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 | 新聞鏡頭下的東京審判

東京審判受審的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犯（中後排）

資料圖

東京審判現場 資料圖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以下簡稱「東京審判」）是二戰後兩大國際審判之一，當時引起了廣泛的輿論關注。中國是日本侵略戰爭的受害國和反法西斯盟國的重要成員，是東京審判的主要參與國。審判和處罰戰犯是當時飽受日本侵略戰爭之苦的各國人民的普遍願望，也是對侵略戰爭的一種清算。因此，如何處罰日本戰犯成為各國媒體關注的一大焦點，相關報刊新聞史料較為豐富。這些新聞史料客觀地再現了同盟國對日本戰犯審判的動態歷史過程，反映出當時國內外輿論對審判戰犯的態度與期望，揭露了日本戰犯的大量罪行，是研究日本戰爭罪行及相關審判的重要文獻。

《神州日報》1946年8月17日

筆者曾主持編纂了《二戰後審判日本戰犯報刊資料選編》，對當時近百種報刊資料進行系統查閱和整理，其中關於東京審判的報道3000餘條，這些新聞鏡頭記錄了當時的歷史場景。

世界日報1946年8月17日

關注審判進展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於1946年5月3日開庭，至1948年11月12日宣判，歷時兩年半。對於這次審判，中國的官方媒體和民營報社都投入了很多力量進行報道。戰後，國民政府中央通訊社設立了東京分社，關注對戰後日本處置和戰爭罪犯懲罰的相關進展，並派出專門記者報道東京審判。國民政府還專門發行《改造日報》，成立改造社，實際上由共產黨員負責報社的具體工作，使《改造日報》成為報道東京審判為主，對日俘進行宣傳教育的日文報紙。中國共產黨的《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民營報紙《大公報》《申報》《世界日報》《益世報》等報社都做了大量跟蹤報道。

1945年5月3日，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發表社論《徹底懲罰戰爭罪犯》，該文呼籲重建國際法與國際正義，在此過程中必須徹底懲罰戰爭罪犯。隨後，《波茨坦公告》確立了中美英三國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並以法律形式審判日本戰爭罪犯，它的發表得到了中國媒體的熱烈響應，《大公報》連發兩篇社評《嚴懲敵寇罪行》和《三國對日聯合聲明》，呼籲對日本戰爭罪行進行嚴懲。《新華日報》於同年8月14日發表文章《侵略戰爭禍首：日本的戰爭罪犯》，將日本戰爭罪犯分為軍閥軍人、官僚和財閥三類，列舉了相關戰犯名單並進行介紹，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主張嚴厲審判日本戰犯的積極態度。

在戰爭嫌犯的確認和抓捕階段，我國各方媒體及時刊發消息和評論，從不同角度向國內讀者報道對日本戰爭嫌犯的確認和抓捕情況，如對東條英機、近衛文麿等戰犯自殺情況的報道。在此階段，裕仁是否應作為戰犯進行抓捕，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當時就有報道指出美國出於對日佔領政策考慮，與英國協商不起訴裕仁。當時中央通訊社派駐東京的記者發回獨家新聞，報道澳洲與紐西蘭（即紐西蘭）政府提出戰犯名單包括裕仁在內，「此使盟軍總部，頗感為難。蓋總部之意，乃不使日皇列入戰犯名單也。」但隨著審判期間相關證據的出現，裕仁的戰爭責任引起很大爭議，如馬來西亞的《中國報》發表了《日皇戰罪難逃，木戶侯日記為證》，《中央日報》報道法庭庭長韋伯「深信日皇應為戰犯首領」等。在起訴和法庭審理期間，國內新聞報道重點關注起訴書內容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罪行。起訴書揭露了各被告參與策劃、發動的對外侵略戰爭以及戰爭中違反國際法進行大規模屠殺、殘酷虐待俘虜的罪行，媒體通過新聞報道，將南京大屠殺等日本犯下的罪行昭告天下，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性質。審判內容從日本對中國東北的侵略開始，日軍陰謀炸死張作霖，發動「九一八」事變，建立偽滿洲國等事件，通過新聞鏡頭一一呈現在中外讀者面前。對庭審中戰犯們推卸戰爭責任的詭辯，國內新聞媒體及時發表評論進行駁斥。

對審判結果，中外媒體在予以肯定的同時也指出了存在的問題。

《中央日報》1948年11月13日報道：「國際法庭中我方要員及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商震將軍，對法庭判決結果咸表滿意。」蘇聯的《消息報》認為審判結果「無疑地是肯定的」。美國《紐約前鋒論壇報》認為判決結果「理屬正當，無可非議」，《紐約時報》認為通過法庭審判，使美國人民認識到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侵略行為是有計划進行的。這些臭名昭著的戰爭罪犯，對他們的判決贏得了世界人民的擁護，也使正義終於獲得伸張。

但同時，《大公報》認為宣判7人死刑只是「具有選擇及象徵的意義」，仍然有很多重要戰犯逍遙法外。蘇聯《紅星報》評論：「日本主要軍事戰犯沒有全部得到他們應得的刑罰，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庭審鏡頭拾零

日本戰犯審判的庭審記錄、證人證詞等檔案是我們研究東京審判必不可少的一手資料，而新聞媒體的現場報道尤其對法庭情況的記錄以及基於報道所做的評論，從另一個角度為我們認識和研究歷史提供了重要材料。

例如新聞鏡頭記錄了庭審席上大川周明掌摑東條英機一幕，《新民報日刊》1946年5月4日發表《同是失意人何必用掌擊》一文，描述了大川周明聆聽公訴狀時「悲極而啼，一如嬰兒」，掌擊東條英機之首。又如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七七事變」，東京法庭邀請時任宛平縣縣長王冷齋出庭作證。《世界日報》則在王冷齋回國後第一時間對其採訪，連續5天在第一版刊發系列長篇通訊，以王冷齋出庭作證的親身經歷講述審判情形，向國內讀者介紹東京法庭的組織、證據搜集、審訊經過、法庭觀感等，使讀者對東京審判及戰犯罪行有更深入的認識。再如對關鍵證人溥儀出庭作證的報道，據《北平新報》1946年8月17日報道，溥儀出庭穿著「西裝，白襯衫，黑領帶，似健康至佳，頭髮一綹下垂於其寬廣之額前，渠以低沉之音調，緩慢發言」，還寫道「旁聽席中異常擁擠，前台為貴賓所保留之座位，及洋台中之座位均無虛座」，對現場和人物的描述非常生動形象。

審判餘思

東京審判的歷史事實及其正義呼聲在當時得到了廣泛傳播和認可。但縱觀國內新聞報道情況，整體上缺乏深度、系統的報道，不少報道篇幅較小且刊登在不起眼的位置。國民政府雖然成立了中央通訊社東京分社進行專門報道，但為了鞏固對全中國的統治，國民黨發動反革命內戰，新聞報道的重心也發生了轉移，未能有效動員國內輿論，對審判中存在的問題，如裕仁戰爭責任的赦免、細菌戰、對日本財閥的追責以及19名甲級戰犯嫌犯的釋放等，官方媒體沒有進行有力回擊。

東京審判是正義的審判，奠定了戰後遠東的政治格局。媒體對日本重要戰爭罪犯審判的報道，向世人揭示了戰爭的殘忍以及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蠶食中國、消磨中國人抵抗意識、殺戮民眾的陰謀和罪行，表明了正義必將戰勝邪惡。這些新聞報道永遠提醒我們銘記歷史，警示未來。

（作者系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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