。如其中關於看戲的回憶，馮先生說自己是「把中國傳統的戲曲作為我的一門課程來看待的」，他通過戲曲的評論來提高戲曲表演藝術家們的情節展示，而自己也從藝術家們的戲曲表演中體會古典文學的生動意蘊，是對舞台藝術與文學作品互動影響的深入體會。《春草集》正是他不自覺成為戲曲評論家的結晶，《〈精忠旗〉箋證》則反映了他參與新中國歷史劇編寫討論後對於戲劇與歷史關係的文本分析。又如他與諸多中國畫家之間的友誼，也真實地反映了這些藝術大師們高超的藝術技巧和率真性情。他寫自己為姚遷受冤平反的經歷，反映了改革開放初期撥亂反正的曲折過程，讀來令人心酸。他寫自己與武俠小說大家金庸的交往，竟是緣於金庸的哥哥在患難之際曾受到馮先生的仗義相助。這一樁樁文壇往事，滲透著並非大師之間而是普通人生的溫暖回憶。總之，《風雨平生》通過一個老人的娓娓而談，展現了馮其庸先生九十多年風雨人生的無數歡笑悲憂。

反映了一個中國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執著與自信

　　雖然歷經劫難，他自始至終保持了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執著與自信。在他晚年的學術蹤跡中，還可以看到他在年逾花甲之後10次前往西域調查的經歷。「去西域探尋玄奘取經之路」是先生的夙願，「他年欲作徐霞客，走遍天西再向東」。馮先生在西部的考察，是他對中國文明在絲綢之路上影響的檢驗。10次考察，他走遍河西走廊、居延黑水，三上蔥嶺，數越流沙，玄奘所記、所歷，堪稱一一目驗。對於玄奘西行走出今日國門的別迭里山口、東歸經行的瓦罕走廊，他都不顧身老病痛，不至不歸。2005年，他以83歲高齡最後一次前往西域，最終征服了羅布泊，在夕陽映照下的樓蘭古城駐足行吟，圓滿了他探尋玄奘之路在西域的所有蹤跡。「玄奘取經之路」凝聚了他對中國文化兼容並包、交通東西的開放認識，也反映了他關注中國歷史而形成的既定觀念，即西域文明是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二者之間是密不可分的血緣關係。

　　關注西部開發、關注絲路歷史以及對大國學概念的倡導，無疑都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包容性和凝聚力具有充分認識的體現。而他一生的堅定意志和人生成就，也都來自他對這種文化本身的浸潤。在回憶里，他一再記述母親對他的諄諄教導，反映出傳統家教對於中國民眾品格傳承的重要性。除了他早年的成長到處是母親的影子之外，他在北京工作之後，母親的影響依舊持續著。特別是母親病重後他回鄉看望，母親叮囑他新中國成立前借的高利貸，不能因為改朝換代而無視承諾，賴債不還。民間代代相循的傳統良知，為先生的人格形成給予了有力的支撐。從傳統中汲取精神力量，是他能夠獨立於亂流之中的基石。經歷批鬥時，他以蘇東坡的曠達自勉，賦詩「何妨海角天涯去，看盡驚濤起落時」；「文革」最激烈的年頭，他抄寫《紅樓夢》，以防這一作品慘遭「革命」……這些都是他將中國文化作為人生支柱的信念所在。在漫長的回憶中，他一生處理人際關係、追求學術真理的軌跡，無不展示出中國文化中值得我們發揚的人性光輝，成為我們面對各種磨難而砥礪前行的明燈。

　　「天風海雨飽曾經，又作輕舟萬里行」，正如馮先生的詩歌所吟唱的那樣，《風雨平生》的閱讀，一定會使我們堅信在風雨的歷程之後，人生的輕舟總能乘風破浪、勇往直前。

　　（朱玉麒，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本版圖片均選自《風雨平生——馮其庸口述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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