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學在中國30年傳播歷程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8-05-16５月６日至１０日，國家主席胡錦濤應邀出訪日本，這是中國國家主席時隔１０年首次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在中國普通民眾以及媒體中引爆了「日本話題」。與政治外交相比，中日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在改革開放後一直沒有停止過，３０年來，日本文化就像和平使者，消彌兩國因為戰爭引發的隔閡，改變了日本人因為侵華戰爭留給中國人民的殘暴形象。改革開放伊始的１９７８年，日本電影《追捕》成為改變中國人生存方式和思考的電影。１９７０年代之前出生的人，對其記憶尤為深刻。１９９８年，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胡錦濤第一次見到《追捕》女主角真由美的扮演者中野良子，在沒有進行介紹的情況下，胡錦濤一眼就認出她就是２０年前那部《追捕》里的「真由美」，他當時吃驚地「啊」了一聲，接著笑了起來，說自己看過這部電影，現在看到女主角從大銀幕上走下來，感覺很不一樣。３０年來，大批的日本文學作品被引進翻譯到中國大陸，每一本優秀的日本作品都像一個日本文化的使者，正搭起一座座中日兩國人民理解的橋樑，改變著一位位中國讀者對日本的印象。在「日本話題」越來越熱之時，我們力圖盤點日本文化在中國３０年的傳播歷程，它究竟怎樣影響著中國人的「日本觀」呢？（商報記者 謝迪南）文 化日本文學發展的力量讓全世界瞠目咋舌：在迄今東亞三位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中，除了泰戈爾，剩下的二位——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都來自日本。在中國改革開放近３０年的日本文學引進出版過程中，日本現當代的文學名家和文學經典，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了解鄰國的渠道，也讓我們收穫了閱讀的快樂，成為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精神養料。文化的力量對於中國人淡出那段悲情的歷史發揮了巨大作用，讓中國人改變了對日本人的印象。１９７９年，東京大學文學博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的董炳月還是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在回憶３０年前風靡中國的日本電影《追捕》時，神色中仍然可見當初的「狂熱」：「１９８０年代初，《追捕》中扮演真由美的女主角中野良子來到中國訪問，在北京，所到之處，都有眾多的中國影迷，站在街道兩旁熱烈地呼喚著：真由美！真由美！有一次在天安門廣場，如果沒有警察維持秩序，她簡直是難以脫身。當時中國人喜歡她到這種狂熱的地步。像北京上海這種大城市裡，女孩子都爭相留真由美髮型，甚至有的理髮店命名為"真由美理髮店』。而在《追捕》中扮演杜丘的高倉健，可以說也影響了一代中國人，當時的中國女性甚至有"尋找高倉健』的呼聲。意思是找男朋友要找高倉健那種有男子漢氣慨的人。前幾年張藝謀拍的《千里走單騎》，特意邀請高倉健來做主角，就與《追捕》這部電影對他的影響密不可分。在當時流行中山裝的年代，杜丘那件米黃色的風衣，幾乎引發了中國的男裝革命。」２００１年前後中野良子出版了《星之詩》，講述了她與中國的緣分。２００２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真由美的世界》就是該書的中文版。接下來的四五年，日本電影《遠山的呼喚》、《幸福的黃手帕》、《生死戀》、《望鄉》等相繼被引進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那個時代中國人的日本觀。１９７０年代前出生的大多數人，對日本人的印象是侵略中國、屠殺中國人的軍國主義形象，但隨著日本電影的引進播映，產生的巨大影響，改變了人們對日本人的看法——原來他們也有人情味的一面，感情世界很豐富，也多愁善感，並且善良溫柔。董炳月坦承自己就是在１９８０年代初從日本影片中受到觸動，於是開始了日語學習，多年之後到日本留學，並研究日本文學。近２０年後的２００１年春天，他在東京第一次見到真由美的扮演者中野良子，青春時代的記憶被喚醒，不禁感慨萬千。至今他還珍藏著有中野良子簽名和贈言的書籍。其中因為文化交流的巨大力量而改變對日本人看法的中國人還有很多。新經典文化總編輯的陳明俊也是其中的一位。「１９８０年代，我有幸讀到黑柳徹子的《窗邊的小豆豆》。充滿愛心、思想開明的小林校長和天真善良、活潑可愛的小豆豆，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我對日本的印象。」這也促使了他要用圖書搭建中日友誼橋樑的決心。進入２１世紀，中日關係進入一段低谷，作為一個出版人，陳開始反思自己可以做些什麼。中國和日本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但很多時候中國民眾對日本的了解卻幾乎只有侵華戰爭、南京大屠殺、靖國神社、修改歷史教科書等等極端的一面。「我經常在各種場合說，我們不能忘記日本軍國主義帶給中國的傷痛，但也不能讓民眾帶著仇恨去記憶這場民族災難，更不能煽動這種仇恨，特別是對孩子，因為仇恨會帶來新的戰爭，戰爭會給民眾帶來新的災難。因此，２００１年，我開始規劃大量引進優秀的日文作品。」中國傳統文化精髓仍然是日本民族的精神食糧誠然，中國文化作為日本文化的源頭，對日本人的影響也非常深刻。中國傳統文化精髓仍然是日本民族的精神食糧。《論語》、《孟子》、《老子》、《莊子》等譯著在日本的書店中常年暢銷不衰，甚至連明代作者洪應明所著《菜根譚》也成為近年最搶手的暢銷書之一。各種版本的《三國演義》家喻戶曉，連《楊家將》也成為日本當代作家手中的創作題材。谷村新司是日本的音樂教父級人物，現在是上海音樂學院的客座教授。他的經典之作《星》無論在日本還是在中國都廣為流傳，此曲開篇大氣磅礴，曲調悠揚婉轉，聽時給人以萬水千山，往事歷歷浮現之感，實在是一首曠世名曲。許多中國人對這首歌很熟悉，但對這首歌的創作背景可能不是很了解。年輕的谷村新司是在生活鬱悶、苦於對人生意義追尋的時候，仰望天空，想像著他所喜歡的《三國演義》里的五丈原，於是突然有了這首世界名曲的靈感。日本著名導演山田洋次的《遠山的呼喚》在中日文化交流里也發揮著巨大作用。這位出生在東北的導演想在這部電影里複員他童年時代對東北的記憶，於是選擇北海道作為拍攝地，因為那裡跟他童年時代的東北有某些相似之處。漢字就像陷阱，讓人意識不到同一個漢字在中文和日語的語境里截然不同，反而會引發很多尷尬也許很多人都認為，與同是黃種人同樣使用漢字的日本人應該很容易溝通。但董炳月卻不這麼看。「中國人和日本人相互之間其實很容易產生誤解。中國和日本同是黃種人，外表看上去很相似，但背後的價值觀、行為方式卻相差得很遠。」兩國同樣使用漢字，那麼中國人學習日語相對歐美人來說，是否有一種優勢呢？「我看不盡然」，因為同一個漢字，在中日兩個國家使用起來的意思可能卻相差很遠。相似之中的差異，比起一目了然的差異，更難把握也更難表達。從日文翻譯的中文讀起來有太多的「的」，往往不是那麼順暢，其實與日文中有很多漢字有關。日本有一個著名猜謎電視節目，常常拿一些漢字讓人猜在中文裡是什麼意思。中文的「飯店」是酒店的意思，而日文的飯店是直接用平假名寫ｈｏｔｅｌ，所以來到中國看到「飯店」二字便以為僅僅是吃飯的地方。中國人看日本漢字，也容易出問題。譬如「手紙」，中國人都明白這兩個字的含義，但在日語里，這兩個字與其中文意思卻大相徑庭，是「信」的意思。２０００年前後，北大中文系的謝冕教授出訪日本，在公眾場所經常看到「迷惑」二字的貼紙，他一直很費解，對隨行的朋友說，「"迷惑』這兩個字真是把我迷惑住了。」原來，「迷惑」在日語里是「麻煩」的意思。日本是一個喜歡安靜、整潔的民族，在公眾場合里，多有標誌牌提醒大家安靜、別亂扔垃圾，不要給別人添麻煩，標誌牌上多有「迷惑」這個詞。還有一次一位日本學者來到中國，在一個學術會議上發言，一個中國人給他做翻譯。這位翻譯的日語還不太過關，日本老師提到一個詞叫「痴漢」，翻譯把它譯成了「痴心男人」，因為在中國語中就是這個意思，可在日語中卻完全不同了，而是「流氓」的意思。主要指上班高峰期在電車、地鐵等交通工具中對女性性騷擾的男性。意思與漢語完全相反。當時在場的日語更好的人，馬上就笑起來了，日本老師還很奇怪大家為什麼會發笑。可見同樣的漢字，意思卻相差萬里，也讓我們看到了與日本的文化差異。現在中文裡有一些消失的漢字，在日語里卻還經常用到，譬如「田丁」等字在今天的中文裡基本上見不到了。我們現在經常說到的「人氣」，也是從日語中引進過來的，１０多年的漢語中並沒有這個詞。正是因為中日兩國在文化上有著很深的淵源，因此在董炳月看來，在明治維新後，受了歐美文化影響的日本文化讓中國人理解起來，更加困難，「漢字就像陷阱，讓人意識不到同一個漢字在中文和日語的語境里截然不同，意識不到這種差異，反而會引發很多尷尬。」董炳月說自己現在翻譯的文章經常要放一段時間，在不看原文的基礎上重新檢查，會發現很多意料不到的誤解。因此在他看來，學日語學得最好的未必是中國人，有時候歐美人會學得更地道，這是因為他們不會落入漢字的陷阱里，他們的母語和日語沒有相同性，學起來反而沒有包袱。因此在以後的日本圖書引進出版中，克服漢字的障礙是翻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以理解差異性為前提，文化交流的過程就是一個發現、理解差異性的過程。改革開放之前，我們對日本文學是一元化的介紹，改革開放後一元化被多元化取代。現在這個狀況是很好，儘管成規模地出日本文學作品的出版社不是很多，但日本有代表性的作家都受到了中國出版社的關注，近現代的經典，譬如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夏目漱石等日本大家的作品都被引進了。但日本古典文學翻譯引進得不多，可以說遠遠不夠。「問題就出在中國人的文化心態上，我們在文化上對日本人有一種優越感，看重歐美文學。這是一種文化偏見，當然有一個歷史原因，日本的古典文學受中國的影響非常大，但問題不是這麼簡單。日本人也是黃種人，我們也是黃種人，在國民性格和價值觀上，中國人和日本人的距離比和美國人的距離要大得多。日本有自己的語言沒有自己的文字，借鑒漢字創造了自己的文化，明治維新後，接受了西方的影響，戰後又被美國佔領，文化的歐化、美國化更顯著，日本固有的、中國的、歐美的，在這種多重的被異文化影響的過程中，日本文化的獨特性越來越強。」出 版與同是黃種人同樣使用漢字並有著同樣文化源頭的日本文學相比，無疑，更多的出版社對美國或者歐美文學的關注度要高一些，中國大陸成規模地陸續地出版日本文學的出版社不是很多。曾經有一個「關於日本文學作品在當代中國大學生中影響的調查」顯示，「讀過一點兒」的佔５７．１％，「經常讀」的人只佔８．５７％；因為日本文學作品的知名度而喜歡日本文學的佔２８．５％，更多是人為了消遣而接觸日本文學的；其中故事情節的刻畫令人印象最深刻，在中國流傳最廣的日本文學作品是《挪威的森林》，但真正買日本文學作品的只佔１７．１％，大多數人都是通過圖書館借閱或者租借。隨著中日兩國人文交流的擴大，日本文學在中國大陸的出版前景是否會迎來高潮呢？一直關注當下日本文壇動態的戴錚是上海遠東出版社的一名編輯，他告訴記者：「日本文學就像一個富礦，還有很多好作品沒有引進來，我們的重視程度不夠，投入也不多，譬如像反映日本當代財經界的書就引進得不多。」日本文學引進出版的前景：就像一個富礦有待開採日本文學出版的大氣候到了○趙武平（世紀新文本出版中心總編輯）上海譯文出版社在東方文學的引進出版上，做得最好的就是日本文學。我們不但出了日本的經典名著和經典名家的作品，還包括在日本出版界有重大影響的當代作品，獲得了日本重要文學獎的獲獎作品，上了日本暢銷書排行榜的作品，接下來我們將引進出版的《戀空》（上海譯文出版社）就是日本暢銷書排行榜上連續排名第一的青春小說。相對於其他出版社來說，我們日本文學出版在題材上要豐富一些，有專業的日語編輯。《一個人的好天氣》（上海譯文出版社）發行１０萬冊，很多人都感到意外：一部日本「８０後」作品，怎麼會受到如此多中國讀者的追捧。但這個結果對於我們來說，卻在意料之中。首先這是一部「芥川獎」的獲獎作品，這個獎是專門獎勵沒有創作經歷的業餘作家，它就像一個試金石，凡是被點到的作家，註定就會在文壇上留下來。我們在引進這部作品的時候，作者青山七惠才二十四五歲。因此我們在關於是否引進這部作品的判斷上，不能去問４０歲以上的編輯，而是去問與青山七惠同齡的年輕編輯。作品中涉及到的內容折射出當前日本的一個社會問題，即許多年輕人不願投入全職工作而四處打工，寧願做自由職業者，他們不想長大，不願擔負責任，無法獨立，害怕走出去看看這個世界，但是又不知道這種恐懼從何而來。這個問題也同樣困擾著中國的年輕人，因此容易產生閱讀上的同感。因此我認為什麼樣的書，由什麼樣的人來編，這是很重要的。我們出版的《落窪物語》（上海譯文出版社），在日本的地位就相當於唐詩宋詞，因此我們不會定位到大發行量，但對於那些喜歡日本文學讀者還是必備的，這個問題我們分清了。其實日本文學在中國大陸的銷售表現相當好，這也是我們用將近１０個編輯的隊伍來做日語作品引進出版的重要原因，除了日本文學之外，還有日本教材和日本詞典，當然是覺得日本圖書出版市場的氣候到了。隨著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中日兩國關係越來越融洽，中國大陸城市化的進程跟日本最接近，加上彼此的經歷和境遇比較相似，我相信日本文學的出版高潮很快就會到來。我堅信一部好書的力量○陳明俊（新經典文化總編輯）２００３年１月，《窗邊的小豆豆》?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時，由於是日文翻譯作品，市場反應比較冷淡，很多媒體也拒絕刊載報道。但我一直堅信一部好書的力量，我也堅信讀者的判斷力。我們給書評人、教育專家、兒童文學作家、評論家，以及全國數百位校長贈書，併到全國幾十所學校舉辦朗讀會，通過一系列的努力，圖書銷量開始增長，２００３年６月終於第一次加印，之後市場反響越來越好，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累計印刷達到１０萬部；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累計印刷４０萬部；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累計印刷６２萬部；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累計印刷９５萬部；截至２００８年４月已突破１１０萬冊。《窗邊的小豆豆》還創下了很多第一：連續５６個月進入全國暢銷圖書排行榜，是中國全國暢銷書榜開始統計以來，累計在榜時間最長的一本書；在上海、江蘇、浙江１０萬名中小學生投票評選的「最受歡迎讀物」中，領先《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哈利·波特》（人民文學出版社），榮獲第一名；現在，中國很多省份的教育主管部門都將《窗邊的小豆豆》列為教師和學生的必讀書之一，這不僅給數以百萬計的學生帶去了歡樂，同時也正在「催生」越來越多像「小林校長」一樣的好老師，而且也在改變著數以百萬計民眾對日本的印象，在他們的心中播下寬容的種子。從２００３年推出第一部日文翻譯作品《窗邊的小豆豆》以來，５年間，新經典已引進５０多位日本作家的２００多部作品，其中許多作品都獲得了讀者的喜愛：《再見了，可魯》（石黑謙吾，南海出版公司２００３年１月出版，累計印刷２６萬部）獲２００３年度Ａｍａｚｏｎ中國、新浪網、噹噹網、《中華讀書報》最有價值的１０部圖書之一；《可愛的鼠小弟》（中野嘉男，上野紀子，南海出版公司２００４年５月出版，系列累計印數２８萬部）被評為「２００５全國十佳童書」第一名；《蛤蟆的油》（黑澤明，南海出版公司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出版，累計印刷５萬部）被評為ＣＣＴＶ２００６年度好書，亞馬遜中國２００６年度好書；２００７年３月出版的《佐賀的超級阿嬤》（島田洋七，南海出版公司）被全國２２家主要報紙評為２００７年度上半年十大好書之一，銷量也突破１０萬部；另外，我們花了４年６個月時間翻譯編輯的山岡庄八先生的１３卷本《德川家康》（南海出版公司）也已經出版了第一到第六部，並受到了讀者的廣泛好評，登上全國各大暢銷書排行榜，截至２００８年４月，銷量已突破１００萬冊，並將於２００８年６月底之前出齊。我常常和日本出版社的朋友說，每一本優秀的日本作品都像一個日本文化的使者，正搭起一座座中日兩國人民理解的橋樑，改變著一位位中國讀者對日本的印象。生活方式接近後，文化產品的消費就會有相似性，這將是日本文學作品的前景之一。○董炳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沒有被系統翻譯、介紹的日本現代作家有不少，像左藤春夫，太宰治、安部公房等，兼好法師的《徒然草》是日本非常有代表性的經典著作，至今沒有比較好的中文譯本。最近１０年前後，隨著日本留學生的回潮，相關翻譯也多了起來，質量也更好。他們語言過關了，對日本的社會比較了解，將會對日本文學的引進翻譯有一個很大的促進作用。中國文壇或者翻譯界對日本文學的介紹越來越系統，選擇越來越準確，有質量和有代表性的日本作品相繼會介紹到中國來。如果說日本文學傳播有什麼不足的話，應該是對其中心作品關注得比較多，對邊緣作品關注得不夠。譬如說芥川獎每年評一次，只能選出一部好作品，事實上優秀的作品很多，譬如以地方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引進翻譯就很不夠。我們看了日本寫都市的作品後，也可以看看他們的鄉土作品，其中有寫得很好的。這有助於中國讀者全方位地了解日本文學，進而全方位地了解日本社會。當然可能對日本文學感興趣的中國讀者不是很多，這其中有一個閱讀偏差在起作用，說得通俗一點，讀者也有勢利的一面。日本文學以後在中國的出版可能會比較均衡，會多元化。我們現在社會的發展跟日本經濟的發展越來越接近，或者有相似的地方，使我們對日本文學作品越來越容易產生共鳴。生活方式接近後，文化產品的消費就會有相似性，這將是日本文學作品的前景之一。１９８０年代初期電影培養起來的一批人，動漫培養起來的一批人，村上培養起來的一批人，再加上專業化的讀者（日本文學研究者以及日語學習者），將成為閱讀日本文學的主體，這個相對穩定的讀者群體（或者叫做日本文化愛好者群體）的存在，是很重要的。我認為更容易打動中國讀者的應該是村上式的、動漫式的、大眾題材，嚴肅文學保持現在這個狀態就不錯，這應該是一個基本的趨勢。消費時代的文學成為文化消費品是一種宿命。沒有辦法。現在，有條件坐下來安靜地讀完一本文學經典的人，可能不多了吧。作品日本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路徑尤 勇建國後到改革開放時，日本文學在中國的傳播主要是無產階級文學，傳播最廣的是日本無產階級作家的作品。如小林多喜二的作品，其代表作中篇小說《蟹工船》、《地下黨員》、《組織者》等都被翻譯引進。改革開放初期日本對中國影響巨大的主要是電影文學，這一過程持續了５年左右，像《追捕》、《遠山的呼喚》、《望鄉》等作品。電影《追捕》、《人證》還直接催生了日本推理小說在中國的出版熱。日本推理小說在設置謎團、製造懸念、渲染氣氛、解謎破案等方面，不僅善於緊扣辦案元素，施展邏輯推理，而且很會經營情節，追求情緒感染，注意把知性解謎與感性煽動結合起來，吸引了成千上萬的中國讀者。據統計，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９這１０年期間，我國出版日本推理小說的出版社至少有４０家，出版的書目超百種，日本偵探推理小說在中國的出版進入了一個鼎盛時期。就在這個時期，我們認識了日本的大推理小說家森村誠一、松本清張等人。進入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後，日本的現代文學經典也開始大規模地引進，譬如日本近代首屈一指的文學巨匠夏目漱石的《我的貓》、《三四郎》、《其後》、《門》、《哥兒》及自傳體《路邊草》等先後被引進。諾貝爾文學獎是獲獎作品在世界傳播的最好名片。同樣不例外，日本兩位諾獎獲得者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朗的作品也受到了中國出版社的青睞。目前國內的川端文集，影響較大的主要是韓侍桁翻譯的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葉謂渠翻譯的由灕江出版社出版的和高慧勤主編的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１９８１年中國第一次出版了川端康成的《雪國》和《古都》，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５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川端康成小說選》。１９９３年日本著名學者川端康成研究權威長谷川泉的《川端康成論考》翻譯出版，對中國的川端研究起到了推動作用。１９９８年灕江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結集了《生為女人》、《東京人》、《少女開眼》、《河邊小鎮故事》等作品的川端康成作品集。至今，關於川端康成作品和評論集都是出版社感興趣的內容，２００７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就出版了《感悟東方之美——走進川端康成的〈雪國〉》。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是１９９４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是繼泰戈爾、川端康成之後第三位獲此殊榮的亞洲作家。獲獎之前，他並沒有引起中國文學界的關注，中國讀者、作家和批評家對大江健三郎表現出絕對的冷漠和不以為然。據研究者統計，在１９９４年大江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國內只翻譯介紹過他的３篇短篇小說，研究論文更無從談起，在大江獲獎的第二年即１９９５年，全國發表了１３篇專門研究大江健三郎的論文，到如今已有幾百篇。１９９５年，由葉渭渠主編，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了《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包括《個人的體驗》、《廣島札記》、《生的定義》、《死者的奢華》、《性的人》、《我們的時代》等作品。１９９６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包括《同時代的遊戲》、《擺脫危機者的調查書》、《青年的污名》、《人的性世界》、《日常生活的冒險》在內的大江健三郎最新作品集。１９９９年，譯林出版社出版了《性的人·我們的時代》等作品，２００１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共三卷四冊《大江健三郎自選集》，２００５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了《大江健三郎隨筆集》。進入１９９０年代，日本文學引進有兩個顯著的特色：一是動漫作品，以宮崎峻為代表，《鐵臂阿童木》、《一休哥》、《花仙子》等一系列日本漫畫作品開始進入中國，一直延續到現在。對１９７０年代末之後出生的中國人，影響非常大，成為他們童年時代少年時代的精神食糧。這個群體的形成，改變了下一代中國人對日本的看法，也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他們前輩對日本的態度。二是日本大眾文化進入中國，最有代表性的當屬村上春樹。從村上作品在１９９０年代末期進入中國的十多年時間裡，閱讀村上已經成為了中國中產階級的一個標誌，或者說一個符號。據估計，村上春樹的非日本讀者中，到目前為止，中國人占絕大多數。值得注意的是，閱讀本應該是和生活保持距離的精神活動，閱讀某個作家的作品不應該成為時尚，這就意味著村上春樹作品變成了一個大眾消費品。在很多情況下，閱讀村上本身不是目的，閱讀的姿態才是目的。其實這是村上春樹作品沒有被理解的一種表現。村上的作品在日本也很暢銷，但這是有時代背景的，當時日本的泡沫經濟徹底崩潰，整個社會都瀰漫著一種焦躁不安的情緒，加上日本人背負的歷史債務，因此他們需要麻醉，而村上春樹作品恰恰承擔了這樣的功能，有青春、回憶、愛情、傷感、忠誠等元素，讓讀者閱讀起來很舒服。所以村上在１９９０年代的日本很流行，一方面有其複雜性，一方面有其消費性。有時侯，中國的中產階級讀者其實是把閱讀村上作為一種表演性的閱讀行為，正是因為存在著這樣的誤解，２００７年，新星出版社出版了小森陽一的《村上春樹論——精讀〈海邊的卡夫卡〉》，對於中國人理解村上春樹作品提供了一個解讀的途徑，了解村上在當代日本社會中是怎麼來治療泡沫經濟崩潰和日本歷史問題造成的疾患的。實質上，村上的作品作為一種軟性讀物，具有麻醉作用，通過麻醉對讀者進行「療愈」，幫助讀者從泡沫經濟的破產、歷史記憶的殘酷等生活痛苦中擺脫出來。在這一過程中，村上作品具有了意識形態性質。要特別指出來的是，作家的作品和其相關的評論集應該配合引進出版，可以減少讀者的誤讀。進入新世紀，中國對日本文學的介紹具有一個顯著特點，那就是更有系統性。２００２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舉辦了「中日女作家」的作品研討會，並且出版了日本女作家作品系列，把日本的女作家非常系統地介紹給中國讀者。２００６年年底，又舉辦了「中日青年作家對話會」，把日本代表性的、前衛的作家介紹到了中國。同時媒體也越來越關注，《世界文學》雜誌會就是其中之一，他們有意識地把日本文學獎的獲獎作品介紹到中國來，「芥川文學獎」在日本的地位就相當於我國的「茅盾文學獎」，《世界文學》在２００５年的第二期發表的《裂舌》，２００６年第一期發表的《豬的報應》等作品都是「芥川獎」的獲獎作品。到了２００７年，我們可以發現出版社在對日本文學作品的引進中出現了兩個很有意思的變化：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一部日本「８０後」作家的作品——《一個人的好天氣》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讓人驚訝的是，這部除了有「芥川獎」的頭銜沒有「名家」的光環的作品，到現在已經發行了１０萬冊。小說描述了一個打零工的女孩如何與年長親人相處，同時追尋自我、獨立的故事。走向自立的一名女孩在工作、生活和戀愛中的種種際遇和心情令人揪心，小說寫盡了做一名自由職業者?穴「飛特族」?雪的辛酸，這種心態與我們「８０後」一代產生了共鳴。我們對於日本小說的引進出版主要集中在現、當代的經典上，日本的歷史小說一直關注得比較少，２００７年重慶出版社出版了《織田信長》，２００８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１３卷本《德川家康》上市才短短的幾個月，就取得了１００萬冊的發行量。這兩個變化預示著出版社在選擇引進日本文學的題材上越來越豐富。文章來源: 中國圖書商報責任編輯: 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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