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美國-沙特齟齬能走到什麼程度？

前言：

「美國-沙特關係可能是一門不幸福的婚姻，但現在還沒到離婚之時，現在也未必就是美國-沙特矛盾的歷史最高峰。」

連同這篇文章中的其它分析判斷，對比這次沙特豪擲2.57億里亞爾（4.6億元人民幣）舉辦史上最盛大歡迎儀式迎接特朗普、國王親臨機場迎接（去年沒有迎接奧巴馬）、授予沙特最高等級勳章、簽署立即生效1100億美元軍購合同及未來10年3500億美元軍購合同、……，美國-沙特關係度過了去年的難關，我當時的判斷總體還是準確的，儘管沙特對特朗普從越洋對罵到超級畢恭畢敬轉變的迅速、身段柔軟程度超過了我去年的預計。

就這次特朗普訪問中東，我的看法，這是我的一貫總體判斷：

中東離我們很遠，離歐洲很近；中東與我們的文化傳統無關，卻是歐洲文明的「鄒魯之鄉」；……這一切決定了我們在中東的政治參與與投入只應該是非常有節制的，我們對那裡的關注應該集中於當地局勢走向及其對我們關注的商品等市場影響，集中於防範那裡的極端主義向我國蔓延溢出，防範國內極端主義與之合流共振。我們必須嚴厲禁絕源於中東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思潮在國內傳播，但我們不應該干預中東國家國內體制；既不能因為國內更加嚴厲、全面打擊三股勢力而貿然直接干預中東國家國內體制，更不能以與中東國家經貿等合作為由在國內放縱、甚至以政府之力發展宗教。同時，一國國內社會傳統、體制等等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我們與其經貿等合作的空間潛力，中東國家也不例外，我們的企業、國民需要清醒認識，趨利避險。

2017.5.22

美國-沙特齟齬能走到什麼程度？

美國與沙特的關係確實惡化到了多年未見的地步，在沙特政府威脅要拋售自己持有的數千億美元美國資產之後，奧巴馬赴沙特的外交「告別」之旅非但未能製造熱絡氣氛挽回幾分，反而通過一系列細節向世人進一步凸顯了兩國之間的冷淡：薩勒曼國王沒有去接機，沙特電視台沒有播放奧巴馬與海灣合作委員會六國領導人的合影，……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國-沙特關係走到今天這樣冷淡的地步，是多方面因素長期發展所致，在我看來並不意外。沙特與伊朗的競爭關係在可預見的未來難以緩解，但從自身利益出發，美國不可能長期耗費大量資源維持與伊朗的緊張關係，從而給他視為競爭對手的中俄創造把持伊朗市場的機會，因此必然要求沙特與伊朗改善關係，「找到一種有效方式共享這個地區，建立起某種冷和平」（奧巴馬接受《大西洋》雜誌採訪時話語）。二戰之後，美國在中東的支柱國家布局本來是以色列、埃及、伊朗、土耳其、沙特五國，其中伊朗的分量長期遠遠重於沙特，伊朗國王巴列維當年訪問沙特時，現任沙特國王薩勒曼（SalmanbinAbdulazizAlSaud）曾親自為貴賓表演馬刀舞；只是由於伊朗伊斯蘭革命，沙特在美國中東戰略布局方才空前凸顯。因此，對於美國而言，與伊朗改善關係並要求沙特與伊朗和解，只不過是在一定程度上返回伊朗伊斯蘭革命前那種更平衡、更有利於自己「四兩撥千斤」的局面；問題是沙特已經習慣了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自己分量空前加重的地位，要接受與教派宿敵分享影響力的安排，顯然不會樂意。即使沙特內部有人主張接受這一安排，即使沙特權勢集團最終不得不接受這種主張，也註定要經歷一番波折。

與對伊朗關係和中東區域格局安排相比，極端主義是導致美國-沙特矛盾的更深層次問題。當前美國-沙特外交爭執直接起因是美國行政、立法、司法部門和社會公眾質疑沙特在911恐怖襲擊中扮演的角色，沙特政府威脅要拋售美元資產，起因正是美國國會醞釀通過法案，允許美國法庭判定沙特政府對911恐怖襲擊有責任。此事關係美國本土安全，而不像對伊朗關係和中東區域格局安排那樣不直接衝擊美國公眾日常生活和生命財產安全，因此註定要吸引美國公眾更大的關注；而十多年來美歐西方社會的這種質疑總體上日趨強烈，充分暴露了沙特對外戰略指導思想過度強調伊斯蘭原則、對外宗教輸出力度過大的失誤。

且不提是否真的有沙特權勢集團人士參與了策劃實施911恐怖襲擊，可以肯定的是，沙特等富裕海灣石油輸出國對外傳播推廣伊斯蘭教投入過大，在美歐等西方國家政府、社會招致了越來越多的反感、警惕乃至警告，以至於皮尤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4年2月17日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沙烏地阿拉伯以57%的比例被美國受調查者列為最不喜歡的國家，德國副總理也罕見地公開抨擊沙特對外輸出宗教極端主義。10多年來，從2009年得克薩斯州胡德堡軍事基地槍擊案、2013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2015年巴黎暴恐襲擊，再到今年布魯塞爾暴恐襲擊，西方世界爆發的每一次暴恐襲擊都在增強這種質疑，布魯塞爾暴恐襲擊後這種質疑尤其強烈，因為被指為歐洲恐怖主義淵藪的布魯塞爾莫倫貝克區等處清真寺正是幾十年前沙特資助建設的。

在這種環境下，10多年前美國官方能夠比較輕易地封閉相關調查報告中涉及沙特的不利內容，現在則越來越難乎為繼了。4月20日，美國佛羅里達州前州長、國會911事件調查小組聯合主席鮑勃·格雷厄姆在《今日美國報》（USA Today）網站刊發文章，嚴厲抨擊：「沙特人一直極力否認自己是911共犯，而美國政府拒絕公布相關信息，這相當於給沙特一個明確信號：它可以不受美國制裁。這種豁免權讓沙特繼續向恐怖分子提供經濟支持，並援助那些向下一代灌輸極端思想的清真寺和學校」，[1]就充分體現了美歐社會普遍存在的不滿乃至憤懣。

那麼，美國與沙特的矛盾是否會發展到沙特全面拋售美元資產的地步？不會。之所以不會，不是因為美國承受不起這樣的「撒手鐧」，而是因為此舉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對沙特自己的傷害都遠遠超過對美國的傷害，而且，這種傷害很可能是毀滅性的。沙特假如全面拋售其官方儲備中的美元資產，基本上等於美國-沙特關係決裂；但美國和沙特在雙方關係中的地位是高度不平衡的，對於沙特政權而言，對美關係是其最重要對外關係；對於美國，情況遠遠不是如此，而且美國對沙特的依賴性還在日益降低；正是這一點，決定了全面拋售美元資產對沙特自身的傷害遠遠大於對美國的傷害。

從1970年代起，美國自身在經濟上對沙特的需求主要是在兩個方面：沙特向美國提供穩定可靠的石油供給；沙特石油美元迴流支持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權。在第一點上，美國長期對沙特等阿拉伯石油輸出國的表現並不滿意，1982年6月25日《華爾街日報》刊發的《對黎巴嫩問題搖擺不定》一文就曾如此評價：「一些人還毫不隱晦說，美國的長遠利益取決於阿拉伯人及其石油，這種想法比較有價值，但是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阿拉伯石油生產國在分配石油方面，什麼時候幫過我們的忙？」[2]正是這方面的不滿意和其它原因，對21世紀初美國的「頁岩革命」發揮了強大的激勵作用，推動美國基本實現了能源獨立，美國前財長薩默斯甚至將油氣出口視為未來數年美國經濟的一大增長點。

在第二點上，沙特實際上在1980年代就被推上了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所能達到的最高峰，其後總體上是在走下坡路。1982年沙特人均收入1.6萬美元，超過同年美國人均收入；是年沙特海外投資與存款為1616億美元，一度號稱「超級金融大國」；[3]沙特里亞爾和伊朗里亞爾在1978年7月至1980年12月之間取代了特別提款權定值貨幣籃子中南非蘭特和丹麥克朗的地位。現在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中並無沙特里亞爾，而東亞外匯儲備從1980年代起就已經取代石油美元成為美元貨幣霸權地位的最大外部支持者，其後地位總體上日益上升。如果說，在19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初期，美國非常需要沙特等國石油美元迴流以支持美元霸權，現在就不是這樣了。

同時，沙特能夠拋售的官方美元資產也遠遠沒有某些傳言渲染的7500億美元那麼多。沙特外匯儲備在2014年8月達到了7460億美元的高峰，但在2014年下半年油價雪崩以來，沙特的外匯儲備已經大量消耗於填補財政赤字，僅去年一年就消耗千億美元之多。根據沙特央行數據，2015年底，沙特外匯儲備6355億美元，比2014年8月的高峰下降了15%。鑒於沙特2016年財政預算赤字高達3262億里亞爾（870億美元），而且這個預算是基於油價每桶50美元制定的，實際上近4個月來油價明顯低於50美元，沙特在軍事等方面的開支又超出預計，可以判斷，目前的沙特外匯儲備最多只有6000億美元上下，其中又有相當一部分屬於非美元貨幣資產。這樣算來，沙特能夠拋售的美元儲備資產最多也就是五千億美元上下。即使在美元比較疲軟時，這樣規模的拋售也不足以造成美元崩盤；現在和未來數年總體上美元走強，其它市場的波動正驅使全世界的市場參與者們逃向美元，爭購美元資產，沙特的拋售恰恰有助於滿足其它市場參與者的需求。

不僅如此，倘若沙特全面拋售美元資產，那麼它會發現自己沒有其它合適的市場可以配置自己的全部海外資產，在可預見的未來，其它任何一個金融市場的深度、廣度和流動性都不足以與美國市場匹敵。而且，沙特國王薩勒曼之子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ohammedbinSalmanbinAbdulazizAlSaud）正在力推沙特經濟全面轉型，這位王子身兼王儲繼承人兼第二副首相、國防大臣、經濟與發展委員會主席等要職，掌握沙特實權，在駐利雅得的西方外交官圈子裡號稱「總管先生」（Mr. Everything），他4月25日公布的《願景2030》（Vision 2030）計劃中最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建立全世界最大的主權財富基金，最終目標資產額為2萬餘億美元，而且重點是向非石油資產拓展；如果與美國市場斷絕關係，所有這些願景都只能是泡影。

對沙特而言，最致命的是，全面拋售美元資產也就意味著與美國關係徹底破裂；而沙特是一個防衛高度依賴美國、經濟高度依賴西方的國家，倘若真的這樣干，是否也意味著薩達姆、卡扎菲的命運離他們也不遠了呢？須知，雖然沙特至今仍然是美國在中東外交的支柱國家之一，但美國社會和領導層從來就認為美國在中東的可靠盟友只有以色列一個，其它阿拉伯國家最多只是朋友，里根總統對此早已作過清晰的表述。須知，里根並非什麼極端親以派，相反，從其視國際共運和蘇聯為頭號的立場、全面升級冷戰的戰略出發，他重視阿拉伯國家的作用；里根政府內部以國防部長溫伯格為首的一派也主張，為了反蘇戰略，應當改善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對以色列適度施壓。但正是這樣一個人，在競選時與義大利《時代》周刊記者談話，就如此表示：「在中東我們曾有過一個可靠的盟國——伊朗，然而伊朗國王一旦受到攻擊，我們就聽憑他由命運擺布……在中東我們依靠的埃及，它是一個不能共患難的朋友。我們並沒有意識到，唯一堅決地站在我們一邊的國家是以色列。」[4]

而且，對沙特更不利的是，其它阿拉伯國家、中東區域內其它主要國家或多或少都希望看到沙特與美國交惡，帶動本國在美國外交戰略中地位上升，甚至取代沙特在美國中東外交戰略中的地位。這些國家當著沙特的面可能會就美國-沙特矛盾說些順耳之言，但實際考慮未必如此。就是面對中國，其它阿拉伯國家朝野也有很多人抱怨中國對沙特關注過多，對其它阿拉伯國家關注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倘若山姆大叔真的要考慮拋棄沙特，並不缺少可供其選擇的替代國家，沙特決策層對此恐怕也是心知肚明。

美國與沙特矛盾對中國意味著什麼？就經濟而言，美沙矛盾意味著國際市場油價將繼續承壓，因為沙特會為打壓老對手伊朗而拒絕凍產，甚至進一步擴充產能；倘若沙特真箇大規模拋售美元資產，收購這些資產也符合中國自身利益和美國利益。就政治軍事而言，我們對美沙矛盾只應扮演安靜的旁觀者，絕不能幻想在美沙矛盾中橫插一杠子。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們的主要經濟利益和國家命脈在於東部和海路，不在西路，中東並非我國核心利益所在，又是各類矛盾錯綜複雜之地，我國沒有必要在如此遠離中國的區域過度捲入矛盾漩渦。與中國相反，西亞北非與歐洲毗鄰，歷史緊密交織，美歐不可能對這一區域撒手，即使是最近在《美國利益》雙月刊上發文主張在大中東地區與中俄合作的布熱津斯基，也認為如果美國從中東離開，就會面臨失去歐洲的風險。有鑒於此，我們沒有理由在遙遠的中東與美國翻臉。

回顧歷史，美國-沙特關係可能是一門不幸福的婚姻，但現在還沒到離婚之時，現在也未必就是美國-沙特矛盾的歷史最高峰。1973年阿拉伯國家對美石油禁運期間，美國國防部長詹姆斯·施萊辛格曾經向英國大使克羅默勛爵談論對沙特動武的問題，國務卿基辛格也暗示了這種可能，令時任英國首相愛德華·希思擔憂不已；[5]但最後結果是翌年（1974年）成立了美國-沙特「防務合作混合委員會」，美國為沙特制定實施了沙特全面軍事現代化的計劃，對沙特軍售幾乎直線上升：1973年為11.58億美元，1974年為20.66億美元，1980年45.66億美元，1973—1980年合計340億美元（包括一部分預付款），[6]把原來弱小的沙特軍隊改造成了一支裝備高度現代化、美國化的軍隊。直到現在，美國與沙特軍事合作關係依然牢固，2015年10月20日，美國國務院批准向沙特出售4艘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生產的重型武裝瀕海戰鬥艦，金額112.5億美元，是改進型瀕海戰鬥艦第一次對美國之外銷售。在這種情況下，別國還是不必插足為好。

（2016.4.26，僅代表個人意見）

小花絮：

2017年5月6日，阿拉伯衛星網報道，沙烏地阿拉伯有個剛出生的小女孩，其父薩利姆給她起名伊萬卡，即美國總統特朗普女兒之名，結果被有關部門拒絕。如果這次訪問沙特時，伊萬卡見到這個小女嬰，那會是什麼情景？

[1]鮑勃·格雷厄姆：《我們的政府是如何用謊言隱瞞真相的》，《今日美國報》網站，2016年4月20日；轉載於《參考消息》，2016年4月22日，第2版，《美前州長批政府隱瞞911真相》。

[2]張士智、趙慧傑：《美國中東關係史》，第41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3]王鐵錚、林松業：《中東國家通史·沙烏地阿拉伯卷》，第219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

[4]張士智、趙慧傑：《美國中東關係史》，第40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5]邁克爾·佩克：《1973年，美國險些入侵歐佩克國家》，《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2016年4月10日；轉載於《參考消息》，2016年4月21日，第12版，《1973年，美險些入侵沙烏地阿拉伯》。

[6]張士智、趙慧傑：《美國中東關係史》，第372—37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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