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不是葯神》說起:為什麼新發明出來的藥物會這麼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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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和我們領域很相關,朋友圈裡也一直有朋友在傳播這個故事的方方面面,我也從另一個角度分享一些看法。本文參考過吳軍博士得到專欄中《矽谷方法學》的一些觀點和數據。
這部影片源自一個真實的故事——「陸勇代購印度仿製葯」,這個事件的細節大家都可以在網上搜到。
隨著《我不是葯神》的大熱刷屏,大藥廠在某種程度上成了背鍋俠。然而今天新葯的研發有多難,可能不是每個人都了解到的。先看下面這張照片:
照片里列舉的數據是國際頂級製藥集團羅氏所給出的。1.0 瑞士法郎=1.01美元,中間的問號是12年!每一個新葯的研發其實都有一個「1010」現象,即需要耗費(大於)10億美元的資金和超過10年的時間。從致病因子的發現到最終藥物的上市,這中間有幾百到幾千名科學家的共同努力。劇中的「格列寧」——其實是抗癌藥「格列衛」,從分子研究到最後成功研製並上市更是經歷了大約半個世紀的時間!可見一個有效的藥物研發是多麼地艱難!
新葯的研發為什麼會如此難?
從19世紀末開始,現代醫學所取得的成就就已經遠大於過去的幾千年之和!那些對所有人治療效果都很明顯的廣譜藥物(如,感冒通/感冒靈等),今時今日已經很難發現了。
如今發明的新葯,特別是抗癌藥——影片中的「格列衛」也是這種葯。這類葯一般都是靶向葯,這種有靶向的葯都是有特定適用範圍的,它的毒性、療效和不同人的個體特徵(主要是致癌的基因突變特徵)相關性就非常大。一個葯可能對大部分人是有效的,但是對其他得了同樣癌症的人來講效果卻可能很一般,甚至還有毒副作用。因此,一種新葯在少量的病人身上使用後有療效,並不等於對大多數人都有療效。
所以,每一種新葯為了確保它的安全和有效性,從最開始的理論研究,分子實驗,到動物試驗,再到後來的臨床一期、二期和三期,都需要經歷無數次的論證、對比、調整和試驗。
每一步所面臨的情況和難度都不同。比如在臨床一期,一般只要藥物無明顯毒副作用就可以通過,但到了臨床二期,通常要求起碼有幾百名的志願者參與,並且會被分成兩個組:對照組和試驗組,然後實行雙盲實驗,各自分別使用新葯和安慰劑。如果最終他/她們的病情通過統計分析發現確實具有明顯的區別,並且使用新葯的那一組效果更好,藥物的有效性能夠得到一定程度的證明,那麼二期臨床試驗就通過了,可以進行第三期的試驗。
在第三期的試驗中,為了說明藥物的適用性和一定程度的廣泛有效性,試驗樣本量會進一步提升至少一個數量級,比如至少達到幾千的水平,並且要求病人的來源地具有廣泛的地域分布性(這裡一般不要求達到全球分布性),比如至少要覆蓋全國範圍內的主要人口區域,而不能只是在廣州或者深圳一個地方進行測試。一般來說二期臨床通過了,它本身還可能帶有一定的隨機性,由於今天的藥物只對部分人有效,擴大了範圍還能否依然得到統計意義上的有效性,就是個挑戰了。
另外,二期臨床的危險性基本上都是比三期要大的,所以參加二期臨床試驗的很多患者其實都是在現有條件下沒救的,也由於如此他/她們的癥狀都很明顯,反過來效果也容易顯現,但是到了三期,各種規模擴大了,取得同樣的效果就難了。
這裡的整個試驗過程中,只要有一個環節不能通過,那麼前面的所有努力就基本需要推倒重來了。
而且,畢竟是未經過廣泛驗證的新葯,一旦出現醫療事故,社會責任重大,賠償金額也非常高,藥廠和政府機構(指FDA和CFDA)同樣都不敢輕易給新葯放行。
所以到最後真正能夠通過臨床三期驗證並獲得FDA/CFDA認證的葯極為罕見。常常是上萬個新葯最後只有不到5個能夠通過重重關卡,拿到FDA認證,並最終上市(如下圖)。
有時能通過FDA二期臨床試驗,卻通不過第三期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新葯的開發者在二期臨床試驗階段做了過多的,適應當地患者的調整。很多時候二期臨床也不是一次就能通過的,研製葯的人如果看到效果不好,會調整葯的成分,包括一些非藥效,但是能幫助藥物吸收的成分。這樣可能經過幾次,就通過了FDA二期,但是葯的成分被過分優化,以至於缺乏普遍意義了。
新葯的價格為什麼會如此高?
這中間的投入是巨大的。上面也說到了,一款新葯從一開始最重要的研究成果發表算起,到最終上市,通常需要10-20年的研發時間,投入10-20億美元的研究經費。而且前面有至少一半的時間都是在進行動物試驗。
在這個過程中,藥廠為了保護好這些來自不易的知識產權,這時往往都會開始進行專利申請,到了臨床試驗階段,大部分專利就都已經申請完畢了。然而專利的保護期其實很有限,等到新葯真的很幸運地上市了,平均也只剩下7年的專利期。專利期過了,其它公司也可以生產了。所以,藥廠必須在7年時間裡把這10億-20億美元掙回來,否則就無法繼續投入新葯的研究,這也就是新葯很貴的一個原因。
格列衛研究了近半個世紀,中間投入了成千上萬的科學工作者。而它的真正受眾是發生了「費城染色體」現象的慢性粒細胞性白血病患者:
但是這個類型的白血病其實是一種較為罕見的疾病,屬四大成人白血病的其中一中。在美國,每年得病的人數約為5千人,僅占所有癌症的0.3%。可見,這種藥物的市場潛力其實也很低,盈利空間極窄。類似的例子其實還有很多,所以它們的貴其實有時也是比較無奈的。
有什麼辦法可以降低藥物研發的艱難之路嗎?
能怎麼辦呢?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在於是否有辦法能夠降低前期研發的成本。
目前有三種做法:
第一種:對於那些通過了FDA二期,卻沒有通過三期的藥品,以前是直接廢掉的。今天醫生們和生物信息學科學家合作,試圖找到使用這批葯有效的特定的適用人群,這樣這些葯就成為了針對某些特定人的藥品。這樣大約花1億美元,可以救回一種廢葯。目前醫學界普遍認為這是降低新葯成本的可行之路。
第二種,新葯如此貴,但是生命更可貴啊,難道除了代購印度神葯之外還能有其它辦法嗎?據說美國有,但執行起來不知道是否容易。主要來說,醫藥公司也並不絕情,對於特殊的病人,又沒有支付能力的,它們其實有一個特殊的通道可以申請打折的正版葯。比如輝瑞公司降膽固醇的特效藥立普妥(Lipitor),在美國正版葯一年的花銷是3600美元左右,如果你真的吃不起,又沒有醫療保險,可以申請輝瑞的特價,一年是720美元。
但是,這些醫藥公司有一個原則——有困難找我,我可以幫你解決,但是你一定不能用盜版。
第三種,在研發的源頭的就結合基因組學、生物信息學和大數據技術,對分子藥物的設計進行充分模擬和分析,試圖通過這些技術和數據在本質上縮短整個藥物的研發周期和成本。目前基因數據確實越來越不缺了,但實際上完整並且準確的表型數據,甚至更重要的臨床醫學數據(包括影像、代謝等)其實還遠遠沒有和DNA分子數據關聯起來,這在短期來看依然會是一個比較有挑戰的事情,這兩類數據基本上是立事之本。
還有其它辦法嗎?我也不知道了,歡迎讀者朋友們分享你們的看法。
小結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希望這些重要的救命葯能夠很容易地被大眾所享用。藥廠在研發新葯的過程中的投入確實巨大,如果不能獲得相應的利潤,那麼就不會有人再持續進行投入,那麼久而久之反過來對整個人類社會也是有害的(中國軟體行業的發展也是這樣的一個反面例子)。
但救命葯太貴,對於社會其實也是有害的,就像我們華大股份的CEO尹燁所說的那樣,「一個技術的最大失敗,不是沒做出來,而是做出來了,但老百姓用不上、用不起,...,定價越來越高,離普通百姓越來越遠,越來越沒關係,精準醫學變成只有權貴才能享受的精英醫學,從而使生命變得不平等「。那怎麼辦呢?我自己並不懂,如此大的難題,我是無論如何也想不明白的,也許政府可以發揮它更大的作用,就像尹總所說的那樣:「我們應該做的,是實現核心技術自主可控,工具規模化製造,普及精準檢測,積累大數據,提升研發成功率,從財稅政策上大量補貼研發費用,利用中國的人口基數積極談判控費。這樣做,可以避免讓精準醫學成為精英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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