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饒宗頤獲「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

中新網4月1日電饒宗頤，著名國學大師，與錢鍾書並稱「南饒北錢」。他幼承家學，自學成材。早年以治地方史志為主；中年以後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獻；壯年由中國史擴大到印度、西亞以至人類文明史的研究；晚年則致力於中國精神史的探求。學術範圍廣博，凡甲骨學、敦煌學、古文字學、上古史、近東古史、藝術史、中外關係史、音樂、詞學、經學、潮學、宗教學、文學、藝術學、目錄學、簡帛學等，均有專著，已出版著作100多種(其中專著逾60種)，發表論文1000多篇，詩文集十餘種，書畫集45種。藝術方面於繪畫、書法造詣尤深。

饒宗頤學貫中西，著作等身，榮獲國家文化部「中華藝文終身成就獎」、國家文物局等部門「敦煌文物保護特別貢獻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大紫荊勳章、香港藝術發展局終身成就獎等。

因在研究和弘揚中華文化做出了卓越貢獻，饒宗頤獲得由鳳凰衛視聯合海內外十餘家知名華文媒體和機構評選的「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

家學淵源 做學問不肯罷休

饒宗頤字固庵，號選堂，從小便有神童之稱的他，沒有真正的進學堂讀書。出身富裕之家，父親雖然經營錢莊，但一直執著於學問的追求，這也影響了饒宗頤後來走上學問之道。饒宗頤在父親遺留下來的龐大財產與大批書籍之間，選擇了書籍，「做學問是文化的大事，從古人的智慧里學到一點東西。」饒宗頤堅定自己的選擇。

父親壯年離世，饒宗頤繼承其志，不足20歲已完成父親的遺志，續編《潮州藝文志》，這成為他踏入學術界的第一步。後來，饒宗頤談道：「我選擇了學問之道是正確的。千金易散盡，但學問是不會背叛自己的，而是與時並進的。」

饒宗頤學術研究的範圍之廣，成果之多，在同時代學者中很少有人能與之相比較。根據饒宗頤對自己學問的歸納，他的學問大致可以分為八個門類：敦煌學、甲骨學、詞學、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學金石學、書畫。

以時間來講，饒宗頤治學所涉及的時代，從上古史前到明清，幾乎沒有一個時代是交白卷的。他的重要研究成果，史前有關於陶文，先秦有關於易卜、占卜、歷算、音樂、楚文化等研究，秦漢有關於五行、職官、道教學、中外交通等研究。魏晉六朝有關於文選學、批評史、梵學與中國文學關係等研究；隋唐有關於武則天、火襖教、變文、吐魯番文書、敦煌法書、敦煌曲子詞、韓愈文等研究；宋元遼金有關於詞學、音樂史、《夢溪筆談》、《說郛》、正統論、港九宋季史料等研究；明清有關於詞學、碑刻、中外交通史、繪畫史與書法史等方面的研究。

以地域來講，除我國本土外，還涉及印度文字、西亞史詩、東南亞史；以語言工具來講，饒宗頤懂梵文、法文、德文、英文、希伯萊文等。

饒宗頤是編錄新馬華人碑刻、開海外金石學先河的第一人，他是在國際上講巴黎所藏甲骨、日本抄本《文選》五臣注的第一人；他是利用日本石刻證明中日書法交流並非始自唐朝的第一人；他是講有關越南歷史《日南傳》的第一人；他是辨明新加坡古地名及翻譯譯名，並撰寫新加坡前代史《新加坡古事紀》的第一人；他是利用中國古代文獻補緬甸史的第一人等等。這些都體現了他在學術研究上開闊的國際視野。饒宗頤既注重中國歷史文化和典籍在海外流傳的各種形態的研究，又對其在中國歷史文化的源頭不懈求索。在1956年《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中，將倫敦所藏這部早期天師道思想秘籍公諸於世，並作出箋注，從而引發了當年歐洲學界對中國古代道教研究的熱潮。

饒宗頤是第一個把古印度河谷的圖形文字與漢語系材料進行比較研究的學者，他發現這種不明語系的圖形文字竟然與中國古代的陶文、甲骨文有著許多類似的跡象，為揭示該古老文化演進秘密和中印文化交流歷史開闢了新途徑。他又比較屈原《天問》與印度、伊斯蘭古文獻，發現「發問」文學在不同文化中都有存在，進而提出文字人類學和文學人類學的新課題，主張把史學研究的視野擴展到整個人類所創造的文化上來。因為他了解本民族文化、也了解他民族文化，因而他既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

「我每天都生活在問題之中，做學問的人不肯罷休，就是能不斷發現問題。老東西再看有新問題，新東西也有問題。有了問題我就要研究，就要把學問做下去。而且我不相信權威，治學是沒有權威的，那些所謂權威的東西也存在著不少的問題。」正是由於有著這樣的思想，饒宗頤的學術有一點是大家公認的，那就是他長於開風氣、出奇兵，在許多陌生的領域開荒播種，在不斷的治學中，破土發芽，茁壯成長。

獨步中華 學術與藝術兼修

提起饒宗頤，必須要提到他的藝術，因為在近代學者中，極罕見像他這樣以學者兼而為藝術家的突出人物。「我對已經在藝術上取得的成績並不滿足，因為我還有潛力可挖，希望接下來能騰出更多時間發揮我的藝術潛能。」

饒宗頤的書畫藝術秉承了中國明清以來文人書畫的優秀傳統，充滿「士夫氣」，是當今社會難得的「學者型」書畫藝術家，他的山水畫寫生和人物白描，獨具一格。他的國畫題材廣涉山水、人物、花鳥，有傳統流派的摹仿，有世界各國的風光寫生，更有自成風格的創作。書法方面，植根於古文字，而行草書則融入明末各家豪縱韻趣，隸書兼采殼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長，自成一格，真草隸篆皆得心應手，從大幅中堂、屏條、對聯到方寸空間小品，風格多樣，而沁人心扉的書卷洋溢於每件作品之中，是名副其實的文人書畫。饒宗頤的書畫早年常被他的學術光華所掩蓋，但如今已為世人所共知，他的作品更成為書畫收藏家所追逐的對象。饒宗頤先後舉辦過多次書畫展，出版了多冊書畫集，每次無不引起轟動，引來讚譽一片。93歲那年，饒宗頤還遠赴澳大利亞舉辦書畫個展，於弘揚中華文化，推動中外文化交流厥功至偉。有學者評價他，中國文人畫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才氣與學養、閱歷與功力，缺一不可，饒宗頤已達到了這一境界。

90多歲的高齡，對於饒宗頤來說，從來都不是絆腳石，他對書畫藝術探索的腳步就沒有停止過。2006年，91歲的饒宗頤在《敦煌研究》第100期發表《中國西北宗山水畫說》，獨到地提出了中國山水畫「西北宗」論。他以比較的視野，從古代中國、印度地理知識的交匯融合出發，通過探討古代的「地中」觀念，確定了「西北宗」論的藝術地理區域，即隴坻(今陝甘寧交界地區)以西的大西北地區。在歷史上，大西北自古即為華夏和西戎交匯、交鋒的廣闊地域，是中外文化交融和碰撞的大熔爐。饒宗頤從漢唐以來的文化脈絡，梳理了傳統詩歌和書畫領域中大西北風景的綽約風姿，犀利地指出：明清以來書畫理論中的視野局限，即董其昌所創的山水畫「南北宗」論，並不能涵蓋包括大西北在內的中國山水的風景世界。饒宗頤通過曠遠、窵遠、荒遠 「新三遠」的藝術氣魄，指出：傳統「三遠」的平遠、高遠、深遠已不足以描摹西北峰巒、丘壑的壯美。他還在繼承傳統繪畫技法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皴法，「疊經試寫，以為可用亂柴、雜斧劈及長披麻皴，定其輪廓山勢，然後施以潑墨運色，以定陰陽。用筆宜焦乾重拙，『皴當純以氣行』」。饒宗頤不僅在理論上系統地闡述了中國山水畫「西北宗」論，更是身體力行地參與到了中國山水畫「西北宗」論的藝術實踐，創作了以《西嶽》等為代表的一系列傳世佳作。

饒宗頤獨樹一幟的中國山水畫「西北宗」論，極大地拓展了中國山水畫的藝術表現領域，彌補了明清以來傳統繪畫理論和創作實踐的局限與不足，為中國傳統山水畫的現代轉向開闢了廣闊的藝術空間。

除了書畫，饒宗頤在音樂上也有著一定的造詣。音樂文學以及中國音樂史的研究，是饒宗頤的重要學問領域，建樹甚多。然而，他不僅是一個音樂史方面的學者，還是一個資深的古琴家。也許是早年研究詞曲音樂的關係，饒宗頤對於古琴藝術漸漸入迷，50年代從嶺南古琴名家容心言先生那裡學習指法，終有所成就。並對琴譜、琴史產生研究興趣，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是《宋季金元琴史考述》，此文可謂中國近現代第一部系統論述古琴藝術發展的斷代史，發表後為海內外學者和古琴家所傳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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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國學大師饒宗頤獲「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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