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晉商要拜關老爺

衰敗不過百年的晉商似乎離我們很遠很遠，可是它的輝煌成就卻一直在我們的心中，令所有人驚嘆。了解明清晉商之後，人們更多驚訝，晉商到底是怎樣在資源資源匱乏、交通閉塞、文化傳統底蘊又非常深厚的內陸省份創造了世界商業史上的奇蹟?又是什麼內驅力和動力機制構建了近代中國的商業文明?宗教倫理是否對商業倫理的他律和商業精神的塑造構成方向性的規定?

在對晉商深入的了解中，發現有這樣一個共同的現象，那就是對關公的信仰。其實，民間信仰、宗教對民眾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尤其是這種信仰的理念一旦變為道德的自律，就會在經濟行為中產生強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所向披靡的企業文化內聚力及吸附力。

而晉商的經濟活動中的行為，以及思想，在最後變成晉商精神，都與晉商民間信仰關公有著密切的聯繫。關公信仰的宗教倫理在向實踐理性的轉換上就表現為強大的主體實踐性，即晉商在經濟活動中所表現出的群體致誠、堅忍穩健、誠實篤信、勤儉自律等。

一、實踐理性：晉商活動與關公信仰的生成

關羽，字雲長，漢末山西解州人，民間**慣上又稱為關帝、關夫子、關帝爺、關聖帝君、協天大帝等，明清之際山西民眾對其普遍信仰，把其神格提升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使得民俗文化具有了中國傳統宗 教的凝聚力和吸附力。晉商活動不僅把宗教倫理 入世精神化為強大的實踐理性，且將關公提升為塑造商業倫理的精神準則。

隋唐以前，關羽的知名度並不高，關羽兵敗麥城，劉禪直到景耀三年才追封關羽為壯繆侯，與後世的光耀無法比擬。隋唐年間，由於佛教盛行，關羽被佛教借用和推崇。按照佛教的說法，因為在玉泉山建造了佛廬精舍，關羽父子就此皈依佛門並為之護法。唐代之後，為了突出關羽「忠義」楷模的思想特徵，對關羽的評價愈來愈具有政治倫理色彩，封號追謚愈來愈重。紹聖三年(1096),宋哲宗賜關羽玉泉祀額曰顯烈廟;宋崇寧元年(1102)宋徽宗加封關羽為「忠惠公」和「崇寧真君」;宋大觀二年(1108)，宋徽宗又加封關羽為「武安王」;宋宣和五年(1123)，宋徽宗又加封關羽為「義勇武安王」。關羽的榮耀幾乎達到了頂點。明代萬曆時人姚宗儀說：「今上尊為協天大帝、又敕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兼賜旒 玉帶、至尊無上也。」

關公精神的最終鑄成是基於明清社會變遷引發的「仕農工商」到「商仕農工」的轉變，這個轉型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漸進過程，其中山西晉中商人創業時的顛沛流離、商海沉浮的無助無奈，自然助生了像關公這樣保境立命的宗教信仰。可以說，關公信仰的形成與明清中國十大商幫之首的晉商出現密切相關。《走西口》是山西家喻戶曉的民歌，歌詞表達的正是明清晉商創業艱辛的心路歷程。越過偏關、殺虎關、張家口昔日胡漢民族拉鋸的城垛分野，早期的晉商創業者們浪跡荒漠、乘槎浮河，只能將命運的不可知和無奈交給神明庇佑，經過宋元的民間文化積澱，關公聖明已在三晉大地風靡。晉商在異鄉漂泊，環境惡劣，「有時駝行沙漠，風吼雷鳴，群集而呼天，繼而默禱關公。風過漠平，回憶危難之際，所見所聞，聚點成 形，敷衍成章，代代相互傳承」。宗教心理學認為，「聞驚則跳，聞怒則悶，見死亡則悲，見美色則眩。」是心理的自然投射，經過經驗性的反覆契合，關公信仰便在人們心靈深處定格為永恆。這一口口相傳過程中，外出謀生的人們當祈求的良好之願、奢望之意在某些特定場合與現實情況發生偶然巧合如願以償時，便視關帝為商海中人們生命的保護神。

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採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這種「超人間力量形式」的關帝信仰也潛移默化地伴隨著晉商創業的艱辛歷程。他們把隨身攜帶的關帝神像、香火或紙符帶到異域安身立命之所，便設龕供奉，一如在家祈求問卜。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夢到夫婦團圓，闔家天倫，雲天萬里，神會情牽，以為關帝憐憫，有時夢中大事商榷，縱難決抉，承蒙關公指點迷津，事果成，以為關帝顯靈，遂燒香叩首，隆重酬謝，以示不敢違德。

晉商商業書《生意論》中的注意事項也描述了晉商處境的環境險惡：

外城辦事第一不要車馬鮮明，恐人暗算;住客店，鋪設不要富麗，恐動人之眼目;過關隘必帶文憑，不漏稅物，免生阻滯;不赴歌舞，不走娼門，不飲過量之酒。……曠野之處，路遇生人不說真言實姓，恐匪人無端設計，冒充姓名，以被誆害事。

強勢群體的心理具有一種本能的優越，而身處困境的弱勢群體會產生一種無限的迷茫意識，社會生活中的孤獨感、困惑感使他們在精神上會長期處於非理性狀態，唯一的發泄渠道是通過拯救論克服「心理休克」狀態，明知咫尺的困境無助，寄情於家鄉關公神靈一線玄機的希望，從而把神本與人本宗教倫理相融和。

日本秋田大學副教授山下清海，1979年在橫濱中華街實地調查，發現橫濱華僑主要是信奉商業神關帝，各家在店裡均設有小神龕供奉關帝……橫濱的華僑甚至虔誠地篤信中華街有今日繁榮是仰賴關 帝的庇佑。清翰林編修陸序秋為奉祀關帝寫過楹聯，書云：君德豈難名，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化起中國，恩敷異域，民情大可見，無偏無黨，無反無側，內安梓里，外睦鄰邦。可以看出，關帝作為至高無 上的精神象徵，宗教倫理的商業意義實甚深長。

二、心靈家園：關公廟和晉商會館的凝聚功能

在經商活動中，晉商先後在京師建關帝廟、設會館有40處以上，隨著血緣—地緣—業緣的層層擴展，關帝廟的建制、功能也就隨之拓寬。在關帝廟的基礎上，國內各商埠集鎮也先後改建、擴建了晉商會館。據不完全統計，晉商除在京師設立了許多會館外，又先後在天津、山東聊城、濟南、上海、揚州、南京、蘇州等地設立會館，清代晉商會館幾乎遍布全國各行省、商埠。某種程度上，會館成為具有西方教會、鄉土宗幫會凝聚功能的精神安頓之所。這種心靈的寄托在明清仕、農、工、商「四民階層」中不能使商人走出階級和社會最低谷時，能給人以淡默恬愉，養心靜欲之用，其功能「頤其神以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禳禍而禍去矣。何者?命 在其中，不繫於外;道存乎此，無俟於彼也。」這種民間關帝信仰已經具有了有約束力量的「亞文化」雛形。

關公信仰所形成的強大的精神統攝力，激發了人們自發的建廟、建館的行為，而且這種自發行為多源於捐資義建。漢口的山陝會館，初為關帝廟，始於順治年間，康熙二十二年(1685)擴展為之，咸豐時遭兵燹，同治九年(1870)重修,費用自行籌集，會館志載,集資經25年共達27萬兩,修繕工程在光緒二十二年(1895 )竣工，均由各商號攤資。山東聊城縣東的「山陝會館」,史載：「昔年(即道光之前)運河通時，水陸雲集，利益悉歸外省」，而外省商人之中，「殷商大賈，晉人為多」。道光二十一年(1841)，重修聊城光岳樓時，「西商之懋遷於吾郡者，皆捐金有加」。開封的山陝會館，清乾隆年間旅汴客商集資興建。道光時，陝商加入，易名山陝會館。1933年甘肅商加入，又易名山陝甘會館。該會館建築巍峨壯麗、布局嚴謹、裝飾華麗，尤以磚雕、石雕、木雕精美絕倫，堪稱「三絕」。館內關帝廟中關羽的「關公斬蔡陽」、「關羽封金」、「脫離曹營」、「過五關斬六將」雕刻比比皆 是。洛陽的山陝會館始建於康熙五十年(1711)前後，道光時曾修繕。為我國傳統的宮殿式建築，集建築、雕刻、繪畫、陶瓷工藝為一體。檐牙高啄、鉤心鬥角、雕樑畫棟、鳥犖翼飛，塑有韓信、龐涓、子都、羅成四將，以驅妖鎮魔。

從以上以關帝廟為主體建築的會館建造中可以看出，會館的捐資是民間自發行為，非官方出資;商號捐資和個人集資均為自願性的;會館神性功能明顯，神恩性的依賴、補償與商業行為互動;捐資凸顯了區域性、行業性、志同性的特點。從心理學意義講，捐資樹神之義已超越了慈善布施，對感受者產生一種具有慰藉性激勵效應的心靈補償。會館是多層次的需求補償，通過義捐既是對巧獲預期的感激，又是一種激勵性的期望。

三、精神同構：關公信仰對晉商個體行為的影響

韋伯否定中國的宗教理性，其實僅從晉商會館的管理制度就可以窺見遠離巫術的非理性色彩。在晉商會館中大多有值年首人秉公辦事，他們輪流換班，均須協力舉善，勿得徇情。又設有司法、住持、夫役及香工等管理會館事務。僅以《漢口山陝會 館志》 會館管理條例為例。會館條例規定有13條，現選擇其中四條作一分析：第六條：會館重地燈火最宜小心，嗣後我各幫字型大小如遇在館做會演戲，客散戲終主人務將廟院戲台一應燈燭親查熄滅始准回號以昭慎重，如違議罰;第十條：供奉香火、長年神燈，乃住持應辦之事，俟後逐日長香，務要敬謹供奉，每逢會期奉香獻酒，自必住持侍奉，年節三天，僧人間有貪閑假手他人，殊屬不恭，自議之後，住持二人輪流執香在殿侍候，以昭誠敬;第十二條：大會值年，從前十幫輪流，每年二號會辦。今增匯業，每年四號。已祀產漸增，館務紊繁。每年以四月初八日揭清所存銀兩，一切祭器祭物文契公文下首務期明悉周詳毋延;第十三條：招僧住持原為供奉香火，每日長香神燈，務要敬謹供奉，殿宇香案每日打掃，會期朔望倍加誠敬洒掃潔凈在殿伺侯，以便士商恭謁，平日不得隨便出外遊玩。

以上可看出，晉商漂泊在外的孤獨意識融合著虔誠神聖的信仰情感。民間宗教物像的神聖性已賦予警示的功能。作為接受被動性「指令」的個體沐浴在特定的氛圍經過長期熏陶，這種他律性的「指令」就轉化為道德自律性的觀念。關公具有至上的真善美的象徵，人們沉浸在神啟的示像、意像意識流之中，無形中具有了神聖的榮耀、責任、義務感，而心靈的感受又輻射為現實意義的道德榜樣的源泉。在晉商信仰里，經過宗教理性的規則，形而上學的宗教概念被簡單化和世俗化，形成一套非常現實的宗教觀。這種宗教觀的出發點是祈求神明保佑，最終成為晉商民間具有宗教成分的精神寄託。

四、誠實、勤奮、勸善：關公廟的價值指向

晉商初期創業不是靠項目、資本、策劃等綜合 運營的系統工程，而是在拓展生存空間中的單槍匹馬、孤軍作戰(最多是族戚聯袂)。境遇多舛、生存維艱勢必要求形成合力，竭誠團結,於是，以血緣、地緣關係為紐帶的宗親會和同鄉會組織(後來發展為晉商會館、山陝會館、「七省會館」等)應運而生，宗鄉組織中必有一位共同信奉的神明以鞏固團結、維護紀律、同心協力、同舟共濟。以「義薄雲天」、「忠義」著稱於世的關公被舉為共同崇拜的對象亦是順 理成章的。由於有關帝這一「忠義」楷模的準繩規範商業行為，因而各會館成員都能自覺地守望良知、虔誠合作，謀求共同的生存與發展的正當利益。每年農曆五月十三關帝誕辰之時，各會館都要舉行隆重的慶祝活動，有的還演戲酬神，甚至進行春秋二祭。許多祭祀活動主要是基於文化上的認同和增進鄉誼。

一副關帝廟前的對聯富有意蘊：大地幾英雄，碧血丹心，千古雲霄思漢鼎;天涯有桑梓，春椒秋菊，一堂風月話鄉親。」海外許多華僑時爾參加(對關帝的)祭祀活動，主要是基於文化上的認同和增進同鄉友誼，併當作一項社會聯誼活動。「僑居此地(日本神戶)的華僑，將關帝廟視為中華民族的崇拜象徵，無論是從中國內地來的，還是從中國港台來的，還是外國輾轉而至的，都以此廟為中心，在這裡認知自己的文化之根。關帝廟成了對華僑們最具吸引力的聚合場所。」

晉中商人在外經商者多，昔時交通落後，郵遞不暢，在外闖蕩失落與衰敗客死他鄉者屢屢不鮮，會館便「以慰行旅，以安仕客」，一旦「橫遭飛災，同行相助，知單傳到，即刻親來，各懷公憤相救，雖冒危險不辭，始全行友解患扶危之誼。」或有人「疾病痾癢」，會館「相傾體恤」。同時，會館均購有義園，據北京《臨襄會館財神庵三公地重修建築落成記》載：「會館義 園置產地之建設，因之以起，意至美，法至善也。」此處即為鄉人「停柩厝棺之所」。

關公廟除了祭祀關羽外，基本形成關公為主祭，配以行業諸神和固定節日的祭祀文化系統。著名心理學家榮格曾經說過，誰也不可能從玄學的意義上把握任何事情，但是這些事情卻能從心理學的意義上予以闡明。它把一切玄學味道的東西 都袒露在心理學的陽光之下。 宗教價值就是建立在這樣一種事實上的：生命的價值都是和生命總的、整體的意義相聯繫的。這種意義在於道德的價值，在於靈魂的規範性，在於實現靈魂真正的價值命運。這一最高價值超越了空間、時間及物質。它是整個生存的造化，是宇宙意義上的專註，是履行義務的心靈滿足。通過關公信仰，晉商民間宗教上升到了傳統哲學的理論高度，使得民間文化「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在理想的精神構成之中，堅定的宗教傾向是最為高尚的，「這由諸種因素共同構成，包括最深刻的個人價值、準則體驗以及具有真正意義的特定的集體準則。關公信仰作為一種文化，從某種意義上看，就具有團結的凝聚力、鼓舞的號召力和培養夥計高尚道德品質的教育作用。

關公神性的多元崇拜除其作為保護神的一面外，商業神的神性彰顯得更加突出，即如何讓應然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生存狀態的穩定。英國學者巴素認為「關帝也是受普遍奉祀的神明」,既是「神聖」又「兼任財神」，神的職能轉化緣於商業發展和資本膨脹的客觀需求，沈繼生先生認為：「在商業上都用得到契約與信用，因為貿易往來，互通有無，普遍存在著簽訂契約履行合同的行為。」可以設定，明清時代山西商人遍布全國，很多關帝廟都是他們義資興建的。商業是最需要契約制度的，而中國商人的契約制度遠不及西方工業革命後的商人那樣**慣、嚴密。在這種情況下，關帝誠實、守信的高尚品格就成為示範標的。商業上需要契約與信用，因為貿易往來，互通有無，普遍存在著簽訂契約履行合同的行為。字型大小、商號都奉關帝為財神，因為商家都強烈地意識到信義為立業之本。因而晉商認為以忠義終其生的關羽是守護商業繁榮的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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