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中國經濟的中長期增長動力

5人參與3評論【導讀】下文是盤古智庫學術委員，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張明2015年6月27日、28日在廣州與深圳的「嶺南大講堂」的演講實錄，感謝南都評論記者李靖雲先生的整理，已經作者本人審閱。在本講座中，我將從生產函數這一簡單的分析框架出發，講三個故事。第一個故事，是改革開放的前30年（1978年至2008年），中國經濟為何能夠高速增長；第二個故事，是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至今（2008年至2015年），中國經濟為何增長乏力；第三個故事，是如果中國經濟要重塑經濟增長動力，結構性改革必須落在何方。生產函數的左邊，是GDP增速或人均收入增速；生產函數右邊有大致四個變數：變數一是勞動力數量；變數二是勞動力質量（也即人力資本）；變數三是實物資本；變數四是全要素生產率（也即除勞動與資本之外其他可能導致經濟增長的要素，我們可以主要將其視為技術與制度）。1978至2008，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何在改革開放前三十年，1978年到2008年，中國經濟能夠以10%的平均速度快速增長，增長動力源[-9.97%資金研報]自何方？有這樣五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勞動力數量不斷增長。這個層面主要是有兩個人口紅利在起作用。第一個人口紅利是過去30年內，工作年齡人口佔比不斷上升，也就是16-60歲的人口數量，占整個社會總人口數量的比率不斷上升。具體是什麼原因導致78年到08年中國工作年齡人口佔比不斷上行呢？計劃生育是一個重要的制度根源。計劃生育在前30年扮演了很積極的作用，降低了被撫養人口佔比，增加了總人口中的勞動力數量，因此推動了經濟增長。第二個人口紅利是人口的結構性變化。改革開放最初的30 年間，農村富餘人口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又由於中國農村人口的生活水平顯著低於城市，這就使得上述勞動力流動壓低了城市的工資水平，使得中國獲得了發展製造業的比較優勢。再加上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廉價勞動力成本與世界市場相結合，使得中國迅速成為全球工廠，成為全球製造業最後一道環節的集大成者。第二個原因是過去30年內中國人力資本積累的速度一直很快。要衡量一個經濟體的人力資本積累速度，主要是看中低收入階層願意將多少收入投資於子女的教育。1978至2008年期間，一個普通農村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學，就很可能從草根階層進入城市的中上階層，甚至可以帶動一家人進城，從而改變一個家庭的命運。就這一點來說，中國夢和美國夢沒有什麼區別，都是通過一代人的積累基本實現溫飽，通過幾代人的積累實現階層的躍遷。為什麼中國家庭願意投入這麼多錢給子女的教育呢？用經濟學術語來講，就是人力資本投資的潛在回報率很高。那為什麼當時的回報率很高呢？從制度根源來講，那是因為當時中國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流動性很強，個人通過努力完成階層的躍遷是機會很大的。用社會學的術語來講，當時的階層板結性程度不高。因此，中國中低收入階層願意將很多錢投資在自己子女教育上，從而通過積累人力資本來推動經濟增長，這其中的邏輯鏈條是非常清晰的。第三個原因是中國實物資本的積累速度很快。當前中國固定資產投資佔到GDP比重差不多50%，說明中國是典型的投資驅動的經濟體。造成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很快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投資收益率非常高。首先，中國改革開放是從一張白紙開始，所以企業成立之後無論生產什麼都有需求，初期整個社會的產品匱乏導致固定資產投資有利可圖；其次，中國改革開放前30年正好趕上世界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每年大概是5%以上，所以提供了強勁的外需。中國的高投資緊密結合出口導向戰略，外需足以將中國投資形成的產能全部吸收。此外，這三十年間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也很快（年均超過10%）。換言之，內需和外需都很強勁，使當時的企業投資有利可圖。造成中國實物資本積累比較快的另外一個原因，是當時企業的融資成本較低。中國無論是家庭、企業還是政府都比較喜歡儲蓄，很高的儲蓄率可以支撐我們這麼高的投資率，從而抑制了融資成本的上升。造成中國高儲蓄率的原因，有很多解釋，例如預防性儲蓄、流動性約束、文化、習慣等。然而從經濟學的意義來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人口紅利一。過去三十年內，隨著工作年齡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不斷上升，中國的國民儲蓄率自然會水漲船高，這是因為凈儲蓄者比重增加、凈消費者比重下降。最後，過去30年間全要素生產率增速較快。一是因為技術進步速度較快，二是由於重大制度創新能夠不斷產生。第四個原因是過去三十年中國的技術進步速度很快。主要原因是我們有很大的後發優勢。中國從很低的技術水平啟動改革，技術落差使得我們可以比較輕鬆從國外引進、消化、吸收、改良國外先進技術，並在此基礎上形成自己的技術。當時中國作為一個小型經濟體，盜版抄襲不足以顯著影響其它發達國家的利益。所以這些發達國家採取了「善意忽略」的態度，我們可以藉機實現技術升級。第五個原因是每10年一次的重大制度創新。1978年至2008年，經濟增長不是沒有起伏。而一旦經濟增速跌破8%，就有產生一次重大制度變遷，重新塑造了增長動力。這30年間有三次重大的結構性改革支撐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首先是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和城市的放權讓利（也即承包制）改革。其次是199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從小平南巡啟動改革，到國企下崗分流、住房商品化。最後一次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使中國成為全球的製造工廠。從2012年起，中國經濟增速再次跌到8%以下。如果沒有重大改革，中國經濟增速很難再回到8%以上，這也是全社會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有很高期盼的原因。全球金融危機至今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為何衰減了解過去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就能比較好理解當前的問題何在。從08年全球危機爆發之後一直到現在，中國經濟增長乏力，這是大家普遍的感覺。我們可以發現，上述五個層面的動力來源都在發生結構性變化，對經濟增長的支撐力度都在悄然減弱。首先，兩個人口紅利目前都正在消失。工作年齡人口佔比在2010年前後已經達到峰值，現在已經開始下降，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已經逐漸加速。當一個經濟體內部老年人的人口不斷增長，這意味著勞動力的數量開始下降，那麼推動經濟增長的能力就會減弱。如果做國際比較就會發現，中國老齡化速度比其他國家要嚴重，其制度性根源也是計劃生育。計劃生育是一把雙刃劍，1978年至2008年期間，出生率被壓低，人口撫養比降低，同時也壓低了未來的勞動力供給。換言之，計劃生育在前三十年讓我們享受到人口紅利，但是現在讓我們嘗到人口加速老齡化的苦果。如今的中國農村，能夠外出務工的農民都已經出來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基本結束。1978年到2006年，農民工的工資剔除通脹之後，基本沒有變化，但2007年之後到現在，農民工的工資在剔除通貨膨脹之後，差不多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長。工資的增長對農民工是好事，但是也意味著勞動力市場結構發生深刻變化，由供過於求轉變為供不應求。十年前一個農民工的月工資在2000塊錢左右就可以了，但目前在廣東4000塊錢想招到人也非常困難。簡言之，兩個人口紅利都在悄然消失。其次，在人力資本方面，近年來中低收入階層投資子女教育的積極性已經顯著下降。這幾年有很多研究表明，重點大學中農村學生的比重正在逐漸下降。最典型的就是北大，北大在八十年代差不多來自農村的學生可以佔到1/3，但是在最近十年，來自農村的學生不到10%。換而言之，就是因為城市和農村的教育水平正在逐漸的拉大，導致農村的孩子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考上重點大學非常困難。上學開支巨大，畢業之後不好找工作，往往大學開始之日就是家庭舉債之時，大學畢業之日就是家庭破產之時。因此，目前農村家庭願意出錢讓子女上大學的意願越來越弱。換言之，過去這十年投資教育的回報率顯著下降了，自然會降低中低收入階層投資子女人力資本的積極性。而如果人力資本積累的速度下降，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自然會下降。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投資教育的回報率下降了呢？制度性根源就是目前階層之間的流動性顯著下降了。現在一個年輕人，通過自己的努力想改變自己的階層屬性已經越來越難。用社會學的術語來說，目前階層之間的板結性已經顯著增強。換句話說，就是想實現階層躍遷的梯子似乎被拆掉了。這是一個「拼爹」的時代，這句流行語就是階層之間流動性下降的最佳註解。再次，和人力資本非常相似，過去十年實物資本的積累速度也在顯著下降。從最近的宏觀數據可以發現，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已經降到過去二十年的最低點，這就是中國經濟最近為什麼下滑的最重要原因。造成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降的原因之一是投資回報率下降，而產能過剩就是投資回報率下降的最佳體現。目前，製造業領域幾乎面臨全面的產能過剩，該問題不僅僅出現在鋼鐵、水泥等傳統產業，太陽能、風能等新興產業同樣面臨過剩。在基礎設施領域，中西部地區08年新增的不少基礎設施投資同樣面臨收益率嚴重偏低的問題。造成產能過剩的一大原因是外需與內需的同時走弱。2007年至今，世界經濟的年均增速不到3%，外需明顯下降。中國經濟目前的增長速度只有不到7%，內需也明顯下降。內外需都在下降，這自然會通過加劇產能過剩來降低企業投資的回報率。造成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降的原因之二是企業融資成本的上升。當前中國中小企業普遍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導致融資難融資貴有很多原因，例如融資鏈條顯著拉長、直接融資渠道不暢、風險溢價顯著上升等，但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儲蓄率已經開始下降。這背後的原因則是中國人口年齡結構開始老齡化。總結來說，內外需疲弱，產能過剩加劇，造成企業投資的收益率下降。人口老齡化加劇，降低了中國的儲蓄率，提高企業的融資成本。第四，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也開始悄然下降。技術上我們曾有很強的後發優勢，但是現在正日益消失。首先就是因為中國的技術在不斷進步，距離國際先進技術的落差正日益縮小。其次，中國已經成為經濟總量排名第二的國家，其他國家對違反知識產權的做法不再是善意的忽略。美國政府最近正在試圖在大西洋[0.00%資金研報]（TTIP）和太平洋[-1.53%資金研報]（TPP）構築一個新的國際貿易投資體系，重塑全球的貿易投資規則。箇中原因在於，美國已經意識到中國在WTO的框架下如魚得水，現在要建立更高標準的投資貿易標準來約束你。這意味著發達國家已經不再對中國善意忽略，而是開始重視。中國想以比較低的成本從國外獲得先進技術已經變得越來越難。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的技術創新也不甚得力。為什麼我們創新動力不足呢？首先，是所有制的問題，國有企業由於創新者不能獲得相關回報，創新動力肯定不如民營企業。現在很多行業仍然是國有企業壟斷一切的格局，這會損害我們創新的動力。其次，過去中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很薄弱，可以使我們以低成本從海外獲得技術。但是現在我們要進行技術創新，沒有相關的保護，民營企業也沒有動力進行創新。後發優勢的消失和自身研發能力的不足，共同導致技術進步的速度開始下降。我在前面曾經提到，過去三十年中國有十年一次的重大制度創新，這夯實了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基礎。遺憾的是，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到現在的這14年間，還沒有意義上可以與前三次制度變革相提並論的重大制度創新。正是因為前一個十年沒有進行重大結構性改革，造成制度創新比較緩慢，經濟增長沒有那麼快。如果再沒有重大結構性改革的話，中國經濟就可能急轉而下。所以，新一屆政府不得不在執政的前五年進行重大的結構性改革。這是不容易的，可能會得罪很多既得利益階層，阻力可能會很大。如何重塑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回溯歷史之後，我們現在就要展望未來了。在當前這樣一個傳統的增長動力正在消解的背景下，能不能通過結構性改革獲得新的動力，就成為中國政府面臨的重大挑戰。那麼，如果政府想重新使中國經濟增長煥發活力的話，可能在哪些領域做文章呢？我們依然從勞動力數量開始。人口紅利的消失是沒有辦法改變的，但我們可以考慮如何延長或者轉變人口紅利。人口的老齡化是不能逆轉的，但是我們能不能緩解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勞動力數量不斷下降的局面。首先就應該取消計劃生育制度。但是在取消計劃生育初期，工作年齡佔總人口比重反而會加速下行，會帶來一定的負面作用。但是為長遠考慮，計劃生育政策必須放開。根據我們社科院人口所相關研究人員的預測，在未來一兩年之內，所有家庭的二胎都可能會放開。延長退休年齡也是緩解勞動力數量下滑的舉措，對你我來說肯定是65歲退休了。此外，如果依靠內部努力不能緩解勞動力數量加速下滑的局面，中國政府未來還可以採取從海外移入勞動力的舉措。雖然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已經比較充分，但農民工有多少人願意是一輩子生活在城市裡呢？恐怕絕大多數還是先攢點錢，回到當地的縣城，買套房、做點小生意。如果農民工不能留在城市，就不會願意進行大宗消費，而是要進行儲蓄，工作的積極性也不會太高。要煥發農民工的工作積極性，就要通過改革讓他們可以在城市定居下來。復旦大學陸銘教授的一項研究表明，如果能夠給農民工城市戶口（或者至少提供相應的公共服務），一個農民工的相應消費會上升40%。所以想繼續維持人口紅利二，就意味著戶籍制度改革，至少應該實施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讓農民工及其家庭在城市能夠享受教育、醫療、上學等方面的平等權利。但蓋洛普的調研結果顯示，一線城市的大多數市民反對這類改革，認為會擠占自己能夠享受的公共產品資源。這生動地表明，有時候雖然我們口頭支持改革，但是遇到具體問題後又會反對，這就是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有時會發生的衝突，也是為何改革越來越難的原因之一。即使農民工能夠進城，但如果農民工沒有財產的話，在城市是待不長久的。要賦予農民工財產權，這意味著土地改革要推進。兩年前三中全會的決議中前所未有地給了農民在耕地、集體經營性用地、宅基地方面進行流轉的權利。但是這兩年間土地改革推進緩慢，因為目前中央高層有一種擔憂，也即土地改革會造成農地高度的集中，出現失地農民的出現。他們希望在制度設計上要規避這樣的風險。正是因為這樣的擔憂導致目前的土地改革進展緩慢。過去十年間人力資本的投資積累速度放緩，是因為階層的流動放緩。如果要解決這一問題，這就需要有一系列改革，但這些改革會觸及很多人的利益。首先我們要改變再分配改革，首先就是遺產稅，其次房產稅，其三是資本利得稅，要將資源轉移給中低收入階層，就必須要有稅制改革。再者教育改革。中國目前過度重視高等教育，忽視職業教育。導致的結果就是現在的就業市場是結構性的失業，大學生是嚴重的供過於求，但是高級藍領工人供不應求。從這個角度來說，像藍翔這樣的學校應該更多一些。在德國一個藍領工人賺的錢可能比白領高，社會地位至少跟白領是一樣的，而中國什麼時候可以到這樣的地步，那麼職業教育自然會興起。雖然目前製造業與基礎設施領域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但是服務業投資的潛力巨大。但是目前幾乎所有高利潤率的服務業部門，都被國有壟斷企業把持。因此要擴大服務業投資，首先就是要打破國有企業對很多服務業部門的壟斷，這就需要真正意義上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為緩解融資成本提高的壓力，可以通過金融市場改革來提高儲蓄投資的轉化效率。首先就是人民幣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存款利率就會完全由銀行自己來決定。其次要大力發展包括債券市場與股票市場在內的直接融資市場。再次，中國的金融市場要逐漸對外開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改革的次序非常重要。在利率匯率改革沒有完全到位之前、在當前金融市場的現有風險沒有完全暴露與受到控制之前，我們反對貿然全面開放資本帳戶。如果跨境資本流動控制不了，就很容易爆發金融危機。在技術層面，後發優勢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要提升自己的研發能力，一要打破國有壟斷，必須讓私人企業全方位地進入服務業各部門；二要加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一定要嚴懲竊取知識產權的做法，這樣才能激勵企業搞真正長期的創新。由於過去十年沒有發生重大的制度性改革，新一屆政府面臨的壓力很大，必須冒著風險在第一個任期內推進痛苦的結構性改革。最可能發生結構性改革的有三個領域。首先是國企改革，我的判斷是地方國企改革的進展會顯著超過央企。過去10年間，地方政府積累了很多債務，為了解決存量債務壓力，地方政府可能會出售國企股份的方式獲得資金，所以地方國企的改革可能會先行一步。其次是土地改革，但由於上層對土地集中與失地農民的關切，目前進展較為緩慢。再次，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政府正在緊鑼密鼓地推進金融改革，匯率改革、利率改革、民營銀行、新三板等都在密集地出台各種舉措，看起來，似乎本屆政府已經將結構性改革的方向圈定為金融改革。但是這一點也是讓人比較擔心的，如果金融改革太快，而實體經濟的改革跟不上，就可能會出很大問題。儘管金融改革面臨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比較小，但是潛在風險也相對較高。如果實體經濟改革的步伐持續落後於金融改革的步伐，那麼未來10年間中國就可能進入爆發金融危機的高危期。國際經驗表明，任何從發展中國家變為發達國家的國家，都要經歷金融危機的洗禮，中國恐怕也概莫能外。當然，危機的影響有好有壞，關鍵看你有沒有準備，以及有沒有應對的方法。總之，對於中國經濟的中長期增長潛力，首先應審慎樂觀，我們既知道問題出在哪兒，也知道改革可以在哪些方面做，但是大家也知道改革很難做；其次應未雨綢繆，如果知道哪些地方可能會出現風險，知道哪些地方機遇很大，就能夠提前進行布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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