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扎哈時代的舒馬赫宣言(上)

後扎哈時代的舒馬赫宣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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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沒法去強求和規範社會秩序,而是提取社會秩序的邏輯(個體行為或自然秩序),歸納成全新的建築語彙。」

「我們要重新理解物質性:所有的符號學都是關於交流障礙而非物質阻礙,不論在社會還是個人層面,物質的問題本質上都是交流的問題。」

「參數化符號學的意義在於能夠將設計、社會活動在一個整體中統一起來。」

「當我們把社會秩序與設計規則聯繫起來,將社會秩序作為控制設計的先決條件,就會發現一種比藝術更為強大的新工具應運而生了——它將扭轉我們思考設計的模式與美學觀點。」

推薦語

本篇講座由AA DRL王子乾推薦

在建築史漫長歲?中,總會有?在某些特定歷史時刻,?他們的天賦帶領著?眾信徒去引領? 個時代的風潮,?個?英雄主義般的影響?來為共同體紀念碑篆刻新?。細究後,他們的存在?式往往極具規律性。?論阿爾伯蒂還是波洛?尼,亦或柯布西耶、庫哈斯或者?丘?,他們的設計作品或理論往往都在他們所處的時代引起巨?的質疑與爭議,有些甚?深受譴責。??論他們在後世獲得了多少晚輩們的盛讚,這些天才們都深知???處漩渦中?的當年,所有的論點與宣?或許僅僅是為了能讓??的設計和理論博得?絲建築學共同體內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地位。

若?這個邏輯來環顧現在所處的時代,帕特?克(Patrik)或許就是那位會在未來被冠以巨?光環的神選之?。與前?提到的諸位不同的是,雖然他始終處於學術漩渦的中?同時飽受詬病與質疑,但他從未嘗試為個?的設計作品和理念樹碑?傳,?始?終他都代表著另外兩個更?的概念:Zaha 建築師事務所與「參數化」。他當前所作的?切,或許都只是為了讓Zaha事務所的設計作品與參數化設計本?可以獲得?夠的「合法性」。

帕特?克頗有奇?風範,由於時常奔?於世界各地演講,同時需兼顧Zaha事務所的業務洽談與AA的教學?作,因此每?休息時間極少。但他始終精?充沛,在何種場合都保持極?的投?度, 反?跟班隨從們都疲態盡顯,正是這樣?位?作狂?,在始終努?為「參數化」冠以「主義」的頭銜。 「參數化設計」由於其操縱形式產?過程的特殊性,?直游?於建築師?業認同的邊緣。所有曲?形式和優美線條的產?,似乎都會因為其「參數化」的卑微出?,?遭到不公的輕視。?這種認同缺失的根本在於兩點。?先,「參數化」建築的種種曲?形式很難給予更深層次的邏輯?撐,對於深受結構理性主義洗禮的西?建築界,缺乏形式、功能、結構間清晰邏輯關係的建築是?理性的; 其次,獲得共同體內的合法性認同需要時間的考驗與質疑的消化。帕特?克所有的學術研究和學術努?,都是在為上述兩點的化解?努?。本篇講座中提到的「符號學建構」以及下?期將會提到的「參數化主義特徵要素」都是在為參數化設計出現的建築形式在邏輯上建?獨特的成?體系。?偏見與質疑何時得以被消化,或許帕特?克??也不得?知。此時,我們應該回想起柯布西耶在 《?向新建築》結尾段提到的那句:」不搞建築,就要?命!」

講座正文

帕特里克·舒馬赫(Patrik Schumacher)

這次講座我會串聯一些主題:數字化生產的時代(age of digital production)是我們所有新工具的總和,它涉及到設計媒介、秩序本身的科技含量(empowerment)……如今也會影響建造過程,但這都不過冰山一角:數字化生產時代不僅是產品複製,它還是整個社會通過數字媒介對自身進行生產和複製並通過「新經濟」來左右社會動態(societal dynamics),所以它不只關乎工具,還是我們意圖構建的框架——社會進程已經發生劇變,這就是我所謂的「新時代」,不僅是嶄新的建築時代,而且是亟需「新建築」的新時代,這種「新建築」需要汲取並巧用所有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建築師們長期處於最前線,但最近十年他們敏銳的神經日漸蛻化,主張「秩序」的保守主義(conservatism)盛行——這是我極力抵制(counter)的。所以對於「數字化生產時代的建築」我要談談在參數化體系中處於次要地位的(subsidiary)「建構形態學」(tectonism)——這是參數化在當代背景下最先進的調研策劃。

但它並未滲入真正的建造實踐,所以我將在所謂的「參數化符號學」(parametric semiology)的語境下談它——這是我自己的調研項目,這是關於「秩序該向哪裡演變」的宣言(manifesto)和命題,我們要領悟符號學項目,將建造環境理解為一種飽含信息的「指令」,指引我們在更為錯綜複雜的交流體系中尋求路徑,這就是「能力」。

我想從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開始說起,因為正如該書標題——在機械複製(mechanical reproduction)或生產的時代,我們正經歷藝術作品的突變。我想強調的是,20世紀是機械時代,而21世紀是數字化或計算機時代。他在20世紀初約1920年就開始構想這篇理論性著述,而我深受另一部著作《作為生產者的作者》的啟迪——名氣比本雅明小,它也闡述了與今天相關的主題。

*Walter Benjamin,1892-1940,20世紀德國傑出思想家、哲學家

下圖是我們能從瓦爾特·本雅明思想中提煉出的主旨:首先是「生產技術作為主要變革力量」——馬克思的主要思想,其次是「藝術的新社會功能」和其它秩序的問題——對我而言主要是建築的社會功能,第三是「新媒介改變著感知機制」——我要強調的也是「新媒介」,本雅明主要談了攝影與電影、紀錄片與製片給我們生活帶來的的全新認知,而我認為「媒介」是指模擬媒介(simulation media),例如虛擬現實(VR)。接下來談的是「創新的藝術交流形式比其內容本身更先進」,所以我對「先進」有較傳統的理解:投身於推動人類事業——解放(emancipation)、啟蒙(enlightenment)、自由、繁榮...... 所以追求「先進」不等於時刻與先進生產力(progressive forces)保持相同的觀點、言論和戰線(alignment),因為本雅明強調的是「科技驅動」。我是在「倒退(retrograde)」的語境下談「秩序」的,因為「秩序」或許存在先進的想法,但它實現這些想法的模式過於固步自封(conservative)。他提出的最後一點是「大眾文化的新意義」,特定的社會形態(social formations)首次在20世紀成為現代主義(modernism)背後的力量,而我認為「群眾」(multitudes)的概念已發生了巨大轉變。

生產技術作為主要變革力量

我想重點談「生產技術作為主要變革力量」,因為在基礎與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間存在差異,生產科技終會改變一切——價值觀、道德乃至意識形態和想法,在工具之外,社會關係一定會被生產技術的新潛力重塑。

我用他的觀點來思考藝術和創造性產業:很早出現的攝影和電影技術存在滯後因素,如今卻已在藝術中引起劇變,所以他探討了藝術的上層建築——創意、天賦、永恆價值等傳統概念逐步走向毀滅了,因此,藝術的新社會功能出現了。

藝術的新社會功能

特定的可視性藝術例如繪畫和雕塑,在我們的傳統觀念中承載著日常的社會功能——報告並記錄事件,但它們的內容已經被照相技術取代(superseded)了,似乎被剝奪了功能(cut loose)之後淪為了無用之物(idle),所以它們亟需尋求新的功能,這就是「為藝術而藝術」(『I』art pour I』art』/art for art』s sake)的意識形態產生的時代背景,藝術可以在反思中獲得積極價值——儘管沒有被賦予明確的(determinate)職能。

這是我極感興趣的一項新發現,它旨在釐清我們通常所指的藝術世界——即特定的現代藝術或當代藝術,這完全是個源於奇特的、富有創造力形態的新現象,意味著整個行業需要擺脫鬆散狀態,重塑自身。在我看來,「為藝術而藝術」的觀念更像一種突變,抑或頭腦風暴——所有新發展和未完成的試驗性項目正如其它創造性藝術一樣普遍成為設計準則(design disciplines),包括製圖(graphics)、媒體、電影、攝像、產品設計和建築。我們當然不會置身其中,繪畫、雕塑、藝術乃至建築都是「設計準則」的一部分,從辯證(dialectic)的視角來看,這些準則可劃分出較為激進的(avant-garde)部分——它是封閉的,且將藝術世界作為對早期概念和未知領域的探索實驗,這就是所謂「藝術」:半功能性的(semi-functional)傢具、成為藝術宣言(manifesto)的早期建築、藝術裝置(art installations)......這就是藝術世界的半壁江山,它們在設計準則與實驗革新之間反覆搖擺——但這並非本雅明的論述,而是我聯繫本雅明所闡釋的「藝術的社會功能發生根本轉變」提出的新理論。

所以,起初繪畫和雕塑逐漸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那時並不存在其它潛在因素對世俗(worldly)與現實世界的對抗,它們只是在構建現實世界;但如今「交流」已被平面設計、大眾傳媒、建築產品設計所取代了。

新媒介改變感知機制

另一個主題就是新媒介已改變了我們的感知模式,本雅明重點探討了攝影技術——你可以更細緻地觀察場景、進行特寫的變焦攝影(close-up zooms)、有更開闊的視角。我最關注的是它所蘊藏的全新探索性地揭露世界的潛能,如今當我們審視數字傳媒,當我們面對設計發展、被無數新事物裹挾之時,該如何重新組織我們的感知意識與時間觀念?如果你慢下來關注某個要點(recapitulation),更多的時間早已飛逝,因此這些新角度成了我們調研與設計構想的對象。

在大多歷史階段中,伴隨著人類集體存在模式的改變常常出現感知方式(sense perception)的變化。這種人類感知體系組織的方式和發生的媒介不僅受自然的控制,還受歷史的影響。

這些畫面出現在70年代,由約翰·伯格(John Berger)*之類的藝術家完成,甚至BBC都有一系列劇集專門探討它,可見媒介的概念是帶有深刻「產品」的烙印(imprinting)的——它並非膚淺空洞的框架,而是很值得我們反思。

* John Berger,英國藝術批評家、小說家、畫家,被譽為西方左翼浪漫精神的傳人

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 McLuhan)* 曾談過「媒介就是訊息」的主張,雖然這聽起來像隱語(cryptic phrase),但他要表達的恰是媒介強有力地塑造了訊息,所以有了新媒介才出現充斥鋪天蓋地訊息的全新世界,我們正身處於這樣一個數字化設計的新世界。

* Marshal McLuhan,20世紀最重要的媒介理論思想家之一,他的卓越之處在於意識到時代變革的本質,認為新媒介使革命成為常態,並在代表作《理解媒介》中提出「媒介即訊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等著名論斷。

當然,新工具的發展僅僅是當代激進性與建築無限潛能的冰山一角,它充滿了揭露性(revelatory)、生產力和創造力,且常常成為我們設計的準則——陷入高技派(techno)、迷信的(fetishistic)怪圈,這是很深奧的社會問題。

創新的藝術交流形式

本雅明所謂「創新的藝術交流形式比其內容本身更為先進」或許更多側重的是文學層面,你們會覺得這話出自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proletariat)陣營的作家或小說家之口,但傳統的思維模式和交流方式的確使我們飽受束縛、難以出新,所以他說我們需要辨別誰在「生產」正確的內容並為它注入傳統的形式、誰不與無產階級結盟(aligned)、誰在為媒介的技術創新做出貢獻。他強調形式、類型(genres)以及形體所塑造和代表的內涵,而我總是意識到「形式」研究與創新的重要性與先進性。如今有不少偉大的形式創新者,他們未必在親身實踐前沿項目,例如Frank J.Ayres和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

本雅明還說過先進的作家往往將自己置於無產階級陣營,並追求「獻身」,但他認為「獻身」的概念完全不足以成為政治文學評論的工具。這是引自《作為生產者的作者》的一段話,他並非在描繪生產關係,而是探究一位作家或藝術家在新的生產關係、科技、工藝中身處何種地位。

大眾的新意義

我始終關注本雅明,因為他勇於與20世紀的工業革命所引發的主要變革作鬥爭(grapple),但最終徹底的機械化(mechanization)和大眾消費標準還是將群眾完全帶入資本主義社會。他同時也站在消費者的立場上審視這場變革,社會的演變使群眾逐漸成為業主(clients),擁有了全新的政治環境,建築當然也會對變革作出回應,所以20世紀自然而然地產生了現代主義。

而且我認為現代主義完美地適應了新興的工業化、機械化的批量生產的社會,這樣的社會充滿同質化的(homogenizing)生活方式與千篇一律的消費準則,同時群眾運動與流水線上無止境的重複勞動將普適性的消費標準灌輸給所有人。

由此產生了如下圖從1922年至1925年的種種景象,從20世紀的城市規劃中我們明顯看出:機械化生產主導下的社會是基於不同空間的劃分——商貿區、居住區、後勤服務(logistics)、購物區和工業區,從居住區和商貿區的地形能清晰地看出:他們僅僅是在劃分看似不同、實則內部重複均質的區域。

這個願景早已成真,柯布西耶在1965年對建築所處環境的思考不局限於城市,還包括建築、產品等包豪斯(Bauhaus)曾構想過的一切事物,如今我們開始對產品環境進行重構,所以首先需要理解建築所處環境對社會的貢獻是什麼,於我來說它是社會進程中的秩序與規則,在此語境下,工業城市就是通過勞動分工、「朝九晚五」、交通通勤(commuting)等行為串聯起的生活片段,城市環境展現出「發自肺腑」(visceral)的同質化(homogeneity)特徵。

這個願景早已成真,柯布西耶在1965年對建築所處環境的思考不局限於城市,還包括建築、產品等包豪斯(Bauhaus)曾構想過的一切事物,如今我們開始對產品環境進行重構,所以首先需要理解建築所處環境對社會的貢獻是什麼,於我來說它是社會進程中的秩序與規則,在此語境下,工業城市就是通過勞動分工、「朝九晚五」、交通通勤(commuting)等行為串聯起的生活片段,城市環境展現出「發自肺腑」(visceral)的同質化(homogeneity)特徵。

建築空間的社會意義

建築空間是對社會秩序的反映,我們常常談論空間,給它的要素賦予各種價值,但更要清楚建築空間構成了社會進程和秩序,空間秩序所依附的社會秩序是時刻發生增長、累積、演變和成長的,由此形成此消彼長的社會組織,它是離不開底層(substrate)和群眾的。

作為成群結隊的靈長類動物(primates),穩定的秩序、社會地位與活動分布衍生了像東方(orient)這樣更複雜的環境。地域性與歸屬性的差異化隨處可見,人們基於長期互動合作而自發形成的關係締結相對穩定的契約,依據不同的性格、家庭、類型來標記並劃分(demarcate)組織,自然形成聚落組織或文化符號,它們表現出的差異化遠比自然形態學(natural morphology)多元。

我堅信在人類原始社會不可能沒有建築空間或特定的聚落形態(settlement structure),它們是任何社會結構都不可或缺的框架(skeleton),否則社會就會因缺乏文化集體性認同感而崩潰,從中你總能找到符號學(semiological)的影子——圖形或裝飾。

文化的符號化還體現在「臉譜(physiognomy)」,當然現代倡導的是個性解放,但在當時這是社會秩序性的體現,不同性格的面具代表不同的社會階層與角色,一旦你掌握了文化符號便能輕易分辨成千上萬座城市的社會空間形態。

建築秩序與社會秩序

我認為建築空間產生的秩序通過特有的組織性與文化性影響或塑造社會秩序,例如在古代空間秩序中體現出的社會等級與地位的差異,可見社會秩序需要藉助空間秩序來實現,所以建築空間與社會層級的密切關係印證了「建築所處環境反映社會形態」的觀點。

全新的設計媒介

所以當我們把社會秩序與設計規則聯繫起來,將社會秩序作為控制設計的先決條件,就會發現一種比藝術更為強大的新工具應運而生了——它將扭轉我們思考設計的模式與美學觀點。例如在以下場景中我們給對象輸入根據規則設定的指令,使他們根據既定規則自動在對應的立方體位置上自動完成匹配和排列,這種新工具給我們帶來窺探設計本質的契機,將目光從抽象的形式轉向更為明確的設計規則本身。

我們不難發現在足球場上,球員們通過特定規則形成的交流協作直接決定球技的發揮甚至結局的勝敗,而絲毫不會受到球場上劃的白線造成客觀的視覺限制的影響;而高速公路上的符號與標記寓意的不同規則指令會決定機動車的行駛——這就是超越物質的交流機制。所以我們要重新理解物質性:所有的符號學都是關於交流障礙而非物質阻礙,不論在社會還是個人層面,物質的問題本質上都是交流的問題。

眾所周知,建築是一種交流系統,它具備組織和建立交流互動空間的獨特社會功能,換言之:社會秩序的體現依賴於空間秩序的建立。建築師沒法去強求和規範社會秩序,而是提取社會秩序的邏輯(個體行為或自然秩序),歸納成全新的建築語彙(Semiology)。把社會關係映射到建築中,用具有代表性的新媒體或技術提供一個全新的、強大的視覺和設計方式,就是他所提出的參數化符號學(Parametric Semiology)。

參數化符號學的意義在於能夠將設計、社會活動在一個整體中統一起來。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停車場的設計中,相同的符號貫穿在建築與場地的設計中,在社會活動與空間之間產生對話,使場域中的空間活動具有一致性和交流性。

參數化符號學

建築師們沒法去強求和規範社會秩序,而是提取社會秩序的邏輯(個體行為或自然秩序),歸納成全新的建築語彙(Semiology)。把社會關係映射到建築中,用具有代表性的新媒體或技術提供一個全新的、強大的視覺和設計方式,這就是我理解的「參數化符號學」。

例如在Schelling的分離模型中,從左邊的隨機分布開始。只有當「居民」周圍一些「鄰居」是不同的顏色時居民才會移動,這代表了對不同種族對鄰居的社會包容度。該系統放大了「個人喜好——過沖」,因為一個人的舉動可能會對前鄰居和新鄰居產生層疊影響。可以看到,即使是40%的低門檻,對10個「不同」的鄰居中有6個相當高的包容度,但右邊的最終結果居民還是有著80%的類似鄰居。

自組織(self-organization)使得空間與社會可以適應彼此的發展和改變,我們可以看出自組織的城市與城市規劃指導下的城市既不同又具有某種相似性,這再次印證了社會活動對空間組織的影響。社會活動影響空間組織形態,而反過來空間組織形態也會影響社會活動。

新興的建築語彙必然是激進的,1924年柯布西耶提出的「光輝城市」,廣泛倡導新的城市理念,這在當時顯得極其前衛;但如今我們已身處勒柯布西耶所構想的城市狀態中。對於參數化主義,我認為真正的先鋒性必然會使主流隨之覺醒。只有激進走向主流,並肩負提高全體建成環境的責任時,才能更好地繼續創新研究,比如要打破真實項目需滿足的經濟功能限制等,所以參數化主義註定是未來的主流。

參數化設計的信息密度

所有設計都是對「交流」的設計,建築環境是一個充滿各種龐大信息交互界面的複雜基質空間,每個空間都是自足的交流體系,它們通過共同作用為社會實踐者傳達信息,因此我們所設計的空間就是構建更深層次交流的誘因。社會發展只能與空間組織同時進行,對建築環境的精心設計是構建任何穩定社會秩序的必要條件。因此我將自己的理論根植於資訊理論中,社會學理論是理解建築理論的框架,例如盧曼將社會生活抽象為一種交流過程,而非物質生產,如果這個命題成立,那麼重視交流就能提升建築的社會功能,尤其在後福特時代的信息社會,社會生產力總是隨著交流密度的增長而提升的,電話交流可以解決部分問題,但快速有效的面對面交流仍是我們生產力的重要成分,處理複雜城市環境的能力對社會總生產力有決定性影響,因此整個建築環境必須成為多元的交流界面。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必須與其它一切產生共鳴,這會使整體關係得到強化,從而在城市中產生豐富的信息與連貫的認知,這些信息能迅速有效地登上斑駁陸離的社會舞台。身處其間的我們擁有日益強大的能力——同時瀏覽和接收大量的事件信息,要想進一步挖掘這種能力就需要一個前所未有複雜的新建築環境,這種複雜性被組織和表達成為紛繁複雜的秩序,就像我們所敬畏的大自然的秩序一樣。

一個社會越自由就越複雜,它越需要通過感知與符號化的線索來限定它的成員,而非通過我們常見的物質障礙或通道,所以城市就像複合的文本或媒體,我們作為建築師和規劃師必須在此展開更為密集的交際情景的空間選擇,它們要有更強的觸感和可讀性,我們的視線就要更細膩地觀察場景背後潛藏的信息。參數化主義的邏輯是基於規則的差異化在建築環境中構建相關的新秩序,使不同城市與建築系統間的邏輯要素相互關聯,彼此交流,這並非對世界的形而上學的斷言,而是參數化設計的引導原則——基於社會規則的設計過程能夠充分反映人類的認知能力,可以在信息轉碼後提供所有形式的信息,這就意味著通過用戶進行信息檢索是可行的。

組織、連接和意義

這三個術語足以闡明建築的社會功能——人類交流互動的框架,這個功能可以被分為三塊。首先,「組織」(organization)是空間要素位置分布和聯繫模式的基礎,而「連接」(articulation)的形成基於形態特徵、整個建築組織元素間的相似性和差異。「組織」是藉由疏遠、阻礙、用循環渠道連接等物質手段實現的,理論上,這些物質機制可以獨立於任何細微的感知與理解之外運行,所以就算沒有「連接」也能成功。然而,僅僅「組織」而沒有「連接」的局限性在於不能增強參與者的主觀能動性,嚴重限制了社會交流模式的豐富性。「連接」產生「認知」,它可以促進參與者的感知與理解,從而增強主觀能動性。

「組織」與「連接」的差異源於處理「被動個體」和「主動認知個體」間的區別,二者的關係可以表述為:「連接」建立在「組織」之上並闡明「組織」,它使「組織」的功能愈加明確和秩序化。「連接」包括兩個不同任務:現象學和符號學的連接,它們的區別介於「認知主體的行為反應」與「社會實踐者的交流參與」之間。現象學將用戶當作認知主體,依據他們的感知來解析環境,換句話說,用戶只能「閱讀」、感知或理解他們辨別能力範圍之內的內容。所以它屬於閱讀交流的一種行為,也就是說對空間的「閱讀」既能構建交流,也可能萌發預料之中更深層次的交流(這些被構建的「交流」是源於用戶而非設計師)。溝通的前提是語言,是由意義編織的龐大系統,因此建構符號學的首要任務就是超越這種自發形成的符號學(所謂天才建築師的「直覺」),建立一個更為複雜精確的符號系統。

參數化主義下的建築符號學

經歷過1970和80年代的失敗嘗試後,今天的建築符號學可以被「參數化符號學」有效地論證和實現,值得警惕的是,符號系統既不能想當然地理解成「語法(syntax)」,也不能簡化為「語義(semantics)」,否則就會重蹈1970年的覆轍。據我所知,艾森曼的作品沒有關注「語義」的維度,而詹克斯(Charles Jencks,美國建築理論家,景觀建築師)沒有關注「語法」,可見後現代建築師都試圖在建築歷史基礎上建立自發的符號學,但往往被禁錮於循環往複的陳詞濫調中,無法產生多元的「語法」。我提出的建築符號學恰恰是與所有歷史上符號學語料的徹底決裂(severance),類比人工編程的語言來創建全新的人造視覺語言(spatio-visual),充分利用語言特有的「任意性」。這種語言的構建一定是循序漸進的,它會在「語法」和「語義」的發展間搖擺不定,而這可以通過參數化建模實現——關聯函數取決於建築的特徵。

在我的文章《The Autopoiesis of Architecture》中有一套公理和原則概述了將符號學項目構想為複雜建築設計的具體策略,例如大學校園的設計:第一條公理根據各建築空間中預期發生的社會事件來限定建築區域,依照功能、社會、區位這三個維度進行定義。第二條公理指出我們可進行設計的範圍就是建築產生交流的最小單元(就像句子是一篇演講稿的最小單元),區域的界限標誌著社會環境的差異,這些差異就是建築釋放交流信號的意義。

如今,形態特徵、顏色、紋理以及環境參數(照明條件等)可以共同影響主體的行為模式,既然「建築空間」的「意義」就是構想在其區域內發生的事件或社會交流,那麼這些新工具完全可以將建築符號學重塑為參數化符號學。因此,符號學項目就意味著所有形式——功能的關係都被整合為連貫的「指意系統」,「指意系統」是一種關乎「相互關係」的映射系統,將社會互動模式範疇內的多樣性映射到指定範圍(定義既有場地的空間位置和形式特徵)中,反之亦然。如果編程式控制制下的社會主體能持續對線索作出回應,我們就可以從環境組織中清晰讀取主體行為,這套「指意系統」便能奏效。然而它有別於逐幀建模,這種基於主體的建模通過定義「主體應對環境的行為傾向」才能發生作用,所以事件本身是場地內主體相互作用下自發形成的。

如果這個理論成立,建築將成功實現其社會職能——建立交流與互動,這就是建築的本質意義,它所構建的未來社會將在設計和建模過程中得到評估,實現創造性的迭代和深化,建築符號學就可能落實成為真正有前途的研究項目。

(未完待續。在下一講中,Patrik將通過大量精彩的實例來論證以上談及的方法與奧義,敬請期待!)

講座原址:youtu.be/ShDhm6VvAYY

參考文獻:

[1]舒馬赫論文《參數化符號學—大量信息環境下的設計》patrikschumacher.com/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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