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騷擾與「性騷擾迷思」會帶來哪些傷害？#me too#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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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性騷擾相關研究整理。

「性騷擾」的定義

在台灣，性騷擾防治法（2009）將性騷擾定義為：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包括

（1）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2）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而無論是前者的「敵意環境」，還是後者的「性要脅或性賄賂」，都是不對等權力關係中容易出現的性騷擾樣態。

在專業研究上，學者 Fitzgerald 與 Shullman 將性騷擾分為3類:

1. 性強制(sexual coercion)：指藉由威脅或利誘達成性順從，在法律上也稱「交換式性騷擾」;
2. 不受歡迎的性注意(unwanted sexual attention)：指藉由口語或非口語方式，導致屈辱的、敵意的或冒犯的環境而影響當事人，此類屬法律上的「敵意的工作環境」，如不當追求、對衣著的淫穢批評、調戲式的吹口哨等。
3. 性別騷擾(gender harassment)：指基於性別刻板印象貶低任一性別的偏差行為或言論，如展示裸體照片、含性歧視的玩笑、將他人身體物化等，此亦屬於法律上「敵意的工作環境」。

事情發生後，受害者通常是如何應對的？效果如何？

Gruber總結出6種性騷擾因應策略，從最消極到最積極依序為：

• 逃避
• 淡化
• 尋求社會支持
• 協商（包括要求對方停止騷擾行為）
• 尋求（權威人士）調解
• 提出申訴

而 Fitzgerald 和 Shullman 指出，性騷擾應對方式可分兩大類：

• 對外/問題中心取向：逃避、面質告發騷擾者及尋求社會支持
• 對內/情緒中心取向：瑣碎化、淡化及善意詮釋等

文獻顯示，性騷擾雖是國內外許多女性的共通經驗，但受擾女性因擔心被報復而對面質及申訴等積極因應方式婉拒，而多選擇消極應對處理。如：

• 女警會以消極的方式(如:否認、淡化等)帶過以避免尷尬或是可能的其他後續麻煩
• 年輕女老師多是消極的應對甚至逃避，事後處置則多尋求自我改變及心情經驗分享
• 工程單位員工除了直接制止、向上司申訴外，也會消極、迴避或改變自身行為的方式，比如停止與騷擾者接觸、減少向其寄送電子郵件等

性騷擾應對方式中，「不予理會」最常被使用，但最無效，效果也最令受擾者感到不滿意；相反的，「提出申訴/告訴」為最有效，最令受擾者感到滿意，但卻最少被使用。

性騷擾對受害者身心造成了哪些傷害？

對於父權文化中的女性受害人而言，性騷擾過後，並不代表事件結束，反而可能是後續傷害的開始。

根據現有研究顯示，性騷擾事件可能對受害人造成多種傷害，內在癥狀包括：

• 情緒——感到無助，感到焦慮，及困窘不安無法專心等
• 生理——身體變差、常做惡夢、藥物濫用等；
• 認知——負面的自我概念、羞恥感、罪惡感等

外顯癥狀則包括：

• 人際關係——對他人感到不信任、外觀及衣著服飾改變、對「性」產生負面的態度等
• 工作學業——可能出現改變工作/學業習慣、無故曠職/蹺課、表現不佳等行為

國內外經驗研究指出，校園及職場性騷擾，不管其樣態為何，均對受害人發生心理、 情緒及人際關係之負面影響：

• 性騷擾對員工的工作相關表現（如工作滿意度、工作壓力、工作表現及對組織的投入等）、心理（如健全及壓力等）及生理（如健康滿意度及生理癥狀等）均有負面影響（Chan、Lam、Chow，2008）
• 同學性騷擾事件除了引起被行為者本身的負面情緒，也會造成人際關係的破壞，並導致團體氣氛與工作效率低落（楊羚綺，2006）
• 在遭遇不同型態的性騷擾經驗後，有半數以上的被騷擾女警感到困擾，且後續對女警個人而言，性騷擾事件可能會改變其人際關係的互動形態（謝孟璇，2007）
• 女性接獲性騷擾電話時，多感到恐懼、害怕、憤怒、噁心、覺得被侵犯、震驚及自責（Smith 及 Morra，1994），而且，電話性騷擾雖然沒有對女性造成直接的身體傷害，但許多女性卻因此而感到相當恐懼，嚴重者甚至需要改變日常生活作息（林靜媚，1997）

即使只遭受到性別騷擾或不想要的性注意等，都比沒有經驗性騷擾者出現較多的 PTSD 癥狀，而且性騷擾的威脅越嚴重，持續的時間越長，受害者的癥狀就越嚴重。因此，性騷擾不只是法律議題或校園事件，且是嚴重影響心理健康的創傷事件。

受害人在應對處理性騷擾事件的過程中，會經歷怎樣的「衍生性傷害」？

1、命名猶豫

面對性騷擾事件時，部分受害者經常出現對性騷擾命名的猶豫，即不知道是不是該把這件事定義成「性騷擾」，顧慮的主要原因包括無法確認對方是否有性騷擾意圖、擔心自己誤會/曲解對方、怕傷感情破壞人際和諧、及合理化對方的性騷擾行為。在台灣的華人女性同樣也出現類似情況，相當符合Mannison（1998）的社會觀察結果：父權體制的性別意識型態經常透過「命名猶豫」的社會運作，導致受害女性對身體自主的自我矮化、自我遁形及自我「消音」。

「?我很確定我有那種不舒服的感覺，對，只是我在那個時候的確沒有去，用這樣的一個名詞去解釋。」

「?因為我不確定，他是不是真的故意要摸我。我沒有辦法確定，因為他碰你的時候，你總是在一個完全毫無準備的狀況下。」

「但是對於這些情況（被人掃視全身），我的反應通常也都只是微笑，因為不希望把氣氛弄僵，因為第一份工作希望大家能和氣。」

「一開始他在問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只是覺得，他是不是想跟同事比較親近一點，好像他是大家長，關心後輩晚輩這樣子。?我就會自己還幫他找理由，那會不會是這個老闆只是想要跟同事拉近關係。」

（羅燦英，2012）

2、揭露焦慮

即使針對已被命名的性騷擾事件，當事人仍會經歷到揭露焦慮。焦慮來源多與潛藏於華人社會的「性騷擾迷思」有關，常見的性騷擾迷思多有否認性騷擾、否認性騷擾的嚴重性、否認性騷擾構成傷害、否認性騷擾隱含性別權利問題等傾向：

性騷擾根本就沒有定義

「兩情相悅「的性關係不能算是性侵害

男性不可能被性騷擾或性侵害

定義性騷擾會挑起男女之間的對立

女性其實是喜歡被性騷擾的，只是口頭上不敢明說

女性之所以會被性騷擾是因為她眼神挑逗/衣著暴露/不檢點

被性騷擾已經很丟臉，不要再說出去了

哪有性騷擾，只是女性自己過於敏感

性騷擾只是少數個別人的問題

性騷擾不是性別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

……

父權體制經常透過各種論述，合理化性騷擾中的權力濫用。性騷擾迷思經過媒體的傳播及個體的內化後，經常導致研究參與者對揭露性騷擾事件的焦慮。因此，有些受害者會因擔心家人不相信、擔心家人困擾、恐懼媒體曝光、固著於貞操情結或受害羞恥感等原因，而對揭露性騷擾事件感到焦慮。

3、對「自己要應對性騷擾」這件事而自責

前文已說明，性騷擾受害女性受制於父權場域，多以陰柔方式應對性騷擾事件。但有些女性其實不滿意自己對性騷擾事件的的應對方式，會評價自己做出了「不當」的因應，並把這個情況歸因於、責備自己的個性、心態或人格特質（責備自己不夠小心、不夠敏銳、傻大姐、過於但魂、缺乏自信）或是責備自己的行為不妥（假裝沒事、傻笑、討好騷擾者、沒有儘早反抗、缺乏反應的能力等）。

這些研究結果也非常符合激進女權主義的描述：父權體制一方面對性騷擾女性進行消音處理，一方面又引發女性對沉默應對的自我責備。

4、面質騷擾者遭到反挫（confrontational backflash）

有研究發現，在台灣的父權場域中，女性對性騷擾事件的當面抗議或事後面質，多遭到騷擾者的漠視，否認，奚落，甚至侮辱，進一步體現父權體制如何對主張自我權益的女性施壓。

對女性/受害者的脅迫，常常用上以下技巧：

• 讓她們對於什麼是「正常」（身體接觸/人際界限）無知
• 對於「拒絕」感到無能、失語、不知道說什麼（lack of language）
• 對於「同意」與「不同意」缺乏抉擇力
• 缺乏對自己的信心與肯定
• 對女性滋養型角色作出定義

從女性面質挑戰騷擾者卻遭受反挫，可以看出，男性騷擾者是如何運用上述技術，羞辱提出面質的女性，脅迫整體女性放棄守護身體自主權及性別正義。 而且，許多受害者的人際網路，對於她們想要明確抗拒的行為，常常也不予支持，甚至出現責備受害人的現象。因此她們會對正面抗拒的效果表示疑慮，對公開揭露所要花費的高情緒成本也做出深刻的思考。

5、機構性虐待（institutional abuse）

有受害者選擇向學校提出師生性騷擾的申訴，卻因權責機構沒有正視性騷擾問題嚴重性、缺乏性騷擾處理專業知識與能力、處理程序缺失、處理人員的官僚心態（息事寧人與敷衍了事等）、遭到處理人員的威脅、調查程序的繁複及後續司法問題而受到困擾，這一系列常見的機構性虐待經常導致申訴人的身心健康、人際關係、工作求學及日常生活受到衍生傷害。

有些受害者表示，自己選擇遺忘事件當天的傷害，並以壓抑方式度過處理過程。但對於「處理過程的傷害」，始終無法忘懷，多年後仍會「觸景傷情」。上述機構性虐待對申訴人造成相當持續且深沉的後續傷害， 其衝擊力道甚至超越性騷擾事件本身。

6、人際疏離

相關文獻指出，性騷擾事件的結束，並不代表傷害的終止，性騷擾事件經常透過人際關係的傷害持續對受害人產生衝擊。

比如說，當受害者揭露出性騷擾事件，卻不能獲得其重要他人的支持時，如家人/同事/朋友/同學們不相信、認為只是誤會、輕視/忽視性騷擾事件、拒絕聽取指控、淡化事件、責備受害者穿著、強調騷擾者其他能力與人格優點等等，都會導致關係破裂，或是關係疏離發生。

其次，當受害者是在公共場所（如巴士、地鐵）被性騷擾時，因在場其他人都熟視無睹，沒有積極介入或協助，受害人的社會信任度也會破損，安全感下降。而若是童年期遭受嚴重性騷擾，而未獲父母有效處理，成年後則會呈現性創傷現象，將自我價值的物化及親密關係的性化。

總結

當受害者作出符合父權文化的陰柔處理，隨之而來便是對自我的質疑與責備。就像Cains指出的那樣，女性以沉默與對男性投降換取邊緣化的生存，並在此過程中被迫與壓迫者合作，導致女性的自我憎惡與困惑。而當受害者展現主體性，進行面質與申訴，卻經常會引發騷擾者的惡意反制、社會網路的背棄/懷疑以及機構性虐待。最後，當受害者掙扎於尋求存活及心理復原的資源時，也經常需要面臨人際關係受創的可能。

對女性而言，性騷擾的衍生性衝擊，並不亞於性騷擾事件本身。這些衍射性衝擊對父權壓迫明裡暗裡作出掩護，經常對當事人造成更為深沉與持久的傷害。

（未完待續）

參考文獻

陳家琳(2008). 交通部所屬工程機關員工工作場所性騷擾經驗、認知與回應. 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台北.

廖井瑜(2004). 國中階段生師性騷擾之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領導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台北。

羅燦煐(2002). 他的性騷擾?她的性騷擾?:性騷擾的性別化建構.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46, 193-249.

羅燦煐(2012). 性騷擾過後：女性性騷擾因應處理之衍生性衝擊.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33, 155-191.

謝孟璇(2007). 我國女警遭遇工作場所性騷擾經驗之研究——以台北市為例. 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台北.

Cochran, C. C., Frazier, P. A., & Olson, A. M. (1997). Predictors of responses to unwanted sexual attention.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1, 207-226.

Fitzgerald, L. F., Shullman, S. L., Bailey, N., Richards, M. M., Swecker, G. Y., Ormerod, A. J., & Weitzman, L. M. (1988). The incidence and dimensions of sexual harassment in academia and the workplace.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32, 152-175.

Gruber, J. E. (1989). How women handle sexual harassment: A literature review.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74,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