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與城市貧民的出路

　　中國是農業大國，即使2012年中國城市化達到50％以上，中國13多億人口中的一半還要居住在農村地區。農村發展落後、農業不發達、農民們貧窮困苦的「三農問題」一直都是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解決「三農問題」的辦法就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三農問題」的出路就是中國的出路。

　　溫家寶總理在剛就任時就提出了新的改革措施：「農村改革包括農村稅費改革，糧食購銷體制改革，對農民補貼方式的改革，農村金融改革和農村醫療制度的改革」。中國一些政府部門或學者有許多都在實踐或研究著以保護和健全農產品市場、大力發展私有經濟、促進農民城市化、實現城鄉協調發展等方法來試圖解決三農問題。2004年，中國召開「兩會」，確立了5年內取消農業稅的政策。這一切都為解決中國的農村問題起到一定積極作用。

　　但顯然，僅憑這些方法和措施，遠不足以解決「三農問題」。

　　這些措施和辦法都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要農民們以個人的力量為基礎，通過國家或社會為農民提供各種幫助，讓農民自主發展私有僱傭經濟或完善其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或轉化為城市工人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就是說，這些辦法和措施都是在現有生產方式和政府管理模式下解決「三農問題」。

　　實際上，中國「三農問題」正是在現有資源條件下，現有生產方式和政府管理模式的必然結果。不解決根本的生產方式和政府管理模式上的問題，根本解決不了任何的「三農問題」；任何的措施、辦法都頂多能使農民收入和處境有一點點的改善，卻距離解決農村問題，讓農民普遍富裕起來，讓農業發達起來的目標相差遙遠。而一旦從根本上解決了生產方式和政府管理模式問題，中國的「三農問題」將迎刃而解。

　　（一）中國「三農問題」的表現和根源

　　中國「三農問題」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農民收入過低，農民耕種土地基本處於一種微利或虧本狀態；二是農產品價格過低，許多農產品無論怎樣降價也賣不出去；三是農業生產方式落後，小農耕作方式使農民的經營和管理處於原始狀態，很多農產品豐收了反而會虧本；四是農村土地大量荒蕪，無人耕種；五是相對國外和農民自身情況來說，農業成本過高，無市場競爭力；六是農民負擔相對較重，農民負擔不起；七是農村管理落後，政府效率低下，腐敗嚴重，農民備受官僚們的欺壓；八是農民被迫失去土地；等等。

　　雖然問題多多、困難重重，但問題還是有脈絡可尋的。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源明顯主要有三個因素：一個是農民過多；一個是落後的農業生產方式；一個是官僚腐敗的農村管理模式。可以說，如果中國解決了這三個問題，以上所有的問題都將迎刃而解，中國的農民會富裕起來，農業也會發達起來！而如果這三個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那麼「三農問題」將不可能得到解決，中國社會只能在嚴峻的「三農問題」中艱難前進，隨時都有爆發社會危機的可能。

　　由於農民過多，7億農民中的大部分都在從事農業生產，所以必然導致農業生產資源緊張和過渡開發，導致中國水土流失嚴重和農產品過多問題。中國的農業資源緊張只是相對於過多的農民而言的。如果中國農民少，還有誰能說中國農業資源緊張？由於農民、農業的絕對數量大，農產品的絕對數量也就極大，而中國的城市根本不需要那麼多的農產品。但中國的農民卻必須提供這些數量的農產品，他們要通過向社會提供更多的農產品的形式來獲得更多的收入，來養活自己。這就使中國農產品在總體供給上不得不大過於社會的總體需求，使農產品的價格也相對較低。中國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和土地荒蕪現象仍然不能使農產品數量減少，從而不能使農產品價格上升，還仍然大量出口農業產品的事實就說明了這一點。同時由於國外更低價格的農產品進入中國，也促使中國的農產品價格不得不相對更低，極大地衝擊中國農業的發展，使農民的收入更加低微。

　　由於農民過多，在現有經濟發展方式下，中國必須確保每戶農民家庭有一小塊土地才能養活這許多農民。只有這種方式才能使農民們至少能安居樂業。這就使中國農民們不得不採用自給自足式的自然經濟的生產方式。實際上，這種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方式一直是中國農民千百年來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唯一有效方式，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循環發展的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但中國社會發展到現在，這種自給自足的經濟發展方式已經不再適應中國農業發展的需要，已受到現代農業的衝擊，已無法繼續滿足農民們的需要，無法再繼續維持下去了。這種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不能使土地集中，無法實現農業企業化、現代化、機械化，而只能由農民親自進行自給自足式的精耕細作。依靠勞力的精耕細作，必然是成本高昂，單位面積的土地生產成本顯著提高。在此高成本下，中國的農產品自然無法同美國等國家的農產品競爭，在世界經濟全球化浪潮之中處於岌岌可危的地位。

　　同時，中國農民較低的文化水平又使這種精耕細作不夠科學合理，往往又導致農業生產的低效化，進一步加劇農民的困境。高科技和先進的管理技術難以在農業生產中推廣和應用。中國農業出現很多由於管理不當，市場預期不準，生產盲目，而致農產品太多而使價格過低賣不出去的情況，其根源就是農民自給自足式的小農耕作不夠科學和管理效率低下所致。

　　大量農民拋棄土地，進城打工，致使大量土地荒蕪的原因顯然也是農民過多而導致農產品價格過低，農民耕種土地收入微薄。農民耕種土地完全處於一種微利或虧本狀態，農民自然不願種地。由於農民過多，其承包的土地能夠養活自己就已經不錯了，談不上賺錢，更談不上現代化。實際上，中國這種家庭承包為主的農業生產方式，也只能是以養活農民為主的。

　　土地已不能為農民帶來更多利益，土地對農民來說意義已經不大，農民寧願賦閑在家、或進城冒風險打工也不願意花費更多力氣、成本和代價維護自己土地上僅僅是可能的一點利益。這就必然導致農業勞動力的大量流失，出現大量土地荒蕪現象。

　　中國農業、農村、農民的唯一出路就是進行集約化、科學化、企業化、現代化農業生產，否則就將不適於市場競爭而遭淘汰。中國農村自給自足式的經濟發展模式已到了必須予以改變，必須以現代企業化的生產方式來生產和經營的時候了。否則，農民們不但無法富裕起來，也無法繼續生存發展下去。

　　但是，如何實現中國農村、農民、農業的現代化呢？顯然，不管怎樣，首先必須要減少中國從事農業生產人員的數量。這已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是中國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廣大農民工進城務工就說明了減少農民數量的迫切性和客觀必然性。到2012年，中國13億人口中仍有7億是農民，農民們是以土地資源為生活來源的，依靠中國現有的土地資源根本沒辦法讓農民們普遍富裕起來。必須使農民從佔總人口50％的比例下降到20％左右甚至更低的比例才可以。否則，中國農民的不利和貧困狀態就無法解決，農業生產也無法實現集約化、現代化。中國的農業資源在正常情況下顯然只能夠很好養活這20％左右的人口。也就是說，按現代化的標準，中國有20％左右，即2.6億的農業人口才是正常的，才是可以富裕起來的，其餘的佔中國總人口近30％多的，多達4億的農村人口都是富餘人口，是多餘的，不應依靠農業生產來生活和發展的。

　　顯然，解決這些富餘勞動力的生產和生活問題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本和關鍵之一。而且，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提高，這些剩餘的農村勞動力也必將被逐漸釋放出來，也必須被釋放出來。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和要求。據報道，中國雖然已有大量的農民工進城務工，但仍有近2億農村勞動力處於無業狀態。顯然，解決農村富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是迫在眉睫的，大量無業無收入的貧苦農民已明顯在影響中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已經不能再等了。事實上，現在中國的犯罪現象，很多都是以無業農民為犯罪主體的。

　　解決中國富餘農民的就業問題當然非常艱難。然而，沒辦法，必須儘快解決，人們的生產與生活活動是不能停止和等待的。近4億中國農民必須儘快從落後的農村自然經濟中解放出來，不但要迅速解決其生產與生活問題，還要富裕起來。中國必須再次創造奇蹟，這是中國國情決定的，否則中國就會有問題的，所謂崛起就是空想，人民也是不會答應的。

　　因此，中國三農問題的實質，就是高達4億多農村富餘人口的生產與生活問題。解決中國「三農問題」必須同時達到三個目標：一是實現農業生產的現代化、企業化經營；二是讓所有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們富裕起來；三是讓農村剩餘勞動力在其他行業實現新的生產與生活，並且也要富裕起來。

　　只有同時解決這三個問題，才能說是解決了三農問題；而只有讓農村富餘勞動者有工作可做，並富裕起來，這三個問題才能解決。否則一切所謂措施和辦法都只能是隔靴搔癢，說解決問題就是在愚弄和欺騙百姓。每個人都要生存，也都要富裕起來，這是中國現代化的客觀要求，是中國崛起的必由之路。沒有7億農民們的富裕，一切有關中國的繁榮穩定、富裕崛起都只是空話。

　　（二）在現有生產方式下，「三農問題」不可能解決

　　中國「三農問題」的關鍵在於解決近4億農村剩餘勞動者的生產與生活問題。顯然，這與中國城市貧民問題的實質是一樣的，都是人民的生產與生活問題。讓這些數量無比龐大的、貧窮與無業的勞動者們就業，並富裕起來，是中國「三農問題」和城市貧民的根本出路。

　　在許多人看來，解決數量龐大的農村剩餘人口的生產與生活問題，從而解決「三農問題」，似乎只有經過幾十年的漫長發展時間，通過大力、快速的社會經濟發展，讓他們成為城市新居民才能解決。

　　現實中的中國實際上也就是這麼做的，幾乎所有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措施都是在原有基礎上進行的修修補補，都只是在現有生產方式的基礎上，發展和完善市場經濟制度，通過發展社會經濟，加大政府投入，加快城市化轉移，讓農民們增收節支等。

　　然而，這正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幾年來的農村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方式。正是在這種經濟發展方式和思路之下，中國「三農問題」越來越嚴重，不但嚴重影響著中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而且看上並無有效解決辦法。

　　事實上，中國「三農問題」之所以產生、存在並長時間無法解決，除了一些歷史因素之外，主要就根源於中國社會這種私有僱傭經濟的改革與發展方式上。因為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之上，以這種私有僱傭的生產方式來發展農村經濟，實際上走的就是一條資本主義私有經濟替代封建自然經濟的道路。這條發展道路，顯然必然是以農村環境和資源遭到破壞，伴隨著無數的非法與欺壓農民現象，以無數農民失地，變成貧窮困苦的無業流民為方式和代價的。這種以資本主義私有經濟取代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過程，就是當今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真實寫照，就是「三農問題」產生的根源。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質是在集體土地所有制的基礎上，恢復了農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種自然經濟有效解決了廣大農民們的生活問題，卻無法讓農業發達起來，不能讓農民們富裕起來。因此，中國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之後不久，就迫切需要轉變農村經濟發展方式，需要以更為先進科學的生產方式促進農村地區的進一步發展。

　　但是，現實中，中國顯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沒有主動去設計一種新的先進的生產方式去規劃、引導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也沒有認識到那種比資本主義私有僱傭經濟更為科學合理的社會主義經濟是怎樣的，所以就在中國農村地區的自然經濟的基礎上，主動或被動地以自由發展私有僱傭經濟的方式，來促進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

　　這種私有僱傭經濟的發展方式卻是有一定弊端和局限的。在自然經濟的基礎上自由發展私有僱傭經濟，加上不合理的政府管理制度，必然導致「三農問題」的產生，並日益嚴重。「三農問題」的產生，是中國農村社會生產關係不適應農村社會發展需要的一種表現和結果。農村地區農民們的生產與生活需要，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都迫切要求改變落後的私有僱傭的生產關係，實現社會生產方式的進一步升級換代的要求和表現。中國只有適應廣大農民和農村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這種要求，建立一種可以避免和克服私有僱傭經濟生產方式的弊端與局限，更為先進合理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才能解決「三農問題」，滿足廣大農村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

　　中國如不以一種更為先進合理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揚棄、替代目前這種落後的私有僱傭經濟生產方式，中國就解決不了農村龐大的人口剩餘問題，「三農問題」就不可能得到解決，只會重複人類資本主義私有經濟替代農村自己自足的自然經濟的殘酷歷史進程。

　　2008年，隨著中國「三農問題」的惡化，有人開出一些比較貼近現實的解決辦：「1.土地所有權要徹底放下去，放給農民，同時確定嚴格的使用土地法律。這樣的好處是：土地商品化，農民積极參与土地投入。由於城市對糧食的需求增加，糧食生產將有所提高。一些種地能手將返回農村，種植業將更加商品化。2.實行輕賦薄稅制度，給農民三年左右的休養生息，以便增加生產資料的投入。同時，對生產資料的價格，應當實行最高限價，只留小幅度的浮動。3.國家應設立農業基金，扶持農民，尤其保證收購糧食不打白條。一九九二年全國收購農產品使用的白條達到六百億元，不僅影響了農民的生產投入，甚至也影響了農民的生活。4.對農村勞動力進城，應有勞工法限制。5.迅速研究制定一個關於社會治安問題的法規。」（選自天益社區網，作者王兆軍，記者、作家，加拿大布羅克（Brock University）教員，曾任中國新聞出版社副總編輯）」。

　　顯然，這是在現有落後的私有經濟的生產方式下，解決「三農問題」的最可行、最有效的解決辦法。如果中國不改變目前這種生產方式，那麼這些辦法的實施將會是遲早的事情，也是除此之外別無選擇的事情。然而這能多大程度解決問題呢？作者自己的結論已經給出了答案：

　　「中共作為統治者還必須解決連帶出現的種種問題：完全出賣土地後的流民問題，無家可歸的窮人的救濟問題，擁有大量土地而又不事糧食生產的問題，哄抬地價影響工商業發展問題，等等。除非有萬不得已的情況發生，或者出現了大智大勇又有推動力的政治家。綜上所述，農村的改革雖然迫在眉睫，但是重大的改革也難以出台。適當的政策性緩解是可能的，必須的，但是決定性的政策難以出現。其原因，有些屬於當局的狹隘利益，有些確實和國內社會實際問題有關。（本項研究得到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資助）」

　　也就是說，在這種結局中，農業現代化實現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了，民主政治實現了，但是又有了「完全出賣土地後的流民問題，無家可歸的窮人的救濟問題」。而且農民們在這種農業現代化中只是轉化為農業工人，或者成為城市工人，都並沒有富裕起來，富裕的只是少數農業資本家和其他行業資本家的人。

　　顯然，這等於沒有解決問題，而只是滿足了資產階級的利益需要。至於如何解決「失去土地的流民問題，無家可歸的窮人問題」，作者也只能寄往於「大智大勇又有推動力的政治家」。然而，存在一個可以叫廣大貧窮得甚至無法活下去的農民們不要鬧事，老老實實的接受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任由資產階級挑選，甘願充當資產階級享受和獲利的工具的政治家嗎？

　　顯然，只要中國農村地區的社會發展方式是現今這種以僱傭勞動為基礎的私有經濟，那麼中國的這種「三農問題」就不可能得到任何的有效解決，頂多如上述王兆軍先生的解決辦法和出路、結果，中國7億多的農村人口根本無法富裕起來，要麼是大量失去土地的流民和無家可歸的窮人，要麼仍就是貧窮困苦的城市工人和農業工人。

　　私有僱傭經濟的形成與發展，是以資本獲利為前提、目標和基礎的。在這種私有僱傭的生產方式上解決中國「三農問題」，就如同當初資本主義經濟取代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的過程一樣，主要是通過投資者的投資，形成私有農業或工業生產，並使廣大農民為資本家打工的方式實現的。為此，農村剩餘勞動力是否能成功轉化為城市工人，農業是否實現現代化，中國7億農業人口是否富裕起來，即「三農問題」的解決，要取決於資本經濟的發展，取決於社會的投資和生產。在可能的情況下，投資者將儘可能的僱傭最少的工人，支付儘可能少的工資，獲得最大的利潤回報。因此，在這種投資與生產中，只有少數農村人口可以重新被僱傭，並只能獲得較少的工資收入。因此，這種私有僱傭生產方式既不能解決無業無地的農村剩餘人口的生產與生活問題，也無法讓農民們富裕起來，根本就解決不了任何的「三農問題」，只會製造農村地區的人道災難。

　　對於理性的資本投資者來說，人民越貧窮越好，失業或無業者越多越好。顯然，依靠這種僱傭的社會生產方式下來解決中國至今還有高達4億多農村剩餘人口的生產與生活問題，並實現農業現代化，讓農村發達起來，讓這些人們都有工作並富裕起來，即使按照改革開放30年以來高達世界第一的速度來發展，中國也只有在100年以後，在中國經濟翻了十幾翻之後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到達像今天的韓國或台灣的那種程度。

　　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一定量的社會生產越來越由較少的工人即可完成，由少數人進行的生產就可以滿足幾乎全部的生產需要。因此，這種僱傭的社會生產方式在滿足人類的生產與生活需要的同時，越來越趨向於使大多數人沒有工作可做。同時，一旦人民就業增加，人民的收入就普遍提高，就會使資本家的投資無利可圖。而無利可圖卻使資本家減少投資，社會生產就會趨於下降，經濟趨於蕭條，人民失業增加，收入減少。顯然，這種私有僱傭的生產方式會把人民的就業與收入水平限定在一定的程度之下。

　　因此，幾乎可以肯定的講，在這種私有僱傭生產方式的前提下，中國三農問題不可能解決。在改革開放最初的30年里，中國擁有世界第一的發展速度，有著世界最龐大的廉價資源、礦藏、勞動力，沒有發生各種動亂與政治反對力量，政府對國內外的投資者們都秉持一種超國民待遇的優惠，而且沒有農會、工會等反對力量的情況下，也只是實現了農村的基本溫飽問題，至今也只是實現了50％人口的城鎮化而已。

　　而接下來，依據這種私有僱傭的生產方式，中國勢必會先進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隨著中國原有的超級廉價的資源、礦藏、勞動力優勢消化完畢，加上國際社會對中國出口導向經濟的競爭與反對，國內政治反對力量的顯現，可預期的工會與農會的出現，人民幣的升值，經濟危機開始定期爆發等等因素，今後中國幾乎不可能再有改革開放前30年那種經濟發展速度，很可能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無法自拔。屆時，中國高達7億的農業人口，還有更多的城市貧民，該怎樣解決自己的生產與生活問題，並富裕起來呢？

　　美國華爾街日報查爾斯。沃爾夫2004年7月6日在《中國的就業形勢面臨嚴峻挑戰》中寫到：「從1998年底到2002年底的四年間，中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從人民幣7.8萬億元（9,460億美元）增加至10.6萬億元（1.28萬億美元），年增長率為7.8%。同樣在這四年中，勞動生產率從每個工人創造11,100元提高至14,380元，年增長率超過6.7%。據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顯示，這四年間的就業崗位位數從7.06億個增加到7.37億個，年增幅為1%。因此，雖然中國經濟以每年7.8%的增長速度傲視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但其就業水平每年僅僅增長1%。事實上，中國就業狀況中的存在的問題遠遠比上述數字所揭示的更加嚴峻。儘管這四年間就業崗位一共增加了3,100萬個，但城市登記失業人口從3%增加到4% ，從670萬人增加到1,000萬人；城市就業人口從2.24億人增加到2.48億人。可見，城市中仍然存在1,000萬個崗位的就業缺口。」

　　顯然，中國城市私有經濟的發展能夠解決城市自身的人口就業問題就已經不錯了。即使能夠在一些低工資、高強度的勞動崗位上可以吸收一部分農民工，但距離我們解決4億勞動者的生產與生活問題的目標相差遙遠。中國目前雖已有1.2億的農民工在各個城市打工，卻仍然有多達2億多的農村勞動力人口處於無業狀態，而且後面還有近2億的農村勞動力需要從農業生產中轉移出來。單單依靠這種艱難和曲折的私有經濟發展，怎能滿足得了這麼龐大人口的生產與生活需要？在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的今天，在私有經濟的生產方式之下，解決這麼多人的生產與生活問題，需要再造出幾個中國那麼大的經濟總量才行，而這要經過多長時間的經濟發展才有可能呢？

　　2001年，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這是中國和中國農民的大大好事。否則中國的「三農問題」還不知要嚴重多少倍。對外貿易的擴張，使中國經濟獲得快速增長，中國成了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全世界各個國家的許多產品均由中國的勞動者生產和提供，大批農村剩餘勞動力成為城市工人。中國社會經濟連續5年經濟發展速度到兩位數以上，中國經濟總量迅速從世界第六，越升為世界第二，外匯儲備也高達3萬多億美元。到了2008年，中國經濟的對外依賴度就以高達60％，這在相當程度上緩解了中國的「三農問題」。

　　但是，看看這幾年中國「三農問題」的解決情況吧。據統計，至2004年底，中國城市僱傭的農民工已達2億。就是說，中國6.4億等待轉化為非農產業的剩餘農村人口，還有4億多沒有完成轉化。

　　2004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中國的產業經濟竟然出人意料地出現了所謂的「民工荒」問題，民工工資水平也終於在10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後第一次得到提升，被視為擁有無限廉價勞動力的中國似乎終於有了見底的時候了。但顯然，民工荒只是經濟增長而農民收入不增長或增長較少的一個表現。即使各個企業因應這種民工荒而紛紛增加工人工資，但相對於貧窮的人民來說這增加的部分幾乎微不足道，既不能解決剩餘農村勞動力的永久就業問題，也不能解決貧窮人民的富裕問題。

　　30幾年來，中國農民工的工資沒有多大增長，可城市的生活成本卻增長了許多。農民工的微薄收入與在家種地的微薄收入相比已經差不了多少。這才是中國所謂「民工荒」現象的真正本質。中國農民工的工資待遇、福利狀況根本以難以讓農民工們持續下去，農民工們依靠那點工資收入不足以謀生而不得不回家，才是民工荒現象的實質。在城市當農民工比農村貧窮的農民強不了多少，要不然中國在還擁有許多農村剩餘農民的情況下，怎麼會出現「民工荒」的問題？只要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條件、收入稍有改善，農民就不願意成為這種待遇低下，有時拿不到工錢，幾近包身工的城市農民工。中國廣大的農民工的悲慘情況在全世界都是有目共睹的。

　　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的經濟增長將從勞動力密集型，轉變為資本和知識密集型產業，將難以再吸收更多文化素質不高的農村富餘勞動力就業。同時，中國那2億的城市農民工中大部分僅僅是暫時性的臨時工，並沒有轉化為穩定的城市居民。如果中國經濟稍有挫折，會有許多的農民工不得不失去工作，重新成為農村無業人員。

　　我們要認識到一點，就是農村剩餘勞動力轉化為城市僱傭工人，並沒有實現我們解決三農問題的目標。解決三農問題，是要讓農民們富裕起來，而不是把他們中的大部分轉移到城市，變為城市貧民。我們的目標應是讓居住農村的7億人口普遍富裕起來，安居樂業，更好生存與發展，而不應僅僅是解決無業農民的就業問題，雖然這對於無業農民來說已經不錯了。

　　剩餘農民轉化為城市工人，這只是轉移了問題和矛盾，而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和矛盾。農民們轉化為城市工人也仍然要面臨貧窮與失業、經濟危機等等的問題，也同樣是現今的私有生產方式所無法解決的問題。農民們轉化為僱工，這雖然使農民們有了工作和收入，但卻無法實現農民們的富裕，無法解決社會的貧富差距問題，因此問題依然存在。

　　而且，城市貧民對於社會的影響顯然大於農村富餘勞動力。無業農民們因為至少還有一個農村的自給自足的家，而不至於生存不下去，而城市貧民要是失去了工作卻是一點出路也沒有的。一旦中國爆發經濟危機，一旦中國出現某種動蕩，這些城市貧民的生存面臨問題，就必然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動亂。農村貧民轉化為城市貧民將使中國的問題和危機更加危險和嚴重。

　　中國「三農問題」的關鍵不僅在於農民的絕對貧困，更在於農民的相對貧困，在於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三農問題」的危害不僅在於農民的貧困、農村的落後，更在於農民們因對社會現實的不滿而可能爆發的社會危機。最根本的貧富差距沒有消除，貧窮階層的不滿就會存在。即使農民們的生活水平得到巨大的提高，但只要相對於中國的其他群體來說，他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中國的貧富差距擴大了，問題就依然存在。雖然現在的農民們只要生活有保障，就會安居樂業，但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一旦他們的思想覺悟得到必然的提升，一旦發現他們的生活水平與城市人相比實際上是下降了，他們也當然不會滿意的，改變現狀將同樣成為他們的願望。

　　人民群眾顯然不可能等到100年以後再去解決自己的生產與生活問題，再去擺脫自己的貧窮與困苦，實現自己的富裕生活。改革開放以來的人民依賴和信任黨和政府，今後的人民可能更會依靠自己。人民群眾將會以最大的努力去爭取自己的權益，因此必將會去抗爭！加上所有僱傭經濟本身所固有的一些其他矛盾和問題，可以想像，不久的將來，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動亂將是難以避免的，持續良好的發展幾乎不可能。

　　因此，不改變中國現有的社會生產方式，不以更好的方法、方式解決13億人民的生產與生活問題，中國是沒有未來的，三農問題也是不可能解決的。在這種私有僱傭生產方式下，雖然經濟會有一定的發展，但遠遠趕不上農村剩餘勞動力的釋放速度，解決不了人民的生產與生活問題，對三農問題的解決不會有大的作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已30多年的時間，至今中國勞動力仍然顯得過多，仍然似乎使不盡、用不完。中國經濟以每年9％以上的速度增長，而中國的民工工資卻幾乎十幾年不增長，三農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城市貧民、貧窮與失業、貧富差距、經濟危機等問題的存在，說明中國除了改變基本的私有社會生產方式之外，實在已別無出路！

　　（三）土地私有化是毒藥，國有化才是正道

　　進入2008年，中國的「三農問題」不但沒有得到一點點的緩解，反而有持續惡化的趨勢和危險。中國許多專家學者們發表了各種各樣的見解，都在探求「三農問題」的解決之道。一些人提出了土地私有化的主張，說這可以實現土地的商品化，農民更願意對土地進行投入，有利於農民維護自己的權益，有利於土地集中和農業現代化，可以減少土地方面的腐敗，增加糧食產量，更好實現農村民主政治。

　　土地私有化是把土地的所有權交給農民自己，土地的一切事務均由農民們自己操作和決定，並自行承擔一切後果。但是，結合中國「三農問題」的實際情況來看，這種土地私有化客觀上只能是一劑毒藥，用在中國「三農問題」上，只會加速農民、農村、農業的悲慘處境。

　　實際上，土地私有化除了讓土地變為農民自己的私有財產以外，其他各方面實際基本沒有什麼變化。而由於農民擁有了土地所有權，所以一旦農民、農村、農業發生一些災難事情，卻具有了一種不可控與不可逆性，因此更具災難性。土地私有化後，農民們的土地仍然是原來的那小塊地，仍然是原來的耕作方式，政府也是原來的管理模式，農民依然很多，耕種成本和經營管理依然落後，土地的產出仍然不會很高，各種各樣的問題不但依然存在，新的問題卻又會出現，帶給農民、農業、農村的明顯只是消極負面的作用與影響。

　　即使農民們擁有了自己土地的所有權，農民們仍將無力維護自己的權益。中國農民們不是不維護自己土地的利益，而是無力維護自己土地的利益。這是政治和法制問題，而不是土地所有制問題。沒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沒有其他配套措施，擁有土地所有權的農民們將一樣無力維護自己的利益，土地也依然產出不高，農民們依然會貧窮困苦。實際上，中國農民們所擁有的土地承包權和使用權如果在政治與法律上得到切實的完善與發展，同樣是可以有足夠法律保障的，對農民們也是有實質意義的事情。因此，土地私有化對解決「三農問題」來說，實在是沒有什麼必要和意義。

　　但是，土地私有化對資本家階級的利益卻至關重要。因為土地私有化後，中國農村社會將呈現出一種純粹的自然經濟狀態，無數農民各自擁有屬於自己的小塊土地，慘淡耕種、經營著。顯然，小塊的、對農民意義不大，交換價值卻上升的土地將迅速被農民們賣掉，被有錢的農業資本家購買。

　　同時，一旦土地私有化得以實現，那麼中國的自然資源私有化就將變得似乎理所當然；農村小塊分散的土地將迅速集中，現代化資本主義農業大生產成為可能；農民們迅速被釋放出來，為中國資本主義私有經濟發展提供更為廉價的勞動力；當自然資源公有制的堡壘被衝破之後，生產資料公有制也將變得不合時宜，進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也將成為多餘的事情。處於農村經濟決定地位的農業資本家們當然期待一個民主的，自己的資本力量可以充分發揮決定性影響作用的所謂民主政府。這一切，顯然都是國內外廣大資本家們夢寐以求的事情。一個完全私有化、有著許多一無所有的自由民、資本可以有效影響政治的農村社會，當然非常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非常有利於資本家階層的利益。

　　農業資本家自然願意對自己的土地大量投入，糧食產量得到提高，農業也實現了現代化，農村經濟得到發展，農村的民主政治也得以實現。從而，「三農問題」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某種形式上的解決。

　　但是，農民們呢？在這整個的土地私有化過程、農村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業現代化過程中，考慮到農民們的利益和出路了沒有？這種土地私有化、商品化，這種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民主政治和資本主義經濟大發展，對農民們來說有什麼意義呢？農民們會富裕起來么？怎樣富裕起來？都成為資本家？土地私有化可以實現農業現代化、可以消滅城鄉二元分化、可以大大促進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實現有錢有勢者夢寐以求的所謂民主政治，但廣大貧窮困苦的人民如果沒有實現自身的富裕，這一切又有什麼價值和意義呢？暫時的繁榮穩定又能維持多久呢？顯然，一些人提出土地私有化的主張，並把其渲染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和關鍵，考慮的並不是農民們的切身利益，而是土地私有化本身的價值和意義，考慮的是資本家階級的利益。

　　有人說農民們在沒有找到穩定的收入之前，是不會輕易出賣自己的土地的。理論上如此，然而事實上卻遠非如此。短期利益對貧困的農民來說是極其重要的。加上農民們普遍文化水平較低、土地交換價值提高、政府管理不當、官商勾結等現象，土地私有化的結果往往會使農民更傾向於非理性地變賣或被迫失去自己產出不高的土地。這毫無疑問的將惡化農民們的生存狀況，不但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反而會使農民的處境更慘。

　　雖然農民們因出賣自己的土地暫時有了一定的積蓄，但這點點積蓄明顯是遠遠不夠的。沒有工作也沒有多少文化知識的農民們將在找到新的收入來源之前，很快就把這點積蓄花完。那個農民家庭不會有點事情？孩子上學、生病、賭博、打架鬥毆、結婚生子、拉關係、走後門、突然之間的通貨膨脹、經濟危機等等，農民們所遇到的、所要做的那件事情不需要錢？農民們的那點收入不隨時有被蠶食鯨吞的危險？而且，在土地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仍將是弱勢群體，根本無力同村霸、官僚、資本家相抗衡。就像當初歐洲、北美國家曾經發生過的圈地運動一樣，農民們的那點土地，將很快地被各種利益體以各種手段蠶食鯨吞掉。屆時，中國的農民們必然也將與當初北美、歐洲的農民們一樣，被剝奪了僅有的土地，變為無業流民。

　　也有人說農民可以把自己的土地當作資本，以入股的形式與其他有先進技術和管理能力的農業資本進行聯合，從事現代化的農業生產，說這樣農民們就可以成為農業公司的股東之一，就可以徹底改變自己的面貌和地位，成功解決三農問題。提出這種主張的人不是過於天真，就是別有用心。農民們把自己的土地變成了農業公司的股份，憑藉這些股份農民們今後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嗎？農民們就不會賣掉自己所持有的股份了嗎？這些股份與股票市場上那些可憐「散戶」們所持有的股票有多大區別？還不都是大資本家嘴邊的一塊肉。而且農民們賣掉自己的股份和直接賣自己的土地有多大區別？顯然，這種改革仍沒解決根本問題，仍然會產生大量無業的貧窮人口。

　　即使土地集中的速度慢一點，農業現代化的進程慢一點，農民們沒有很快變賣自己的土地或股份，多給農民們點時間，讓農民們有充足時間去尋找出路，但這明顯並不會解決多少問題。因為中國的農民們實在太多了，依靠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些農民們根本就難以及時找到工作，也許就會永遠也找不到合適的工作！

　　片面的城市化毫無意義，城市能解決自身人口的就業問題已經很難了。即使農民們大部分都可以在城市裡找到工作，也將是朝不保夕的打工者。一旦社會經濟有個風吹草動，這些農民城市工仍然會失業，失去生活的出路，仍然是死路一條！城市就業並不是農民們穩定可靠的收入來源，不是解決農民問題的合理方式。這在西歐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早已經有過實際例子。

　　而且，資本主義私有經濟發展不可能總是迅速，不可能沒有一點問題，必然是要爆發經濟危機的。一旦爆發經濟危機，大大小小的工廠倒閉，這些城市農民工必將像潮水一樣從城市的各個工作崗位上消失。這些潮水一樣多的農民工，在沒有了土地的情況下，該如何生存？顯然，讓農民們成為農業工人、城市工人顯然都沒有解決問題，而只會使問題更加嚴重而已。這一方面沒有使農民們富裕起來；另一方面也隨時都可能再度失業。這龐大的失業群體對中國來說明顯是真正的最大不穩定因素。

　　中國三農問題的實質不是土地所有制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是如何讓這許許多多的人口有穩定的收入與工作的問題。而這恰恰就是資本主義僱傭生產方式所無能為力的事情，是其經濟發展方式致命的根本缺點所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以產生和存在的關鍵就在於社會必須有龐大的失業大軍存在。沒有這些產業後備軍，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就會出現問題，資本主義的生產就無法繼續發展和存在下去。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得再好、再龐大，它也不可能讓它的產業後備軍有穩定的收入和工作的。貧窮與失業是人們願意被僱傭的前提和基礎，沒有人民的貧窮就沒有資本主義的自由與繁榮。

　　因此，土地私有化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發展，必然要以農民們喪失自己的土地，卻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也沒有富裕起來為結果、代價和目的要求的。一旦中國實現土地私有化，土地集中的速度、農民們失地的速度都將會是加速度的，將意想不到地快。大批中國農民們將在沒有解決自身生產與生活問題之前就失去自己的土地。可以說，土地私有化後，用不了5年時間，中國50％的農民們就將失去自己的土地或土地股份，重新變得一無所有，被拋入到最危險的朝不保夕的城市貧民的行列之中。這對中國來說毫無疑問的是一種真正的災難。

　　無論以多麼快的速度為這些無業農民們提供失業與生活保障都將是來不及的。而且，即使是中國的城市居民們都還沒有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系統，更別說擁有7億人口的農民們了。如果廣大農民們沒有了土地，沒有了收入來源，那中國會是一種怎樣的局面？所謂的農業現代化、民主政治和經濟發展又有何意義？政府要怎樣安置和對待那些完全出賣土地後的流民，無家可歸的窮人，又怎樣對付那些擁有大量土地而又可能不事糧食生產、哄抬地價、農產品價格，影響工商業發展的農業資本家？「三農問題」又得到了怎樣的解決？毫無疑問，土地私有化將加快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卻也將因此而造就中國最大的災難！

　　當然，要解決中國三農問題，土地的集中是必然的；大量農民們從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也是必然的。但土地的集中沒有必要一定以土地私有化來實現；讓農民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也要首先解決他們的生產與生活問題。那種認為只有實現土地私有化，才能解決三農問題的邏輯根本是不負責任的、說不通的，對農民們也是不公平的。

　　實際上，完善農民們的土地承包權，允許農民們流轉自己承包使用的土地，一樣可以實現土地集中的目標。根本沒有必要實行土地私有化。

　　而實現土地的集中，土地公有制下的集中和土地私有化下的集中是完全不同的。土地私有化後，土地的集中、農民們的失地、大批無業流民的出現、三農問題的解決等等都將成為不可控制的事情，一旦出現問題就將是無可挽回的。而在公有土地制度下，儘管也會一定程度上出現一些問題，但卻都是可控的。畢竟土地還是公有的，國家可以有效規劃土地的使用與分配，願意種地的農民還可以重新種地，土地使用者不能像土地所有者那樣為所欲為。

　　解決三農問題，實現農業現代化、農民富裕化，小塊均田的土地狀況的確需要改變，大量的剩餘勞動力也必須釋放出來。但是，解決問題的有效方式和根本關鍵在於合理有效解決農民們的生產與生活問題，而不是硬性地像當年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曾經的「圈地運動」那樣，以農民們的被迫失地、到城市中去打工、流離失所、艱難困苦、社會的動亂等等為代價來實現。

　　中國不能再走資本主義國家城市化的老路，土地私有化在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必將導致一場不可控的災難，是極其愚蠢、不負責任的行為。我們解決三農問題是要解決農民們的生產與生活問題，是讓農民們富裕起來，而不是片面的經濟發展和農業現代化。

　　因此，三農問題的解決關鍵在於以一種科學、有效、合理的方式解決農村7億人口的生產與生活問題。而土地私有化與此目標是背道而馳的，根本解決不了農民們生產與生活的任何問題，只是一種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鋪平道路的方式和手段而已。

　　英國《金融時報》2004年8月17日在其報道：「貧富差距擴大，大陸成下一個拉丁美洲？」的文章中也指出：「拉丁美洲國家由於殖民歷史的影響，土地所有權通常落在一小群富人的手中，廣大的農民只能淪為佃農。這種現象造成堅固的階級差別，社會流動性喪失。在亞洲，出現這種例子的國家是菲律賓，而菲律賓正是西班牙以前的殖民地。中國的土地均為國家所有，因此使得中國成為全世界土地所有權最平等的國家。」由此也可見，以土地私有化這一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根本和基礎作為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出路根本就是錯誤而危險的，對中國三農問題的正確解決也是南轅北轍的。

　　土地私有化對農民們沒有多大意義，但對三農問題的解決卻有致命的打擊。因為中國三農問題的解決，沒有以土地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是不可能的。一旦土地私有化，再實現土地的公有制就難了。再一次的土地革命明顯是中國的不幸！因此，土地私有化對解決中國三農問題來說，只會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實際上，解決中國三農問題，讓所有農民們都能富裕起來的唯一有效、科學、合理的出路在於讓農民們在真正自由、自主、自願的前提下，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社會主義的農業或非農業合作生產。即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前提下，讓農民們建立自己的農業和非農業合作社。這一樣可以實現土地的集中和農業的現代化發展。更重要的是，這樣可以有效徹底地解決所有農民們的生產與生活問題，使農民們普遍地富裕起來，並杜絕貧窮與失業、貧富差距、階級鬥爭、經濟危機等等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系列缺點弊端，是真正科學合理的生產方式，是三農問題唯一正確的解決方式。

　　在本質上，土地應該像其他礦藏資源一樣，屬於全國人民的共同財產。土地資源就像其他礦藏資源一樣，所有權應歸國家或全體人民共有，國家應像房東出租房屋一樣，可把土地的使用權、流轉權、收益權出租給使用者，國家收取相應使用稅，並在確保農民權利的前提下，實行科學合理的民主化管理。

　　因此，正確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應從土地集體所有制，變為土地國有制！土地的國有制，不存在產權不明的問題。國家把土地免費或有償出租給農民們使用，可以更加科學合理有效的實現土地使用科學化、實現農業現代化、農民富裕化。就像房東出租房屋一樣，人們對一定國有土地資源的使用權，一樣是有法律保障的，一樣是有價值的。就像租房者沒有房屋所有權一樣可以住房一樣，資源的使用者根本沒必要必須擁有資源的所有權。

　　土地的開發和利用，也應像其他礦產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一樣，要把土地交給農民使用，但是否要收土地資源稅，要看具體情況。而建築等其他商用土地的使用須根據情況合理規劃，並收取相應土地開發使用稅。如果農民們不願意放棄自己土地的使用權，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剝奪農民們的這種土地使用權，國家也不行！這才是公平、合理、正義的土地制度！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土地與各種資源的合理開發與利用，在搞好人與人的關係的同時，協調好人與資源的關係，避免資源的過渡開發，杜絕環境的污染與破壞現象。

　　（四）集體合作生產方式才是「三農問題」的正確出路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讓農民們依靠自身力量，以私有僱傭的生產方式根本解決不了中國「三農問題」。在此基礎上再怎麼發展農村經濟、加快城市化進程，再怎麼讓農民們增收節支，黨和政府再怎麼重視三農問題、給農民們提供更多的幫助和扶助、創造更好的經濟發展條件都不會有明顯的效果，只能是杯水車薪，遠遠解決不了問題。不僅如此，依靠這種私有僱傭的生產方式來解決「三農問題」，反而可能會使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其後果會越來越糟糕。

　　中國「三農問題」的關鍵在於人口過多，如何讓龐大的農村人口更好地生產勞動，從而獲得更多收入，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毫無疑問，只有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為廣大的農村勞動人口提供必要的生產資料服務，協助其以平等合作的集體勞動合作制企業的生產方式，因地制宜地建立各種農業、非農業的集體所有制企業生產，才能唯一、徹底的解決這個問題。這種真正社會主義的企業生產方式，無疑可以使所有農村勞動人口都能儘快建立和擁有這種企業生產，因此是解決「三農問題」切實可行的一種出路。

　　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基本原理，就是要通過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方式，使人民擺脫生產資料的束縛，而能自由建立由自己佔有和管理的社會生產來實現人和生產力的解放，實現共產主義目標理想。在這種生產方式下，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社會生產，自由生存與發展，自由地生產與生活。因此，這種方式完全可以解決農民們的生產與生活問題。無論有多少農民，土地與自然資源有多貧乏，通過這種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都可以解決農民們的生產與生活問題，農民們會普遍富裕起來、農業會發達起來、農村會文明進步起來，中國的「三農問題」才能得到自然而然的最好解決。

　　為此，必須以廣大的農民為本，以每個農民為主體，協助他們建立和擁有一個個屬於自己佔有和管理的農業與非農業企業生產。讓農民們真正當家作主，真正成為自己和自己勞動的主人，讓農民們以科學與民主的原則，走聯合發展，多種經營，自我管理，共同富裕的道路，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農民太多、生產方式落後、政府管理不力的問題，才能真正、徹底解決「三農問題」。

　　應首先在中國各基層地區實現民主管理，讓政府管理者產生於民，取決於農民，真正為民服務，為民辦事。然後在政府和國家的幫助下，依據各基層地區人們和生產的實際情況和需要，根據集約化、現代化、科學化、企業化的原則，結合城鄉合理分工需要，依據產業結構和合理化布局的要求，把農民們平等地組織、聯合起來，協助他們解決原始生產資料問題，協助其在農村或城鎮建立一個個所有權歸農民自己的，真正平等、自由、自主、自願的，自由聯合的社會主義工、商、農等企業。

　　只有這樣，才能為人數眾多的農民們解決迫切需要的生產與生活問題，中國人數眾多的農民們才能迅速、有效的找到致富之路，才能真正普遍地富裕起來，農業也才能發達起來，農村才能富裕和文明起來，「三農問題」才能得以真正解決。依靠這種真正社會主義的方式，不用50年、100年，基本10年就可以解決中國廣泛而深刻的三農問題；不是低層次的生存與就業，而是沒有貧窮與失業的共同富裕！

　　讓農民們組建自己的工、商、農等企業，並不是讓每個農民都馬上成為資本家，而是依據農民們的個人特長和愛好，協助其建立和擁有所有權歸農民自己集體所有的社會主義企業生產，成為真正有效合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

　　不一定要在原地組建這種企業生產，而是根據具體情況，合理配置、因地制宜、人才為主、優化組合，以農民自己為主體、為決定，以農民們獲取自己最大化的私有財產為中心動力，在全國各地哪裡都可以。任何地方的農民都可以在中國的任何地方組建和擁有這種企業。農民應可以在全國各地自由流動、自由生產、自由安家和落戶。

　　為了發展現代化的農業，國家或各級政府部門應為農民組建現代化的所有權歸農民自己所有的社會主義農業公司。國家應把土地所有權收歸國有，然後出租給相應的社會主義農業公司。但根據農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不一定要收取土地的租金，甚至還可以適當的方式提供補助。各地政府應協助各農業公司解決其土地、資金、技術、組織、法律、內部管理等等問題。各級政府部門應因地制宜，積極組織進行項目開發、技術研發，強化農民的教育和培訓，使各地農民有一技之長，可以被其他行業和公司、集體所吸納。

　　農民們這種社會主義的工、商、農企業生產的成立是不以資本家的投資為中心和決定，而是由農民自己在國家的幫助下依據自己的特長和需要自主決定的；是以農民為主，為實現農民自己的利益，在農民自己親自操作下，在擺脫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束縛後，建立的一種真正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通過這種真正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只要農民們願意，農民們隨時可以擁有屬於自己的各種形式的生產勞動，不必受到生產資金以及其他任何不合理因素的限制，因此可以迅速有效地解決自身生產與生活問題，迅速有效地實現自身富裕起來的目標。

　　因此，要解決中國「三農問題」，必須轉變中國農村地區的生產方式，把原來國有或私有的資本的生產方式轉化為勞動者聯合的人本的生產方式上來。通過這種方式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效果明顯、直接、有效，富有極高的生產力，不存在失業問題，完全能夠快速、徹底地解決農業生產方式問題和大量農村勞動力以及其生產與生活問題。

　　顯然，這才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唯一有效和科學的辦法和出路，是中國農村實現農業現代化，實現農民富裕起來的唯一有效方式和出路。沒有生產資料公有制，沒有無產階級的人民民主政府，農民們建立和擁有這種屬於自己的、現代化的真正社會主義的工、商、農等企業是不可能的。只有社會主義才能解決農民們的一切問題，才能使三農問題得到真正的解決。

　　其實，一直以來，對於中國的農村，實在很難能稱之為是社會主義的農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早已被官僚、僵化、腐敗、落後的政府管理體制和初始資本主義僱傭經濟或落後的自給自足經濟所湮滅，其落後的程度以及農民們實際上的權利地位甚至遠遠不如普通資本主義國家。

　　實際上，無產階級專政和土地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只是為真正社會主義農村打下了基礎條件，為農民們更好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和條件而已。只是簡單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土地公有制並不等於社會主義。真正社會主義還需把無產階級專政和土地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優越性以具體的制度和方式體現出來，以最好地滿足農民們的生產生活需要，實現社會主義為目的。中國要想在農村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目標，需在無產階級專政和土地公有制基礎之上，進一步推行真正社會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制度。

　　同時，不能憑空把工人和農民、城市和鄉村區別開來，不能人為造成工人和農民、農村和城市的差別和不平等。其實工人和農民、農村人和城市人都是一樣的人民，農民是另一種形式的工人，只不過勞動的分工、工種、方式不同而已，農村人和城裡人只是居住地點不同和勞動分工不同而已，其他不應有任何的限制和區別。在真正社會主義社會，工人、農民、公務員、學者、軍官、律師、經紀人等等所有人的地位、權利、責任和義務等都是完全一致的。

　　為了確保糧食的穩定和農業的發展，美國等發達國家無不對農民實行高額的補助，使其農民基本都成了富裕的大莊園主；而中國以往的農民不但土地資源少的可憐，國家不但沒有對農民實行補貼和保護措施，反而要徵收7％左右的農業稅，加上地方政府變本加厲的各種稅費，地方官員們聯合各類資本家對農民們的盤剝壓迫，中國的農民自然會處於一種十分悲慘的境地了。在過去，中國甚至有些農民們只能通過在城市裡打工賺錢的方式才能交得起農村各種絕對數量並不多的稅費。雖然現在中國已經取消了農業稅，但僅此是不夠的，中國應在各個方面都採取一種積極的鼓勵、扶持和幫助政策。

　　中國是個農業大國，是個大部分人民要以農業為生的國家。不管怎樣，中國對國外價格低廉的糧食產品進口應予以適當的管制，對中國的農民應給予巨額補助，特別是糧食生產部門。中國本應是全世界最有理由對農業進行巨額補助的國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實際上發達國家根本上無需通過農業生產也可以使其農民獲得較高收入，但是發達國家仍然以巨額補助的方式維持其較高水平的農業生產。通過這種對農民的巨額補助就可看出農業生產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無論如何中國都必須解決農業生產的問題，這不僅是解決中國農民的富裕問題，同時是要確保中國農業這一對國家最為重要的戰略資源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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