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幼蒸：論「重讀」《論語》的必要性

《論語》文本的口語性，增加了古今語言表達的類似性。我們僅從本節指出的古今文化巨大差異性和現代讀解古典文本的「封閉性」之間的強烈反差，就可悟解當前海內外的「論語讀解學」中可能存在的學術性矛盾了。作者按語：本文為作者參加2014年6月21日西北師範大學舉辦的「中西經典詮釋研究」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稿。1。古今背景迥異：在歷史、社會、政治、科技、社會科學、人文科學、教育制度、學術語言、思維習慣以及中華文明與世界的關係等各個方面，古今已然完全改變的情況下，古今人在閱讀、理解、接受中華古代經典《論語》方面也必然應該大有不同。但是今日在海內外國學、儒學、中國思想史等領域內，不少專業師生還是習慣於按照論語字面直接讀解文本，並基本上按照「原義」接受此一經典內容。造成此一事實的實際原因是，人們未曾將該古典文本的讀解和上述各方面相關變化的因素結合起來，而是在「制度性專業學科」框架內，對其進行「文本孤立性讀解」。這樣的樸素讀解方式的可行性，緣於中國讀者可以由於自身語言、環境、習慣的古今類似性基礎，進行「自我文化還原式讀解」，即大致按照《論語》一書產生和作用時代的方式進行與古人類似的讀解。此一可行性的文字技術性原因則在於，《論語》文本的口語性，增加了古今語言表達的類似性。我們僅從本節指出的古今文化巨大差異性和現代讀解古典文本的「封閉性」之間的強烈反差，就可悟解當前海內外的「論語讀解學」中可能存在的學術性矛盾了。2。古今語言及其表達的差異在讀現代人搜集註解豐富的程樹德的《論語集釋》時，我們發現，即使在古人的注釋之間，彼此的爭議往往緣於對同一漢字的釋義不同。其主要原因是先秦文字書寫工具簡陋，口頭表達或寫作中大量使用借字和一字多義的表達法。而秦漢文字書寫文化大規模發展後，學者按照後世語言較為規範的習慣以為先秦時代的語言用法和後世一樣，遂企圖盡量為單字規定確義，而各家推測的固定字義不同，遂相互爭執。實際上該單字(如同句中的「克己復禮」和「為仁由己」中的「己」字定義，以及其中每一個字的「確義」都可能產生異解)可以在同句中隨語境的不同而載負不同的意思(「己志」和「私慾」)。此種由於漢字本身的歷史固定性和含義的歷史變異性的共在事實，也成為後世不同家派(儒道釋間，漢學與宋學間，學究與文士間等)以自身不同理論信仰利用同一漢字而產生對同一文本理解岐異的原因。(如「道」，「儒」，「理」，「禮」，「性」)。因語言構造及用法帶來的類似經典讀解問題多多，在此僅略加舉例而已。問題在於，此類讀解學差異問題，相當程度上仍然存在於現當代的國學和儒學研究方式中，因為大多數師生對於古典文獻的研讀主要局限於對其直接的讀解，也就是將兩千年來的各種不同「意見」都作為現代國學之「對象」，並在其上進行「就文而文的比對分析」，結果這樣的結論產生的根源仍然主要局限於古典學術文獻內部，正如我們的出土文物研究仍然是「就物而物的比對分析」一樣，其結論之根源仍局限於「出土文物資料」本身。簡言之，這是一種經驗主義式的國學研究。3。什麼是恰當的新知新學：大家會說，情況並非如此，因現代國學家們都具有廣泛的現代化知識和興趣，還包括現代西方哲學的興趣，這些新知新學背景會有助於他們的學術研究大大不同於古人。問題正在於這裡。我們的跨文化、跨學科學術思想「革新」當然正是要鼓勵古今中外、理論實踐的匯通，但問題是如何匯通?如果學人僅只是在大腦里同時裝進各種不同的知識理論類別，卻並未在專題研究中將這些不同的學養加以「有效匯通」，就不能稱作是在實行著溝通古今中外的跨學科研究。今日人文學界的問題正在於我們只是自然而然地按照學人的興趣接受各種新知新學，卻還沒有進一步思考如何促使古今中外「有效匯通」的方法論。後者要求學者「更上一層樓」。這就是我們用「符號學」這樣的學術方法論稱呼所表示的立場。正是現代符號學知識可有助於我們的傳統思想研究進入有效的古今中外匯通，解決前述古今經典文本讀解差異問題，以及進而在義理的層面上也達到現代人類認識論水平的讀解規模。首先，現代符號學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分析澄清含混語義」，為此不僅是通過現代語義學而且是通過現代文本分析學，來對傳統文本進行科學性的解讀。在此，所謂「跨學科」，首先是在中國古典釋義學和考據學與現代西方語義學和文本學之間進行「跨文化的」異質性比較研究。順便指出，為此目的，我們首先應該反省二十世紀海內外國學家、儒學家的學術民族主義態度產生的限制新知新學新理髮展的問題。如海外一些華裔漢學家和比較文學家喜歡在國內外宣揚各種「古已有之」的自滿自足看法。(如說「易經學」就是符號學，漢儒「釋經學」就是「解釋學」等)無論是國學家還是比較學者，都應該在「本業」之外增加相關新學理的研習，為此還須進一步按照仁學的誠學態度學，先謙虛地考慮一下什麼是與自己有關的「新知新學新理」，而不是把自身任何一種現代西學理論知識都當成是已經做到了中西學兼顧了。因為國學和漢學的學科制度性局限，這類學術方向選擇恰當與否的問題，是不可能在專業職場同仁間彼此相互判定的，如果大家採取著集體的功利主義治學態度的話。4。《論語》的無比重要性：我在近文中稱仁學為中華文明的第一重要信仰體系，而體現真正仁學思想者，大致比喻一下，百分之八十表達於古典文本《論語》中，百分之二十表達於《孟子》。「四書五經」以及其他古典文獻中的仁學思想表現，可以說，都是上述兩大仁學原始經典思想之推演和運用而已。我是在本文開頭所說的古今中外各種「背景」迥異的總語境中進行這樣的判斷的。該大前提的強調和現在對中國古典仁學思想的推崇之間，當然存在著諸多不同階段的「認識論環節」。遺憾，這些環節性知識中許多都不曾進入國內外的文教體制內，因此國學專業人士對此不一定熟悉，而會把自身任何一種現代西方理論知識的獲得都看成是自身已經具有古今中外知識儲備了。此一事實並不奇怪，如果我們看到，不僅連港台美華等國學-漢學系統都屬於這種情況，而且在商業化時代學界功利主義制度化趨嚴的大環境內，西方主流學界又何嘗不是受到此類跨學科、跨文化有效交流不暢的限制?我們在當代中國倡導的跨學科、跨文化的人文科學革新大方向，具有著比當前西方主流學界更具前沿性的前瞻眼光。可惜，兩岸四地學界根深蒂固的「唯洋是問」的學術態度，也阻礙著國內人文學界對此國際人文科學局勢的整體深入把握。在此情況下，不難理解，今日國學界、儒學界對於《論語》的重視，與我在此提出的《論語》作為仁學標誌的重視，不是一回事。5。《論語》和仁學倫理學：當我用「仁學倫理學」這樣的字眼時，其中的「倫理學」學科名稱是在認識論上完全溝通於西方古今倫理學史的;也就是在同一世界倫理學認識論層級上來對仁學和論語進行判斷的。在此，我的治學立場和國學界、儒學界、漢學界的不同，表現在貌似對立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我要求採取超越西方傳統哲學中心主義而朝向人文科學跨學科理論重建的認識論立場，這意味著，今日中國的人文科學新思維應該超越當代西方倫理學的哲學本位主義，以便重建更加體現西方新知新學新理前沿的新倫理學系統;我們的中國古典仁學倫理學應該在此新世紀世界倫理學認識論革新的基礎上加以重新組織，此即「新仁學」學科範疇提出的根據之一。而另一方面，為了有效促使中國古典思想與現當代西方前沿人文理論思想進行匯通，我們倒是應該首先實行「原始仁學的還原主義」，也就是回歸「論語文本的還原主義」或「孔孟文本的還原主義」。為此，才提出了我十幾年來不斷提出的要把「儒學系統」和「仁學系統」加以分隔處理的建議。這樣，我們的新仁學就需要在兩大「戰場」進行革新：一方面面對西學理論主流，一方面面對國學-漢學主流。在某種意義上，這一態度就是採取先對於現行中西學術主流理論方向的雙隔離後(當然必須得是對於二者本身均有深入適切的判斷後)，進行的一種「重建純粹倫理學」的學術策略。簡言之，也就是，必須先將中西雙方傳統上的定式化的「道德哲學」研究框架松解後(主要是在排除了東西兩類形上學-本體論的理論思考框架後)，在人文科學跨學科框架內進行的倫理學科學的重建。我們的新仁學倫理學就是在此世界倫理學科學的新構架內加以組織的。6。符號學身份辨析的必要性：在我的廣義符號學學術系統中，今可納入西方解釋學和現象學的相關部分。大家會以為我上述一切，不過是要把國學研究放入中國符號學的框架內推進。而大家會立即以為存在著一個稱作「符號學」的固定學科，一個作為學術革新萬靈丹的「神奇學科」!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大家注意到，每當我介紹符號學的重要性時，我都先指出今日西方符號學運動每況愈下的事實，以及西方符號學家如何在西方學界被看輕的事實。因為，有太多的避難求易的西方趕時髦學者躲在這個「學術大雜匯」領域，通過標新立異，謀取廉價的職場實惠。簡言之，幾十年來「符號學界」是充斥著良莠不齊人士的，其中的少數傑出人士和多數趨附時髦人士混雜在同一個學術領域，造成了多方面的大眾認知混亂性，並誤導著新知新學新理的健康發展方向。對此，我已經發表過許多批評論說，此處不詳述了。不過，此一國內外符號學界的混雜現象，緣於兩個並不相同的原因。從學風角度看，符號學學術本身的內容涉及不同層次、不同難易度、不同學派傳統性格、以及「符號學」作為「學術體」本身的不穩定性，因此提供了在傳統學科制度外的學際邊緣領域「遊走」的技術性條件，便於以其表達方式的新穎性幫助不耐艱苦鑽研學人「藉此寄生」的條件。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隨著現代社會科技工商領域內的多方面迅速演變，特別是戰後高等教育的過度發展、社會經濟與職場構成、文化學術的商業化、職業化、制度化的演變，導致在同一學科名稱下的學術內容與目的也迅速隨同演變和多元化。正像百年來文藝界發展大分野，出現了各種「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雅俗分劃。同理，在同一「符號學」學術名稱下，過去二十年來也漸漸蔓延著各種偏於社會文化(如媒體與文藝)產業化、通俗化、實用化、技術化的符號學內容變體。這些演變卻與社會職場的相應供需關係的演變具有相互匹配性，以至於在一向屬於人文「理論前沿」的符號學領域內，文化學術產業化方向的某些「新型符號學」影響力漸增，並在今日學術與就業緊密掛鉤時代在學術文教界佔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但是，我們一定要將此種完全屬於現代社會文化環境內的這類「應用符號學」(特別是傳媒符號學和各種產業符號學)與現代理論符號學主流分清界域。作為人文科學主要學科的學術構成仍然是「古今中外」匯聚的，其學術目的偏向於貫通古今中外歷史的人文科學理論的現代化構建。只有在此符號學理論主流領域內，前述中西古今人文學術的匯通工作才能夠有效推進。大致而言，歐洲學派的符號學潮流屬於人文科學理論正統領域，英美符號學潮流屬於現代文化產業化、通俗化、技術化範圍。這也是我們今日在中國符號學領域今日需要做出相應學術實踐分界調整的主要理由。在此情況下，如果我們不是按照人文科學的科學化要求看待中國符號學實踐方式的問題，而是按照職場竟爭的需要爭相「利用」「符號學」名號擴展學派勢力，自然與我們此處討論的問題無關了。責任編輯：令狐沖聲明：凡註明來源"共識網"文章的，轉載請註明出處、作者、原文鏈接。本網站作為互聯網言論交流平台，所刊發文章並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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