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殺騎士團長》，「最」村上的小說？

4月15日，林少華髮布了一條微博：「重慶。火鍋。辣妹子。喏，這些女孩的笑臉多燦爛啊！看著真是開心。是的，再沒有比幸遇文字知音更讓人開心的了。」文字後附上了讀書活動現場的照片，又預告了當晚在成都的另一場發布會時間。成都一站，已經是村上春樹的長篇小說《刺殺騎士團長》中文版出版近一個月以來，林少華參加的第七場發布會。作為譯者，他像明星路演一樣，在北京、上海、青島、重慶、成都……一次次地講演他對村上的理解，也在新書扉頁上將自己的名字簽了幾千次。「掠人之美」，他這樣自嘲。

大概也只有村上春樹可以給中文譯者帶來如此的「掠人之美」的機會。時隔《1Q84》七年，村上再次寫就多卷本的長篇小說，這幾乎已經成了一個出版事件。在日本，2017年2月底上架的小說，到年底時實銷百萬冊，佔據了全年銷售榜單之首。

在中國，一個月左右的時間，35萬套（上下兩部共70萬冊）的首印量，已經被書店全部消化，又加印5萬套。雖然最終被讀者收入囊中的數字還不得而知，但已然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成績，畢竟，村上的作品總是會由暢銷走入長銷的。據上海譯文社統計，截至去年年底，42種村上譯作（不含《刺殺騎士團長》在內）總印數達1056萬冊。

《刺殺騎士團長》（村上春樹 著）

村上的「定番內容」

據說，《刺殺騎士團長》曾經歷過前所未有的極為嚴格的保密階段。這是一本村上本人非常重視，且想要在文本上尋求突破的作品。當然，它的故事如今已經不再神秘：

主人公「我」是一個36歲的肖像畫畫家，婚後第六年的某一天，妻子忽然宣布「我恐怕不能和你一起生活了」，並承認自己有了婚外情。「我」沒有過多地追問，而是很快打包行李離開了二人公寓，獨自開車在日本的北方晃蕩了一個半月。此後，「我」落腳在朋友的父親、名畫家雨田具彥的一所空空蕩蕩的山頂舊宅，雨田在發生認知障礙前曾長期住在那裡創作。

一切無法用現實世界的經驗進行解釋的謎團，都是從「我」在閣樓里發現一幅題為《刺殺騎士團長》的畫作開始的：半夜無緣無故響起鈴聲，將「我」引向屋後雜木林中的一個洞，「理念」從洞中被釋放出來，借用畫中人形象，作為一個身高60厘米的小小人出現在「我」面前，又最終引領著「我」經歷了一場猶如跌入兔子洞中的旅程。

這樣簡單的敘述已經讓故事顯得很「村上」了——「一個男子失去了他所追求的目標，或者被拋棄，對她的念念不忘使主人公來到一個與真實世界平行的異境，在這裡他有可能失而復得，這在他（和讀者）所熟悉的那個世界裡是不可能辦到的。」《巴黎評論》的記者就曾這樣概括村上的小說。他列舉出《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舞！舞！舞！》《奇鳥行狀錄》《斯普特尼克戀人》，指出它們幾乎可以作為同一主題的不同變異來進行閱讀。「你同意這種概括嗎？」村上回答：「同意。」

這種概括無疑也適用於《刺殺騎士團長》。

村上春樹

村上小說的要素包括主人公們對喝咖啡、威士忌，吃義大利面，聽古典樂、爵士樂的偏好，一位美少女角色的設立，較為直白的性描寫等等被老讀者稱為「定番內容」的細枝末節。同時還包括，以往作品裡出現過的幾個非常關鍵的意象，而它們幾乎可以被當作一種接近故事核心的密鑰。比如新書中作為平行世界入口的雜木林中的洞。

村上曾在與林少華見面時談到過他過往小說中「洞」的概念，他認為，人生基本是孤獨的，人們總是會潛進自己的世界，因而「應該深深挖洞，只要一個勁兒地往下深挖，就會在某處同別人連在一起」。至於《刺殺騎士團長》里的「洞」，村上幾次描述它像一口井，而「井」曾經是《奇鳥行狀錄》里的一個重要意象。

林少華解讀說，日語中「井」（いど）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術語中的「本我」（ido）發音相同。不管是「洞」還是「井」，在村上作品中都可能是關於內心潛意識的隱喻，或者說就是本我。主人公「我」和另一人物免色君不止一次地進入到洞中，實際意味著他們在面對另一個自己，或者說面對本源「惡」。

理念本身並無倫理道德

「惡」是村上始終想探討的問題，他曾說自己希望從各個角度思考惡的表現和形態，寫出既是象徵性的，又有細部現實感的惡。「《奇鳥行狀錄》集中表現了體制之惡，《1Q84》集中表現邪教之惡，也可以說是組織之惡，到了《刺殺騎士團長》，村上將體制之惡和個人的惡兼而寫之。但是細細琢磨起來，體制之惡也是屬於本源惡的一種。」在接受本刊採訪時，林少華這樣總結道。

書中有幾幅關鍵的畫，就像是封存「惡」的容器。

一幅是與書名同題的《刺殺騎士團長》。這幅畫出自雨田具彥之手，內容以《唐璜》中刺殺騎士團長的場面作為藍本，畫面充滿暴力，手法卻是畫家特有的日本畫的風格，畫中人物也都換上了飛鳥時期的裝扮。「我」認為，這樣一幅足以作為代表作傳世的畫，卻被畫家藏在閣樓從未示人，想必蘊含某種深不可測的個人情思。

但畫家心中的秘密究竟是什麼，村上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只是講述了可能與創作動機相關的兩段故事。一是畫家年輕時曾留學維也納。奧地利淪陷後，他與猶太女友一起參加了刺殺納粹高官的行動，失敗後，二人雙雙被捕。雨田因日本政界與納粹達成的秘密協議被遣送回國，猶太女友死於集中營。二是畫家的弟弟雨田繼彥，一個原本有望成為鋼琴家的年輕人被強制徵兵入伍，參加了南京攻城戰。回國後，他因戰時的精神創傷無法癒合而割腕自殺。

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內容在書中佔有三頁左右的篇幅，細緻的鋪陳是這本書出版之初就在日本引起軒然大波的原因之一——據說這樣的書寫，在日本小說家中幾乎是前所未有的。書中雨田繼彥在遺書中提到戰爭的殘暴場面：「……以顫抖的手好歹揮起軍刀，但一來不是有力氣的人，二來那是批量生產的便宜軍刀，人的腦袋不可能那麼一下子輕易砍掉。沒辦法砍中要害，到處是血，俘虜痛苦地百般掙扎，場面實在慘不忍睹。」「屍體統統拋入揚子江。揚子江有很多鯰魚，一具接一具把屍體吃掉。以致——真偽程度不清楚——據說當時揚子江里因此有肥得像小馬駒般大的鯰魚。」

村上還借人物之口表明態度：「至於準確說來有多少人被殺害了，在細節上即使歷史學家之間也有爭論。但是，反正有無數市民受到戰鬥牽連而被殺則是難以否認的事實。有人說中國死亡人數是四十萬，有人說是十萬。可是，四十萬人與十萬人的區別到底在哪裡呢？」

「村上這樣一問，可以說是擊中右翼分子要害的一問。」林少華說，這完全體現了村上對這個問題在認識上的突破，「日本右翼分子的慣用伎倆就是用具體死亡人數有爭議為由，淡化南京大屠殺的性質，甚至以此來否定南京大屠殺作為歷史事件的真實性。村上這一問的言外之意，超越了純粹歷史史實的認知層面，進入了政治層面，或者說社會擔當的層面，也是用故事來同歷史修正主義加以抗爭的一個表現」。

蘆屋圖書館。村上春樹少年時代常來看書的地方（黃宇 攝）

早在《奇鳥行狀錄》里，村上就曾藉助歷史話題寫到過體制之惡。在林少華看來，那部作品無論在思想性、藝術性上都是村上後來的寫作一直沒有超越的高度，它使村上在20年前就從一個純粹文人意義上的作家過渡到了人文知識分子意義上的作家，「只是我們（中國的媒體和讀者）習慣從小資的角度看待他的寫作，而很少注意到他的轉變」。

這一次，村上看起來展現得更為明確，他把書中的兩個章節分別命名為：「掉在地板上碎了，那就是雞蛋」和「堅固的高牆讓人變得無力」，顯然也是重申2009年他在耶路撒冷接受文學獎時演講中的表態：「在堅硬的高牆和一隻撞向它的蛋之間，我會永遠站在蛋這一邊。」

在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村上也談道：「歷史乃是之於國家的集體記憶。所以，將其作為過去的東西忘記或偷梁換柱是非常錯誤的。必須（同歷史修正主義動向）抗爭下去。小說家所能做的固然有限，但以故事這一形式抗爭下去是可能的。」

書中還有另一幅畫《白色斯巴魯男子》，出自主人公「我」之手。畫中人是「我」與偶遇的女子一夜情之後碰到的路人。女子有SM傾向，使得「我」在和她做愛時差點失手殺了她。事後「我」走出旅館就遇到了開白色斯巴魯的男子，總覺得他的眼神是在說「你小子在哪裡幹了什麼，我可是一清二楚」，因此，白色斯巴魯男的形象就成了「我」內心的一片陰影，與之對視的方式，就是把他畫出來。

就在「我」畫《白色斯巴魯男子》的肖像時，所謂「理念」出現了，它以雨田具彥畫中騎士團長的形象來到「我」面前。

林少華解讀說，日語中的「理念」一詞，就是對英語中「idea」的音譯，讀音非常相近。這個來源於希臘語的詞語，是柏拉圖哲學的核心概念。對於世界的想像，柏拉圖曾經提出「三張床」的命題，分別是理念世界、現實世界和藝術世界，其中現實世界是對理念的模仿，藝術世界又是對現實的模仿。在書中，「理念」借用了畫中形象，是從藝術世界穿越而來，與現實世界中的「我」，將三個世界連成了一個有趣的閉環。

村上在書中將「理念」解釋為一種接近覺醒的存在。理念本來沒有形體，通過被他者認識才得以作為理念成立，而具有相應的形體。理念本身並無倫理道德，永遠是中立性的觀念，使之變好變壞完全取決於人。這大抵是村上在書中最為核心的表達。「就像E=mc2這一概念本應是中立的，然而在結果上催生了原子彈。並且那東西實際投在了廣島和長崎。」按照這樣的定義，所謂刺殺騎士團長，大約就可等同於一種刺激覺醒的行為。

主人公步入中年故事有了結尾

故事最終，「我」以刺殺騎士團長的行為，開啟了異世界的入口，在其中歷經磨難後回歸現實世界，內心得到和解。這並不是村上第一次將抽象概念具象化的文體實驗，也不是他第一次讓主人公進入一個與現實平行的空間冒險。就像美國作家納撒尼爾·里奇說的那樣，村上幾乎每一部小說都讓人感覺是同一部超級小說新的一卷。

村上筆下的主人公曾一次次地往複於失去、尋找、發現、失望、再失去，去獲得對世界的一種新認識，結尾通常是開放式的。不同的是，這一次在經歷了失去、尋找之後，村上讓主人公擁有了一種圓滿的結局。《刺殺騎士團長》中文版的責編姚東敏在接受本刊採訪時解讀說，這種有別於村上一貫做法的結尾，是他這次寫作中一個很重要的突破。村上在這本書中特彆強調了相信的力量，他讓人與人之間有了更深的羈絆，用愛來連接了一切。村上以往的作品中都有一種弒父情結，父親往往是邪惡的，而這部作品讓「我」與小女兒之間懷有了很溫暖的情感。實際上，這也是主人公第一次在村上的書中擁有下一代。

這顯示出村上個人心態上的轉變。他在解讀為何將主人公設置為36歲時，就曾明確說，自己已經無法書寫大男孩心態的作品。在他看來，36歲意味著人生一個新的階段，是步入中年的象徵——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就是在36歲生日的傍晚完成的。

至於究竟是什麼帶來了村上心態的轉變，僅僅是將近70歲的年齡？我們無從得知，不如去閱讀作品本身。姚東敏告訴本刊，在《刺殺騎士團長》中文版出版之前，村上春樹曾發來一封郵件，不建議出版社添加前言後記，他的說法是，這樣可以避免讀者在先入為主的情況下把注意力只集中於書中的幾個點。他希望讀者帶著一種未知和空白來閱讀，以在讀完之後可以出現多種解讀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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