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改革開放歷程留下重要史料 | 百年耀邦

胡耀邦史料信息網：《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資料彙編》已經完成，您作為這場大討論的親歷者，請談談此書的編輯過程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歷史背景。

沈寶祥: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展開了一場影響重大而深遠的大討論，這就是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是撥亂反正的先導，也是撥亂反正的強大推動力。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特別是建國後黨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這場大討論已經載入史冊，並成為學者們研究的課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資料彙編》，共四冊，第一、二、三冊是文字資料，第四冊是照片資料。這一套資料全面、客觀、翔實地記載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這一歷史事件。

在文獻中，這一歷史事件被稱之為「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或「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們通稱為「真理標準問題討論」。

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從1978年5月開始，到1981年6月結束，前後長達三年多時間。這場討論從醞釀到啟動，到全面展開並取得決定性勝利，又經過理論工作務虛會和全國範圍的補課，過程曲折，涉及面廣，人們稱之為五四運動以來的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

這場大討論的發生有其歷史的必然性，是粉碎「四人幫」後撥亂反正的需要，是中國歷史發展的要求。

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採取果斷措施，一舉粉碎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幫」，中國歷史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為之歡欣鼓舞，人們憧憬著實現四個現代化，過上富裕幸福生活的美好前景。

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國面臨的歷史任務是，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消除其遺留的惡果，糾正毛澤東晚年的嚴重錯誤。這就是說，需要撥亂反正，開闢新路。

當時中國社會的現實情況是，個人迷信仍然盛行，許多人仍然認為，毛澤東的話「句句是真理」。特別是，當時的主要領導人仍然堅持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1977年2月7日，他們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的名義（即「兩報一刊」）發表了一篇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在這篇以最高權威姿態出現的社論中提出：「凡是毛主席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人們稱之為「兩個凡是」。胡耀邦尖銳指出，「兩個凡是」就是：「過去的一切不許動，今後的一切都照搬」。

當時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迫切要求解決的有兩個問題，一是讓鄧小平出來工作，一是為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平反。按照「兩個凡是」，這兩個問題一個也不能解決。按照「兩個凡是」，就根本談不上糾正十年「文革」的錯誤，根本談不上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中國的歷史就很難邁出新的步伐。因此，推倒「兩個凡是」，成為突出的焦點。

鄧小平於1977年4月10日給黨中央寫信，他提出，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鄧小平多次說，提出「準確完整」，就是針對「兩個凡是」的。「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的提出，給人們以很大的啟發。但是，「準確完整」的提法，還沒有正面觸及毛澤東是否有錯誤的問題。如何判斷正確與錯誤，人們在撥亂反正中繼續思考這個關鍵問題。

胡耀邦史料信息網：當時改革的領導者在思考這個關鍵問題，思想界也在尋找突破口。

沈寶祥：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和醞釀，一些領導幹部和理論工作者終於提出了實踐標準，並陸續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他們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標準，不能有第二個標準；實踐不但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且是檢驗黨的路線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

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第60期，刊登了經胡耀邦審閱定稿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署名公開發表了這篇文章。新華社當天全文轉發。5月12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一些地方報紙轉載。5月13日，有更多地方報紙轉載這篇文章。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不但闡明了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而且提出了檢驗路線正確與否的標準也只能是實踐；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這篇文章尖銳指出：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現成條文上；甚至拿現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無限豐富、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這種態度是錯誤的。這篇文章雖然沒有點出「兩個凡是」，實際上卻是尖銳批評了「兩個凡是」，擊中了「兩個凡是」的要害。同時，這篇文章也說出了廣大幹部、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心中想說而不敢說的的話，把不少人隱隱約約感到的問題一下挑明了，表達了他們的心愿。因此，得到他們的熱情支持，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另一方面，提出和堅持「兩個凡是」的人也很敏感。他們一下就感到這篇文章的尖銳和份量，迅速採取行動。就在《人民日報》轉載這篇文章的當晚，就有人給人民日報總編輯打電話，指責這篇文章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很壞很壞，是要「砍旗」，給扣了很大的帽子。他們動作頻頻，企圖將這個剛剛開始的討論壓下去。

鄧小平對這篇文章採取明確的支持態度。1978年6月2日，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鮮明地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和這篇文章，給廣大幹部和理論工作者、新聞工作者以很大的鼓舞。以後，鄧小平多次發表談話，闡述實踐標準，批評「兩個凡是」，支持和引導這個討論健康發展。

廣大的幹部和理論工作者、新聞工作者不顧「兩個凡是」的壓力，通過發表文章，開研討會、座談會，發表演講等方式，積极參与和推進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首都和各地的報紙則大量報道討論情況。

1978年8月4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刊登新華社的電訊，報道黑龍江省委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真理標準問題的情況。這是首次報道一個省委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是一個重大突破。此後，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連續報道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人民解放軍各大軍區、各大單位負責人關於支持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談話，形成大討論的局面，「兩個凡是」明顯陷於孤立的境地。

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進程中，葉劍英、李先念、羅瑞卿、譚震林等老一輩革命家，在關鍵時刻給予有力的支持，起了重大的作用。羅瑞卿具體指導吳江撰寫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的修改和發表，全面地深刻地批判了「凡是」論者的責難，有力地推動了討論的發展。譚震林在應邀為《紅旗》雜誌撰寫紀念毛澤東的文章中，堅持寫進「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內容，在鄧小平、李先念等人的干預下，《紅旗》雜誌只好發表這篇文章，從而終止了《紅旗》雜誌「不捲入」討論的方針。

胡耀邦在討論展開以後，關注討論發展的動向，及時指導理論動態組和有關同志撰寫了多篇文章，推進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逐步深入。

1978年11月10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與會者二百多人，他們衝破會議原定的討論經濟問題的議程，熱烈地討論真理標準問題，尖銳地批評了「兩個凡是」，並以實踐標準為武器，提出和討論了不少在「文革」中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如所謂天安門反革命事件），以及「文革」前遺留下來的某些歷史問題，特別是一些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主持會議的華國鋒發場民主，集思廣益，會議堅決而妥善地解決了一批「文革」和「文革」前遺留下來的重大問題，實事求是地評價了一些領導人的功過是非。這次中央工作會議表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隨後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高度評價了這場大討論。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說：「會議高度評價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為這對於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這標誌著，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取得了完全的勝利。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胡耀邦執行黨中央的決定，主持召開了理論工作務虛會。將在京的二百多位理論界有關的同志召集在一起，暢所欲言，深入批評「兩個凡是」，進一步分清是非，並對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撥亂反正。歷史已經證明，這次會議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胡耀邦史料信息網：這是在十年文革後形成了一次全黨的思想大解放。

沈寶祥：從1979年年中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補課。由於各級黨委的高度重視，補課不僅在領導機關，而且在全國基層單位廣泛展開。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補課圍繞思想路線，緊密結合實際，深入批判「兩個凡是」，進行得很深入，是一次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普及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從1980年10月開始，黨中央組織黨內四千高級幹部（加上中央黨校一千多學員，實際是五千多人），討論「歷史問題決議草案」。這個討論實際上是用實踐標準回顧總結黨在建國以來的歷史，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一個特別組成部分。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標誌著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已基本完成，也標誌著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勝利結束。

歷時三年多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發生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這場討論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思想準備。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討論繼續發展，成為歷史新時期一次廣泛的普及到全黨全民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解放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從根本上端正了思想路線，為實現歷史的偉大轉折，實現新時期的總任務，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恢復和發展了黨的思想路線。1982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大，在修改《黨章》時寫上了黨的思想路線。十二大黨章「總綱」規定：「黨的思想路線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將真理標準寫進黨的思想路線，這是黨的思想路線的重要發展，也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一個重要成果，意義深遠。

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發生和展開的，胡耀邦是發動者和組織者，鄧小平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正確引導者，葉劍英、李先念、羅瑞卿、譚震林等老一輩革命家在關鍵時刻堅決有效地給以支持，廣大幹部特別是省一級和大軍區一級主要領導幹部的支持和參與，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廣大理論工作者和新聞工作者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作出了重大貢獻。

周揚同志寫文章闡明，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經歷了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五四運動是第一次，延安整風是第二次，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是第三次。他的這個論斷得到廣泛的認同。

胡耀邦史料信息網：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已過去40年了，我們知道您一直致力於這一歷史事件的史料整理和研究，具體做了哪些工作？《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資料彙編》彙集了哪些史料和研究成果？

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這個重大歷史事件，是今人和後人必須了解和研究的重要課題。

從本人來說，由於當年在胡耀邦指導下參與了這場大討論，覺得自己有責任做這件保存歷史原貌的事情。為此，從1987年開始，即拿出相當一部分時間和精力，研究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經過十年努力，在1997年寫出並出版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一書，在此同時，也收集和積累了有關的大量資料。我決定進一步努力，形成比較完整的資料彙編。

2011年，我向中央黨校科研部申報立項。經中央黨校校委討論，同意將「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資料彙編」列為中央黨校的校級科研項目。2011年7月，組建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資料彙編」課題組。課題組成員是：沈寶祥、蘭文飛、蔡金剛。組建課題組後，進一步收集資料，主要是照片資料，終於形成目前這樣一套資料彙編。

我們收集和編輯這一套資料，總的要求是：作為歷史資料來收集和編排，務求實事求是，全面翔實。我們遵循的原則是：

全面反映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這一歷史事件，收集包括醞釀、發動、展開、取得成功、補課等各個階段的資料；儘可能收集第一手資料；以文字資料為主，重要原件要有照片或複印件；編者對資料不作評述，但要作必要的注釋。成果形式，除了文字資料，還有圖片資料，主要是一些重要原件和資料的照片。

為了保存歷史原貌，為了便於人們了解和研究這一歷史事件，我們編輯了這一套《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資料彙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資料彙編》是獨創性的學術成果，茲列舉以下幾點。

系統收集整理了胡耀邦發動和推進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材料胡耀邦是這場大討論的發動者和組織者，我們將《胡耀邦文選》中有關篇章，和散見於各種書籍、報刊和其他材料中胡耀邦有關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講話、文章、批示等材料，摘錄、彙編成《胡耀邦發動和推進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資料》。

系統收集整理了鄧小平支持和引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材料鄧小平是這場大討論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正確引導者。他關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講話、指示和有關資料，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這一歷史事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研究者首先要學習和掌握的。為此，我們將《鄧小平文選》、《鄧小平年譜》以及其他有關文獻資料中這方面的材料，加以摘錄彙編，形成《鄧小平支持和引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資料》。

以上兩個材料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重要歷史記錄，是迄今為止，最完整的學習和研究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指導性文獻資料。

收集到中央黨校八百學員討論「三次路線鬥爭」的原始資料。1977年10月9日，中央黨校隆重舉行復校後的第一次開學典禮。華國鋒和葉劍英都講了話。葉劍英副主席講話的最後部分是「繼往開來的一項重要任務」。他提出：我希望在黨校工作的同志，來黨校學習的同志，都來用心研究我們黨的歷史，特別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歷史。這是黨中央交給中央黨校的一項重大任務。所謂「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這是當時的用語。那時，把「文革」開始時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稱之為「第九次路線鬥爭」，後來反對林彪、陳伯達，稱之為「第十次路線鬥爭」，粉碎「四人幫」，稱之為「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總結這「三次路線鬥爭」，實際上就是總結十年「文革」。這項任務很重要、很艱巨，又很敏感。主持中央黨校工作的胡耀邦承擔著落實這項艱巨任務的責任。胡耀邦在中央黨校黨委會上提出，這十幾年的歷史，不要根據哪個文件、哪個同志的講話，要看實踐。這就是說，要以實踐標準來檢驗總結十年「文化大革命」。

為此，胡耀邦指導一些同志撰寫了一個學習文件。這個文件的名稱是《關於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若干問題（徵集意見稿）》。這個文件提出，「要以實踐為檢驗真理、辨別路線是非的標準」。在1978年4月，胡耀邦拿出十天時間，組織中央黨校的八百學員討論《關於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若干問題（徵集意見稿）》這個文件。在熱烈的討論中，許多人以實踐為標準，初步檢驗了十年「文革」，提出了不少尖銳的問題。另一方面，不少人思想還很拘謹，反映出「兩個凡是」的傾向。

中央黨校八百學員來自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區，以及部隊，這個討論影響大，意義大。這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前奏和重要醞釀。這個討論的情況，是研究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重要資料。但是，長期以來，找不到八百學員討論的原始資料。我在撰寫《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著作時，只找到了組織員下班的記錄，這當然也是第一手資料，但不是最原始的資料，一直感到遺憾。在這次收集資料的過程中，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的同志在清理一位已故的黨史教授的遺物時，發現他保存了一批當年學員小組寫的討論總結。有一部五個支部13個小組、三部四個支部15個小組的總結，名稱都叫「意見」。

中央黨校一部是高級幹部班，三部是理論宣傳幹部班，雖然沒有找到二部學員（司局和地廳級幹部）的材料，但這二個部學員的材料大體能反映當時全黨幹部的政治思想狀況。

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的同志提供給我們的這些資料，十分珍貴。我們詳細摘錄了這些資料，形成本資料集中《中央黨校學員討論「三次路線鬥爭」的情況和提出的問題》，這是收集材料的一個重要進展。

收進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理唯一標準》一文形成過程中的幾個文稿。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是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的發表而引發的。這篇文章的形成經過了一個過程，有幾個文稿。這些文稿是怎樣修改的，怎樣送審的，怎樣定稿的，是研究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基本資料，研究者都希望看到這些文稿的原貌。我們不但將這幾個文稿全文照錄，而且全部拍照彩印。這些文稿是：光明日報社的修改稿《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孫長江的完成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第一次送審稿、第二次送審稿。後面三個文稿是第一次全文公布，而且有反映原貌的照片。這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資料彙編》的一大亮點。

收集了中央工作會議關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情況的資料。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中央工作會議，突破了原定的討論經濟問題的議程，與會者熱烈地討論了真理標準問題，尖銳地揭露和批評了「兩個凡是」，會議依據實踐標準，討論解決了一批我黨歷史上的重大問題和對一些領導人功過是非的評價。這個會議標誌著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但是，由於檔案材料還沒有解密，人們對這個會議上討論真理標準問題的情況了解甚少，這是一大缺憾。這些年來，這個會議的不少參加者在他們的講話、回憶文章和書籍中講了有關情況。我們從各種書籍和文章中摘錄了胡耀邦、李德生、馬文瑞、王恩茂、任仲夷、于光遠、張震等十六位同志的回憶材料，形成《中央工作會議關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和爭論的情況》。這是迄今為止最全面反映這次中央工作會議討論真理標準問題情況的資料。

摘錄了理論工作務虛會的重要發言。根據黨中央的決定，從1979年1月開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會議進一步揭露和批判了「兩個凡是」，分清了思想路線的是非；與會者依據實踐標準，對一系列重要問題進行撥亂反正。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說：理論工作務虛會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問題」。那麼，大家究竟提出了哪些問題、闡述了哪些觀點呢？這是研究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必然要面對的問題。我們摘錄了三十三位與會者的發言，形成了《理論工作務虛會發言選摘》，這是研究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很有價值的資料，也是研究撥亂反正史和改革開放史的重要資料。

編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史事志》。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從1978年5月開始，到1981年6月結束，時間長達三年多，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為了較清晰地展示這一過程，我們編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史事志》。所謂《史事志》，不同於大事記，記事較為詳細，有九萬多字。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是「五四運動」以來的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我們從思想解放的角度選編《史事志》這個材料。為了使人們了解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來龍去脈，《史事志》從1975年2月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著手整頓開始，到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將實踐標準寫進黨章規定的思想路線為止。

彙集了各省、市、自治區和人民解放軍各大軍區、各大單位主要負責人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講話。在1978年的討論中，焦點是如何推倒 「兩個凡是」。「兩個凡是」不僅是思想路線問題，也是政治方針問題。解決這個問題，各省、市、自治區和人民解放軍各大軍區、各大單位主要負責人的態度是關鍵。1978年下半年，這些高級領導幹部紛紛發表談話和講話，支持實踐標準，闡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重大意義，實際上是不贊成和否定「兩個凡是」。到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開始的時候，大多數省、市、自治區和人民解放軍各大軍區、各大單位主要負責人，都發表了支持實踐標準的談話或講話，這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重大進展，也是中國政治形勢的重要發展。我們用照片、按時間先後，彙集了這些領導幹部的談話和講話。這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資料彙編》中很有份量的一個部分。

集中反映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補課的情況。歷時三年多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可以大致分為兩個大的階段，即從開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到結束。在前一段，實踐標準同「兩個凡是」進行了激烈的較量，並取得了勝利。這一段，時間雖然只有半年，卻是十分重要。後一段，時間有二年多，是普遍深入的群眾性思想路線教育運動。這一段討論，領導重視，成效明顯，有其豐富內涵和鮮明的特點，很值得研究。但從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大多是關注前一段，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補課的研究，則比較薄弱。我們收集材料時，對後一段給予應有的重視。文字資料有26篇，照片資料更多，《史事志》共165頁，補課部分就有45頁之多。這些材料為人們研究補課提供了較好的條件。

大量照片是《資料彙編》的一大特色。《資料彙編》共四冊，有一冊是照片集。我們從各種途徑收集拍攝了大量照片，從中精選出266張（有些照片是很珍貴的歷史資料），編成一冊，並加有重要內容的說明詞。這些照片直觀地生動地反映了這場大討論，有些照片是研究說明某些問題的有力佐證。這些照片為研究者提供了文字資料無法替代的重要條件，而且，二者可以收到相互印證、相得益彰的效果。

胡耀邦史料信息網：關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資料彙編》，還有哪些需要向讀者說明的問題？

沈寶祥：這個《資料彙編》中，涉及到一些人的是是非非，這是歷史的真實。我們是本著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的態度收集和編輯這些資料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是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這章的發表而引發的。這篇文章的寫作和修改定稿，經歷了一個過程。有關各方都有自己的敘說，我們將有關的資料編在最後。我在《真理標準問討論始末》一書的「序言」中，對此有說明：「我努力發揚中國史學的秉筆直書的優良傳統，力求按照歷史本來面貌來記載和述評，而杜絕諱、頌之類的不良學風，以求達到實事求是、尊重歷史的要求。我知道，這樣做就要得罪人，很可能會引起非議。但我堅信，歷史老人會是公道的。當然，如果僅僅依據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這一特定時期的表現，就對某一個人作出全面的評價，那也未免太片面了。」這也是我們收集和編輯這一套《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資料彙編》的態度和做法。

這一套資料是多年努力的結果，是目前能夠收集到的比較完整的資料，大量是第一手的資料。但是，由於有些重要資料還沒有公開，無法收集，只能用第二手的資料（如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四千高級幹部討論「歷史問題決議草案」），也由於這場大討論歷時較長，涉及面廣，有些情況只能有選擇地收集代表性的資料。還有，這場大討論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但我們未能收集當時國際社會對這個討論的報道評述的材料。這些，都是這套資料的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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