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喜歡戴口罩，因為嫌棄自己的臉

姜建強專欄｜寂光院

《平家物語》中最具悲劇性的一幕在這裡上演。日本文化的「古層」，或許就深埋在這裡。那就開掘吧，試試吧——

說他純種倒反生氣

和歌山，熊野本宮大社

都說日本人喜歡戴口罩。為什麼而帶口罩？當然有多種說法。但有一種說法是為了遮蓋自己也不喜歡的一張臉。為什麼會不喜歡自己的臉？這與什麼有關？其實就與雜種性有關。

雜種總是不好聽。令人想起床第之事。更令人想起亂交和雜交。所以，對中國人而言，雜種絕對是個令人不快與憤怒的罵人語。如「你這小雜種」。但日本人不這樣認為。他們公開宣稱自己的人種與文化就是雜種的產物，並為能有這樣的雜種而沾沾自喜，絲毫沒有恥與怒的感覺。相反你說他純種，倒反生氣。

日本人牽狗逛街，你說這純種狗真好看，日本人會生出不快。前兩年，日本經濟新聞亞洲總局編輯委員村山宏，曾發表一篇題為《日本人就是中國人嗎？》的文章，聲稱日本人並非是中國人的直接子孫，而是「雜種」，日本文化也是「雜種文化」。

從文獻學上看，雜種文化最先提出者是2008年去世的日本思想家加藤周一。他在上世紀50年代就看出日本近代化以來所具有的兩種傾向：近代主義者極力排斥日本元素，將西方文明純粹化；國粹主義則試圖消滅外來文明而回歸日本傳統。加藤認為與其這樣大傷元氣的爭鬥還不如來個調和，將日本文化規範為雜種文化，並從中找出普遍適用性的東西。於是雜種文化這個提法開始登上學術舞台。

加藤周一所著《雜種文化》，副標題就是「對日本文化小小的希望」。這表明他並不忌諱出身的「雜」，反而寄希望於以「雜」取勝。雜種這個概念的另類表述就是混血兒，混雜，不純，混合，重組，移動，越界等。

在日本，最初使用「西洋」一詞的是德川家康的幕僚新井白石。他在1708年寫《西洋紀聞》，滿足了江戶人對西方旺盛的好奇心。那時《國書總目錄》里冠以西洋書名有230部。冠以東洋書名只有10部。

在日本，最初使用「東洋」一詞的是幕末洋學家佐久間象山。他提出了「東洋的道德，西洋的藝術」口號。後來又解釋為「學問技術采於彼，仁義道德存於我」。首次明確東洋是精神的，西洋是物質的。東洋被賦予了文化概念。當然還有岡倉天心。他在《東洋的思想》中，將「東方」劃為地域概念，將「東洋」劃為文化概念。

當時，同樣是幕末洋學家的中村敬宇，在《洋學論》中，將西洋技術定位成六大塊：「洋夷所長者六，曰天文，曰地理，曰算術，曰器械，曰航海，曰醫術。是六者，精緻工妙，出天出地，漢土之不及也」。1854年（嘉永七年）3月27日的深夜，二位日本人潛入佩里旗艦潑哈湯號，想偷渡海外。這二人就是吉田松陰和金子重輔。被發現後關在只能彎曲身子的小屋裡。審訊他們的是當時役人黑川嘉兵衛。據松陰的《回顧錄》里記述，偷渡的動機是想「知道萬國的情勢。」也就是說想睜眼看世界，然後為我所用。

說變就變的日本人

奈良，大和風物

中國是從明代開始叫日本為「東洋」，叫日本人為「東洋人」。到了明治時期，日本萬事都仿照歐州，迎來了新生的「鹿鳴館」時代。曾經標榜過的東洋開始被日本人拋棄，急速地走向西洋化。當初初代文部大臣森有禮提出了放棄國語引入法語的主張。

明治八年（1875年），清國公使何如璋，副公使黃遵憲來到日本，與日本朝野的文人歡談。其中日本方面的一個中心人物源桂閣（大河內輝聲），在出席何公使舉行的宴會上，發出了「東洋小生源輝聲謹賀」的聲音。表明一個面對西洋的東洋，一個面對西洋物質文明的東洋精神文明的立場，已遭放棄。

那個時候的日本，洋物代替和物，帶「洋」的漢字泛濫成災。如：

洋醫，洋畫，洋學，洋樂，洋果子，洋瓦，洋館，洋弓，洋教，洋琴，洋銀，洋釘，洋雞，洋犬，洋劍，洋語，洋行，洋才，洋菜，洋裁，洋數，洋紙，洋字，洋室，洋衣，洋種，洋酒，洋書，洋食，洋船，洋裝，洋刀，洋燈，洋梨，洋發，洋風，洋舞，洋物，洋間，洋癖，洋文，洋蘭等。

洋物還波及到了肉體。很多西洋人倒反覺得日本人穿和服合身，而穿慣和服身體的日本人再穿西服，是種悲哀。而以田口卯吉，海野幸德，大隈重信為代表的知識階層，在日俄戰爭的前後，哀嘆日本男子容貌與「一等國」不相符。日本女子的體形與西洋比覺得害羞。於是開始了新一輪的改造肉體運動，西洋近代體育被拿了進來。

法國的陸軍曾經是日本陸軍的範本。但在1870年（明治三年），普魯斯和法國開戰。法國失敗，普魯斯壓勝。日本人對法國的興趣一下又轉移到德國身上，並開始把法國樣式的軍隊轉換成德國式的。參謀本部也成了德國式的，語言也以德語為中心。但海軍是引進英國的。所有的系統都是從英國買進，因此海軍是講英語為主。

當時日本人眼裡只有歐洲，江戶合理主義被仍在一邊。明治政府是否定江戶的，說江戶是日本文化的死胎。而且明治以後的知識人包括軍人在內，都沒有學得江戶的智慧。對此，司馬遼太郎說：這和日本的戰敗不無關係嗎？

在戰爭中，美英被日本人罵為「鬼畜英美」。說明日本人對他們已經恨到根底。但美國大兵一旦進駐東京，非但沒有發生像伊拉克那樣的抵抗襲擊事件，佔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反而還收到日本人大量的書信，表示問安，激勵，慰謝乃至臣服。同時，贈送家寶、土地、物產的也有不少。其中最讓人吃驚的是，日本居然有數百女性在信中對這個「至高無上」的美國男性寫道：「請讓我生您的孩子吧。」

當時佔領軍總司令部為了告訴日本人大豆也可當糧食食用這個道理，就關掉了把大豆作原料的醬油廠。一批醬油業者就來到美國人面前請求撤銷決定。管理大豆配給的經濟科學局主任普魯東女士，只說了這麼一句話：「日本人口味的喜好，說變就變」。最後美國人還是強硬地關閉了1500家醬油工廠。以後日本食文化的口味果真是按照那位美國人說，急速地發生了變化。

放棄「多」比登天還難

京都，稻作風景

日本人歷史上有三次大模仿。第一次模仿中國，第二次模仿歐洲，第三次模仿美國。第三次的模仿不是自願的模仿而是強制的模仿。三次模仿都有一個共通點，即感覺到科學技術落後了。

戰敗剛結束的1945年8月20日，《朝日新聞》就刊登《通往科學立國之路》的文章。說「我們被敵人的科學所打敗。這個事實的證明就是在廣島投下的一顆原子彈。」

麥克阿瑟是佔領期的最高權力者。包括文化面，他是所有政策的決定者。他的副官這樣評說麥克阿瑟：劇場沒去過一次，交響樂沒聽過一次。除了《聖經》之外，沒有讀過一本書。只是看過電影，但還是西部片。這位學音樂專業的副官為此下了這樣的結論：麥克阿瑟元帥是文化的野蠻人（參閱岡本嗣郎《搶救歌舞伎的美國人》集英社，2001年）。但就是這位「文化的野蠻人」，在文化方面唯一關心的就是基督教的普及問題。

他向民間情報教育局的負責人發出問卷：「戰前日本有多少基督教徒？戰後又有多少？」回答是：「戰前20萬人。戰後2萬人。」麥克阿瑟在接到答卷後的一次演講中說：這個國家在戰前有20萬基督教徒。現在有2000萬基督教徒。之後，按照麥克阿瑟的意願，發放了1000萬冊的《聖經》給日本人。

1853年佩里來航，打開日本門戶，就期望什麼時候能把日本人引入基督教世界。這也可能是來航的目的之一。當時列強推進殖民地，在亞洲只有日本和泰國不是基督教國家。佩里來航的92年之後，麥克阿瑟斷言已經有很多日本人正式皈依基督教。實際上他是在不知不覺中戲玩了佩里的夙願。1945年9月2日，在戰艦米西里號上籤訂投降協議。戰艦的一邊還掛著佩里當年用過的國旗。

總之，佩里也好，麥克阿瑟也好，在日本並沒有看到可期待的結果。從韓國和菲律賓的基督教信徒數字來看，他們在日本的努力是以失敗而告終的。為什麼會失敗呢？就是因為多神教的雜種文化，對一神教的純種文化根本沒有什麼感覺。也就是說，要日本人放棄「多」加入「一」的行列，比登天還難。麥克阿瑟自認自己是日本通，其實這也是放大了自己。

這正如芥川龍之介在《諸神的微笑》中，這樣描寫他們的得意：「我們存在於樹木中，存在於淺川的水流中，存在於掠過薔薇的微風中，存在於殘留於寺院牆壁上的夕陽中。總之，我們無時不在，無處不在。你得當心喲。」這裡，叫誰當心呢？叫被稱之為「希臘諸神的那個國家的惡魔」當心，因為我們也有「大日靈貴」（天皇家的祖先，天照大神的別名）。

日本知識人的困惑

滋賀，一對舉行西式婚禮的日本年輕人

有「東洋的盧梭」之稱的明治期的思想家中江兆民在《一年有半》里，對雜種文化是諷刺的。他說：伊藤博文誠然是一位風度翩翩的秀才，在漢學方面他只有做歪詩的本領；在洋學方面，他只有背誦目錄的水平；但他口若懸河，很能夠一時把人們弄得糊裡糊塗。

他說，早稻田伯爵（大隈重信）是個豪爽可愛之人，但也不是宰相的器材。具有小聰明而缺乏長遠的考慮，所以做了一百件失敗的而沒有做過一件成功的事情。倘若讓他在民間做投機商，那就真正能夠充分發揮他的才能。他說，在文字方面，有漢字，假名裡面又有平假名，片假名，萬葉假名。文字這樣混亂，恐怕從古至今，無論哪一個國家，都是沒有先例的。

活躍於明治，大正與昭和時期的作家島崎藤村，在《夜明之前》中，描述了日本的雜種時代：感覺真是太快了。現在日本的語言也沒有了，大家都講英語，在英語中思考問題。和膚色白斬鼻子高高的西洋人結婚，就能生出優秀的人種。如果有人還不知道文明開化的話，真是愚蠢。

模仿西洋，產生了什麼效果呢？寫女人專長的「唯美」大作家谷崎潤一郎是這樣回答的：那個時候的我，去帝國館，座在裡面看洋畫，沒有感到快樂。尾上松之助的電影與西洋電影的不同，使人想到日本和歐美的不同。看到設備完善能放映西洋電影的都市，我就漸漸對東京感到厭煩。

生在東洋的邊緣，是自己的不幸，感到悲哀。如果那個時候有錢，妻子也不束縛的情況下，或許我已經飛往西洋了。與西洋人的生活同化，寫他們的題材。他還有過激的言論：目睹對西洋文明的模仿，如果沒有特別的喜悅之情，說明這個模仿度還不夠。東京什麼時候西洋化，就是我討厭西洋的時候。

而芥川龍之介在《諸神的微笑》小說中這樣結尾：如果即便日本人沉湎於古來的「忘卻之眠」，我們聽到黑船的石火矢的聲音，破棄古來之夢的時候必將到來。這是不用懷疑的。但問題在於19世紀的黑船到來，也遭遇了16世紀的基督之神「泥烏須」（デウス）的命運。

日本人學習並採用了對自己有用的蒸汽汽船技術，但對其背後的工程思想和經驗科學思想表現出無關心的狀態。這正如戶坂潤在《日本意識形態論》里說，西田幾多郎的哲學才是被日本諸神同化的輸入哲學的末路，而西田的弟子們對「世界史的哲學」則僅僅是一知半解。

日本人嫌棄自己的臉

吉野山，山中古寺

日本的國賓晚宴是法國料理和葡萄酒，並用香檳乾杯。

在國賓晚宴上用法國料理和葡萄酒招待作為國家最為高貴的賓客，就等於表明日本料理和日本酒不好吃不好喝。各個國家的國家元首和賓客，他們要到日本來品嘗法國料理和葡萄酒嗎？不把自己國家最具代表性的料理拿出來招待各國元首們，這是一種怎樣的心態？當然與雜種性有關。因為已經雜種了，所以在觀念上法國的東西也就是日本的東西。西洋的東西也就是東洋的東西。但這倒也生出了如日本語所說的「一途の多様」，「多様の一途」的包容性。

但坂口安吾在《墮落論》這樣寫道：「半年之內，世事滄桑。自許天皇堅強盾牌的我等，只要是為了天皇，慷慨赴死絕不反顧的我等。年輕人們如櫻花般散去了，活下來的活躍在黑市交易中，儘管恥圖百年之命、衛君一朝赴死的誓言音猶在耳。以毅然決然之心送走男人的女人們，經過半年歲月的淘洗，如今在夫君牌位前的禮拜已經變得只是一種程序，她們心中開始浮現新面孔的日子決不會太遠。不是人變了。人原來就是如此。變化的不過是世相的表層。」

過去的記憶如「櫻花般散去」；在戰死的夫君牌位前禮拜也變得「只是一種程序」。這也是所謂的包容性嗎？這至少是令坂口安吾困惑的。

動漫大導演宮崎駿說：日本人嫌棄日本人自己的臉。

福澤諭吉則說：日本嫌棄日本的東西。

由此故，東京不成為倫敦，不成為紐約就不能忍受。

由此故，招待國賓，沒有法國大餐和葡萄酒是萬萬不行的。

這就是我們難以理解的日本人的文化思路。

日本人非常得意的是，孔子也好，釋迦也好，基督也好，都變身成日本的神。連印度王子都變成而來日本的諸神。於是，我們看到這個國家在明治維新前夜，始終有二個中心，一個是政權中心（幕府），一個是權威中心（天皇）。這種複合政體的二個中心，不打架不翻臉，在一個屋檐下還算客客氣氣，全世界恐怕只有日本能上演的物語。現在看來，恰恰是這種看似無節操無原則的雜種性，或用丸山真男的說法是「雜居性」，是日本少有動蕩，容易轉型成功的關鍵。

明治維新的成功，戰後轉型民主社會的成功，70年代經濟騰飛的成功，泡沫經濟後軟著陸的轉型成功，從模式上說，日本人既沒有採用衝突——認同的模式，也沒有跟進衝突——抵抗的模式，而是創生出衝突——並存——融合的「東洋模式」。不可否認，至少到上世紀70年代為止，東洋變得有借鑒意義了，東洋變得有啟蒙作用了，東洋變得成世人嚮往的東洋了，是日本的諸神們，帶著口罩，在大街上手舞足蹈的一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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