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音樂民族志電影發展前景與展望 ——由國際傳統音樂學會（ICTM）第42屆世界大會放映的6場音樂民族志電影所引發的思考

國際傳統音樂學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第42屆世界大會於2013年7月11日至17日在上海音樂學院隆重舉行，會議期間共有6場音樂民族志電影放映（主要有：悉尼大學邁克爾·韋布（Michael Webb）：《「噪音之愛，悅音之愛」：南太平洋島上的Salvesen和Sankey》、劍橋大學拉奇亞·蘇丹諾娃（Razia Sultanova）：《阿富汗北部地區少數民族音樂》、紐約城市大學喬治·摩爾（George Murer）：《表演的群島：在努沙登加拉岡比斯和查檳舞的文化線路》、荷蘭萊頓大學美格達·多拉多·布齊（Magda Dourado Pucci）：《<森林之歌>——Mawaca的亞馬遜之旅》、泰國朱拉隆功大學鮑恩普拉皮特·弗拉索瓦第（Pornprapit Phoasavadi）：《南府音樂：朱拉隆宮大學建校一百周年紀念》、劉桂騰：《諾敏河的降神人——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薩滿祭祀儀式音樂》、吳喬：《花腰傣月亮姑娘儀式》，等等。（參見國際傳統音樂學會編《國際傳統音樂學會（ICTM）第42屆世界大會摘要冊》（內部資料），2013年7月刊印））。面對這種新媒體特性的傳統音樂文化的記錄與呈現方式，並結合當下民族音樂學研究、教學與就業前景帶來的諸多問題，促發筆者的系列感想：即，隨著數碼影音技術的飛速發展，傳統的以書面文本對傳統音樂文化進行描述與記錄方式，正在朝著以視聽結合的電影文本記錄方式的轉變。筆者認為，在民族音樂學專業教學與研究中有必要大力開展音樂民族志電影拍攝與製作技術理論的學習，此舉既增加了音樂民族志文本的多重表述（或「書寫」）方式，又有助於傳統音樂文化的保護與保存，而且也為解決民族音樂學專業學生的就業問題拓展了諸多思路。

一、民族志電影概民族志（ethnography）是人類學的一個分支，即「描繪人類學」，它是對人以及人的文化進行詳細地、動態地、情景化描繪的一種方法，探究的是一個文化的整體性生活、態度和行為模式，它要求研究者長期地與當地人生活在一起，通過自己的切身體驗獲得對當地人及其文化的理解。（陳向明：《在參與和對話中理解和解釋》，載大衛·費特曼著，龔建華譯《民族志：步步深入》，重慶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頁）。民族志電影則是人類學者以田野考察為基礎，藉助於影視拍攝與製作技術，以視聽形式對某一族群的社會、歷史、文化、民俗信仰活動等給予描述與記錄。著名民族學人類學家，中國影視人類學學副會長庄孔韶先生認為，「影視人類學是以影像與影視手段表現人類學原理，記錄、展示和詮釋一個族群的文化或嘗試建立比較文化的學問。」（庄孔韶:《文化與性靈》（人類學主題對話），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頁）。國外民族志電影的拍攝起始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期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格雷戈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巴厘外景拍攝地同時使用了普通相機和電影攝影機。這很可能是首次以系統的和有機的方式在民族志研究手法中將不同影視紀錄工具統一起來的嘗試。（ [加]埃森·巴列克西（Asen Balikci）：《民族志影視片與博物館—歷史及概況》，《民族譯叢》1986年第2期，第22頁）。 中國的民族志電影起始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央開展對全國各少數民族進行廣泛而深入的社會歷史調查。與此同時，決定拍攝少數民族電影，其目的是要將正在迅速變化或即將消失的少數民族社會形態、歷史面貌、傳統習俗文化儘快真實地記錄下來。以中國民族志電影奠基人楊光海先生為代表的民族學者率先嘗試拍攝反映少數民族社會歷史文化的影視記錄片——《佤族》，這是我國最早的人類學影視片。（楊光海：《從事影視人類學36年的回顧與思考》，《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第10頁）。隨後在1978年至1980年，他又相繼拍攝了《苗族》、《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苗族的工藝美術》、《苗族的節日》、《苗族的舞蹈》等五部影片，為民族學者獨立拍攝人類學影視片奠定了一個良好的開端。（楊光海：《從事影視人類學36年的回顧與思考》，《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第11頁）。之後幾十年間，中國人類學者在大量田野實踐基礎上，產生了很多富有學術價值的影視人類學片子，且在人類學界學者們的共同努力下成立了「中國影視人類學會」，為我國民族志電影的拍攝與製作提供了很好的學術交流平台。

二、音樂民族志電影音樂民族志電影是建立在長期的田野考察實踐與案頭工作基礎上，對人類音樂文化活動的一種視聽結合的「書寫」文本。如今隨著經濟與科技的不斷發展，以書面文本為表述方式的音樂民族志正受到來自高科技數碼聲像技術特徵的「音樂民族志電影」文本的挑戰，同時，這種視聽結合的電子文本也為更客觀、真實地、立體地再現、保護與傳承人類音樂文化活動提供了多種可能。它是一種由「音樂民族志」+「電影」兩種學科理論複合構成的，具有跨界特性的新型專業。它是建立在人類學理論（尤其是田野工作）基礎上的，藉助於電影製作技術，以聲像的語言符號來「書寫」族群的音樂文化活動，是一種音視頻相結合的電子文本。它實屬於電影技術與民族志書寫方式相互結合的產物，屬於「影視人類學」範疇。

從第42屆ICTM會議上放映的6場音樂民族志電影可以看出，這種形式為音樂民族志文本的呈現方式提供了多種可能。因為，音樂民族志電影以高科技的影視製作技術對音樂活動以視聽結合的方式，類似於在場感的場景呈現。在某種程度上拉近了文本（音樂民族志電影）與閱讀者（觀眾）之間的距離，這種「書寫」方式使觀眾能更為直觀地閱讀（觀看）與理解人類的音樂文化活動。正如本次會議的參會學者夏洛特·維古諾（Charlotte Vignau）提交的文章《音樂通過電影演繹：視聽下的音樂民族志》一文中闡述了民族志電影對於「書寫」音樂表演活動的優勢。作者認為：視聽下的音樂民族志寫作具有優勢，錄像或者電影等受到諸多人的推崇。它可以真實傳遞視聽現象，如音樂表演，音樂家、觀眾及其他人的經歷等。為了利用錄像及電影來研究民族志，當拍電影和編輯一樣成為視聽產物的補助時，語境描繪揭示了（主觀的）選擇，這與其他文獻是一致的。……視聽音樂民族志可以創立音樂學研究的新課題，而僅運用語言和文字對其進行思考與論述將變得更難。（國際傳統音樂學會編：《國際傳統音樂學會（ICTM）第42屆世界大會摘要冊》（內部資料），2013年7月刊印，第219頁）。

三、中國音樂民族志電影發展現狀分析（一）中國音樂民族志電影拍攝與製作現狀當下，國內民族音樂學界在「音樂民族志電影」拍攝與製作方面，還沒有形成規模化、體系化，很多學者的學術彙報多是田野影像片段，沒有以人類學思考與影視剪輯技術結合特性的音樂民族志電影文本方式進行呈現。據筆者所知，當下在國內民族音樂學界，上海音樂學院「中國儀式音樂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中心」），算是較早關注音樂民族志電影的拍攝與製作的學術研究機構。 「中心」 每年舉辦的「田野論壇徵集人報告會」上，增加了民族志電影放映環節，展示一種更為新穎，與國際學術潮流接軌的交流形式。如「中心」舉辦的第五屆「全國碩、博研究生田野工作論壇」彙報中，中央音樂學院博士研究生白雪的《共享與合作的田野音樂民族志----以平果嘹歌歌墟為個案、以高清電影表現的田野工作筆記》），通過影視手段記錄、描寫並闡釋了廣西壯族嘹歌歌墟的由來，生存背景、音樂特徵及當代變遷。該片在「論壇」上引發了熱烈的討論及研究方法和表述的再思考。

蕭梅教授認為，曹本冶先生主編的「中國傳統民間儀式音樂研究」的幾個卷本，或可算是大陸音樂學界最早系統地在民族志出版中配備民族志小型影片的出版物。（筆者在2013年9月28日與蕭梅教授的網路聊天記錄）。從近幾年國內學術報告中來看，中國傳統音樂學會第十六屆年會上，高賀傑、劉桂騰、蕭梅三位學者以《北方與南方/薩滿與魔婆/斡米南與戴帽》為名，組成了影視民族音樂學專題小組。他們播放了兩部分別展現北方斡爾族的薩滿晉陞儀式的《鼓語》與廣西靖西壯族「魔婆」戴帽儀式的《一個魔婆的「加冕」》影片。並從不同的拍攝方式、鏡頭語言以及人類學田野作業的角度，討論了影視民族志作業的不同方法及共同關注的問題。「這種通過影視鏡頭表現學者的田野思考是民族音樂學與影視學結合的新方向。」（楊曦帆：《學理辨析與多元構建——中國傳統音樂學會第十六屆年會綜述》，《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版）》2011年第1期，第30頁）。

綜上所述，「中心」在中國音樂民族志電影文本的拍攝與製作方面所做的努力與提供的交流平台，將會引導更多學者參與到民族志電影文本的拍攝與製作上來。

（二）制約與限制中國音樂民族志電影發展的相關因素當下，據筆者了解在國內高等藝術院校的民族音樂學專業培養與教學中，還沒有專門開設音樂民族志電影拍攝與製作課程，這不符合目前學科的發展現狀，應引起國內學界的高度重視。筆者認為，產生的問題根源是與當下國內不健全的學術評價體系、專業培養方案的缺失、師資配備的不合理，等等因素有關。

1. 不健全的學術評價體系首先，學術成果的功利性。亟待改變高校職稱評審體系中學術評價標準不統一問題音樂民族志電影是一個視聽結合的聲像電子文本，當下在中國學術評價體系中，它的製作與發行還不能得到學界的認可。因為學術評價體制基本上是以刊物發表的書面文本作為標準，真正的電子出版物對以搞純理論的民族音樂學者來說，把它作為學術成果是不能得到承認的。藉此某種程度上限制與制約了中國音樂民族志電影的拍攝與製作工作。另外，音樂民族志電影的前期項目策劃、拍攝與後期製作，需要很多財力、物力，對於當下兩袖清風，苦做學問的民族音樂學者來說，甚似紙上談兵，望而不及。同時，音樂民族志電影的拍攝與製作需要團隊的協作，不是哪一位學者單槍匹馬能完成的事情。

其次，建議把拍攝與製作音樂民族志電影作為民族音樂學專業的畢業考核的學術成果之一有必要在學生畢業學術成果的提交內容中，設立學位論文寫作（書面文本）與音樂民族志電影（電子文本）兩種文本。而且在學位論文答辯體系中，要專門設立論文宣讀與音樂民族志電影播放兩個環節。當然它與一般的田野考察影像片段播放不同。它必須是一部內容較為完整的，具有音樂民族志特性的「微電影」，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促進與提高中國音樂民族志電影的拍攝與製作的整體水平。

第三，營造濃郁的學術輿論環境當下國內學界還沒有展開對音樂民族志電影的學術評介活動，藉此，有必要在音樂專業學術期刊開設「音樂民族志電影」學術評價專欄。對國內外民族音樂學者拍攝與製作的民族志電影進行相關的評介活動。藉此來引導與營造良好的學術輿論環境。比如國外民族音樂學刊物都會開設專欄，對音樂民族志電影進行相關的學術評論。如美國的「民族音樂學」雜誌，以及「ICTM年鑒」，後面都有影視和錄音製品的評論。又如中國影視人類學副會長庄孔韶先生主編的《流動的印象》一書，其中包括國際人類學民族學聯合會第16屆大會人類學電影節的影評。這些影評對人類學電影進行了生動形象的評述，把人類學中普遍關注的論題鋪陳到讀者面前，既富有文學的感性又不乏人類學的理性思考。

（庄孔韶主編：《流動的印象》，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年版）。

2.專業培養方案的缺失與師資配置的不合理（1）專業培養方案的缺失與國內人類學界（如「雲南大學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雲南大學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成立於1991年，以培養專業民族志電影製作和影視人類學教學人才為己任，是中國唯一的影視人類學教育機構。相比，民族音樂學界在民族志電影的拍攝與製作的教學與培養方案方面至今還沒有在國內高校全面開展。民族音樂學是一門理論與技術相結合的實踐性學科。改善學科當前的培養方案，有助於促進與拓展民族音樂學的研究，為純粹用文字表述受到局限的音樂民族志書面文本，開闢了一條寬廣的道路。因為傳統的音樂民族志「書寫」方式（書面文本）對具體的音樂表演場景進行描述與記錄將變得越來越艱難。據筆者了解，蕭梅教授曾於2007年和2008年在上海音樂學院開過兩輪「音樂文化研究中的視覺方法」課程，該課程圍繞視覺人類學的基本理論，並著重於影視民族志的理論方法與相關音樂民族志的影片分析。而在國外民族音樂學專業教學中，十分注重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與教學，比如美國UCLA等學校的民族音樂學課程，都開設有音視頻編輯的課程。（筆者在2013年9月28日與蕭梅教授的網路聊天記錄）。因此，要想提升國內音樂民族志電影拍攝與製作水平，必須要從源頭解決問題，設立科學、系統化的專業培養與教學方案，組建教學與實驗基地。

（2）師資配置的不合理綜觀國內民族音樂學專業的師資結構多是由理論型的專家學者組成，很少配備與民族志電影理論方面的專業技術人才。學生的專業學習多是基礎理論思考與田野考察實踐工作的訓練，對田野音像素材缺乏音視頻編輯技術的處理，以至於在參加學術報告與學位論文匯報環節，呈現的多是一種碎片性的音像資料，不能真正詮釋與解讀學者們的研究主旨。所以，儘快進行民族音樂學教學中的民族志電影的編輯與製作方面的師資培訓。同時也可以引進或邀請影視人類學、影視拍攝方面的專家學者開展相關的教學活動，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促進該專業在國內民族音樂學界朝著規模化、體系化的方向發展。

（三）培養方案、發展前景與社會價值1.培養方案筆者認為，純粹的音樂民族志電影與田野中用數碼錄像機記錄的電子文本有很大不同。音樂民族志電影一本會通過三個階段開展實施，即是，前期項目策劃——在場性質的記錄與跟蹤拍攝——後期的剪輯三個階段完成。它不完全是單純地對某場民俗音樂活動進行寫實性記錄，而是建立在清晰條理化的人類學理論框架中的思考。正如有人類學學者認為：「一部優秀的人類學片,必須將抽象的人類學觀點和具象的視聽語言融為一體。優秀的人類學片編導,必須具有嫻熟的視聽語言表達技巧、深厚的人類學理論功底以及敏銳的人類學田野調查的觀察力和領悟力。」（張輝：《用視聽語言來解釋人類文化現象》，《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第60頁）。

在課程設置上除了學習民族音樂學、音樂民族志等理論之外還要系統學習影視人類學、項目策劃與撰寫、影視製作等相關理論與實操技術（如熟練掌握人類學電影攝製的基本要求）。所以，有必要調整民族音樂學專業培養方案與實施細則。在專業培養方案上實行兩步走：一是專業的技能學習；培養學生系統學習相關的影視頻拍攝與製作，包括錄音、錄像、視頻後期剪輯與製作等相關技術。尤其是民族音樂學專業的研究生，要在第一學年必修民族志電影的拍攝與製作技能與實踐理論，以及相關的影視人類學基礎理論（如開設「影視人類學概論」、「人類學電影」等理論課（相關課程的推薦書目有：張江華、李德君等著：《影視人類學概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王海龍著：《人類學電影》，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且選擇性開設影視項目策劃與導演、影視取景（構圖）、影視攝像、影視錄音與照明、影視剪接（如非線性編輯技術）、影視美學基礎等等職業技能與理論。二是結合田野考察進行相應的專業實踐與實操訓練。也就是學生結合自己實際的田野考察為項目策劃與實施對象，結合所學的影視理論進行現場與跟蹤拍攝，以及依託實驗室平台進行後期的拼接、剪輯等音視頻技術的實踐，使學生田野理論與影視技術實踐相結合。只有這樣才能科學、合理地培養出專業的、更富實踐性的「音樂民族志電影」方面的專業技術人才。

2.發展前景首先，很多地方政府文化部門十分缺乏傳統音樂文化保護方面的專業人才，這為熟悉音樂民族志電影拍攝與製作的專業學生提供了用武之地。隨著國家大力開展系列性的非物質音樂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活動，為音樂民族電影拍攝與製作帶來一個很好的社會發展空間。據筆者在長期的田野考察中發現，諸多地方文化部門缺乏專業的傳統音樂文化的搜集與整理方面的人才。即使有，多是音樂表演技能方面的人才，對民族音樂學理論，以及民族志電影的拍攝與製作方面的知識一竅不通，這些都不利於傳統音樂文化遺產的搜集與整理，亟待需要此類專業人才充實其中。

其次，很多的廣播台、電視台等文化宣傳機構，缺乏真正的此方面的專業人才。這些機構多是由學習廣播電視、新聞傳播等方面的技術人員構成。有些部門雖然有音樂編輯方面的專業人員，但大多缺乏與之有關的音樂民族志電影方面的專業理論與實操技術，這些都不利於傳統音樂文化的宣傳與保護工作。因此亟待充實這些機構專業人員的隊伍。同時也為民族音樂學專業的就業問題解決了一條行之有效的出路。

3.社會價值綜觀當下，傳統音樂文化在現代化的洪流中正遭受更多人為的破壞，一些原生性的文化遺產正在逐漸滅絕，藉此結合音樂民族志電影對傳統音樂文化的保護與記錄尤為重要。因為它既促進了非遺的保護與傳承，對於音樂文化遺產數字化保存提供了很多豐富的電子文本，同時也是對傳統的以書面文本進行搜集與整理工作的有益補充。正如有學者認為，「現代化的潮流將帶來淹沒大量傳統文化及其原有生活方式的危險。現代聲像記錄技術至少能夠幫助形象化地保存一部分即將消失的文化中某些不可替代的特點，而且要比印成文字資料的方法生動具體得多。這一點在1973年於芝加哥舉行的第九屆世界人類學與民族學家代表大會上已明顯被認識到。」（[加]埃森·巴列克西：《民族志影視片與博物館—歷史及概況》，《民族譯叢》1986年第2期，第27頁）。其次，優秀的音樂民族志電影，將為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和教學提供很多重要的參考資料與素材。為大學與研究機構開展的傳統音樂電子資料庫的搜集、保存工作提供很多寶貴的電子聲像資料。

目前民族音樂學界在音樂民族志電影的拍攝與製作方面，與國外相比至今沒有形成規模化、系統化與體系化。有必要向國內外人類學界學習。（目前，主要以通過舉辦國際或區域性的人類學電影節向國際學術界展現影視人類學成果。其中較有影響的有：美國每年一次的「瑪格麗特·米德國際人類學電影節」；英國每兩年一次的「皇家人類學協會人類學電影獎」（包括皇家人類學協會電影獎，BASIL WRIGHT 電影獎和ＪＶＣ學生影視獎）；德國每兩年輪流一屆的「格廷根國際民族學電影節」和「福萊堡國際民族志電影節」；「瑞典的「ＮＡＦＡ國際民族學電影節」，等等。開展與設立「國際民族志電影節影展」與相關學術活動，旨在宣傳、交流此方面相關的學術問題。因此，建議效仿國內外影視人類學界的做法，設立每兩年一屆的「音樂民族志電影節」放映與學術交流活動，給廣大民族音樂學者的田野考察工作提供一個集中彙報、展示與交流的平台。其次，在「電影節」上邀請國內外影視人類學方面的專家學者舉辦與活動有關問題的講座與學術交流活動，藉此提高民族音樂學者在此方面的業務水平。另外，設立「音樂民族志電影」優秀作品獎，並給以資金獎勵，從而激發學者們在此方面的熱情。同時對於促進與提升學界在音樂民族志電影拍攝與製作方面的整體水平具有實際意義。

中國音樂民族志電影拍攝與製作的發展現狀與國內外影視人類學界相比，與蒸蒸日上民族音樂學教學與研究水平不相匹配。其次，作為一種視聽電子文本，它是對傳統的以書面文本為表述形式的音樂民族志的有益補充。第三，隨著國家對非遺項目保護的加大實施，亟待需要民族音樂學者承擔更多的責任與義務，藉此，對於傳統音樂文化遺產的搜集與整理不僅僅限於書面文本的記譜與文字描述工作，而是基於民族音樂學視角下，充分結合現代多媒體影音技術，對中國傳統音樂文化進行一個多元、立體型的保護與傳承。同時，提倡開設音樂民族志電影專業的學習，既拓展了民族音樂學研究的新路徑，也有助於為本專業學生營造更多的就業空間。總之，亟待改善中國民族音樂學教學與培養方案、學術與職稱評價體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營造中國音樂民族志電影拍攝與製作發展的美好前景。

原載《人民音樂》2014年第5期，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 編輯：李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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