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逼出都市種菜族 直供基地或為破解之道
郭晉暉
在北京CBD工作的愛麗每周都會帶著孩子去一趟位於南五環的農場,在那裡她租了一塊40平方米的土地。眼下地里的小白菜、小油菜已經長得生機勃勃了。
農場里種的是真正的有機蔬菜,不打農藥,不施化肥,愛麗一家三口每周過去都會採摘一番。雖然農場摘的菜並不能滿足一家人對蔬菜的需求,但這種從地頭到餐桌的模式確實保證了蔬菜的新鮮和安全。
「農場菜吃起來很有菜味,從去年開始,我們就只給孩子吃農場里的青菜了。」愛麗對《第一財經(微博)日報》記者說。
虛擬世界的偷菜遊戲正在向現實世界蔓延,北京、上海、廣州、杭州、武漢等大中城市紛紛出現了都市種菜一族。他們一方面是基於食品安全的考慮,害怕吃上含農藥與激素的蔬菜,另一方面也是通過勞動來釋放工作和生活的壓力,讓孩子能夠體會農耕的樂趣和艱辛。
這股熱潮催生了一個為都市種菜一族服務的行業,從出租土地到提供設備及技術指導,都出現了專門的公司。然而,不管是租地種菜還是陽台種菜,僅僅是表達了都市人對於蔬菜安全的一種迫切願望,對於解決這一問題「杯水車薪」。但是,正在現代化的農業在改造產業鏈的過程中,是否可以從中獲得一些靈感?
各顯神通自己種菜
北京現實版「開心農場」負責人梁平瞅准了這個商機。這位四川人在北京大興區長子營鎮朱庄村北新農村蔬菜示範園區內租了70畝土地種植蔬菜,去年蔬菜行情不好,他賠了2萬多元錢,這迫使他開始了產業轉型。今年初,他把菜地稍作修整之後分為34平方米一小塊租給客人種菜。
梁平的「開心農場」分為三檔,全自助、半自助和全託管,檔位不同價格不同。目前已經租出去的近50塊地中,絕大多數都是半自助的。「其實種菜是個技術活,即使我們會對客人進行培訓,但能把菜種好的客人還是極少數,加上他們時間有限,所以大部分時候都是我們幫他們打理,他們周末過來就可以摘菜回去吃。」梁平說。
相比於長途跋涉去農場租地種,自己家裡有個小院種菜顯然是件更幸福的事情。劉力住在京郊一座高檔別墅區內,每棟別墅都自帶一個100平方米的院子,劉力把院子全部開墾為菜地,裡面種滿了各式各樣的蔬菜——黃瓜、豆角、西紅柿、辣椒、蒜、蔥、苔菜、生菜、油麥菜、苦菊等,由於菜地太大無法種滿,她甚至還種了一小片玉米。
由於地是自己的,劉力吃到有機蔬菜的成本就比較低,除了水費、種子錢,就是每年買雞糞的費用。到了七八月份所有的菜都成熟之後,劉力不僅能夠自給自足,而且還要把很多菜送人。
除了租地種菜和自家菜園種菜之外,城市人更為普及的種菜方式應該就是陽台種菜了。梁平把陽台種菜稱作家庭版「開心農場」,他開了一家網店專門出售花盆、種子、營養液等陽台種菜所需的物品,並為購買者提供技術指導等一條龍服務。據梁平說,店裡的生意也不錯,常常忙著發快遞。
陽台種菜的娛樂價值明顯大於實用價值,梁平所賣的陽台種菜設備採取無土栽培的方法,只能種芽菜。雖然梁平提供了16種芽菜的種子,但顯然無法滿足一家人對蔬菜數量和品種的需求,它對緩解食品安全危機所能發揮的作用更是微乎其微。
農消對接需互相信任
在梁平的設想中,「開心農場」應該有三種模式,除了上文中提到的現實版和家庭版之外,還有一種是社區版,即把有機農產品直接從田間送到消費者的手中,這也是他最看重卻也感到困難最大的模式。
這種模式在國際上被稱作社區支持農業(CSA,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20世紀70年代起源於瑞士,並在日本得到最初的發展。當時的消費者為了尋找安全的食物,與那些希望建立穩定客源的農民攜手合作,建立經濟合作關係。這是一種城鄉社區相互支持,發展本地生產、本地消費式的小區域經濟合作方式。
國內已經有多家 CSA農場,北京的領跑者是一家名叫小毛驢市民農園的農場,負責人是中國人民大學農村與農業研究院博士生石嫣。小毛驢市民農園同時提供勞動份額(即認養土地種菜)和配送份額(向消費者配送有機蔬菜)。從2009年小毛驢市民農園正式營業以來,勞動份額供不應求,今年小毛驢市民農園的勞動份額早已滿員。
對於很多城市白領而言,他們願意而且能夠支付足夠高的價格來購買綠色、有機食品,小毛驢的服務模式恰恰滿足了他們的需求,一方面為顧客提供了放心、安全的食品,另一方面,也使得農場能夠獲得高於傳統農業的市場收入。
小毛驢農場的紅火讓梁平眼饞,他也想把自己的那70畝地搞成北京南郊的「小毛驢」,除了被認養的土地之外,剩下的種有機蔬菜,直接面向消費者出售。梁平坦言,實現農消對接有兩大難題,一是如何才能找到消費者,二是配送成本過高。「我總不能一家一家打電話問要不要買我的菜吧?」梁平說。
不過,要消費者相信你賣的是有機無公害蔬菜確實有些難度。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研究院教授鄭風田(微博)認為,CSA最重要的就是消費者與農場之間的相互信任的關係,一個CSA農場必須達到「透明農業」的要求,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都能經得住消費者和媒體的監督。
直供基地或為破解之道
面對一座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人口的城市,「開心農場」模式對解決蔬菜供應只是杯水車薪,不可能成為產業常態,無論是從成本還是效益上來說都有浪費社會資源之嫌。
鄭風田表示,城市周邊的土地資源是有限的,不可能人人都去種菜。而且大城市空氣污染非常嚴重,再加上種菜是一門技術活,即使自己種出的菜也未必就一定是安全的。
梁平雖然已經「榮升」為農場主,但據他說比自己種菜還累,常常每天早晨六七點鐘出去,晚上七八點鐘才能回來,不僅要對農場進行管理,很多時候還要和僱工一起下地幹活。梁平對於當農場主的收入並太不樂觀。「雖然我一下子收了近10萬上來,但這錢平要均到12個月,我算了算也就是賺點打工的錢。」
愛麗也認為種菜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雖然她租的地只有40平方米,但仍然覺得種起來很吃力,施肥、翻地、播種、澆水等等事情很多,風吹日晒,也是頗為辛苦。
鄭風田認為,與個人種菜的低效率與小規模相比,更加有效的方式是建立蔬菜直供基地。比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可以在全國範圍內選擇數個蔬菜直供基地,大城市可以對這些基地的農戶進行合同約定,比如不能濫用農藥和化肥。並不定時派第三方進行抽檢,一旦發現不合格就取消該基地的直供資格。
「蔬菜直供製度不僅能夠降低流通成本,而且最大的優勢是能夠追溯蔬菜產地,一旦出現問題就對蔬菜基地實行「株連」政策,取消該基地全部的供貨資格,從而倒逼地方政府加強監管,也可以讓農民之間互相監督,而不是現在這樣——誰不用農藥化肥生長劑,誰就吃虧了。」鄭風田說。插圖/蘇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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