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為何說中國的先賢沒有走上科學道路不令人奇怪？

這麼有趣的問題竟然沒人能夠回答，那麼作為提問者我就來摻和一腳吧，回答內容是我的一篇文章

「李約瑟之問」可能為廣大國人所熟悉，而此問題針對的對象，便涉及到了馮友蘭和愛因斯坦對「中國有無科學」的評價。這裡，我們且不管李約瑟自己的解答，而馮友蘭的觀點在早先的文章里也已經提及，因此，筆者主要來談談愛因斯坦究竟指出了一種何樣的事實。至於這個問題的起因，則是源於一篇學術論文。

　　杜保友曾經發表過一篇論文，名字叫做《馮友蘭與「李約瑟難題」》，其中主要涉及到了馮友蘭、任鴻雋與愛因斯坦對科學的看法。但在筆者看來，作者似乎預設了一個目的，即數學（按：指幾何-邏輯，一般認為，邏輯學是受到幾何的啟發而出現的）—歸納（按：指近代因果關係）被當作現代科學的充要條件（或者說必要條件）而呈現出一種必然性。因此，這不但導致杜先生對任鴻雋產生了誤會，連帶著對愛因斯坦的話也產生了偏差性的解讀。

　　筆者在之前的文章里引用過任鴻雋的觀點，讀者可以清楚的發現，事實上任鴻雋是瞧不起演繹法的，他引用哈佛校長的言論，包括文末列舉的中外例子，皆是為了突出歸納法乃科學的這一認識。其實不難想像，自從休謨第一次高呼要將神學、形而上學的「無用作品」扔進烈火之中，康德開始接過休謨的大旗，不但「砍掉了上帝的腦袋」（按：海涅語），連「古代形而上學」這位女皇也被拉下王位。接著，黑格爾試圖恢復哲學的「無所不包」，可惜他的《自然哲學》最終成為「科哲戰爭」的導火索——不但哲學家們厭惡他，科學家也是對其恨之入骨。「科哲戰爭」來到中國之後，則演變成了當年名動一時的「科玄戰爭」，結果同哲學一樣，玄學也立馬敗下陣來。因此，在自然科學興起的一段時期里，注重思維（按：心）的哲學根本沒有機會憑藉著演繹法去戰勝以歸納法開啟征程的自然科學——這恐怕就是杜先生對任鴻雋的文章「有選擇性的引用」之原因了，所以他強調演繹和歸納，卻省去了任鴻雋對演繹法的批評。

　　但杜先生為何一定要突出「數學」這一特點呢？初步閱讀過科學史著作的人們可能都會好奇，「數學成為科學」難道不是笛卡爾時代後發生的事情嗎？古希臘人的「數學」何以成了「現代數學」的源頭？有這個懷疑是正常的，而杜先生卻完全忽略了這一「古今之別」，且不打算深究這個問題。這是何故？原因無他，皆在於對「愛因斯坦的評價」作鋪墊罷了——有選擇性的對待任鴻雋，同樣出於這個理由。

　　人們熟知愛因斯坦的評價，可能更多來源於李約瑟，因為李約瑟在著作中首先引用了愛因斯坦的看法並作出了自己的批判。但愛因斯坦的觀點，乃是出於對一位學生的回信。這個學生叫J.S. Switzer，胡大年對其背景作過交代：斯威策(J.S. Switzer)是一位美國陸軍上校，退休後到斯坦福大學歷史系攻讀碩士學位。其間他選修了漢學家Arthur F.Wright的閱讀課(Reading Course)，探討「中國有無科學的問題 (the question of science or no science in China)」。為此，斯威策自作主張，將課上討論的主要問題記下來寄給了愛因斯坦，並得到愛氏的答覆。

　　愛因斯坦的回信原文如下：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is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to find 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during the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o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o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郝炘對此段話的翻譯是：

　　西方科學發展是建立在兩個重大成就的基礎之上的：希臘哲學家們（在歐幾里德幾何學中）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和（文藝復興時期）發現的通過系統實驗找到因果關係的可能性。在我看來，不必對中國哲人沒能走出這些步驟大為驚訝。令人驚訝的是，竟然有人做出了那些[科學]發現。

　　杜保友對此段話的翻譯則是：

　　愛因斯坦在1953年給美國的一位學者斯威策（J. S. Switzer）的信中這樣寫道：「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中），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作出這些發現是令人驚奇的。

　　杜先生又對此作了自己的解讀：

　　愛因斯坦這封信傳達了三層意思。其一，科學發展是以其特有的方法為基礎的，此方法可以歸結為兩個方面：一是體現於古希臘《幾何原本》中的形式邏輯即演繹邏輯，二是應用於文藝復興時期探求因果關係的實驗方法即歸納邏輯。這與本文在前面所說的科學的兩個基本特徵即數學化和實驗性是一致的。其二，這兩個方法論發現沒有產生於中國而是產生於西方。其三，中國人沒有作出這兩個發現不足為奇，而西方人作出這兩個發現倒是令人驚奇的。以上第一點和第二點是陳述了兩個客觀事實，只有第三點表達一種主觀態度，即用於數學的演繹邏輯和用於實驗的歸納邏輯的發現是令人驚奇的，正因為此，中國人沒有發現它們是不足為奇的。

　　可見，郝炘女士和杜先生的認識差別不小，前者（郝炘）以為「those discoveries」指的是「現代科學」，後者（杜）則以為指的是「演繹法和歸納法」，那麼哪個理解比較準確呢？很明顯，應該是郝炘，而她也給出了自己的理由。

　　J.S. Switzer的老師芮沃壽曾對李約瑟的觀點提出批評：

　　Needham"s analysis of Chinese thought appears to be based on two teleological assumptions. The first is a theory of universal progress which holds that all men everywhere have been moving toward "science" in its modern Western sense; this "science" is an ultimate value, the goal toward which all intellectual endeavor should be directed. The other assumption appears to be that men everywhere at all times have,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been struggling toward an ultimate collectivist Utopia;...

　　I am not persuaded that man"s attainment of modern science was in the West or elsewhere a fore-ordained goal in terms of which his other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s should be evaluated. I would be inclined to follow Albert Einstein who, in 1953, wrote in a ltter to J.S. Switzer:

　　郝炘作了翻譯：

　　李約瑟對中國思想的分析似乎是建立在兩個目的論的假設之上的。第一個是一種普適進步的理論，該理論認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一直在朝著現代西方意義上的『科學』前進；這個『科學』是一種終極價值，所有的智力探索都應該向這個目標努力。

　　我不能信服，人的現代科學造詣，在西方或其他地方，是一個預先註定的目標，其它的智力成就都應該用這個目標來恆量。我傾向於愛因斯坦的觀點，愛因斯坦在1953年給斯威澤的信中寫到。

　　不難發現，芮沃壽最先懷疑的便是李約瑟的前提預設——古希臘人已經決定好了世界未來的走向，因此，科學的演進只不過是順著古希臘人開創的道路而前進。簡單總結一下，便是芮沃壽不相信現代科學乃古希臘人努力實現的目標。而且我們也很難想像這樣一種事實——現代重要科學家愛因斯坦竟然會將現代科學的功勞完全歸功於古希臘人那種粗糙的演繹邏輯，或者是現代科學初期極為粗糙的歸納法。雖然愛因斯坦認為這兩項發明確實重要，但顯然還不可能重要到超越現代科學的地步。

　　所以，只要認識了現代科學的進展，那麼「中國有無科學」的爭論意義便不大了。因為和古希臘、文藝復興比起來，現代科學才是真正令人驚奇的產物。即便沒有古希臘人的演繹邏輯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因果論的發現，現代中國依舊可以擁有現代科學，事實上，物理學、數學這些學科恰恰和人文學科不同，是不需要去學歷史的。可見，杜先生完全弄錯了方向，根本上誤讀了愛因斯坦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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