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與「天人合一」

漢字與「天人合一」

都說「天人合一」由儒家的理念形成，其實是由漢字特有思維方式導致的。以法國傳教士白晉、李明為代表的「索引派」堅持認為：漢語是上帝給予人類的「原初語言」，是人類造巴比塔之前通用的語言（為此他們倍受「歐洲中心主義者」的非議，李明因此還受到教廷的嚴厲懲罰）。高聳入雲的巴比塔震怒了上帝，上帝才把人類原本統一的語言分為七十一支（一說七十二支），讓不同地域的人各說各話，達到削弱人的智慧與能力的目的。他們甚至舉例說漢字「船」就是「八人乘坐之舟」，暗指諾亞方舟，還說漢字的基本筆畫是十字架，複雜的漢字是由十字架演化而來。

漢語很可能就是人類的「原初語言」。因為漢語書面語在穩定性方面首屈一指。不可想像上帝給予人類的原初語言是不穩定的，如是上帝權威焉在？查遍世界所有的語種文種，保持數千年無大變的書面語，惟有漢文。雖然漢語書面語已於二十世紀初葉被解構，但那純屬人為，中國書面語（文言文）是在四千年高齡時被解構，足以成為一個紀錄。無論漢語是否為「原初語言」，世界絕大多數學者並不否認漢字是被「一攬子」製造出來的（代表人物為倉頡），而不是一點點緩慢出現的。若不是「上帝」授權給倉頡，倉頡哪裡來的如此巨大的智慧？人類文明具有顯著的累積與漸進特徵。凡是「一攬子」出現的東西，十有八九是「原初物」，而非人類的發明創造。比如埃及眾多的金字塔就是在一個並不很久的期間相繼建成的，可以斷定金字塔是人類的「原初建築」。漢字的一攬子出現比金字塔更加不可思議。就是以二十一世紀人類之智慧，也不可能一攬子製造出成千上萬有機聯繫卻不重複的體用俱佳的圖像符號。在西文中，文字是表現自然客體的，西文強調文字忠誠於客體。在漢文中，文字幾乎可以與自然客體平起平坐，二者成為絕妙的對偶。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文字還起到升華自然客體美的功用。自然客體的目的性被中國特有的文字誇張到近於極限。無論在審美方面還是在寫實方面，文字都不亞於自然客體本身。劍門關再險，險不過李白的描述（「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蜀道難》的意義遠遠不止於對自然客體的「描述」，這些優美的文。字有其獨立的審美價值。中國人並不在乎對自然客體的「忠誠」，經常出現誇張的情形。「誇張」是中國文人共有的性格特徵。都說「天人合一」是由儒家理念形成的，其實在更大的意義上是由漢字特有的思維方式導致的。中國人的「天人合一」既不是單純的哲學範疇，更不是神學的範疇，在很大程度上它屬於語言學（或語言哲學）範疇。對於中國文人來說，看一座美麗的山與寫一座美麗的山完全是兩回事情。推而廣之，中國人「寫作」與「思考」也是兩回事情。寫作可以比思考更深刻，因為寫作時除了利用思考所用的思維之外，還利用了漢字寫作的獨特思維。只要用漢字寫作就無法完全擺脫這樣一個窠臼：關注修飾甚於關注對能指的描述。叔本華說，形容詞是名詞的敵人。此說頗值得商榷。叔本華所說是指謂西文，對於漢文來說，毋寧說形容詞是名詞的朋友，二者形影不離。真的把形容詞視為名詞的敵人，漢文的魅力頓時也就煙消雲散。哲學家異趣沓來時需要尋求 「異樣」的語言來裝載「異趣」 有人以為，中國不出產哲學家，主要是由漢字決定的。使用漢語很容易偏離思辨之軌而走上藝術之路。粗看，漢語是世界上獨一無二數千年不變的語種。《易經》是講變的，漢語卻相當保守，繩繩相繼，世代相襲。「漢語阻礙哲學繁榮」論者認為，中國的「道德文章」使用書面語，絕不讓口語染指，僅此就已經限制住了意思表達的深度與廣度。道德文章講究遣詞造句布局謀篇，而哲學是著力於 「意思」。哲學意思表達應物應時應機而發，無暇措意修辭潤色。中國的道德文章也有心無所滯一氣呵成的，但大多是字斟句酌，而後成文。文字表達幾乎是中國人惟一的「萬世一系」的傳統。雖然哲學不顯，道德文章大廈卻高聳入雲。過於苛求漢語是一種不健康的情緒。漢語是世界上最符合美學要求的語言。解構漢語書面語的理論依據，以嚴復的一段話最具代表性，嚴復說：知東西之立國之相異，而國民資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蓋西國之王者，專於作君而已；而中國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師。且其社會，固宗法之社會……夫彼專為君，故所重在兵刑。（《嚴復集》第四冊）中國帝王「兼以作師」，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帝王有「兼以作師」的資格，他們舞文弄墨，而且舞弄得不錯。西方的帝王就很難炫耀文墨。所以西方的君主很少兼文字大師的。二十世紀以還，漢語書面語的解體並未造成中國哲學的真繁榮，製造出的不過是以「新詩」為代表的「文學」假繁榮。就在漢語書面語解體前半個世紀，德國哲學家尼采頂天立地，以其怪巧瑰琦之筆法，製作出一桌旨酒嘉肴（其社會觀、文化觀、教育觀、政治觀等另論），實在是對漢語書面語解體的辛辣諷刺。如若當初不是「解構」漢語書面語，而是改造之，讓其既保持東方神秘色彩，又不拘「之乎」不泥「者也」，那麼即使用漢語思辨，也可能做到駕馭漢字如呼延灼使鞭，無往而不勝。中國人在漢語書面語去留問題前徘徊；紹繼乎？解構乎？最終選擇了後者。結果是美文既無，新寵未至，賠了夫人又折兵。知過而悔，不失明智。然而重建漢語書面語又談何容易。況且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中國人放棄在文字上與西方立異，要想暫露頭角，何其難也。語言是外貌與思想的混合物，然而語言之貌與語言之實並不像「人」那樣判然兩物。貌丑的人可以裝載美妙思想，「貌丑」的語言絕無裝載上品思想之可能。用枯燥語言表達深刻的命題，命題立刻會隨之枯燥乏味起來。而用優美語言表達平平的命題卻可以煌煌熠熠，如魚登龍門，身價十倍。我驚嘆老子並非驚嘆他思想深邃，而是驚嘆他超人的表達能力，驚嘆漢語書面語不可思議的彈性與張力。讀老子文驚動耳目，震懾魂魄，不能不產生一系列聯想——這便是《道德經》的價值所在。哲學家異趣沓來時必須尋求「異樣」的語言來裝載「異趣」，正如我們用常規語言無法表達無以復加的美時，必須藉助於音樂。漢字特有思維方式導致的以法國傳教士白晉、李明為代表的「索引派」堅持認為漢語是上帝給予人類的「原初語言」，是人類造巴比塔之前通用的語言（為此他們倍受「歐洲中心主義者」的非議，李明因此還受到教廷的嚴厲懲罰）。高聳入雲的巴比塔震怒了上帝，上帝才把人類原本統一的語言分為七十一支（一說七十二支），讓不同地域的人各說各話，達到削弱人的智慧與能力的目的。他們甚至舉例說漢字「船」就是「八人乘坐之舟」，暗指諾亞方舟，還說漢字的基本筆畫是十字架，複雜的漢字是由十字架演化而來。漢語很可能就是人類的「原初語言」。因為漢語書面語在穩定性方面首屈一指。不可想像上帝給予人類的原初語言是不穩定的，如是上帝權威焉在？查遍世界所有的語種文種，保持數千年無大變的書面語，惟有漢文。雖然漢語書面語已於二十世紀初葉被解構，但那純屬人為，中國書面語（文言文）是在四千年高齡時被解構，足以成為一個紀錄。無論漢語是否為「原初語言」，世界絕大多數學者並不否認漢字是被「一攬子」製造出來的（代表人物為倉頡），而不是一點點緩慢出現的。若不是「上帝」授權給倉頡，倉頡哪裡來的如此巨大的智慧？人類文明具有顯著的累積與漸進特徵。凡是「一攬子」出現的東西，十有八九是「原初物」，而非人類的發明創造。比如埃及眾多的金字塔就是在一個並不很久的期間相繼建成的，可以斷定金字塔是人類的「原初建築」。漢字的一攬子出現比金字塔更加不可思議。就是以二十一世紀人類之智慧，也不可能一攬子製造出成千上萬有機聯繫卻不重複的體用俱佳的圖像符號。在西文中，文字是表現自然客體的，西文強調文字忠誠於客體。在漢文中，文字幾乎可以與自然客體平起平坐，二者成為絕妙的對偶。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文字還起到升華自然客體美的功用。自然客體的目的性被中國特有的文字誇張到近於極限。無論在審美方面還是在寫實方面，文字都不亞於自然客體本身。劍門關再險，險不過李白的描述（「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蜀道難》的意義遠遠不止於對自然客體的「描述」，這些優美的文。字有其獨立的審美價值。中國人並不在乎對自然客體的「忠誠」，經常出現誇張的情形。「誇張」是中國文人共有的性格特徵。都說「天人合一」是由儒家理念形成的，其實在更大的意義上是由漢字特有的思維方式導致的。中國人的「天人合一」既不是單純的哲學範疇，更不是神學的範疇，在很大程度上它屬於語言學（或語言哲學）範疇。對於中國文人來說，看一座美麗的山與寫一座美麗的山完全是兩回事情。推而廣之，中國人「寫作」與「思考」也是兩回事情。寫作可以比思考更深刻，因為寫作時除了利用思考所用的思維之外，還利用了漢字寫作的獨特思維。只要用漢字寫作就無法完全擺脫這樣一個窠臼：關注修飾甚於關注對能指的描述。叔本華說，形容詞是名詞的敵人。此說頗值得商榷。叔本華所說是指謂西文，對於漢文來說，毋寧說形容詞是名詞的朋友，二者形影不離。真的把形容詞視為名詞的敵人，漢文的魅力頓時也就煙消雲散。哲學家異趣沓來時需要尋求 「異樣」的語言來裝載「異趣」 有人以為，中國不出產哲學家，主要是由漢字決定的。使用漢語很容易偏離思辨之軌而走上藝術之路。粗看，漢語是世界上獨一無二數千年不變的語種。《易經》是講變的，漢語卻相當保守，繩繩相繼，世代相襲。「漢語阻礙哲學繁榮」論者認為，中國的「道德文章」使用書面語，絕不讓口語染指，僅此就已經限制住了意思表達的深度與廣度。道德文章講究遣詞造句布局謀篇，而哲學是著力於 「意思」。哲學意思表達應物應時應機而發，無暇措意修辭潤色。中國的道德文章也有心無所滯一氣呵成的，但大多是字斟句酌，而後成文。文字表達幾乎是中國人惟一的「萬世一系」的傳統。雖然哲學不顯，道德文章大廈卻高聳入雲。過於苛求漢語是一種不健康的情緒。漢語是世界上最符合美學要求的語言。解構漢語書面語的理論依據，以嚴復的一段話最具代表性，嚴復說：知東西之立國之相異，而國民資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蓋西國之王者，專於作君而已；而中國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師。且其社會，固宗法之社會……夫彼專為君，故所重在兵刑。（《嚴復集》第四冊）中國帝王「兼以作師」，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帝王有「兼以作師」的資格，他們舞文弄墨，而且舞弄得不錯。西方的帝王就很難炫耀文墨。所以西方的君主很少兼文字大師的。二十世紀以還，漢語書面語的解體並未造成中國哲學的真繁榮，製造出的不過是以「新詩」為代表的「文學」假繁榮。就在漢語書面語解體前半個世紀，德國哲學家尼采頂天立地，以其怪巧瑰琦之筆法，製作出一桌旨酒嘉肴（其社會觀、文化觀、教育觀、政治觀等另論），實在是對漢語書面語解體的辛辣諷刺。如若當初不是「解構」漢語書面語，而是改造之，讓其既保持東方神秘色彩，又不拘「之乎」不泥「者也」，那麼即使用漢語思辨，也可能做到駕馭漢字如呼延灼使鞭，無往而不勝。中國人在漢語書面語去留問題前徘徊；紹繼乎？解構乎？最終選擇了後者。結果是美文既無，新寵未至，賠了夫人又折兵。知過而悔，不失明智。然而重建漢語書面語又談何容易。況且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中國人放棄在文字上與西方立異，要想暫露頭角，何其難也。語言是外貌與思想的混合物，然而語言之貌與語言之實並不像「人」那樣判然兩物。貌丑的人可以裝載美妙思想，「貌丑」的語言絕無裝載上品思想之可能。用枯燥語言表達深刻的命題，命題立刻會隨之枯燥乏味起來。而用優美語言表達平平的命題卻可以煌煌熠熠，如魚登龍門，身價十倍。我驚嘆老子並非驚嘆他思想深邃，而是驚嘆他超人的表達能力，驚嘆漢語書面語不可思議的彈性與張力。讀老子文驚動耳目，震懾魂魄，不能不產生一系列聯想——這便是《道德經》的價值所在。哲學家異趣沓來時必須尋求「異樣」的語言來裝載「異趣」，正如我們用常規語言無法表達無以復加的美時，必須藉助於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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