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都市傳說的產生與傳播機制並具體實例

7 人贊了文章

一 總論 產生、結構要素、傳播機制與研究方法

都市傳說（Urban Legend，縮寫為Uls）是民俗學界頗為熱門的研究領域。對它的發源和傳播機制的探討的學術任務，最早是由人類學家們提出的。「Urban Legend」這一術語產生於20世紀60年代，由學者Richard M Dorson和William B Edgerton等人開始使用（Richard M Dorson，《我們的生活傳統：美國民間傳說導論》，168頁；William B Edgerton，《幽魂求助於將死之人：民俗研究日誌》，31頁）。由於其涉及到城鄉世界的俗民生活，也有稱之為「當代傳說」（Contemporary

此時，美國民俗學界就已經著手研究「消失的搭車人」這一現代傳說，並且提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傳說是否基於真實的生活事件？」（ Jan Harold Brunvand，《消失的搭車人：美國都市傳說和它們的寓意》）但是通過進一步的追究和尋索，這一思路被證明是不可行的。因為這一傳說在各個城市都有相應的受眾，但幾乎沒有與傳說中的幾大要素同時對應的真實事件。後來，有的學者另闢蹊徑，認為可以將現代傳說與古代傳說相比較，以找出其產生的歷史淵源，但效果也不甚明顯（Jan Harold Brunvand，《好故事並不因真相而受妨礙》）。

儘管對於這些傳說的起源仍有諸多爭論和難解之處，但學者們卻在它的傳播機制上達成了不少一致意見。即現代都市傳說的傳播，除了口頭傳承這一傳統模式以外，更多依賴於大眾傳媒。且青少年業已成為都市傳說傳播的主體人群。

對於都市傳說得以廣泛流傳的因素，或者說，它的吸引人的要素，知名美國民俗學家Jan Harold Brunvand提出了他的看法，即一個成功流傳開來的都市傳說，其本身必須具有這樣的要件：「一是有一個富有懸念而幽默的故事線索；二是含有一個事實信仰的元素；三是含有一個或隱或顯的道德訓誡。」（王傑文，《乘車出行的幽靈：關於現代都市傳說與反傳說》）正如《企鵝美國民俗詞典》所描述的那樣：「（都市傳說）沒有事實根據……具有傳統民俗的特徵……但和說大話不同，它有似是而非的迷惑本質。」（Shirley Brinkerhoff，《當代都市傳奇》，16頁）

Brunvand表示，「眾多的出版物……（都把都市傳說）當作真事登載，……各行各業的人們津津樂道，影響很大。」（Jan Harold Brunvand，《美國民俗學概論》，李揚譯，123頁）

絕大多數的都市傳說都是以一個具有明確的暗示和警喻的自我代入的情緒核心包裹的故事框架。W.F.Nicolaison指出了都市傳說的基本結構：第一，背景或緣起（orientation），它提供故事發生的主舞台；第二，具有感染力的事件或者活動（complicating action）；第三，結局（result）。一般來說，都市傳說的結局都是出人意料的或是超自然的。

都市傳說的這種迷惑性，或者說，傳奇，能夠讓不同地域的人們將傳說適用的條件模糊化，從中挑取個別要素，同理化到自己的生活範式中，引發共鳴，產生流傳的推力，並在大眾傳媒的推波助瀾下得以廣泛傳播。

但我們不能據此認定它們都是完全的虛構敘事，也不能將其與「謠言」粗暴地劃等號。否則就無法很好地解釋它們在大眾心理中產生的作用。

都市傳說與神話和單純的謠言不同，它作為民俗學理論框架中的一環，其敘事類型的核心在於第一是「可信性」（王傑文，《乘車出行的幽靈：關於現代都市傳說與反傳說》），即一種使人接受故事所傳達的情緒信號的傾向。一個都市傳說往往具有可信的故事要素，如確鑿的事發位置、有據可查的新聞事件和能夠找尋到的關鍵人物等。第二，都市傳說的敘事風格（stylistics）往往是消極的（negative），強調了讓人恐懼的心理因素，文本多為疾病、死亡、超自然的現象為主線的恐怖故事，而這些要素在傳統傳說或者神話中漸漸失去了或者不再被作為主要了。

都市傳說和謠言具有相似性。其在傳播過程中，被視為有關真實的敘述，多數時候在敘述風格上和都市傳說一樣有消極的情緒導向，且它因傳播環境的變化而發生文本細節的「變異」也和都市傳說有異曲同工之處。事實上，無情節或者只有簡短情節的敘事可被視為一種母體傳說，即「元傳說」。它在產生後可能發展為傳統傳說，也有可能成為謠言，混入超自然的因素，帶有明顯的「傳奇性」（legendary）：即敘事中出現的神話性質的、超自然的母題。

學者劉文江指出，口頭傳承的都市傳說或者謠言，在傳播過程中，濾去消極因素，完全有可能成為民俗學者認可的民間傳說。且口頭傳說的體裁形式不會改變。（劉文江，《作為實踐性體裁的傳說、都市傳說和謠言研究》）

都市傳說一經產生，就會有不同程度的對外傳播，猶如石子擊中水面而引起的外擴的漣漪一樣。在傳播時是具有地理上的中心點的，即「傳說的花壇發源的故地」（柳田園男，《傳說論》，26頁）：它最早產生的地方。但我們必須注意，都市傳說的傳播並不是信息的均勻無差別地對外輸送，而是在不同方向和不同時空中存在變異現象。

正是因為這種散漫自發的行為，使得傳說再創作的想像力空間變得寬闊許多。「講述者或者聽眾可能誤解了某些部分或遺忘了某個情節，或在某些環節更富有創意，對某些細節作合理化的改動使它聽起來更像有那麼一回事。」（張敦福，《都市傳說初探》）這種「摻雜私貨」，某些時候往往帶有傳播者自身的文化背景的印記，而這也為研究者們注意，順藤摸瓜，還原傳說的母體，或者更進一步弄清楚它流傳的路徑和機制。

另外，由於都市傳說是由現代人編製的故事，它在傳播時，往往採用「FOAF（A Friend of Friend，我朋友的朋友）」的引導語來鋪展後續的情節（張敦福，《都市傳說初探》）。從上一受話人到下一受話人，隱藏在文本中充當敘述的牽線者的，則是一個抽象化的概念性的人的單體或者集合：「朋友的朋友」「我的一個親戚」「某地的人」，等等。這就使得傳說既保留了「遠端的真實性」（即傳說親歷者與講述者確實存在某種關係），又避免受話人在接受這一傳說文本時憑藉自身的經驗積累消融其中神秘的異乎尋常的部分，而這一部分正是都市傳說的核心。

綜上，不難得出，傳說的社會接受的土壤一旦消失，則它自身就會消散，而這些土壤毫無疑問是會在時代的變遷中逐漸風化和瓦解的。雖然，傳說的「底料」可能有一些超越時代的內容，但它的產生絕非對這些內容的復刻和臨摹，而是用這些傳統的因素來使整個故事顯示出更為深刻的情緒感召。

都市傳說的述說者、聽眾並沒有過於明顯的代際隔閡，因而在話語傳遞過程中，社會背景的差異不會很明顯到讓雙方感受不到傳說中的特定信息帶來的情緒影響。如「消失的搭車人」和「汽車外的男朋友」，不論是在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還是在新世紀初的中國，都有相當的信眾。因為傳說在傳播過程中，社會背景的懸隔並不是那麼大，傳說的要素：公共汽車、治安危機仍然存在，這就讓受話人有了代入自身的環境刺激條件。而「肯德基六腳雞」的都市傳說之所以近期日趨消亡，就是人們認識到工業化養殖的力量，不再認為雞肉的快速供應是一件異想天開的事情。

都市傳說的生命周期是長短不一的。一些濾去了社會具體背景，只保留了某些個人行為所引發的後果的傳說，在傳播的時長和再創作的頻率上，則要持久繁複得多。如「要命的頭髮」：一個女性整了漂亮的頭髮，不忍清洗，蜘蛛就在裡面築巢，吞吃了她的腦子（張敦福，《都市傳說初探》）。這類傳說很早就有。而與現代社會息息相關的傳說，其產生則是近期的事，如「削腎客」：約會遇見了漂亮女郎，帶至賓館行完魚水之歡後，卻陷入昏迷，醒來就發現自己泡在冰冷的浴缸水裡，腎已被割去了。這一傳說有多種變體，從它的誘因（約會）、結局（死亡、報警或者割腎過程中醒來與惡人搏鬥）到參與者（男性受害者與女性加害者、雙方都是女性或男性）都有不同，但其基本脈絡是不變的：腎被割去了，因為一場約會。

Brunvand指出：「做都市傳說研究必須有這樣的基本階段，即資料收集、資料分類整理和研究分析。」

材料的系統性搜集與分類是民俗學研究的重要基礎。建立都市傳說的分類系統，編製都市傳說的類型索引，是都市傳說研究的一項基礎性工作（李揚，《都市傳說分類方法討論》，《文化遺產》2016年第3期）。

如何搜集都市傳說的原始材料，Brunvand給出了一條便利的途徑：「（收集都市傳說）你不必長途跋涉到很遠的地方去找民俗味很濃的人向你提供信息和資料，你只需記下你的家人和朋友已經知道的那些都市傳說就可以了。」（Jan Harold Brunvand，《都市傳說研究方法》，張敦福譯）在收集材料時，最好要做到「自然而然」。也就是說，都市傳說的記錄者應該盡最大限度避免對講述過程施加個人的影響，如設法在講述的內容中進行補充、批駁和附和等。你只需要在聊天時，把話題轉移到類似的故事上來，營造出適合講述都市傳說的氛圍，引導同伴講述某個他所熟悉的都市傳說。這時，要密切注意講述者的面部表情和身體姿態的變化，聽眾的反應等。從這裡我們可以推測出傳說的傳播過程是怎樣的，在傳播途中，又有了怎樣的變異。

輔助性的材料也是必須注意的，即你所知的講述人的基本信息，甚至他的政治觀點，個人怪癖等，因為這些都會對傳說的敘述和闡發產生干擾。

所有的民俗材料都必須按照一定的分類細則進行歸檔整理，目的是方便對這些材料進行比較、分析。和西方國家不同的是，我國對於都市傳說的研究在深度和廣度上稍顯淺表和滯後。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對材料的系統性整理，學者們的研究視野因此受限。有的碩士論文採用「都市傳說」這一說法，還會受到學界質疑，因而不得不改為「當代恐怖傳說」（陳冠豪，《中國當代恐怖傳說之類型分析與研究》，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

而對某個具體傳說案例的分析，Brunvand指出，利用大眾傳媒平台搜羅有關的資料是最為便捷的手段。

進入方法論環節，Brunvand給出了幾條可行路徑。第一，作為口頭傳承的民俗事象，都市傳說包含有固定不變的因素和富於變化的因素。要善於甄別其中哪些屬於前者，哪些屬於後者。第二，通過抽象和概括都市傳說中的主要題材，可以發現他們的內部結構樣式。如善與惡、美與丑的二元對立。也可以發現都市傳說講述的過程和規律。第三，都市傳說有兩種變異形式。其一是為了適應講述者所處的環境（時間、地點、聽眾和講述發生的背景）而稍加改造；其二是引進了新的角色和情節。顯然，後者更值得關注。第四，現代社會文化生活的某些方面（如家庭組織形式、流行文化、人際互動的新特點）會融入都市傳說之中，而對這種複雜因素的考察尤為重要。研究者們需要具體地理解某個傳說中，主角的行為和故事線索的發展是否符合現有社會的道德期望，還是與現有社會道德期望背道而馳？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仍是前面提到過的：觀察、記錄和分析自然狀態下都市傳說講述過程的關鍵信息。

本文由於作者水平所限，故不對都市傳說中所體現的民俗學的相關理論問題進行闡述，只就具體的個案粗略分析，若能起到拋磚引玉之作用，即幸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