聰明未必是件好事 高智商也有不幸

【僑報網7月18日綜合訊】如果俗話說傻人有傻福，那反過來高智商就意味著不幸？很多人都這樣認為。我們的看法是天才往往受焦慮、挫敗感和孤單困擾。

想想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艾倫·圖靈（Alan Turing）、麗薩·辛普森（Lisa Simpson）——他們就像一顆顆孤星，但即使在他們燃燒最耀眼的時刻也倍感孤獨，正如海明威曾說的那樣：「聰明人擁有幸福——這樣的事我幾乎從未遇到。」

這似乎只是關於一小部分人的小問題——但是它可能會給很多人帶來啟發和影響。我們的教育體系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提高學術智力。儘管存在很多眾所周知的缺陷和局限性，智商測試仍然是衡量認知能力的主要方法。我們在大腦訓練和認知提高方面投入了大量的金錢，試圖提高參與相關測試的分數。但是，假如對才能的追求本身就是一場徒勞呢？

早在近一百年前就有人嘗試尋找以上問題的答案。在那時，美國爵士樂正處於黃金時代，智商測試作為一個新生事物開始引起關注。此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徵兵中心，智商測試已得到驗證，1926年，心理學家路易斯·特曼（Lewis Terman）決定用智商測試來找出天才兒童，並對他們進行研究。

通過對加利福尼亞州各個學校的地毯式搜索，他挑選出了1500名智商在140以上的小學生，其中80人的智商超過170。這些學生後來被稱為「特曼神童」。時至今日，對他們人生跌宕起伏的發展軌跡的研究仍在進行中。

和預期一樣，很多「特曼神童」都獲得了財富和名聲——最著名的是傑西·奧本海默（Jess Oppenheimer），20世紀50年代經典情景喜劇《我愛露西》（I Love Lucy）的作者。的確，當他的電視劇在CBS電視台上播出時，「特曼神童」們的平均薪水已經是普通白領平均薪水的兩倍了。但並不是所有人都達到了特曼的期望——有很多人選擇了比較「平凡」的工作，如警察、船員、打字員等。因此，特曼總結道，「智力和成就之間並沒有完美的相關關係」。此外，高智商也沒能讓他們過得比常人更幸福。在他們一生之中，離婚、酗酒和自殺水平和國家平均水平大致相當。

當「特曼神童」步入晚年時，他們故事的寓意——高智商並不等同於更好的生活——已經被人們重複了無數遍。在最好的情況下，他們會認為高智商頂多讓你的生活滿意度與常人無異；而在最壞的情況下，他們會說實際上意味著你懷才不遇壯志未酬。

這並不意味著，只要擁有高智商，就必然要遭遇磨難，儘管一些流行的觀點這樣認為。但這確實令人困惑。為什麼從長期來看，卓越的智商並沒有帶來應有的回報呢？

一種可能是，知道自己是高智商反而變成了束縛自己的鎖鏈。的確，在上世紀90年代，研究者請那些仍在世的「特曼神童」回顧他們過去80年人生中的大事。他們不僅沒有從自己的成功中感到滿足，反而感覺自己似乎沒能實現年少時曾經被賦予的期望，並深受這種失敗感折磨。

這種負擔——特別是再加上他人的期望——往往是許多天資兒童的共同困擾。其中最著名、也是最令人難過的案例便是數學神童蘇菲亞·尤瑟夫（Sufiah Yusof）。她在12歲時被牛津大學錄取，卻中途退學，當了一名服務員。後來她成了一名應召女郎，邊做愛邊背誦數學公式來取悅客人。

在學生酒吧和網路論壇上常常聽到另一種抱怨：聰明的人對這個世界的缺點看得更加清楚。與目光狹隘的普通人不同，聰明人時刻保持清醒，為人類的現狀感到痛苦，或是為其他人的愚蠢感到悲憤。

事實上，持續的擔憂也許是高智商的標誌——但其原因並非是那些書齋式的哲學家們所想像的那樣。加拿大麥克埃文大學（MacEwan University）的亞歷山大·潘尼（Alexander Penney）就各種各樣的話題，對學校里的學生進行了採訪。他發現那些智商更高的學生的確更容易感到焦慮。而有趣的是，他們的大多數煩惱都是日常瑣事。

高智商學生更可能重複一段令人尷尬的對話，而不是問一些「宏大的問題」。「事實並不是他們的擔憂就更加深刻，而是他們擔憂的東西更多，擔憂的程度也更深。」潘尼說道，「如果某件消極的事情發生了，他們就會比別人想得更多。」

進行進一步研究時，潘尼發現這也許和語言智力有關——即智商測試中以文字遊戲形式進行的測試。相比之下，這些擔憂和與空間有關的智力關係要小一些（事實上，空間智力似乎能減少焦慮程度）。他認為，高超的口才可能讓你更容易把焦慮變成語言，並進行再三思考。不過，這未必是一個缺點。「也許他們比常人更擅長解決問題。」潘尼說道——這或許能幫助他們從錯誤中吸取經驗教訓。

然而，殘酷的現實是，卓越的智商並不等同於明智的決策。事實上，在有些情況下，高智商反而會讓你的選擇更加愚蠢。

過去十年間，多倫多大學的基斯·斯塔諾維奇（Keith Stanovich）一直在設計有關理性的測試，他發現，公正、無偏見的決策往往和高智商無關。由於存在「主關偏見」——即我們在搜集信息時往往會進行特定的選擇，以此來加強我們此前的觀點。

在進行辯駁時，更明智的做法是將你自己的假設置於一旁——但斯塔諾維奇發現，聰明的人做到這一點的可能性並不高於智商只有平均水平的人。

這還不是全部。事實上，那些在標準認知測試中名列前茅的人往往更可能存在「偏見盲點」。雖然他們非常擅長批評他人的錯誤，卻更難認清自身的缺陷。

此外，他們還更容易陷入「賭徒謬誤」中去——即一枚硬幣落地時，如果頭十次都是正面朝上，第十一次就更可能是反面朝上。在輪盤賭遊戲中，如果玩家連續得了一連串黑色，就會計劃接下來押紅色，而這一謬誤會導致他們滿盤皆輸。

此外，它還可能使股票投資者在股票價格見頂之前就將股票拋出——因為他們相信自己的好運遲早都會用光的。

很多高智商的人往往更傾向於依賴直覺，而不是理性的思考，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有那麼多門薩會員相信超自然現象的存在，這也是很多智商140的人刷爆信用卡的幾率是普通人兩倍的原因。

的確，斯塔諾維奇發現社會各個階層都存在這些偏見。「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存在很多『理性障礙』現象——很多智商很高的人，卻依舊會做出不理性的事情。」他說道，「那些宣傳反對疫苗接種、在網路上傳播虛假信息的人往往智商很高，並受過良好教育。」顯然，聰明的人也可能被危險而愚蠢的誤導。

那麼，如果高智商沒法保證我們做出理智的決策，獲得更好的生活，我們應該依靠什麼？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伊戈爾·格勞斯曼恩（Igor Grossmann）認為，我們應當將目光轉向一個古老的概念：「智慧」。他的方法可能乍看之下並不怎麼科學。「智慧這一概念本身就很虛無縹緲，」他坦言，「但如果你看一下智慧的定義，很多人都會同意，它形容的是能夠做出正確的、沒有偏見的決策的人。」

在一項實驗中，格勞斯曼恩向志願者們展示了一些社會困局——從我們如何處理克里米亞戰爭，到華盛頓郵報專欄「親愛的艾比」（Dear Abby）中闡述的那些令人感同身受的危機。

在志願者們進行交談的同時，一個由心理學家組成的專家小組會對志願者的推理和偏見進行評判：他們的論點是否全面，參選人是否能承認自身知識的局限——即「理智的謙遜」——他們是否會忽略不符合自己理論的重要細節等。

結果是，獲得高分意味著將來生活滿意度更高，人際關係質量更好，以及最重要的是，焦慮和重複思考較少——這些似乎都是典型的傳統意識里的聰明人所缺乏的素養。

明智的推理能力甚至能讓人活得更長——那些獲得高分的志願者在實驗進行的數年間死亡幾率更低。關鍵是，格勞斯曼恩發現，智商和這些衡量因素都沒有什麼關係，高智商顯然也不意味著更高的智慧。「聰明人可能會很快作出論證，證明自己的論點是正確的——但他們採取的方式也許帶有嚴重的偏見。」

未來的僱主們很可能對這些能力進行測試，以取代智商測試。谷歌已經宣布計劃對候選人的智力謙遜程度等方面進行測試，而不僅僅是考察他們的認知能力。

幸運的是，不管你的智商是多少，智慧可能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堅定地相信，智慧是可以訓練出來的。」格勞斯曼恩說道。他指出，當我們以他人為重的時候，就很容易放下我們的偏見。

他發現，如果以第三人稱的形式討論自己遇到的問題（用「他」或「她」來代替「我」），就能創造出必要的情緒距離， 減少自己的偏見，從而做出更明智的辯駁。今後的研究將有望可以發現更多類似的小技巧。

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讓人們承認自身的不足。如果你終其一生都活在自己智力帶來的光環之下，你就很難接受你的智力實際上在蒙蔽你的決策這一事實。正如蘇格拉底所說的那樣：最智慧的人也許正是那些能承認自己一無所知的人。

（編輯：楓漁）

你的讚賞是我堅持原創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