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建國:兼容百家,更尊孫子——我對傳統文化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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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國:兼容百家,更尊孫子——我對傳統文化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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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文明古國中,公認對世界文明影響最大的是古希臘文明和古中國文明,前者代表西方,後者代表東方。讓當代如此混亂不堪的世界走向清明,讓地球獲得安寧和歡樂,需要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同時需要東西方文化互補,而不是相互排斥和對立。要做到這一點,中國人民負有重大的歷史使命和全球擔當,這是一項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達成此項任務的第一步,是要對中華傳統文化有正確的態度。
一
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其真實含義就是具有極大的複雜性和多元性。深刻和廣博是兩個不同方向,需要深入分析討論才能理解。
中華民族由56個民族組成,經歷5千餘年文明史,在一千多萬平方公里以上的國土面積內活動,在極其複雜多樣的自然環境內繁衍生息數百代,所形成的文化自然是豐富多彩,千姿百態。中華傳統文化的複雜性、多元性是自然和社會複雜性、多元性的必然反映。此外,中華文明還經歷過春秋戰國時期那個實實在在地「百家爭鳴」時代。爾後漢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表面看是一統,其實質不過是各種不同觀點都打同一旗號「儒」而已。從來沒有實現過真正的文明統一。其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因此,對待中華傳統文化的態度,首要的是如何對待諸子百家?是融合百家,還是獨尊一家,採取文化霸權主義?
中國人歷來承認:「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痛恨、鄙夷文化霸權主義。所以,只要站在中華傳統文化立場上,就必須承認需要兼容百家。對於董仲舒之流,中國人歷來沒有好感,即使在儒家內部,評價也不高。儒人們都是言必稱孔、孟,或者後來的朱、陸、王,沒有人太把董某人當回事。
但是,中國學者雖然承認「兼聽則明」,在實際的理論討論中,總會「眾人皆醉我獨醒」,認為只有自己這一派正確,別人的理論都是謬說。這就像中國武術,門派之爭非常突出。這看來很矛盾的現象,其實是統一的:沒有對手的低矮,怎顯得我的高大?所以,對手即使胡說八道,也要認真聽聽,以便「戰而勝之」,以論戰的勝利為快樂。
《孫子兵法》的作者孫武,與以上態度完全不同。他所採取的辦法是:看各家各派都有什麼長處,拿來為我所用,自己組織一套理論系統。他這樣的兼容百家,就不是簡單地把各家各派的觀點羅列在一起;更不是雜亂無章地組合;而是通過自己深入研究,經過深加工、精處理,取精華去糟粕,讓別人的觀點成為自己理論的組成部分。甚至天衣無縫,混然天成。這是主張「更尊孫子」的第一個理由——他是兼容百家的模範。
歷來的研究者,往往只把《孫子兵法》當成兵法來對待,沒有看成是精確的政治理論、治理國家的基本綱領。更有甚者,把它只看成「陰謀詭計大全」,就徹底偏離了孫子思想的寶貴精神。
二
孫子,名孫武,是中國著名革命家孫中山先生的祖輩。孫武,字長卿,春秋末期齊國樂安(今山東惠民)人,大約與孔子同一時代。但孫武的祖先並不姓孫,而是陳國公子完,逃亡到齊國,改姓田名完。田完的五世孫田書因戰功被賜姓孫。孫武是田書的後代,因戰亂逃亡至吳國。後經伍子胥推薦被吳王重用,領兵打仗屢立奇功。他和他的祖先生活在戰亂頻繁的年代,研究兵法而有所收穫,總結前人經驗和自己打仗的體會形成《孫子兵法》。但因此就把他看成「好戰」,則大錯特錯。孫子和孔子同時代,孔子曾經向老子學道,可見老子比孔子稍年長,三個人同時代,思想交流,相互了解是必然的。史稱《孫子兵法》有後人加工之痕迹。果然如此,則「百家」之見解融入其中更不足為奇。
按流行的《孫子兵法》共十三篇。「始計第一」是總綱,這總綱中就吸收了諸子百家的大量內容,但不仔細分析,未必能體會得到,所以說混然天成,絲毫不留痕迹。
孫子說的「五事」內容極豐富,這是治國的綱領。「一曰道」中之「道」,顯然與道家有緣。但老子的道是自然之道,即「道法自然」,就是說道以自然的存在為依據,它不是人為的東西。用今天的話講,是自然唯物主義、自然本體論。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的說法完全符合科學所揭示的自然規律:人是大地的兒子,大地是天體之一,天體運行有規律,這些規律(道)是自然的,不是人為的,也不是神為的。孫子在整個十三篇中吸納了道家的主要思想,但他比老子更進一步,產生了歷史唯物主義。他對於道作如下解釋:「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就是老百姓與國王意志相同,達到不怕危險,不避生死的程度。上下一心者必勝。道就是民心,民心決定論是唯物史觀的要害,失去民心就失去一切,必敗無疑。這就是孫子的五事之首。這也是歷史一再證明的客觀規律。
對照老子《道德經》五千言,可見孫子與道家關係極密切,印證了李約瑟和魯迅的觀點: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道、天、地、將、法五事的排列秩序源於道家的上述判斷。這裡把「人」換成了「將」,這一點不同反映了孫武思想的創造性,「將」是指軍隊的各級指揮員,斯大林的「幹部決定一切」與孫子一脈相通。但如果強調人的作用而到達忽視其前面的道、天、地的決定作用,就違背了孫子的教導。這就是不講客觀條件的「幹部決定一切」,屬歷史唯心主義。孫子把道擺在首位:無道之戰,不管天、地如何有利,將領如何英勇善戰,這個仗都不能打。「天」,按原文解釋是指氣象條件,其實還應該包括大勢在內,即大的政治形勢究竟如何。這樣才能比地形地勢重要,擺在「地」的前面。孫武經歷多次大戰,他當然知道地形地勢比天氣重要的道理。十三篇中有兩篇專講地形(地形第十和九地第十一),份量比天氣重得多。大勢的有利與不利,不是決定打不打,而是決定作戰方法。例如,蘇區紅軍的作戰是正義的,可以打,但打法跟以往任何正規戰法都不同。道則是決定打不打的問題,違背道之戰無論如何都不能打。所以道統帥五事。孫子並不排斥法家,而是把法擺在最後落實的地位上——當落實前四事的戰略部署以後,成功的責任才會落在法制上面。兵法如此,社會治理更是如此。法制要幹部來貫徹執行,幹部不好法制就成了空話。然而好的幹部必須通曉民心、天時、地利,所以最終由民心決定。孟子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時、地利、人和」均脫胎於孫子,他強調「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反映他對孫子的理解;沒有注意「天時」主要是指天下大勢,以為真的是指氣象條件,才會得出「天時不如地利」的結論。孟子是孫子之後的「大師」級人物,他尚且如此,看來真懂孫子並不容易。
道家更重要的思想是互補觀念,道是古代百家中掌握辯證法最好的一家。老子說「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道德經》39章)君王必以民為本,地位高的人以處於下層的人民為基礎。這裡講的是君民互補、官民互補,孫子則要求上下同心。道家雙魚圖案,是互補原理的形象化描述,竟繪入了韓國國旗圖案,可見互補原理影響之廣。孫子用兵作戰中的奇正互補;對待有利與不利地形,孫子說「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後人改為「置之死地而後生」意思一樣,這些都是辯證的思考。按條件哲學,互補才是辯證法的核心,講互補就是講辯證法。當然,中國講互補講得最好的,當數更早些時齊國的相國晏嬰,他的治大國如烹小鮮形象生動,「只有各種佐料火候等相互交融,才有味道。」(肖、李主編《中國哲學史》第59頁)孫子吸收了晏子的觀點。
道家另一個重要觀念是「無為而治」。對於為與不為的辯證法,道家有所偏離,強調「無為」(安徽蕪湖竟有縣名如此,可見影響之深遠)而輕視「為」的作用。孫子摒棄了道家的這一觀念,在「軍爭第七」中特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這是對指揮員發揮主觀能動性的要求:化被動為主動。這說明:孫子對於其他「家」的學說,決不照抄照搬,而是經深入思考決定取捨。道家的無為決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無所作為,而是要求政府少管事,實現村民自治。這對於政務簡單的古代很有可能;對於行政高度複雜化的現代社會相當困難;對於需要全軍統一號令的部隊則根本不可能,所以孫子摒棄「無為」。完全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決定取捨,這是對待其它理論(包括外來文化)的正確態度。孫子是最沒有教條主義的學者,他從來不引用什麼人說來加強自己的論述。
三
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之二是整體觀。整體觀在孫子兵法中反映突出。天下一家的思想幾乎是中國很多學派的共同主張。中國沒有經歷過西方那種個人主義極度膨脹的時期,楊朱是道家之一派,主張個人主義,自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與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相對立。他並不成什麼氣候,被孟子等狠狠批判一通。而孫子的整體觀又有自己的特色,他強調「勢」的作用。他在「兵勢第五」中專門講勢:「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故善戰人之勢,如轉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這樣看勢,就是所造成的一種不可阻擋的客觀態勢。所謂整體,不是簡單地把大家聚在一起,而是必須發揮整體一致的作用。傳統文化講兄弟同心,其利斷金,就是源於孫子關於勢的思想。西方個人主義的正面作用是發揮每個人的積極性,不壓制人才,支持個人奮鬥;其負面作用,則是全民族不能擰成一股繩,分裂成一盤散沙。近代中國的分裂鬆散,明顯是受到西方個人主義文化的侵害。孫子堅持全軍一致,紀律嚴明,遵守號令。中外戰爭的歷史也告訴我們:在軍隊提倡個人主義,就是走死路。
孫子所處時代,周天子已經有名無實,列強都想爭霸,進一步統一中國。孔子想恢復周的權威自然是逆潮流而動,處處碰壁。孫子並沒有完全排斥儒家,而是取儒家之「仁」。孫子對將的要求有五條:智、信、仁、勇、嚴,把孔子的仁擺在對軍隊幹部提出要求的第三項。對於軍事幹部的這五項要求,其排列秩序也很有講究,不能顛倒、混亂。孫子把智擺在對將領要求的第一位。後人常說:「將貴智、兵貴勇」;嚴格地說,這種理解不對,孫子決沒有士兵不需要智慧,只需要勇敢的思想。戰爭實踐也告訴我們:即使是小兵或下級軍官,聰明同樣是第一位的;在戰爭中容易上當受騙,不打敗仗才叫怪呢!
智擺在仁之上,是不是就「不仁」呢?恰恰相反,只有聰明的仁才是真仁。糊塗蛋講「仁」,不是東郭先生之仁,就是懷蛇農夫之仁,一定倒大霉。什麼叫傻?不智之信是傻的主要形式。人家說什麼你都信,違背兵不厭詐的信條。不講信的仁就是說了不算,口惠而實不致,假仁假義。所以信要擺在仁之前。在智、信、仁的前提下,才能講勇敢和對部下的嚴格要求。勇首先是對幹部自己說的,自己打仗怕死,就沒有資格對下屬和士兵嚴格要求。不智之勇是匹夫之勇,有害無益。不信之勇是騙人把戲,假的。不仁之勇涉嫌殘暴,不可提倡。所以提倡勇以前三者為前提,當然就有資格對下屬嚴格要求。這樣一分析我們就知道:對於軍事幹部的五項要求秩序不是亂擺的,而是有其內在的邏輯性。後人的愚兵政策,欺騙下屬和士兵的種種做法,都是見不得光的陰謀詭計,與孫子並不相干。曹操為了讓士兵為自己賣命,謊稱「前面有梅林」,雖然一時可以擺脫困境,最終會失去下屬和士兵的信任。救急措施可以做,事後必須向下屬和士兵道歉,說明不得已的苦衷,請求原諒。
對比儒家對「仁、義、禮、智、信」五項要求的擺布順序,我們就清楚地看到孔子、孫子的差別在哪裡。孔子把「智」擺在那麼後的地位,你不能說孔子「愚民」,雖然他宣傳「唯上智下愚不移」。但不智之仁是什麼?前面已經講過,所以中國歷史上會有那麼多迂腐的知識分子,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與儒家的仁字當頭,不分是非有很大關係。說說好聽,用仁騙人,也是常事,因為信擺在最後。雖然也講「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但作用不大。孔子經常講「克己復禮為仁」,就有許多不講是非,不問真假的荒唐之舉。宋襄公之仁,就是對儒家「仁」字當頭不問是非的有力諷刺。
智包括知識和智慧兩個方面,知識多了不一定懂得運用;運用知識的手段高明,才顯得人有智慧。馬謖知識豐富,卻缺乏智慧,充滿教條主義,所以打敗仗。中國人如果不能克服其思想方法的盲目性,不能排除「官多大理多大」的官本位封建思想,即使擁有再多的知識也不會用。中國人需要反對教條主義,有一個科學的思想方法,是當前的頭等大事。
四
說孫子反戰,主張和平,是從戰略高度考慮,不是僅僅從主觀願望出發。以戰求和,民心至上,是和與戰的辯證法。單純的和平主義,達不到目的。在謀攻篇中,他總結說「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在講了攻城之害後又說「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孫子認為,能夠通過政治謀略解決國與國的爭端最好;如果不行,也通過外交斡旋解決;不到萬不得已千萬不要用兵。古人說:「兵者兇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即總結了孫子的觀點。所以孫子會打仗決不等於好戰。這一點,也可以認為孫子與後世的墨子「非攻」觀點相通。但墨子晚於孫子,所以《孫子兵法》中缺少墨家痕迹。至於墨子的「兼相愛」,與未來的共產主義理想有關,與孫子無關。如果墨子與孫子同時代或較早,則定會強化孫子的反戰思想。後來有人罵墨子「無父」,則屬於「惡毒攻擊」之類。
更尊孫子的第二個理由,是孫子兵法是中國最早的系統論。即他的觀點符合系統理論的要求。所謂「五事」,是取得戰爭勝利的五大條件群;五事之下,又舉出具體條件。前面說過,「將」分五條。地,更有專門論述兩篇,分析得非常細緻;其他三事也一樣。這是一個遞階系統,歸納取得戰爭勝利所需要的條件群。所以第三個理由就是:孫子兵法是條件哲學的理論來源之一。
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質。孫子把「道」理解為民心決定論,直接預先說出了馬克思主義的要害。與馬克思主義高度一致,更是我們「尊孫」的理由。
以上四條理由,就足以說明:《孫子兵法》實際上是中國古代最完善的政治綱領。其創始性和先進性高度統一,讓我們感嘆祖先的智慧和遠見。
五
《孫子兵法》作為政治綱領的現代意義,值得我們認真關注和長期研究。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兵法家,個個都是出色的政治家,是總理之才。如姜子牙、伊尹、管仲,後來的諸葛亮、劉伯溫等等。因為軍事是政治鬥爭的極端形式,是特殊性;政治鬥爭是不流血的戰爭,是普遍性,二者很多道理是相通的。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而軍隊的管理最為嚴格,向兵法學習管理,是當代管理內容的重點之一。
「道」就是上下同心。這是政治清明的第一要義,我們做到了嗎?老百姓想什麼,領導是不是知道?知道了,是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如果知道了,做到了,老百姓自然會遵守和實踐黨和政府的號召。現在這裡出現差距了,老百姓擔心的是貧富差距過大,許多「老闆」級的人物胡作非為,明星吸毒、嗜賭,公眾人物胡說八道,這個社會到底怎麼了?我們的宣傳工作怎麼回事?這些明星不是通過你們所掌握的媒體成名和自我擴張的嗎?有錢就敢播是不是?出版工作、影視節目也向錢看。書號費高得離譜,加上出版基金運作不科學,許多好書出不了。網友形容那些胡編亂造電視劇是「好演員讓導演給糟塌了」。自己一切向錢看,老百姓對領導工作提出點兒愛護性的批評意見,宣傳者就「說三道四」。宣傳工作的指導方針到底是什麼?作為「心」的工作,千萬馬虎不得,不能「唯書唯上唯錢不唯實」啊!政策制定更是關「心」的大事,一定要上下齊心,才能政策落實。不要光看GDP好不好?把生態文明列入考核標準,可是首都霧霾怎麼還這麼嚴重呵!陳一文指出了中國最大的危險是環境污染和食品安全,但其根源是在政治方面,在於決策中的GDP挂帥。政治工作「違道」,對不起老祖宗孫武。GDP挂帥還造成看病難、讀書貴、中國足球腐敗等一系列問題。
用孫子對「將」的五大要求看我們的幹部政策,其存在問題在前面已經說過了。總結起來,《孫子兵法》雖然是古代政治綱領,對我們今天的政治改革,依然有不可或缺的指導意義。
(作者單位:江西社科院;【原創】
(作者單位:江西社科院;【原創】來源:崑崙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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