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克：將生活付諸東流 夫子書話

芒克 圖/網路資料　　有人說芒克是「中國最牛的人」， 一生只工作過兩年，用別人的錢自在地浪跡天涯， 　　到50多歲又開始畫畫。從詩人到畫家，芒克不當回事地說那只是為了養家。他經歷過最動蕩的年代，至今毫無架子，保持開心，沒太多錢，但用他的話說，「要過一種貴族的生活」，即，絕不為了什麼而活趴下了。 　　與他同時代的人後來往往為名所累，這在老芒克那裡從未成為問題。 　　62歲，他依然笑眯眯地、開心地，把生活付諸東流。 　　歪打正著成為詩人 　　那個年代，許多語言還保留太多時代的痕迹，要表述新的衝動，卻找不到新的語言，但芒克做到了。唐曉渡說，「他之所以在當時就能寫出那樣的詩，其實並不足怪，因為他在任何情況下都本能地忠實於自己的直覺、情感和想像。」唐曉渡寫過這麼一件事：1979年夏天一個晚上，芒克喝酒至深夜，獨自晃到東四十字路口，一邊當街撒尿一邊對著街道演講：「詩人，中國哪有什麼詩人？你們說，中國有詩人嗎？」也許這可以解釋，為什麼芒克的詩作在後來不如「朦朧詩派」其他人影響大，即便他是寫得最早的。他從不向報刊投稿，也不會請人寫評論，「什麼『朦朧詩』、『朦朧詩人』，都是一幫評論家吃飽了撐的，無非是想自己撈好處。有人順著竿往上爬，也是想撈好處。詩人就是詩人，沒聽說過還要分什麼『朦朧』不『朦朧』的！」 　　我生於希望的20世紀50年代，長在躍進的60年代，其實算起來真正的「活」，應該是在白洋淀插隊的70年代。 　　「文革」中我父親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學校有什麼活動也不讓我參加了，直到1969年初去白洋淀插隊，這也是多多（本名粟世征，詩人）拉我去的，當時正年輕，覺得離開家跑外面挺好。當時白洋淀周圍很多村住的都是知青，聽說北京去的有兩百多人，我們那個村等於是個島，都是老房子，景緻也挺好，甲魚泛濫都爬到村裡，還有螃蟹，都吃膩了。 　　現在的年輕人離不開的是電腦，那時的年輕人離不開的是野地。我們像是「吃夢」的野獸，看到書就像看到夢想，所有傳到我們手上的書，被我們稱為「糧」或者「葯」。我們這個圈子裡基本是幹部子弟，每家都有一些藏書，能看到一些唐宋詩詞，還有西方翻譯來的詩歌。我覺得人真應該看看詩，這種東西有意思，小說反而沒多大意思，無非是聽別人講故事，我自己的故事比它豐富多了。但好詩人都是很有智慧的，讀詩你可以看看人家腦子裡有什麼，你的腦子裡有什麼，會發現人跟人是不一樣的，那就是智慧和不智慧的差別。 　　當時我們都痴迷詩歌，居無定所，也不知為了什麼，偷偷摸摸地生怕被抓起來，還是寫。也沒想過以後怎麼樣，還燒掉了不少。1973年我和多多詩歌競賽，說年底一人拿出一本詩集，看誰寫得棒，我們倆每次交換詩歌就像決鬥前的情敵交換手槍。還真寫出了不少，覺得寫詩跟大眾沒多少關係，跟品位差不多的幾個人一起較勁，就能寫出好的東西。那時覺得詩人是非常了不得的，是能與神對話的人，叫人肅然起敬。老根子（詩人，本名岳重）對我說我是個詩人時，我就特別激動，詩人啊，那怎麼可能？ 　　現在想想，我成為詩人就是歪打正著。外界說我們是「白洋淀詩群」，其實多多、根子都是我小學同學，哪是為了什麼理想聚到一起，那時跟傻瓜似的，漫無目的。北島也是那時候認識的，他比我大一點，挺夠朋友，有什麼難處就幫我，我們一直沒紅過臉。 　　1976年我回城了，在造紙廠當工人，一個月38元的工資，月月不夠花。廠里的頭對我說，「不容易，你算是國家正式工人。」但我受不了工廠的嚴格管理。幹了一年多，到1978年，我看到北島託人油印的第一本詩集《陌生的海灘》，轉變了當初對他詩作的印象，也佩服他真把寫詩當回事並敢於冒險。要知道那年月私印這類東西有可能被抓起來，後來北島、黃銳、高潔幫忙，我的第一本詩集《心事》也問世了。那之後我們更加野心勃勃，覺得大家都寫作，沒有地方發表，想豁出去一把。那一年的10月份，我們成立了《今天》編輯部，到12月22日深夜，在陸煥興家的小平房裡，我們把第一期印完了，騎車到東四一家飯館吃了頓飯，決定由北島、陸煥興和我三個人去張貼。分別時有點悲壯，北島還把我們每個人的自行車牌照給塗改了。那兩天我們騎車跑遍北京城，把《今天》貼得到處都是。 　　第一期就收到大量的來信，第二期我們把編輯部的地址寫出去了，收到好多信要訂閱。以後每期印1000份，搞了兩年。因為辦《今天》，廠子不讓我去上班了，還要我做深刻檢查。我檢查什麼啊？很討厭，我就不去了，一心一意做雜誌。編輯部專門開了個會，決定給我每個月發點工資，二十幾塊錢，按星期給，怕我一有錢就喝酒花沒了。我是《今天》編輯部里唯一一個拿工資的人。後來收到廠子一封信，說我「曠工幾百天」，被開除了。多年後我去以前居住地的辦事處找檔案，人家都說「沒這人啊！」後來是在「失蹤人員」裡面找到了我，檔案就是被開除公職的通知書。我沒有任何醫療保險、退休金，這個社會好像跟我沒多大關係似的。 　　《今天》讓我覺得有事情可做了。做了兩年，上面勒令停刊，我就又成了閑人。 　　無業游民的日子 　　有一天騰格爾請芒克和另一位朋友吃飯，席間聊起對他自己的評價。芒克想了想說：「我希望自己是一個沒有歷史的人」。那段激蕩的日子他已不願回憶，留在他的話語里的，只剩下最輕鬆的日子：不斷地被邀請，參加各種詩歌節，去不同的國家訪問，上台花幾分鐘朗誦一首詩歌，更多的時間用來滿世界瞎轉……芒克說，他一直是無業游民，倒也不再恐慌什麼。 　　《今天》停刊後，我們成立了「《今天》文學研究會」，還私下印了三期《文學資料》，過了兩三個月大家就散了。當時很多作者已在官方雜誌上發表作品，逐漸參加作協，各走各的路了。我也理解，從無名的文學青年變成承認你是作家，官方的魅力還是挺大的。 　　我對進入作協沒興趣，因為種種原因它也不要我。那時候我挺慘，開除是一件嚴重的事，基本只有犯罪才開除公職。我被開除之後母親特別擔心，拚命給我找臨時工，有兩年時間我在一家醫院看大門，一天一塊錢，不去就不給。被開除後的三年當中，我在北京住過一百多個地方，這個朋友收留兩天，那個朋友家蹭兩天，不敢回家，怕回家父親跟我急。 　　到1984年，阿城拉我一起，和栗憲庭三個人開公司，叫「東方造型藝術中心」，跑城串縣拉生意，半年後公司倒閉。後來又去了一家打著中華旗號的公司，我是總經理助理，工資很高，每月好幾百，還配了汽車。只是好景不長，幹了兩年又解散了，我又成了無業游民。 　　1981我出了詩集《舊夢》，1983年出了詩集《陽光中的向日葵》；1986年、1987年產量很大，我瘋狂地寫，也不知道為什麼。後來法國文化部邀請中國作家到巴黎，我也在名單里。當時其他人都是作協成員，我不是，官方不讓我出去，最後我辦了個私人護照，起飛前一天簽的證。那是1988年四五月份，在巴黎待了十天後其他人都回來了，法國把我留下了，好多城市邀請我去訪問，給錢、管吃住，住幾個月都行，條件是給他們寫一首詩。我在那兒住了一個月就快瘋了。我不會外語，也沒人跟我說話，就像一個傻子，整天在海邊瞎逛，那詩寫完之後我立刻拜拜。之後又有許多國家邀請，我就以法國為中心，滿世界跑。那年12月23日，是《今天》創刊十周年，因為已經和北島約好在北京慶祝，我就回來了，還搞了一個獎，頒給了多多。那時我有出去的機會，但我出去幹嗎呢？出去我能說自己靠寫作活著嗎？寫作是需要環境的，在外面我寫不出來。 　　1992年我又去參加鹿特丹國際詩歌節，九月份參加墨爾本國際藝術節，我不停參加這種活動，反正別人邀請出飛機票火車票，管吃管住還給出場費，上去朗誦一首詩也就幾分鐘，我覺得挺有意思，可以滿世界轉還不用花錢。 　　整個90年代我一首詩都沒寫，是因為突然間有點心灰意冷。《今天》停刊其實就是我理想幻滅的時候，我認為那是在某種利益誘惑下，人很容易被瓦解。到現在我也不太相信許多人能一塊做成什麼事，還是只能獨立做自己的事。那之後我就不願意參與什麼集體行為了，別人請我幫忙辦雜誌，我也不願意。 　　這些年我一直是無業游民，倒也不恐慌什麼。社會的發展和我的意願相符，曾經我們希望能夠自由，現在不工作、能幹自己喜歡的事兒，就是一種自由；同時改革開放之後，經濟上也明顯發展，這都是好事。 　　過一種貴族的生活 　　以詩聞名的芒克這些年以畫為生。如今他住在宋庄，生活規律：上午畫畫，下午打個盹，晚上和朋友喝酒聊天。他把這叫放鬆而非應酬，「純應酬的話我還真不應酬了，我對當官什麼的不在乎，在我眼裡他們什麼都不是，我去的地方肯定是我願意去的。」喝到十二點就回家，從不熬夜。他喜歡這清凈，因為「搞創作的人必須獨自一人悶著」。 　　2004年，我開始畫畫。是因為老婆懷了孕，我們租著房子，沒辦法了，艾丹贊助了顏料和畫布，我只管畫，畫完他印請柬、找地方辦畫展。結果現在畫畫成了我的職業，賣手藝。出發點就挺商業的，就想畫的東西別人能夠喜歡、收藏，所以我盡量畫得色彩好看、喜慶。最初用刀，試過用筆畫，費勁，還得把顏料調稀，用刀快，有效率。我畫一張畫也就一個星期，天亮了起來開始畫，有時候中午飯也不吃，挺玩命的。我畫過人物，也畫風景，不參考什麼，完全隨著自己內心，想用什麼顏色就用什麼。最初我不知道顏色怎麼搭配，畢竟我沒有專門學過這個，時間長了就會了，有經驗了。我也不覺得自己在畫畫上有什麼天賦，就是瞎畫，有人欣賞、願意出錢買，我就挺高興的。 　　畫畫是個體力活，但會讓人越畫越愉快。寫詩則是越寫越痛苦，要琢磨得很深，所以我輕易不再寫詩，真天天寫，都要寫成瘋子了。我現在很少寫作，偶爾寫也是隨性而至，但相對於畫，我還是比較在意詩。也有人給我一個字十五塊，叫我寫篇文章吹捧他，我覺得一個字十五塊算什麼，寫這種文章背地裡招人罵，不好意思。現在也有人請我寫序，我能拒絕就拒絕，不是你想寫的還要硬寫，太費勁了。 　　現在活得挺愉快，經濟上馬馬虎虎過得去，我挺知足的。追求太多，活得又累又不愉快，沒意思。做自己的事，做的過程就是愉快的，不要老等著別人給你結果，沒有結果就不愉快，那就是活該了，哪有那麼多結果啊。朋友們聚在一塊，我最愛說的就是「開心」，要是一個個悶頭耷腦的，散夥兒得了。咱們過得是貴族生活，你起碼要高傲一些，高貴一些，不能為了點什麼活趴下了。這跟錢沒什麼關係。我有個德國朋友是個著名記者，一個月收入最少也有一二十萬，他特別羨慕我，說我雖然沒他有錢，但我去過世界上所有的地方，他現在好不容易有個休假，還得自己花錢出去。我雖然沒錢，但各地走遍沒一個地方是我自己花錢去的。 　　現在很多年輕人還沒到三十就想過日子，那當然不行。你沒到那份上不能要求那樣的日子。二十多歲時因為《今天》我有了名氣，結果一下子被滅了，狼狽不堪；生活慢慢好起來要到40歲以後，等徹底好起來我都50歲了。今年我62歲，想起年輕時候經歷的那些事，就像別人經歷的一樣，不管那時挨過什麼樣的餓、受過多大的罪，也都扛過來了。 　　有人說我淡泊，倒也不是。錢這個東西不是你想有就有的，想做有錢人，你得有這命，老話說「人生由命，富貴在天」，多少人都是往死里弄，結果栽到錢上了。也有人想寫好詩，但有多少人能成李白杜甫？踏踏實實做自己的事情，有人認可或者自己開心就行了。我經歷過這麼多事，也就看明白了，愉快、有創作能力，是最重要的。貪慾多往往換來的只有失望。 　　有人說當詩人們都去畫畫，意味著「詩人已死」。我覺得詩人不可能都去畫畫，這跟「死」有什麼關係？儘管詩歌在今天已沒有太大市場，但寫詩的人依然很多，自娛自樂，就像很多人在畫畫，也挺好，別求著當畫家就完了。不要把成名成家當回事，外人認也好不認也罷，再過幾十年誰還會記得你？到我這個年紀，也不要談什麼理想，都是知天命的人了。我現在一點也不懷念過去，經歷了就經歷了，就覺得現在依然還有許多事要做，依然要奔忙、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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