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中等收入群體焦慮」，稅改是關鍵因子 | 社會科學報

編者按

中等收入群體不僅是維護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也是釋放消費紅利的主力軍。未來幾年，落實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城鄉居民收入翻番目標，重在實現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翻番，即由目前的大約3億人左右，到2020年形成6億中等收入群體。去年5月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提出「在發展中不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隨後，國務院出台《關於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關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必然要求。」

2016年以來,經濟全球化「黑天鵝」事件頻發，全球化逆潮湧動，世界經濟不確定性加大。這存在多方面的複雜原因,其中，因貧富差距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減少催生的民粹主義、保護主義是重要因素。在這個大背景下，研討經濟全球化與中等收入群體，以求解「中等收入群體焦慮」這個世界性重大問題，具有很強的現實性。3月27—28日，由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與挪威城市區域研究所共同舉辦的第九屆中挪社會政策論壇「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經濟全球化新挑戰、新動力」在海南省海口市召開。

原文：《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實現轉型新突破》

本報記者 田川

中等收入群體是主力

當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人數少、比重低是不爭的事實。按照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的研究，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比例為23%左右。美國波士頓調查公司的調查報告顯示，目前中國中產階層家庭所佔的比例大約為24%。按照23%—24%的比例測算，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為3億人左右。

何謂中等收入群體？在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看來，中國不宜簡單套用國際上確定中產階層或中等收入群體的標準。中國的中等收入者，其收入處於全國或當地社會平均水平與較高水平之間，其家庭生活水平達到全國或當地小康與比較富裕程度之間。具體量化標準是，以全國或當地社會平均收入水平為下限，以高於社會平均收入二倍為上限，其個人全部收入比較穩定處於此區間者即為中等收入者。

中等收入群體比重過低，導致我國消費長期提而不振、擴而不大。長期以來，我國消費率落後於世界同等發展水平國家，與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比例過低直接相關。《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顯示，家庭儲蓄主要是富人的儲蓄。收入前10%的家庭，其儲蓄率達60%，儲蓄額占當年中國總儲蓄的75%。前5%的家庭儲蓄率更是高達69%，儲蓄額占當年總儲蓄額的62%。

從世界經濟史看，到了工業化中後期，由於重化工業對生產資料的改造，工業生產能力過剩不可避免，但成功的工業化國家最終能夠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由此使得生產過剩的矛盾大大緩解。我國能否形成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的社會結構，決定消費主導經濟轉型的成敗。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指出，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為中等收入群體倍增帶來歷史性機遇。「十三五」期間，中國的產業結構正從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轉型，服務經濟的創新發展正在引領製造業的轉型升級。產業結構升級將深刻改變就業結構與提升就業收入，意味著中等收入群體不斷擴大發展空間。

當前，中等收入群體消費的「升級型」特點突出，成為推動消費結構從物質型消費向服務型消費為主轉型的內在動力。從現實情況看，中等收入者80%以上來自城鎮，未來農民與農民工將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來源。如果相關改革能夠取得突破，估計2020年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望達到城鎮居民的40%以上，2030年有望達到60%左右。按照這個預測，未來5—10年一部分農民有條件成為中等收入群體。

「在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四個收入演進階段中，中等收入群體主要在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過渡，尤其在中高收入階段形成。」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田雪原談到，2016年中國GDP總量達到744127億元，按當年人民幣對美元平均匯率6.6423：1.0計算，摺合112029億美元，人均8102美元，步入中高收入階段中期，也是中等收入群體形成的關鍵時期。

如何推進中等收入群體的形成，發揮其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儘管中等收入群體形成的條件和原因頗多，不過從中國實際出發，當前最重要的還在於全面深化社會經濟改革，特別是經濟轉方式調結構、農民工融入城市和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

克服不利因素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居民收入非常低，那時如果以國際標準來看，中國沒有中等收入群體，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處在低收入的狀態。

據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介紹，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人均收入，農村只有100多元，城鎮只有300多元，城鎮化率只有18%，收入相對平均。從1978年到2015年，中國人均GDP從300多元上升到5萬元，換算成美元大約是200美元上升到8000美元，城鎮化率從18%上升到56%，但同時，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擴大，這是中等收入群體發展的一個不利因素。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課題組測算出2010年全國平均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為21.25%，與發達國家相比比重偏低，如美國80%左右，德國50%左右，與智利（53%）、墨西哥（40%）等經濟發展水平相同的國家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

對於中等收入群體變化的原因，王小魯認為，首先在八十年代，農村改革先行，農村居民的收入迅速提高，隨後城市化加快，使得城鄉中等收入群體迅速擴大。九十年代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收入差距在持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縮小。2000年以後，腐敗現象變得嚴重，收入差距繼續擴大，使得中等收入群體進一步收縮。2010年以後，農民和工薪階層收入增長加速，大力度的反腐對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發揮了抑制作用，有利於改善收入分配。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也在得到改善。

但是，還有其他的一些影響因素，比如房價、地價持續上漲，資本市場大起大落，土地市場和資本市場的泡沫，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影響著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從政策上考慮，主要是改善收入分配，改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同時，加快推進土地市場、資本市場的改革，促進市場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改善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減少政府的過度干預。

「中國現在還面臨著諸多的挑戰，例如中國政府也認識到經濟高速增長的模式無法持續，需要加以調整，以便取得經濟可持續發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挪威駐華大使司文看來，中國在大城市之外的農村地區，在經濟發展方面還相對滯後，因此有必要對結構進行調整，促進經濟的可持續和穩定發展。

假定未來幾年中，居民的收入增長在6.5%的水平上，到2020年，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可以達到43%，到2025年可以超過50%。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主要來源是低收入人群，讓有潛力的低收入人群儘快步入中等收入群體行列。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表示，人力資本提升戰略、企業創新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

在保持高速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加快低收入人群，特別是40%的人群低收入的增長，要使他們的收入增長超過整個社會的平均收入增長水平。農民工是將來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主要來源，而農民工市民化是其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的穩定器。要穩定就業和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提高財產性收入，加快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提高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力度。

稅制改革

當前，中等收入群體社會支出和個人負擔沉重，稅費較高。以一個人每月收入10000元為例，扣除個人所得稅、「五險一金」，再加上每月房租或還房貸3000—4000元，繳納物業管理費、水電費、電話費和上網費，再加上衣食住行等日常諸多生活支出，以及子女教育費、父母贍養費，就造成了工資「白領」的現象。2016年，低收入者的比重超過了55%，中收入約為35%，高收入者僅為10%。

未來如果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政策目標的核心是「提低」，使低收入群體進入中等收入群體，而不是把高收入者的收入拉下來。「在『十四五』計劃中，建議提出將高收入群體與中等收入群體、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倍數縮小的明確指標要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倪紅日表示，中國稅制的間接稅和直接稅比重相當，各占稅收總收入比重的40%多；相對於美國這種以直接稅為主體的國家，中國間接稅比重相對較高，而直接稅比重相對較低。

總體來看，目前中國稅制起到縮小收入差距的功能很弱，如不加以調整和改革，將不利於縮小收入差距，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在稅制改革方面，我們要實現現代化，特別是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賈康指出，整個間接稅和直接稅體系合在一起要形成配套改革，突出的是涉及到現在還沒有完成的，在改革重點和基本事項里列入的消費稅改革、房地產稅改革、個人所得稅改革等等，以及未來還要研究開徵的遺產稅和贈予稅。具體的配套上，比如，養老體系除了基本養老第一支柱之外，還有企業年金、職業年金的第二支柱，培育和壯大中產階層。這樣的改革涉及資本市場和機構投資人的發展。

考察已經實現中等收入主流群體的國家，大都早已完成向內涵發展方式的過渡。包括瑞典、挪威、芬蘭在內的北歐國家，20世紀90年代中等收入群體即佔到總體人口60%以上，成為左右社會運轉的主流人口群體。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是，既沒有特別貧窮的社會群體，也沒有特別富有的社會群體，中等收入階層或中產階級成為社會運行和發展的中堅，起到「穩定劑」的作用。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關鍵在於形成三位一體的全面賦能架構。」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認為，一是全面持續的教育，尤其是加大適應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的職業教育發展；二是全面的社會保障，健全養老、醫療、就業等社會保障體系，使社會成員免於人身、就業、技術進步等不確定性帶來的恐懼；三是全面促進流動，打破階層固化，在推動橫向流動的同時更加註重縱向流動。實現上述目標，就需要把能力建設放在扶貧的首位，不搞形式主義；打破行政壟斷，重點開放基礎產業、生產性服務業和體現消費結構升級的生活性服務業市場；推動城鄉要素市場的雙向流動，建立城鄉一體化發展格局。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53期第1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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