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平《日本民族起源新考》

左平《日本民族起源新考》

【原文出處】人文地理【原刊地名】西安【原刊期號】199703【原刊頁號】58-61【分 類 號】K92【複印期號】199704【題 名】日本民族起源新考【作 者】左平【編 者 按】【作者簡介】【中文摘要】【英文摘要】【關 鍵 詞】【正 文】（左平　南京大學城市與資源學系）此文承蒙朱誠副教授審閱並提出寶貴意見，特此致謝。提　要　本文通過對考古學、人類學、環境考古學證據及對史書記載的考證的初步研究，探討日本民族起源問題。　　　　＊　　　　　　　　＊　　　　　　　　＊　　　　1　考古學證據迄今為止，在日本本地所有已發掘的考古遺址中尚未發現早期直立人的痕迹，3萬年前人類居住的遺址亦未發現。儘管在九州北部福井洞中挖掘出的雙面石器和石片經[14,]C測定早於公元前29000年(Aibens andHicuchi,1987)[3]，但僅憑這一資料並非能證實「日本人是在日本產生的」，[4]也不能證實日本人是從大陸遷移過去的，只說明3萬年前日本人起源史存在的缺環，需要進一步考證。但最難排除的起因是日本與中國文化的相似性。日本考古學家芹澤長介[5]認為：從早水台遺址下層、岩宿遺址零層、星野遺址下層中發現的舊石器均屬於中國周口店文化類型，至今為止發現的這種類型遺址大部分分布在關東以西。其中有[5]：1.早水台遺址：1964年，芹澤長介等人發現了大分縣日出町早水台遺址，有石英砍砸器、尖狀器、刮削器等，屬於更新世第三間冰期（里斯——武木間冰期）前期舊石器。2.星野遺址：1965年，在櫪木縣櫪木市亦出土了屬更新世第三間冰期的舊石器，其下層文化與周口店上層文化相類似。此前於1959年在大分縣丹生高地發現的礫石石器、石核、石片等，其器形屬於東南亞一帶的舊石器類型，也具有與周口店文化的類似特徵。3.岩宿遺址：1949年，相澤忠洋在群馬縣新田群笠縣村岩宿赤土層發現人類加工過的黑曜石碎片。後由明治大學考古學研究室發掘出手（石）斧、刮削器、尖狀器等，比繩紋陶器文化要早，稱岩宿文化。上述遺址出土的舊石器已證實日本民族與中華民族人類起源上有密切淵源關係。我國著名古脊椎動物學家裴文中先生還指出：[6]日本早水台遺址中出土的舊石器在原料、器形、製作方法等方面與北京周口店第15地點的文化遺址有許多相似之處。在鹿兒島上場遺址中發現的石球與中國許家窯遺址中出土的石球屬同一類型。而許家窯中發現的尖狀器和刮消器同櫪木縣星野遺址中第七、八層中出土的石器十分相似。野尻湖底的長石片和用其製成的刮削器與我國寧夏水洞溝遺址的長石片具有極為相似的工藝特徵。以上考古學證據表明，中日民族在遠古時代即有密切淵源關係。由此推說，在更新世第三間冰期(620000±45000aBP～230000±30000aBP)[7]以前，日本群島並無土著居民，日本原始先民是由中國大陸遷徙過去的。日本原始居民遺址發現極少的原因，是因他們離開中國大陸到日本初期由於生存條件艱辛，遷徒多於定居，所以遺址和文化層保留極少，從而出現該時期日本考古學上的缺環。　　　　2　人類學證據從人類學角度看，日本人的下鄂骨具有與中國人相同的「下鄂圓枕」的特點。[8]日本化石人與中國的蒙古利亞人種在體上與美洲印第安人完全相象。[9]＠①口清之在《日本人的祖先》中曾指出：日本化石人是華南化石人的一支，在洪積世（即更新世）時由華南移居到日本。今村羊曾對華南現在的居民作過生物體測定，發現其在頭部指數上與現代日本人很相似。古ｔｉáｎ＠②種基還有用血型來辨別不同人種。其檢驗結果為：日本人的血型O型佔31.5%、A型佔37.3%、B型22.1%、AB型為9.1%，與此相似的血型是中國湖南人和匈牙利人。[9]從日本舊石器時代遺址看，在近一千處遺址中，有人骨化石出土的不滿十處。而其化石人主要是明石人、葛生人、牛川人、三日人、浜北人、聖岳人、帝釋觀言堂人。中日兩國考古學者均認為日本化石人的故鄉不是單數，而是複數，至少是從南北兩個方向來到日本列島的。學者們認為，[8]舊石器時代日本是大陸的一部分，往來方便，當時的日本先民是北京猿人的後裔。從大陸到日本從北部是在漫長歲月里經朝鮮到日本的，在南部則是在吳越之者由海路到日本的。從人類語言學角度分析，日語在語音學結構，音韻組織方面也具有和蒙古語類似的特點。首先日語和蒙古語均是「粘著語」，即單詞本身不具備文法功能，名詞後需後續助詞，動詞後需後續助動詞；其次粘著語的特點規定了日本韻文的基本節奏為五音，通過枕詞可以驗證，而枕詞極似中國歇後語（起源於無文字時代，根植於口語之中，在以文字為中心的文學中無立足之地）；再者，和歌的格式和韻律即短歌奇數韻律的形成是由於「文化的對外接觸所引起的」（見長谷川如是閑著《日本的短型詩文學》）。[10]嚴紹＠③教授[10]也認為這一見解很有道理，進而指出「如果我們把短歌詩型的形成與中國韻文文學在日本流傳過程互相聯繫起來考慮，就能洞察其中的許多奧妙之處」。　　　　3　環境考古學證據地質調查表明，晚更新世末次冰期（約距今1.8萬年——1.5萬年前）之後，全球氣候變暖，海面上升，日本各地進入海侵期，其本土四周先後形成日本海、朝鮮海峽、津輕海峽和宗谷海峽，從此日本逐漸脫離大陸。到全新世，日本各地海岸線後退，形成今日的日本列島。在全新世史前時期日本主要處於相對獨立的發展期。從日本考古遺址反映的文明發展史看，其先後經歷過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鐵器時代。日本舊石器時代又稱「先繩紋文化」或「無土器時代」。該文化層中出土的舊石器屬於中國周口店文化類型。此文化序次依次出現的是刀形器、尖狀器、刮削器、雕刻器和石片石器，該文化最明顯的特徵是未出現陶器。據地質學界考證，[11]由於末次冰期（距今1萬5千年前）造成的海退，使得黃渤海變小，中日之間可以逾越這道天然屏障，從而導致古文化交流。如果從伊敏河、嫩江、松花江、遼河和沭沂河等河流域的許多細石器文化遺址看，人們不難把這些點連接起來，東可達日本，從而證實中日之間的古文化交流史。日本福崗文化和我國東北扎齎諾爾文化的共性亦證實了這一點。例如，從時間看，兩者均為距今1萬1千年前的文化遺址，且都是陶片和細石器共出。日本考古學家林作謙教授[11]認為，若上述情況屬實的話，那麼日本福崗文化的搖籃可能就在中國扎齎諾爾。一萬年前，原始先民如何能東渡過海把扎齎諾爾文化帶到日本？《周易》稱黃帝堯舜時代即「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交通。」墨子也說「其以舟車何以為？本以行陵陵，舟以行川穀，以通四方利。」在我國出土的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文化層中，舟楫已不是個別現象。河姆渡、錢山漾文化期，古人已廣泛使用木槳。大連郭家村遺址出土舟形石器、船形刮削器等，這些足以表明一萬年前的遠古時代先民完全能夠乘船渡過日本海峽到達日本國土。其遷徙動機雖難以考證，但文化交流卻勢在難免。這從中日出土的陶器器形，花紋的相似性可進一步證實。如遼東半島小朱山下層文化和後窪下層文化以壓印紋為主，有一定的刻畫紋，類似於繩紋前期於日本關東西部流行的爪形紋，即用破開的竹子斷面或貝殼指甲連續壓制燒成的花紋。而前者的劃刻平行線紋、葉脈紋、網格紋的直口筒形罐在日本中部地區勝坂式陶器中亦有此類型。這一時期民族交往的另一明證是水稻在日本的傳播。考古界已證實水稻的發源地是中國。[13]目前我國發現新石器時代稻作遺存，包括碳化的稻穀、稻米、紅燒土中保留的稻殼和稻草、陶片上的稻穀印痕等，在長江下游發現幾處（如浙江餘姚河姆渡）、中游幾處（如湖北京山屈家嶺），其它還有華南、西南等地區共達30餘處，時代從公元前4500年至1000年以前。[12]一般認為日本的稻作農耕來自中國。[13]水稻傳入日本的路線有三條，即一是從華南華中經海陸傳入；二是經西南海路傳入；三是由陸路（河北、遼寧）或海路（山東）到朝鮮半島後，再由半島南部傳入。從地理位置看，最有可能的是第三條即經由朝鮮半島的路線。因為北九州已出土了大陸類型的磨製石器（有柄石劍、石鏃和柱狀片刃石斧），福崗縣板付水田遺址中發現了印在「夜臼式土器」（繩紋末期的深缽形陶器）上的稻痕和100多粒炭化米。在繩紋晚期遺址中還發現了打制和磨製的摘稻穗石刀，這種石刀在朝鮮和中國遼東半島及華北均有出土。從而可以推論，掌握水稻栽培技術的人攜帶了稻種和生產工具，從朝鮮半島南部越過對馬海峽，將稻作技術傳到了日本。但近年來有學者[13]更傾向於「華中說」，即認為稻作技術是由長江下游經東海傳入朝鮮和日本的，時間約在公元10世紀前後或更晚些。因而認為繩紋晚期稻作農耕的出現及彌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是由海上交通而輸入的，除稻米之外，石制和木製農具有多種類型和使用方法都可以從長江下游的遺存中找到淵源。究竟哪一條路線更為可靠，此文暫不作定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日本的稻作技術是從中國傳入的，中國移民在日本由繩紋文化向彌生文化發展中起了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如果說大陸第一次人類遷徒是日本群島的人類從無到有的劃時代變革，那麼稻作技術的傳入則是日本民族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4　對史書記載的考證公元前三世紀到公元三世紀，日本進入彌生時代，即日本歷史上金石並用時代。此時中國已進入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鐵器已被廣泛使用。因而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與發展，對日本社會生產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彌生文化實際上是在繩紋文化基礎上吸收中國文化而產生的。在漫長的歲月中，繩紋人儘管將石器文化發展到令人驚嘆的高度，但它終究是以漁獵採集為經濟基礎的，其內部始終沒有積聚起足以引起時代變更的巨大能量。突如其來的彌生文化，在日本歷史長鏈中造成了一段「懸隔」，亦即：彌生遺址中發掘出的主要生產工具是由石器與鐵器，跳過了青銅器階段；繩紋陶器和彌生陶器系統迥異，中國缺乏有機的繼承關係。因而，無論從哪個角度講，彌生文化絕非繩紋文化自然演進的產物，而是一種高度發達的外來文明介入，使日本歷史在公元前3世紀左右完成了一次革命性的飛躍。據考證，[14]繩紋時代末期日本出現的早期中國移民可能是江浙一帶的吳越先民。神田秀夫[14]注意到了中日古代歷史事件之間的連鎖關係，指出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踐滅吳、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熊商滅越，致使大量難民乘越船東渡。這些非集團性的早期移民，成為此後規模巨大、歷史長久、影響深遠的秦漢移民浪潮的前奏（神田秀夫《日本的中國文化》）。[14]不堪秦朝苛政苦役及在戰亂中流離失所的秦人，一部分走陸路取道朝鮮半島東進直至九州；走海路的則從山東、江浙一帶入海，渡黃海或東海至九州。在《日本書記》、《新撰姓氏錄》、《古語拾遺》等日本典籍中，有關於秦人從陸路、海路遷徒的記載以及徐福的傳說。[14]《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徐福（徐市）得秦始皇允許，率數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仙（「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州，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童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此次出海，徐福空手而歸，懼怕秦王問罪，乃以詐言搪塞，說秦王禮薄而不能求得延年益壽，須「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於是，「秦皇帝大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見《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與司馬遷同時代的東方朔，在《海內十洲記》中亦載有徐福乘樓船入海求仙之事，其時距徐福東渡不過百餘年，故可視為事實。由徐福東渡衍變出的「徐福齎書說」，認為徐福東渡攜往日本的書籍計儒教經書1850卷，其它典籍1800卷，幾乎囊括中國當時所有的典籍（見鈴木貞一著《先古代日本之謎》、《日本古代文書之謎》、《超古代王朝之發現》）。[14]無論「徐福東渡」或「徐福齎書說」是真是假，但在公元前3世紀時，曾有秦人移民集團渡海東遷日本列島卻是無可置疑的事實。因而我們可以大膽推測：秦人移民集團在傳播稻作技術和金屬文化的同時，必定把漢文化的載體——漢籍亦攜往日本。因而從本質上講，民族的遷徙亦是一種文化的流動，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影響過程。正是秦漢之際中華民族的頻繁外遷、燦爛的中華民族漸次廣播四鄰，從而在東亞構成了在時間上綿延千餘年、在空間上跨越朝鮮、日本和越南諸國的漢文化圈，漢字成為超越各種語言的共識符號，直接成為傳播文化的最基本形式。總之，是秦漢移民將先進的生產技術移植到日本，促成了繩紋文化與彌生文化的交換，同時傳去的書籍典章，對日本文化的形成與發展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這是日本歷史在公元前3世紀左右完成革命性飛躍的主因。　　　　5　對日本民族起源的總體認識從近期考古學等諸方面考證日本民族的起源可得出下述總體認識：一、日本民族與中華民族在人類起源上有密切的淵源關係，在更新世第三間冰期(230000±30000BP)以前日本本土並無土著居民，日本原始先民是從中國大陸遷徙過去的。由於早期到達日本的移民生存條件艱辛，遷徙多於定居，所以當時的遺址和文化層保留極少，從而出現該時期考古學上的缺環。二、從人類學證據看，日本化石人與中國化石人有共同特徵。舊石器時代中國大陸古人類遷往日本主要有南北兩支，在北部是經朝鮮到日本，在南部則是從吳越由海路到日本的。三、末次冰期之後（距今約1.5萬年前），因全球氣候變暖、海面上升，形成今日的日本列島。在全新世史前時期，日本主要處於相對獨立的發展期。但在距今一萬年左右，東北扎齎諾爾文化已傳播到日本福崗；中國的稻作農耕技術也於公元前4500年左右傳播到日本。四、在日本文明史上，由繩紋文化直接轉為彌生文化（鐵器時代），中間缺少青銅器時代文化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在公元前473年後吳越先民和公元前三世紀以後的秦漢先民大量移民到日本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書籍典章所致。參考文獻1.吳廷ｑｉú＠④主編，1994，日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2.司馬遷，BC90，史記·秦始皇本紀3.B·M·費根，1991，地球上的人們——世界史前史導論，文物出版社4.＠①口清之，1978，日本人的祖先，每日新聞社5.芹澤長介，1974，古代史發掘，講談社6.裴文中，1978，從古文化和古生物看中國的古交通，科學通報，12期7.楊懷仁，1987，第四紀地質，高等教育出版社8.賈蘭坡，1964，中國猿人及其文化，中華書局9.赫·喬·韋爾斯，1987，世界史綱，人民出版社10.嚴紹＠③，1982，日本古代短歌詩型中的漢文學形態，北京大學學報，第5期11.鄭重，1994，尋找中國金字塔，上海書店出版社12.安志敏，1984，長江下游史前文化對海東的影響，考古，第五期13.安志敏，1990，江南文化和古代的日本，考古，第四期14.王勇，1995，中日關係史考，中央編譯出版社字型檔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木加通　　＠②原字火加田　　＠③原字湯上加玉　　＠④原字王加謬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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