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翼青：後真相時代的傳播——兼論專業新聞業的當下危機 | 經典論文帶讀08

來自專欄北大胡師姐新聞傳播考研指南5 人贊了文章

本期論文

後真相時代的傳播——兼論專業新聞業的當下危機

發表期刊：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7年11月第54卷第6期

作者：胡翼青(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推薦理由

後真相(post truth)時代——2016年英國《牛津詞典》的年度辭彙。距今已有2年，如果單純作為新傳考點的話，已經是老生常談了。但是我們還是不能停止對後真相的思考。因為這是知識界對這些年人們觀念世界中所發生的某些深層次變革的深度焦慮。

胡泳老師在論文《後真相與政治的未來》中提到：「事實是好的。事實可能令人不舒服乃至於令人絕望，但只有採取理性的、以事實為基礎的解決方案，我們才能期待一個社會的繁榮。」胡泳老師呼籲我們要首先確定一個事實——事實是好的。

然而，胡翼青老師卻認為胡泳老師的觀點多少有點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意思。更現實的情況是，近半個世紀以來，關於真相的共識和界定、發布真相的努力一直被各方面的力量所解構，這種解構非但沒有終止的趨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嫌。

你可能已經讀過了胡泳老師的那篇論文，那麼今天推薦你讀胡翼青。當兩個智慧聚焦於一個話題討論，而且兩種觀點都能讓你讚不絕口時，你就超越了孰是孰非的判斷，擁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認識了。

本文討論以下幾個問題：什麼是「後真相」時代的特徵？其背後的動因是什麼？它會給新聞業尤其是專業新聞業帶來什麼後果？希望讀完後你將有所啟發。

內容摘要

後真相時代正在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其特徵表現為：一方面，被原有社會秩序規定的真相界定者和界定方式正在受到公眾前所未有的質疑；另一方面，公眾與真相提供者之間原本較為穩定的契約關係變得飄乎不定。公眾只需要那些符合其推測的「真相」；公眾對於傳播者的誠意看得比真相更重要。

究其原因，從時間維度來看，社交媒體以更為迅捷的速度終結了大眾傳媒在真相上的平斷性，但又無法因碎片化的信息而成為真相的代言人；從空間維度來看，社交媒體的社區傳播方式培育了更加多元的立場與標準，使共識變得既不可能也不重要。專業新聞業在歷史上曾由於專業知識壁壘太低和客觀性的危機受到質疑，在後真相的時代，其存在的前提，即儘可能提供事實變得既困難又無意義，因而專業新聞業正而臨著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

關鍵詞

後真相時代；專業新聞業；社交媒體

邏輯框架

壹、後真相時代的兩大特徵

大致說來，後真相時代是對原有社會的信息體系和秩序的一種顛覆。它的特徵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被原有社會秩序規定的真相界定者和界定方式正在受到公眾前所未有的質疑;

誰有權定義真相？

這是一個被批判學派不斷質疑的問題。自霍克海默和阿多諾以來，人們似乎對於啟蒙運動以後真相界定者的立場表達了各種質疑；福柯的那個著名論斷，知識就是權力，幾乎徹底揭示了真相的相對主義立場。

界定方式？

科學的出現，曾使客觀性和數據成為真相的表徵，在抽象經驗主義那裡，數字可以幫助人們穿越表象抵達真相。然而，這些並沒有做到無懈可擊。這不僅是正態分布並不等於真相，也不僅是價值中立和客觀無法做到，更可怕的是：「調查統計和預測的多元化，它們不再是通往真理大門的唯一途徑，而是用來鞏固不同政治立場的一種武器。」

公眾對真相界定者和界定方式的質疑；

公眾是在與大眾傳媒的社會契約關係中接觸事實的。因此公眾需要的真相來自於傳媒這一技術平台，而傳媒從業者的專業宣誓如真實性和客觀性更強化了公眾對傳媒信息的信任。然而，公眾對傳媒傳播的信息是否等同於事實或真相，多年來其實一直是有保留的。

在社交媒體出現以後，由於觀察到了來自其他個體的多元化觀點和不斷曝出的新線索，公眾對於專業新聞業是否能夠核准事實和傳遞真相的懷疑開始急劇地顯性化，各種對權威懷疑的聲音和細節不斷湧現。

二、公眾與真相提供者之間原本較為穩定的關係變得飄乎不定。

在現代性社會中，公眾的日常生活與傳媒報道的新聞之間多沒有直接關係，是否真相併不見得與公眾的切身利益直接相關，因此是否掌握真相其實在多數情況下並不重要。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連地方性社會新聞也已經成了公眾無法駕馭的事務。新聞事件通常只是公眾情感消費的對象，因此真相通常反倒不如反轉更能吸引眼球和產生轟動性效應。

如此便不可避免地產生兩個後果:

其一是公眾只需要那些符合他們推測的「真相」；

其二是公眾對於傳播者的誠意看得比真相更重要。

貳、後真相時代來臨的技術動因

社交媒體的出現，解蔽了一種新的時空關係，從而不僅提供了公眾重新審視真相製造者——傳統媒體的新視角，還將傳統媒體原有運作方式中的弊端充分暴露出來。

一、解構了時間

在社交化媒體面前，大眾傳媒與新聞事件間存在時距，我們才可能對已經發生的事件進行敘事，才可能選擇值得報道的媒介事件，才可能選擇以何種方式來呈現這一媒介事件，才有新聞價值一說，也才有新聞真實性的問題。而社交媒體則是真正實現了隨機直播的媒體，在它的速度面前，大眾傳媒似乎一下失去了核實真相的能力。在一種空間消滅了時間的媒體環境中，信息可能還沒有得到核實便已經不再受到公眾的關注，或者謠言已經成為了公眾先入為主的印象，這種所謂的核實其實於事無補。

真相就此成為了一種懸置，而個體對事實的理解便多樣化和情感化。社交化媒體只提供碎片化的事實，通常短時間內不能提供完整的真相。社交化媒體破壞了真相生產的秩序和機制，卻無法創造出趨於一種新秩序和新機制。

二、社交媒體所改變的也有空間

它所呈現出來的是大眾傳播時代人們通常看不到的言論空間。這些言論空間甚至就是由社交媒體的技術偏向組織起來的虛擬社區。社交媒體用一種比大眾傳播效率還要高的方式重組了群體傳播和組織傳播，使之具備了與現代信息工業相媲美的傳播能力。

社區傳播通常是一種充滿相近情感和相似倫理的傳播空間，因此真相在這裡根本不重要，它必須是在情感與倫理之後才被考量的問題，或者說它必須符合社區的立場才可能成為真相。

叄、專業新聞業的第三種危機

專業新聞業一直面臨著兩大困境，第一個困境來自專業新聞業的社會層面，即作為一種專業，新聞業一直不具備自己的知識壁壘;第二個困境則來自於對客觀性問題的強調。

在新媒體出現後，新聞專業主義受到了來自公民新聞的持續挑戰。

第三種危機：新聞業的合法性基石正在發生動搖。

開始，人們對公民新聞充滿期待：人們期待它能夠打破原先封閉的、專業的、層級式的、單向的新聞生產過程，而代之以公開的、分享的、平等的、多向的新聞對話。然而，公民新聞的表現令人失望：用戶參與沒有帶來普遍民主，弱勢群體的發聲渠道依然有限;公共領域中理性的討論少，而罵戰、謠言、情感宣洩和心靈雞湯無處不在，不同的群體通過互聯網聚合成團，並與敵對群體互相攻訐……

觀點一：UGC不可能在主流媒體主導的權力體系獲得主流媒體的賦權。用戶只能依賴技術提供的反抗可能性，但技術亦非中立。故而，所謂公民新聞之中的參與和賦權，不過是狂歡的幻象。

本文作者觀點：現在的問題不在於公民新聞是否對新聞機構的產品的性構成挑戰，而是新聞專業主義的前提——客觀與真實已經變得次要，新聞僅僅是一種被消費的大眾文化，專業新聞的一切價值都基於對真相的宣稱與公眾對真相的需求之上，如果這種供需關係終結了，便必然意味著專業新聞的邊緣化。

專業新聞倒是會被納入公民新聞文化的框架中被消費、反諷和調侃。從現在的情形來看，在日常生活中，由我們的社會圈層通過社交媒體形成的信息圈層將成為我們頭腦中的知識圖底，而專業新聞將只是我們日常信息來源的一種補充。

金句摘抄

l 在有沒有真相這個問題上，哲學家們一退再退，他們開始普遍承認，真相不可能達到，它也許僅僅就是一種較大範圍的共識。

l 像福柯這樣的鬥士，乾脆酣暢淋漓地向我們呈現出，真相不過是權力的代名詞，而知識只是一種社會控制術。知識、真相或真理一下子從雲端回到了地面，甚至是陰暗的地面。

l 「後真相」談不上對「真相」的批判，而只是原有觀念秩序崩盤後一種無確定性和無方向感的混沌。

l 在美國大選中，社交化媒體如潮水般湧現的信息碎片作為一種參照，清晰映射出主流新聞媒體的失實和漏洞，並進而暴露出主流媒體的政治立場和專業立場，於是多數專業媒體便被公眾看作是撒謊的一方。而與此同時，社交化媒體的各種信息包括特朗普自己發布的各種信息又真偽莫辨。至此，事實與真相只能懸置起來，公眾只能根據自己的情感和立場，根據周圍社交圈層的好惡進行選擇。這次選舉可以被看作是社交化媒體無時距傳播影響輿論的典型例證。

如果有任何問題，可在文後留言區留言，胡師姐為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