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全球失衡的重新定義

對全球失衡的重新定義

眾所周知，美國政府的「全球失衡」定義就是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包括貿易收支和經常賬戶收支），並據此開出要求人民幣大幅度升值和鼓勵人民幣匯率浮動之政策藥方。奧巴馬政府所謂的平衡增長政策框架和美國國會議員指責人民幣升值的政治鬧劇，其理論依據都是美國財政部的「全球失衡定義」。最近多次到歐美開會，話題總還是少不了全球失衡。因為牽涉到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人民幣匯率和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換等諸多重大政策問題，我就不厭其煩地向西方學者們宣傳我對「全球失衡」的新定義。多年前，我已經清楚認識到今天大行其道的主流宏觀經濟分析模型（即所謂的總供給和總需求模型或IS—LM模型），其邏輯基礎有重大缺陷，無法幫助我們理解全球經濟，所以開始構造一個新的思維架構。思維模式轉變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重新定義「全球失衡」。依照我的「信用體系—虛擬經濟—真實經濟一般均衡模型」，當今全球經濟體系或人類經濟體系最根本的失衡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從全球經濟整體來看，是虛擬經濟和真實經濟的嚴重背離。其二，從全球經濟結構來看，則是虛擬經濟創造中心和真實財富創造中心的嚴重背離。全球失衡集中體現為全球製造業中心（真實財富創造中心）和貨幣金融中心快速分離。製造業中心已經決定性地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轉移到亞洲（重心又是中國），貨幣金融中心卻依然由發達國家掌控。易言之，東方擁有真實財富創造中心，西方掌控貨幣金融中心；東方製造真實產品，西方創造貨幣購買力；東方為全世界製造產品，西方為全世界產品定價；西方大量發行債券和創造各種金融產品，東方則用自己的儲蓄去購買這些金融產品；東方儲蓄，西方消費；東方節儉，西方揮霍；西方向東方借錢，東方給西方融資。虛擬經濟和真實經濟之背離，真實財富創造中心和金融產品創造中心之背離，是今日全球經濟的基本模式，是過去40年人類經濟出現的奇特歷史現象，史無前例。它是全球金融危機和一切重大宏觀經濟難題的總根源。一個最基本的後果是，西方經濟體系里的虛擬經濟或金融經濟規模急速膨脹，愈來愈大，金融經濟或虛擬經濟形成一個自我膨脹、自我循環的體系。美聯儲等西方中央銀行創造的貨幣，大部分進入虛擬經濟體系自我循環，債券市場越來越大，衍生金融產品規模越來越大，貨幣或外匯交易量越來越高，股票市值越來越高，樓市和其他資產泡沫愈演愈烈，人們的虛擬財富（以持有的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值和其他金融產品市值衡量）越來越多，高槓桿經營模式，高負債消費模式順理成章。與此同時，真實經濟和就業率始終維持低水平。整個經濟的投機賭博氣氛非常濃厚。然而，虛擬經濟或金融經濟是極度不穩定的體系，其運行主要取決於人們對未來的預期和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操作，一有風吹草動，可以瞬間崩潰。虛擬經濟一旦崩潰，虛擬財富就快速縮水，人們的預期從極度樂觀轉為極度悲觀，金融機構、實體公司和家庭個人全部被迫「去槓桿化」，消費萎靡，投資不振。虛擬經濟嗚呼哀哉，真實經濟雪上加霜，衰退和蕭條幾乎就是自然規律。大幅度擴張貨幣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之所以無效，是因為無論貨幣無論怎麼泛濫，它都無法幫助金融機構、實體公司和家庭個人修復資產負債表，無法幫助他們完成「去槓桿化」過程。更重要的是，貨幣泛濫解決不了西方早已根深蒂固的經濟社會結構僵化難題，譬如人口日趨老化、最低工資和福利制度完全剛性、政府赤字居高不下、整個社會債台高築。後者才是制約真實經濟增長最大的麻煩。20世紀初，法國政治家、銀行家和經濟學家李斯特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民主扼殺了金本位制！」我想說的是：「民主和福利制度扼殺了經濟高速增長！」這應該是人類的宿命，誰也沒有辦法。真實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嚴重背離，真實財富創造中心和貨幣金融（虛擬經濟）創造中心的快速分離，是全球經濟體系的「新現實」。不徹底改變宏觀經濟思維，我們就不能洞察經濟運行的本質，就無法提出適當的經濟政策。伯南克的美聯儲和全球其他中央銀行，都應該認真檢討他們的貨幣理論和政策哲學了。

全球貨幣亂戰

從9月末巴西財長曼特加驚呼「國際貨幣戰已經爆發」，到10月初世界銀行和IMF年會上的硝煙瀰漫，俯瞰全球，貨幣戰、貿易戰、金融戰聲音此落彼起，響徹雲霄，大有一觸即發之勢，而美國已然吹響了「反匯率操縱立法」的號角。面對兵臨城下的全球貨幣亂戰，中國當以何應對？

「貨幣戰」兵臨城下 「五字訣」中國應對

中信銀行副行長 曹 彤

9月末，巴西財長曼特加（Guido Mantega）發出警告，稱「國際貨幣戰已經爆發」，可視為政府官員第一次在國際場合正式指出國際貨幣戰的存在和狀況。在剛剛結束的IMF和世界銀行年會上，「貨幣戰」幾乎成為提及頻率最高的辭彙，表明世界各方均已置身其中。9月末的最後一周，巴西、日本、韓國、新加坡、泰國、印尼等都被IMF懷疑干預匯市，以遏制本國貨幣的升幅。目前全球貨幣中，除美元外幾乎都處於升值狀態中，主要貨幣如日元升幅已超過12%；歐元儘管剛剛擺脫主權債務危機，卻也已經迅速升值2%。獲利者除美國外，別無他國。然而，貨幣升值的國家卻不能採取任何行動，像巴西這樣稍作干預，甚至日本這一美國的親密盟友，僅僅做了做干預的姿態，都立即被IMF和所謂國際主流媒體視為「干預自由經濟和自由市場調節機制」。這恐怕就是引發曼特加感嘆「貨幣戰已經爆發」的主要原因。

美國推動他國貨幣升值、本國貨幣貶值的內在邏輯美國是「二戰」後現代國際貨幣體系的最大受益者。1944年至1971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美元成為全球惟一的本位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是「雙掛鉤」：美元與黃金掛鉤，全球貨幣與美元掛鉤）；1971年美國尼克松政府擅自單方面放棄「雙掛鉤」責任，並推動IMF於1976年通過「牙買加協議」（「牙買加協議」的核心，一是多元基準貨幣，二是浮動匯率制度）。理論上，1976年後多元基準貨幣是對美元的削弱，但由於美國擁有全球最強大的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網路，有全球最活躍的金融市場，有全球一致認可的金融評級機構，有全球居壟斷地位的會計師事務所，有美國自身可控制的國際規則制定和協調機構（IMF、WB、ISB等），使得新的國際貨幣體系不僅沒有降低美國的國際金融霸主地位，反而合法地放棄了本位幣所應盡的國際義務（本位幣的發行國有義務控制自身的貨幣發行量，確保全球的金融供給與需求基本平衡，被廢止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之一正是限制美元的超發），並可以利用匯率浮動的機制，限制和干預其他國家的經濟、金融、甚至政治事務（如1985年「廣場協議」帶給日本的金融效果）。「牙買加協議」的實施，導致國際資本大量流入美國。1985年，協議實施僅僅9年後，美國即結束長達71年的國際凈債權國地位，一變而為國際凈債務國（當年國際凈債務1074億美元），從而與80年代初期開始明顯呈現的貿易項下逆差相呼應，開啟了當代美國獨有的經濟循環模式：經常賬戶項下逆差由資本項下的順差彌補，即借他國的錢來滿足本國的消費。從1985年至今的25年時間裡，儘管經常賬戶逆差持續放大，但國際收支逆差（經常項下與資本項下之和）卻都控制在GDP的1%範圍內。也就是說，在長達25年的期限內，美國藉助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每年佔用他國的資本來滿足本國的消費，且這一趨勢日漸擴大，難以逆轉。這一模式具有明顯的內在矛盾：一方面，一旦美元失去國際信任，或遇到其他國際貨幣的挑戰，國際資本凈流入將會減少，則沒有足夠的資本支持其對超量進口商品的消費；另一方面，如美國國內消費無節制膨脹，超過國際資本凈流入所能提供的支撐，則經常賬戶項下赤字將無法彌補，國際收支失衡。兩種情況下，都會導致美國模式破產。本次金融危機，雖未出現上述兩種極端情況，但對美國模式卻產生了階段性、結構性影響。由於在美國民眾利用國際資本享受低息住房貸款的同時，也推高了美國的房地產泡沫，並通過虛擬資本的放大效應產生連鎖反應，導致金融危機，使得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短時間內無法像從前一樣，將國際資本源源不斷地送到美國民眾手中。因此，至少在中短期內，支持過度消費的消費金融模式面臨著調整。這就阻斷了國際資本向美國消費者的傳遞，進而大幅降低美國經濟「三駕馬車」中最重要的「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消費對美國GDP的貢獻在70%以上），進而產生大量失業，造成實體經濟惡性循環。這種資金鏈條的中斷，對美國而言，雖還不至於導致美國模式破產，但也意味著美國模式的暫時中斷，意味著美國必須或修復舊有模式、或重建新的過渡模式。修復舊有模式，意味著美國繼續危機前的低儲蓄、高消費、高經常項目赤字、高資本項目盈餘的模式。客觀上說，這一坐享其成的模式是美國人民最願意恢復的，但微觀上有兩個障礙將導致短時間內難遂其願：一是金融機構尚未完全恢復，無法提供大量的消費信貸。從事美國住房次貸的金融機構已大部分倒閉，所剩的機構需要整體金融市場恢復後才可能重新進入；其他消費金融領域，如信用卡和汽車按揭，也因金融機構風險容忍度的下降和消費者違約率的上升而收縮信用規模。二是美國居民的借款記錄、抵押品、就業率等消費貸款所必需的要素尚未恢復，還無法滿足金融機構放貸所必備的一些（哪怕是低限）要求，還需要時間。大部分美國民眾並非像有些經濟學家估計的那樣，有很高的道德標準，他們並不會自願放棄原有的輕鬆的消費模式，只是限於外界條件的變化，不得已而過起節儉的、積累了儲蓄才能消費的「苦」日子。可以肯定地說，一旦三五年後外界條件具備，2008年前我們所看到的那種「美式生活」必將重演。只是在這調整期間，美國必須要找到新的過渡模式。一旦脫離了金融槓桿的支撐，這個新的過渡模式其實就是我們中國人最熟悉的「打工吃飯」，靠實實在在的工作，靠實實在在的產業發展，靠實實在在的出口加工，微觀上獲得工資收入，宏觀上提高就業人口。而美國的生產要素高於全部發展中國家，高於相當部分發達國家，短期內如何提高美國的出口競爭力，如何吸引新的產業迴流美國本土，調整金融要素價格就成為最簡單、最便捷的選擇。一方面是利率政策，「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投入了大量貨幣，導致資金市場貨幣供給遠遠過剩（由於美國實體經濟對貨幣的真實需求有限，這部分流動性無法進入實體經濟），利率被大幅壓低。另一方面是匯率政策，儘管危機前後，美國實體經濟相對全球而言，並沒有明顯虛弱，但推動美元貶值卻是美國上下的共識。而在浮動匯率制度下，貨幣的相對價格又有太多的人為因素可以主導，尤其對於控制著全球主要金融市場、主要評級機構、主要市場評判機構的美國而言，發動匯率戰爭不必像「戰爭」字面上那麼血腥，似乎是經濟規律、似乎是自由交易就可以自然導致美元大幅貶值、他國貨幣大幅升值的效果。而他國如要進場干預，則要受到指責和懲罰。通過壓低利率價格、通過壓低匯率價格，使得美國的生產要素價格在短期內迅速優於競爭對手，從而產生比較優勢，推動產業投資的湧入，推動出口的增長，從而創造就業、提升居民收入，從而恢復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這就是美國所選擇的過渡模式。由於需要改變外部需求，這一模式中，匯率的作用無疑要遠大於利率的作用。因此，推動他國匯率升值，就成為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貨幣戰」現實一幕，甚至連美國的親密盟友——歐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也均未放過，更不用說東南亞、拉美這些原本就虛與委蛇的國家了。但是美國採取的這一「貨幣戰」模式，對於那些採取固定匯率的國家則無法適用。「牙買加協議」後，全球進入浮動匯率時代，但並非全部的貨幣都浮動，按照協議，各國可以自主選擇匯率制度。現實情況是，有實力的發達國家的核心貨幣大多選擇浮動匯率，無實力的發展中國家的外圍貨幣則多半選擇固定匯率。中國就屬於後者。鑒於中國在當今世界經濟中的分量，如果不能從中國分得一杯羹的話，美國的過渡模式仍無法進行。這也就導致美國在應對中國時，絲毫沒有金融市場操作的嬌羞掩飾，而是採用赤裸的貨幣要挾與攻擊，如直接通過關稅手段、直接通過立法程序，來推動中國減少對美國出口、增加從美國的進口、減緩美資企業向中國的轉移等。如前文所述，美國模式的破產，除過度消費外，另一個因素是國際資本不再流入。那麼美國當前推動美元貶值，為什麼不擔心對國際資本流入的影響呢？對於持有大量美元債權的國家而言，為何還要不斷地購買美國債券（即使利率接近於0）呢？這就是當今特有的國際貨幣體系賦予美國的超級地位所致。「牙買加協議」後，美元成為事實上的全球本位幣，美國通過其全球最發達的資本（尤其是債券）市場、大宗商品交易市場、健全的金融機構，控制了全球的國際貿易結算、資本融資和交易、外匯交易、衍生產品交易、大宗商品交易，各主權國家在外匯儲備中必須保有足夠比重的美元，才能最高效率地應對各種經濟活動需求。因此，全球國際儲備貨幣中，美元佔有65%以上的份額（其GDP只佔20%左右）。即使美元貶值（但終究有個度），只要其他邊界條件沒發生明顯變化，各國對儲備貨幣結構的選擇就不會發生大的變化。所以美國人才能自豪且無所顧忌地說，「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當今世界惟一能威脅美元地位的，只有歐元。就在美國去年底開始明確推行其過渡模式以來，歐洲卻「及時」爆發主權債務危機，導致歐元震蕩，許多本已經在考慮儲備貨幣多元化的國家，不得不暫時放棄了此種計劃。時間上如此巧合，無怪乎引發世人許多遐想。

美國的政策將加速下一輪金融危機的到來目前，全球對2008年因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成因，並未形成一致答案。對危機累積的微觀成因有所共識，如對次貸申請人還貸能力的忽視、對次貸衍生品交易的不透明性、對金融機構高風險槓桿的監管缺失等；對危機傳導的機理有所共識，如各金融機構在交易賬戶持有了共同風險敞口（MBS、CDS、CDO等），導致風險迅速傳遞，並共同面對流動性危機等；但對金融危機的本質原因並未有深刻的反思和共識。我們必須要看到，本次金融危機爆發的本質原因，在於當今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布雷頓森林」體系（雙掛鉤）廢除後，國際貨幣體系進入完全紙幣時代，貨幣發行不再有「錨」來約束，呈現如下三個特點：第一，各國貨幣發行多少完全憑各自政府和央行的主觀判斷。從現實操作來看，各國大多參照通脹率作為貨幣發行量的依據。然而，貨幣創造出來後並不必然與當期物價指數一一對應，相當部分沉澱下來，暫時脫離資金的投資—消費循環，如貨幣當局不予超發貨幣的話，就可能導致流通中貨幣不足，產生通貨緊縮的假象。但事實上，這些沉澱下來的貨幣並未消失，隨時可能形成現實購買力，當沉澱量達到一定數量級後，一旦有外界合適的誘因，必然爆發金融危機。第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又都參與了全球貨幣的創造。而美元因其特殊地位，成為事實上的全球（紙幣）本位幣，各國出口商品最後都變成美元的累積，即所謂的美元外匯儲備。因而，美元貨幣約束就成為全球貨幣供給失控與否的根本。可嘆的是，美國恰是此種貨幣體系的最大受益者，美元的發行不僅不必考慮全球的真實需求（發行美元購買他國商品、供本國人民消費，何樂而不為），甚至不用過多地考慮美國自身的通脹水平（大量美元沉澱在海外持有人手中，並不立即衝擊美國本土居民消費市場），其對貨幣發行的道德約束是排在獲得本國利益之後的，這就導致美元貨幣創造迅速膨脹。第三，浮動匯率和外匯自由交易機制，使得前兩個方面的貨幣創造又循環派生。某國貨幣過多地創造出來後（如日元超發部分），通過外匯交易市場可自由兌換成美元（或其他自由兌換貨幣，如歐元），形成美元（或歐元）的超量投放，反之亦然。在此種國際貨幣體系中，貨幣疊加積累，形成超量供給就是一種必然。這也是為什麼當今世界虛擬經濟迅速膨脹，遠超過實體經濟的真實貨幣需求，卻依然在自我加速、自我創造的本質原因。超量貨幣創造出來以後，就具備了獨立「人格」，就要逐利。而實體經濟提供的可供虛擬經濟分配的剩餘價值又相對有限，其結果必然是虛擬經濟自我創造交易產品和交易機制，自我進行虛擬價值創造。我們今天在全球範圍內反思，為禍作亂的MBS、CDO、CDS們是怎麼產生的？我們至今仍把它們歸結為金融家的貪婪、監管機構的缺失、交易槓桿的過高、交易機制的不透明等等。但是，很少有人思考，如此海量的貨幣供給，不發起和參與虛擬金融交易的話，他們會去向何方？他們具有如此龐大的資本力量，又是哪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上為資本服務的）政府和國會所能阻擋得了的？這些資金是次貸產品反覆打包銷售的購買者，也是次貸產品反覆打包加工成新產品的創新者，他們在愉快地進行著左右手互搏的遊戲，樂此不疲，卻又註定自甘沉迷、難以自拔。直至有一天，危機出現，他們便結伴集體出逃，僥倖成功出逃者，便立即尋找下一個戰場，醞釀著下一個自我交易的遊戲。針對本次金融危機，全球進行了深刻反省，並推動著一系列制度的創新，諸如巴塞爾新資本協議Ⅲ、美國多德－弗蘭克法案、IMF和世界銀行投票權改革、銀行稅、逆周期撥備等等，但所有這些都是圍繞微觀金融機構的約束、監管，微觀金融風險的產生、傳遞來展開的，都假定金融主體是可以理性和可以約束的，都假定監管機構是中性的和可以超然於資本力量之上的。儘管我們必須承認，這些努力確有價值，對於緩解金融危機會有所幫助，但也必須要看到，如果國際貨幣體系不改變，貨幣創造的機理不改變，就無法約束貨幣創造，無法約束虛擬經濟的進一步膨脹，也就無法阻止超額金融資本的逐利衝動，也就仍然無法預防和控制下一次金融危機的發生。事實上，本次對金融危機的救助行為，恰恰在加強下一輪金融危機的勢能。美國率先祭出「量化寬鬆」這一嚴重違反金融公理和常識的手段，悍然以基礎貨幣（超能貨幣）來隨意購買「有毒資產」、企業債券、企業股權、政府債券，全然沒有任何顧忌和約束。究其原因，有應對危機、救急所需，但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印鈔票，其後果是全球、而不是美國自身來承擔的。緊隨美國其後予以效仿的歐洲和日本，也是同等道理。因為他們的貨幣也在全球儲備貨幣中佔有份額，它們的浮動匯率、自由交易的貨幣機制，也使得他們的超量貨幣供給可以向全球範圍輸出，而不必（暫時）自吞苦果。如果一個國家的貨幣無法走出國境，超量派生的貨幣都反應為本國通貨膨脹的話，政府的決策決不會如此輕率和不合經濟學基本常識。近期，美國在經濟已經企穩，已經宣布渡過危機的情況下，竟然準備重啟「量化寬鬆」政策，可見得美國連最後一點道德底線都已放棄。如果說2008年啟動該政策還可解釋為「救急」的話，那麼現在啟動，則完全是為了引導市場對美元貶值的預期，完全服務於美國急於確立的過渡模式。無疑，「量化寬鬆」政策所推動的美元貶值，已經是以鄰為壑，已經挑起全球貨幣戰爭，而「量化寬鬆」政策本身所產生的基礎貨幣的超額投放，又必然加速全球貨幣供給，增加下一輪全球金融危機的勢能。原本是救助危機的手段，竟然成了助長危機的推手，這是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使然。鑒於美國在全球金融領域的佔比，以及金融產業在美國經濟中的佔比（20%以上），當下一輪金融危機來臨的時候，也註定會對美國帶來更大、更慘烈的衝擊。

本輪美國「貨幣戰」的本質特徵在確立我們的應對策略之前，一定要認清本輪美國挑起的貨幣戰的本質特徵，其核心有四個方面：第一，確立美國的過渡模式。由於短時間內無法恢復消費金融模式，美國的過渡模式只能是通過增加出口，增加實體產業投資，從而增加就業機會，增加民眾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奧巴馬新政」闡述的要在五年內實現出口翻一番的目標，就是其內涵的最好詮釋。第二，調整金融要素價格。只有通過調整金融要素價格（主要是匯率和利率），才能使生產要素價格迅速改變，實現過渡模式目標。而對當前的美國來說，在金融要素價格中，匯率的作用遠大於利率，利率政策的運用正是為了呼應匯率政策，較低的資金利率更容易推動匯率貶值。重啟「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目的是為了推低利率、形成匯率貶值預期，配合美元貶值策略。第三，匯率戰爭針對全球。在浮動匯率體系中，只針對一、兩個貨幣貶值，則會因為匯率交叉換算而最終削弱貶值效果（如美元對日元貶值，如對歐元匯率保持不動的話，一旦歐元對日元升值，相應美元兌日元經折算的匯率就會上升，則美元貶值效果失效），因此，美國只有對全球主要貨幣，至少是美國主要出口目的地國家的貨幣進行貶值，才能達到其初衷。在美國出口目的地國家排序中，加拿大、墨西哥、日本、中國、英國分列前五；6至10名中，屬於歐元區的有德國和法國，因此這些國家所屬的貨幣，將成為貶值的重點對象。這其中，人民幣註定會遭遇「特殊對待」。一是因為歐日等發達國家同是本次金融危機的受重創者，本國消費需求已經減弱，即使通過匯率手段調節，短期內也不會產生對美國進口的過大需求。而中國在本輪危機中一枝獨秀，且進口量持續攀升，只有增加對中國的出口，才能儘快解決問題。二是因為中國實施的是固定匯率機制，不易為美國通過經濟手段所操縱，需要通過政治手段來脅迫。第四，美元貶值是一種中短期行為。美元貶值只是服務於過渡模式的確立，不會持久。美國最終會回到危機前的舊有模式上去，即一方面通過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掌控，使得國際資本源源不斷流向美國，另一方面通過消費金融模式，將國際資本轉化為本國居民的消費性支出，購買全球商品進行消費。而美元如果持續貶值，則這一舊有模式將不可持續。一是因為美元貶值會導致進口商品價格攀升，導致貿易項下逆差過大，一旦超出資本項下的順差（國際資本流入額）所能支撐的範圍，此模式便破產。二是因為美元持續貶值，會使全球降低美元在國際貿易結算和儲備貨幣中的佔比，降低在金融交易中的佔比，降低美元的國際地位，從而導致流入美國的國際資本減少，此模式也將破產。因此，一旦美國舊有模式所要求的條件恢復，美元貶值行為將中止。這主要有兩個條件，一是國際金融市場企穩，又可以為消費金融機構融資（當然會伴隨著新的金融行為創新），二是美國居民的借貸條件改善，基本能配合金融機構的要求。

中國的應對之策現在美國已經亮出底牌並開始實施，對中國而言，除了積極應戰，別無他法。應對之策必然是對照其本質特徵，有針對性地進行回擊。第一，運用好「拖」字訣。由於本輪美國貨幣戰的目的是建立其過渡模式，並會逐步恢復到舊有模式上去，因此具有鮮明的時效性，以其舊有模式恢復所要求的兩個條件來看，時間不會太久。從國際金融市場來看，大的震蕩已經過去，流動性風險基本解除，金融機構的資金量重現寬鬆之態，資本（股市和債市）市場融資功能迅速恢復，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也基本穩定。主要的新監管制度，如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三）和美國的多德－弗蘭克法案都已明朗，金融機構已經可以在既定的監管條件下重新調整經營策略。從美國國內消費金融市場來看，美國的樓市基本企穩，新開工量和交易量都在回升，汽車按揭和信用卡貸款的不良率也在好轉。尤其是美國的失業率在達到１０％以後，沒有進一步惡化，且已經在向著好的方向轉化，消費金融所要求的必備條件正在恢復。 基於此種判斷，時間成為最重要的變數。美國的戰略方向隨時會發生轉變。中美關係是最典型的「相反相成」的關係，會長期處於矛盾的對立與統一的進程當中。因此，當前運用好「拖」字訣最為重要。一方面，我們何時（至少國力未完全匹配前）都不能主動地成為美國明確的「頭號對手」，需要與美國提出的明確而具體的要求相周旋；另一方面，也不能輕率地對我們的既定方針做出結構性的重大調整，否則一旦外界條件發生變化時，我們今天「下得過實」的棋局會帶來長久的被動。具體落實到匯率政策上，一是應該堅持我們的主動、漸進、可控的匯改方針，在美國政府和國會的輿論達到頂點時就適當調整一下，在處於各方所能容忍的限度內時，就盤整一下，不溫不火、氣定神閑。二是決不急於對匯率制度和外匯管制政策作大的結構性的調整，決不能一次性大幅升值，更不能承諾放棄對匯率和外匯流動的管制。在美國沒有調整到位前，國際間各種經濟、金融、政治的關係都是不穩定的，都應在互動中微調，而不是單方面結構性改變。應該承認，人民幣小幅升值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影響也是較大的，會導致境外投機性資金的持續流入。但是，相對於一次性大幅升值，對社會的震蕩要小，同時也存在小幅升值與貶值交替進行的可能，技術上具有與投機資金周旋的空間。貨幣升值幾乎是金融領域最重要的事情，凡大的改革事件，時機最為重要。無疑，當美國情況企穩重回舊有模式時，美元將步入升值通道，屆時才是人民幣放開管制進行一系列改革的最佳時機。當前，最重要的是忍耐。第二，運用好「合」字訣。大國生於天地間，法無定法、縱橫捭闔，唱好合縱連橫的大戲，自然進退有餘。本輪美國的貨幣戰針對全球，尤其涉及到其親密盟友歐洲、日本、加拿大等，相應地留給中國的迴旋餘地就比較大。當前在貨幣合作上，我們有三個方向可以主動把握：一是強化與歐元區的合作，支持歐元。美國對歐元的態度註定會反覆無常。一方面擔心歐元強大，威脅美元霸主地位，減少國際資本對美國的依賴，因而希望歐元區震蕩，歐元貶值；另一方面又擔心歐元貶值，會影響美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尤其歐美產品的同質化較強，如果歐元相對貶值，國際採購必然偏向歐洲產品，必然導致美國的出口倍增計劃受阻。當前歐元區震蕩的背後有著太多美國的身影（評級機構、學術機構、IMF等），因此，歐盟無法就穩定歐元與美國展開實質的合作。這也恰恰為我們留出了合作空間。我們應該旗幟鮮明地支持歐元，一方面，高調參與歐洲主權債券的發行，另一方面，積极參与歐洲貨幣基金（EMF）的組建，共同構建歐元救助機制。二是強化與日本的合作，探討「亞元」。今年以來日元兌美元已升值12%以上，日本企業苦不堪言。但對於政治、國防完全依賴於美國，且主流民意仍崇尚美國文化的當今日本而言，只能選擇默默忍受。日本民主黨前黨首鳩山由紀夫所倡導的「脫美入亞」政策雖是曇花一現，卻也反映出日本一部分有識之士對現狀的強烈憂慮。日元始終沒有完成國際化的戰略，雖早已經自由流通和兌換，卻始終無法成為國際貿易結算、金融交易和外匯儲備的主要計價貨幣，仍只是美元區的一個附庸。在亞洲，尤其是「東盟10+3」範圍內，形成一個獨立的貨幣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日本曾對「亞元」做過很多研究，並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提出過建立亞洲貨幣基金（AMF）的建議，但因美國強烈反對無疾而終。隨著中國人民幣的崛起，日元在亞洲已經出現被邊緣化的傾向。亞洲與歐洲的文化、經濟背景完全不同，「亞元」成為亞洲貨幣區惟一貨幣的可能性非常小，但儘管如此，能否參與探討「亞元」仍是一個國家貨幣地位的象徵。如果在「東盟10+3」範圍內討論建立貨幣區，而日本卻被排斥在外的話，那將是日本無法承受的。我國可以考慮由民間（如政府出面，美國會直接阻止）發起「亞元」論壇，並主動邀請日本(當然還有其他國家)參加，創造中日貨幣聯盟的概念，以此分化日本追隨美國迫我升值的力量。此外，還可考慮中日之間直接以本國貨幣作為清算貨幣，並階段性鎖定人民幣與日元的匯率。此舉對於當前難遏日元升勢的日本來說，不啻於一根救命稻草，必將大大瓦解來自日本方面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三是強化與俄羅斯的合作。俄羅斯代表石油國家，但其不像中東那樣已完全為美國所控制，獨立性較強，而且其對中亞石油走廊國家有較強的影響力。因此，強化與俄羅斯的金融合作，會直接削弱美元在石油交易上的壟斷地位，直接威脅美元的國際霸主地位。而俄羅斯也有著貨幣獨立的強烈願望，俄總統梅德韋傑夫已兩次倡議召開了聖彼得堡論壇，探討區域貨幣合作。我國應加快與俄羅斯簽訂貨幣互換及石油等大宗貿易往來以本幣計價的協議，並在與中亞、中東的類似合作方面釋放談判的信號，以此牽制美國迫我升值的氣焰。第三，運用好「推」字訣。所謂「推」字訣，即指加快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隨著美元的貶值，東盟國家的貨幣普遍處於升值狀態，對這些出口導向的中小國家而言，壓力巨大。而東盟相當部分出口是對著中國，其產品出口到中國加工集成後，再轉出口到美、歐。以人民幣作為東盟與中國之間的清算貨幣，對減少其匯兌損失意義重大。此外，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企穩，國際遊資開始大舉進入香港、新加坡等亞洲金融中心，並開始大舉購買人民幣以及人民幣計價產品，人民幣在資本市場開始受到追捧。如果說去年我們所推動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更像是中國的獨角戲的話，那麼，今天人民幣的國際化則開始變成眾人參與的交響樂章。此時，我們應把握好節奏，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納入到中美貨幣戰的總體部署中來。一方面，在人民幣國際化的眾多方向與內容上，我們應優先選擇對美國威脅較大的加以推動。其一，進一步推動與東盟國家間的人民幣跨境結算，尤其在國家間（而不僅是商業銀行間）的購售匯和清算體系建設上加大力度，將人民幣購售匯和清算在國家層面制度化、體系化。其二，在香港市場推動人民幣國債的發行，對於世界各國而言，只有能買到中國的人民幣國債，才導致其主動調整外匯儲備結構，才能逐步改變全球儲備貨幣的結構。另一方面，還要把握好節奏。人民幣國際化，意味著人民幣的凈流出，意味著以人民幣的形式對全球負債，當海外人民幣積累到一定量級時，就會形成對匯率形成機制和外匯管制的倒逼，就意味著一部分金融自主權的讓渡。屆時，對金融自主權的維護，既需要國家實力，也需要全球配合。顯然，當前以中國國力，以及與美國的關係都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因此，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歷史進程，是一種可以運用的戰略手段，單兵突進過深便會四處受敵，只有配合整體國家戰略，全面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才會最終實現。第四、運用好「打」字訣。我國奉行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基本外交策略仍應堅持，但鑒於美國已經悍然拉開了貨幣戰的序幕，我們對美國也應側重「有所作為」，打談結合，能戰方能言和。一打國債戰。發行國債是當前美國政府能夠維持運行的根本保證。我國已經持有8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如果簡單拋售，必然導致兩敗俱傷。但對於到期的國債，我國可以不再續購，對於新發行的國債，可以不再購買。從態度上，堅決打擊奧巴馬政府用我們的外匯儲備去填補其財政赤字、維持其政府運轉，卻又通過其政府運轉來狙擊我人民幣的做法。不再購買美國國債所剩餘的外匯儲備，一方面可作支持歐元區的配置，支持歐盟，平衡美國；另一方面可加大對外向型大型企業的注資，更多地配置到海外戰略資源的收購兼并方面。此外，對中投的投資額度也可以進一步加大，以國家主權基金的形式，參與到更廣泛的全球經濟活動中去。二打貿易制裁戰。增加商品出口、減少貿易赤字、進而提高國內就業率，是奧巴馬經濟政策的核心。美國未來五年要增加約12000億美元的出口，這一目標若離開中國的進口支持，幾乎不可能完成。而且美國出口結構中多半是工業產成品，除個別高科技產品外，德國、日本對其具有明顯的替代性。因此，中美之間心態相似，都不敢輕易丟掉對方市場。如果美國國會和政府最終通過所謂的匯率懲罰關稅的話，中國應堅決祭出貿易制裁的武器，堅決反擊奧巴馬政府所承諾的「五年出口額翻一番」的計劃，逼迫其放棄貨幣攻擊的策略。我們應該看到，美國在運用其貿易制裁手段的同時，其貿易政策恰恰是其過渡模式的軟肋。奧巴馬政府推動貿易出口額翻番，必然需要對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予以強化，而匯率懲罰關稅的運用則大大破壞了其自身的貿易環境，也使美國處於道德的窪地。其結果只能是在感受制裁他人快感的同時，卻要吞下貿易赤字進一步惡化、失業率居高不下的苦果。三打金融限制戰。華爾街是美國的心臟。中國是華爾街復甦的希望所在。華爾街金融資本與美國政府的觀點分和不一。在壓制人民幣升值問題上，華爾街金融資本並不完全贊同。因為此舉會迫使美元貶值，影響美元的國際地位，長期來看，將影響華爾街的影響力和經濟利益。因此，華爾街更傾向於以人民幣升值為手段，壓制中國開放金融市場。對此，我們應大膽利用這一分歧，對於支持美政府意見的金融機構，限制其進入中國市場，已經進入的予以限制甚至清退。反之，則支持和幫助。同時，向歐洲、日本進一步開放，形成比較差異和利益誘惑。美國體制的核心是資本置於政府之上，是資本控制政府而不是相反。因此，打好金融限制牌，往往會事半功倍。第五，運用好「防」字訣。當前，我國面臨著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最嚴峻的國際形勢。儘管我們在面對美國的貨幣戰時危中有機，但客觀環境要求我們務必謹慎對待，按最壞打算，做好防守工作。1，保持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防止出現大的動蕩。首先，要將通脹率控制在可承受的水平。2008年我國曾出現了CPI 8%的增幅，而2009 和2010兩年又投放了18萬億左右的銀行貸款，通脹的勢能很大。由於我們的生產加工能力較強，容易給有些同志一種錯覺，好像物價漲不起來。其實2008年時我們的生產加工能力也是過剩的，但物價卻漲得非常迅猛。通貨膨脹本質上確是種貨幣現象，貨幣量積累到一定勢能時，就會呈現結構性的循環攀升。因此，近一兩年必須要高度關注糧食等食品類價格、石油用品類價格、市政服務類價格，在外界環境不明朗時，切忌僥倖搞價格闖關，當前並不是價格全面改革的最佳時機。其次，要高度關注就業狀況。與美國貿易戰一旦打響，一部分出口加工產業勢必面臨滯銷和停工壓力。儘管近些年來我們對美國的出口結構發生較大變化，紡織品類的佔比已不足20%，相對而言抗風險能力有所提高，但由於新一代的加工產業工人已經不可能退回到農村，還原成農民，而會直接形成社會問題，因此，在制訂財政預算時，要提前作出考慮，可在對出口加工企業的退稅和補貼方面提前做出些安排。三是要高度關注股市的變化。隨著國際遊資的集聚，香港和國內股指已經開始逐步攀升。這種攀升有著明顯的階段性特徵。一旦美元重拾升值軌跡，美元匯率和利率都將提升，而人民幣升值也就不再成為主題，屆時國際遊資自然獲利撤離，如果再藉助股指期貨等做空機制放大盈利倍數，則股市的跌幅將會較為劇烈，自然對整個社會帶來較大衝擊。因此，對股市的綜合管理應該未雨綢繆，以免釀成大的事件。2，繼續擴大內需佔比，強化相關制度性建設。2009年以來，我國內需對GDP的貢獻明顯攀升，有效地承接了外需減少帶來的壓力。但由於投資拉動的效應正在逐步減弱，國內消費能否迅速提升並承擔起主要引擎的作用，意義重大。這方面有兩個要點需要格外重視：一是財政政策要繼續在帶動農村消費市場方面發揮主導作用。圍繞家電下鄉、農村新型醫療合作保險、廉租房建設等領域應進一步強力推進，緩解農村消費的後顧之憂。二是建設城鎮消費金融體系。圍繞汽車按揭、信用卡、教育貸款、旅遊貸款、個體工商戶經營性貸款、微型企業貸款等領域，持續引導和推動，並為參與其中的金融機構創造較好的政策和經營環境，將城鎮居民消費潛能有效釋放。3，主動調整國際金融資產結構，減少可預見的損失。未來兩年，美元將處於低利率和貶值周期，以美元計價的資產必將形成一定的相對損失，對於我們25000億的外匯儲備來說，應提前做好應對。此問題處理不好，最終也會演化為社會問題。有三個選擇可以考慮：一是可逐步增持歐元資產。一方面，歐元相對美元處於升值周期；另一方面，歐洲央行對通脹率的重視程度遠超過美國，會提前加息以應對貨幣超髮帶來的通脹壓力。因此，歐元資產從利率到幣值都會獲得相對高的收益。相應的日元也處於升值通道，但其利率始終難擺脫趨近於0的魔咒，相對是次優選擇。二是石油儲備的購置和石油期貨的投資。全球石油基本都以美元計價，尤其是期貨交易所的石油商品更是如此。美元下跌，意味著美元計價的石油價格的上漲，因此，石油及其交易商品可看作是美元下跌的一種對沖工具。我國原油儲備的建立應加大力度，將一部分美元外匯儲備提早轉換成石油儲備，有利無害。即使將來美元重新升值，由於全球貨幣供給量又上了一個台階，因此石油價格也不會回跌過多（上一輪石油價格從20餘美元漲到120美元左右，即使回跌，也是穩定在80美元左右）。而對於期貨交易所交易的石油商品，則可依據專業判斷，在兩年左右的美元貶值周期內進行相應的操作，對沖一部分美元資產的相對損失。三是進一步發揮中投和外向型企業的作用，以實體經濟和戰略資源投資作為金融投資的必要補充。可考慮以某種制度安排，將一部分外匯儲備進一步向中投公司和有能力走出去的大企業分散，參與境外優質企業和戰略性資源的投資，緩解我國外匯儲備的金融投資已成為全球最大莊家的尷尬。

中國如何在國際間引領輿論焦點當今世界，一旦被美國鎖定為「頭號對手」，就勢必要面對多國的聯合施壓，道義上處於下風。無論人民幣匯率問題還是地緣政治問題，蓋莫如外。擺脫之道是開闢新的輿論戰場，以更高的視野和觀點引領國際輿論焦點，從而跳出對方所設定的論點和語境範圍，擺脫重重包圍。上一次G20會議上，中國政府所拋出的「超主權貨幣」的觀點，使得我國處於有利的論戰地位，即是最好的例證。在11月於韓國召開的G20會議上，人民幣升值的問題將面臨新的考驗。由於世界主要國家貨幣都已經對美元升值，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就不僅僅是中美問題，很容易演化成中國和多國的問題，很容易成為多國論戰的焦點。但是，此次會議還有另外一個特徵，就是20國領導人不知為何要聚到一起，會議沒有主題，全球在穩定金融秩序、防範系統性風險方面已經失去方向和目標，非常需要一種成體系的建議來凝聚各國的智慧，找到突破點。有鑒於此，我國領導人應提出幾條高屋建瓴的倡議，引領國際輿論導向，既對全球貨幣體系的重構指明方向，造福人類，又有效淡化人民幣議題的影響。如前所述，本輪金融危機是最典型的因為貨幣超發、虛擬經濟自我創造、自我創新所導致的連鎖金融反應。而全球範圍內貨幣供給過剩的主要原因，是70年代以來形成的國際貨幣體系，即所謂「牙買加協議」體系。穩定國際貨幣金融秩序、防範系統性風險，有賴於全球範圍內控制貨幣發行量；而全球貨幣創造機制的控制，又有賴於對「牙買加協議」進行修正，在現有基礎上，逐步重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我國應針對此焦點問題，提出以下四點倡議：一，以制度形式確立多元國際儲備貨幣，建立多元本位制。可按照在國際貿易往來的佔比，確立三到四個貨幣為國際儲備貨幣，按重要程度排序應該是美元、歐元、人民幣（必要時可包括日元）。世界各國按照實際的進出口交易方佔比來確立儲備貨幣的幣種結構，以此減少美元在儲備貨幣中的佔比，從而減少美元超發對全球的影響。二，核心儲備貨幣之間採用固定匯率制。美元、歐元、人民幣（以及日元）之間採用相對固定的匯率機制，一定期限內、在一定幅度內匯率相對固定，必要時可階段性地予以調整。外圍貨幣與核心儲備貨幣之間可自主選擇匯率制度，或固定或浮動皆可。核心儲備貨幣國佔全球貿易往來的絕大部分份額，與當前美國只佔全球貿易往來的20%的情形大不相同。核心儲備貨幣之間匯率相對固定，會使得全球的匯率基本處於穩定狀態。三，確立各主權國家共同參照的貨幣發行原則。當前大部分發達國家貨幣發行的原則是盯住通貨膨脹率，以就業率或國際收支狀況來修正。我國是同時參照四個指標，即通脹率（CPI）、經濟增長率（GDP）、就業率、國際收支狀況。其他發展中國家還包括其他重點關注的指標。但總體上，能夠歸納出全球相通的和規律性的指標和指標運用的基本原則。制定共同的貨幣發行原則有點類似於制定碳減排規則，各國願望一致，但又各有國情，只有求同存異、逐步引導，才能最終找到共同認可的參照區間。在這方面，我國可以發起「北京議定書」，先提出一個標準，邀請各國家來討論，逐步取得全球的共識。四，「量化寬鬆」政策應堅決退出。此條倡議並非國際貨幣新體系的內容，但由於「量化寬鬆」政策直接導致貨幣的毫無控制、放棄最基本的金融常識的超發，這就使得國際貨幣新體系的建立毫無疑義。不可否認，在金融危機來臨時，「量化寬鬆」政策儘管有爭議，畢竟還有些穩定市場信心、緩解流動性壓力等積極意義，但當危機企穩以後仍繼續實施，並且是針對全球本位幣——美元繼續實施，就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尤其美國已無需將其作為應對危機的手段，而只是作為推低利率和匯率的工具，就更是不能容忍。如果全球紛紛效仿，必然導致國際金融秩序混亂，下一輪金融危機提前爆發。因此，此條倡議是推行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建設的必要前提和保障。

悲觀、絕望和瘋狂下的全球亂戰——世界銀行和IMF年會觀察

世界各國政界和學界精英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之根本原因缺乏深刻共識、各國政治領袖（尤其是發達國家政治領袖）思想心理上極端的「短視、偏見和自私」，才是導致「貨幣戰」、「貿易戰」、「金融戰」、「經濟戰」最重要之原因

《環球財經》總編輯 向松祚

俯瞰全球，貨幣、金融、經濟戰場硝煙氣味十足！「貨幣戰」、「貿易戰」、「金融戰」聲音此落彼起，響徹雲霄，大有一觸即發之勢！10月9日，各國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齊聚美國首都華盛頓，參加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IMF）。大會小會，五花八門，讓人應接不暇，疲於奔命。聽來聽去，卻是越聽越糊塗，越聽越迷茫，越聽越悲觀，越聽越失望，越聽越絕望！東西南北之袞袞諸公，西裝革履，道貌岸然，似乎個個胸懷錦囊妙計，彷彿人人有經天緯地之才。到頭來卻只落得個「戰爭威脅」不絕於耳，指責抱怨聲振屋瓦。吵吵嚷嚷一番之後作鳥獸散去也！到底是怎麼回事？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麼？人類為何突然象發神經一樣相互謾罵和指責？全球經濟前景黯淡當然是主要原因。不過依我觀察，世界各國領袖（政界和學界精英）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之根本原因缺乏深刻共識、各國政治領袖（尤其是發達國家政治領袖）思想心理上極端的「短視、偏見和自私」，才是導致「貨幣戰」、「貿易戰」、「金融戰」、「經濟戰」最重要之原因。全球經濟前景確實令人憂心忡忡，說「前景黯淡」還是大大低估了。俯瞰小小寰球，壞消息總是多過好消息。

三大發達經濟體面臨六大基本困難兩個月前（8月10日）美聯儲貨幣政策例會，對美國經濟復甦前景深表悲觀，多家機構將2010年美國經濟增速下調至2%以下（年初預測是2.7%）；2010年9月的最新數據，美國失業率依然高達9.6%（某些州的失業率甚至超過15%！），其中黑人失業率是16.1%，西班牙裔失業率是12.4%，白人失業率是8.7%，亞裔失業率是6.4%；私人投資、消費、信貸持續萎靡不振。美國經濟學者算過一筆簡單的賬，要想5年內讓美國失業率降低到5%水平，那麼美國經濟每個月必須創造32萬個新工作崗位；要想10年內將失業率降低到5%, 則每個月需要創造23萬個新工作崗位；要想確保新增勞動力有工作，則每個月必須創造10萬個新工作崗位。9月份的情況是：私人部門新增僱傭64000人，然而政府部門卻裁員159000人，兩項相抵，共有95000人丟掉飯碗。日本經濟第二季度增速只有微不足道的0.1%，全年估計連0.4%都夠嗆（年初預測是1.7%）。日本經濟低迷增長已經長達20年，至今看不到任何可能重返快速增長的跡象，公眾債務規模與GDP之比例超過200%，財政政策幾乎沒有施展空間；國內人口結構不斷趨於老化；日元長期處於「升值預期綜合症」；「零利率貨幣政策」早已失效；通貨收縮陰影始終揮之不去。歐元區似乎愈發不妙。希臘債務危機餘音未了，愛爾蘭債務黑雲再度壓城。兩個月前，愛爾蘭中央銀行行長霍諾翰教授訪問中國，我邀請他到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發表演講。他的講話顯然經過事先精心準備，避重就輕，沒有直接討論愛爾蘭和歐元區債務難題，只是一般性地討論金融危機如何大幅度增加政府財政負擔。霍諾翰深知愛爾蘭面臨嚴峻挑戰，作為剛剛上任一年多的央行行長，他承受著巨大壓力。可不是嗎？自2007年底以來，愛爾蘭的名義GDP已經萎縮了17%，CPI目前正在以4%~5%的速度下降，幾年之內，愛爾蘭的名義GDP有可能會萎縮25%~30%，預算赤字與GDP之比高達14.3%，是歐盟3%上限的近5倍，失業率達到13.1%。多麼嚴重的衰退！愛爾蘭是歐元區的一個縮影，整個歐元區似乎都面臨著相近的困境。歐元區新近完成銀行體系壓力測試報告，結果是超乎預期的惡劣：之前人們樂觀地以為整個歐元區銀行體系只需補充資本35億歐元就OK，實際上僅愛爾蘭一國就需要補充資本金400億歐元，更不用說還有西班牙、比利時、希臘、義大利，甚至法國和德國，這些國家的銀行同樣需要大量補充資本金，「去槓桿化」過程遠遠沒有結束！所謂「歐豬國」（PIIGS，即葡萄牙、義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面臨的所有重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得到解決：大規模政府債務和財政赤字；不斷上升的經常項目逆差，意味著私人部門對外債務持續上升；產業競爭力持續下降；經濟長期陷入「准蕭條」狀態；通貨收縮風險急劇上升。今年二季度，德國成為發達經濟體惟一的亮點。2010年8月13日，德國政府公布，德國最近一個季度經濟增長為2.2%，換算成年增長率，接近9%。是德國自金融危機以來最好的經濟表現，也是1990年德國統一以來最好的經濟表現。好些論者歡呼雀躍，說德國人民和政府一下子揚眉吐氣了，德國模式不僅戰勝了美國模式，而且也擊敗了中國模式。他們高聲責問：誰叫你們說高福利就必然帶來高失業？誰說高稅收、嚴管制、強工會就必然病入膏肓、經濟衰退？德國給了你們一記響亮的耳光！然而，一個季度的高增長是不是就能夠保證全年和長期的高增長，卻是一個巨大的疑問。我到歐洲參與各種討論，總是有朋友提醒我：千萬不要低估德國的經濟！誠哉斯言！德國經濟的表現總是好於她的鄰國。德國朋友告訴我，金融危機後，德國勞動人民主動下調工資，維持且提高了德國經濟競爭力。不過，今年3月1日在德國中央銀行（Deutsche Bundesbank）舉辦的一次會議上，該行行長阿萊克斯·韋伯（Axel Weber）教授的悲觀預言，卻把大家都嚇傻了。他說未來10~15年內，德國經濟增速可能只有0.75%，遠遠低於IMF預測的2%~3%。悲觀預言的根據是什麼，行長語焉不詳。他簡短講話之後起身離去，留下滿屋子與會者亂吵一氣，沒有結論。概括起來，三大發達經濟體（美國、歐洲、日本）面臨6大基本困難：1，經濟增速長期放緩；2，政府債務規模和財政赤字居高不下；3，貨幣政策持續維持「零利率或低利率」，短期內卻無法刺激經濟快速增長或「重新通脹」；4，私人消費和投資持續萎靡，個人和家庭「去槓桿化」過程才剛剛開始，個人和家庭對信貸的需求持續下降；5，銀行體系「去槓桿化」過程遠未完成，補充資本金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信貸供給短期內沒有可能恢復快速增長；6，三大經濟體系內，政府部門（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同樣面臨「去槓桿化」過程，至少，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無法繼續大規模增加了。以美國為例，9月份失業人口之所以大幅度增加，主要是地方政府「去槓桿化」，被迫大量裁員。上述六大基本困難環環相扣，相互強化，原因產生結果，結果反過來成為原因，形成典型的經濟體系「負循環過程」，它至少包括如下幾個內在機制。1，經濟增速放緩負循環。居民收入和政府收入下降，私人消費、投資和政府開支必須相應縮減，私人消費投資和政府開支縮減反過來加劇經濟放緩；2，失業上升負循環。失業意味著收入減少，收入減少意味著需求減少，需求減少意味著企業開工不足，開工不足則意味著失業進一步增加。3，預期收入下降負循環。經濟增速放緩和失業持續增加，讓人們對未來預期收入前景持續悲觀，悲觀的收入前景迫使人們進一步收縮消費（根據弗里德曼和莫迪格利安利的「永久收入學說」，消費不是取決於當期收入，而是取決於長期永久收入），收縮消費惡化經濟前景，反過來進一步惡化預期收入之悲觀預期。4，信用萎縮負循環。經濟放緩、失業上升、預期收入下降，迫使經濟所有部門「去槓桿化」，整個經濟體系之信用總量（信用需求和供給）持續收縮，真實利率持續增加，社會財富（私人財富和政府財富）持續縮水。負循環機制裡面最重要的是「信用萎縮負循環」。根據筆者提出的「信用體系—真實經濟—虛擬經濟」一般均衡模型（參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國際貨幣評論》2010年第三期），信用增長才是刺激經濟增長的主要決定性力量，不是傳統理論所強調的貨幣供應量。然而，歷史經驗一再表明：一旦經濟陷入信用萎縮負循環，貨幣政策則完全失效，無法將經濟拉出「信用萎縮負循環」稍微深淵。「信用萎縮負循環」 與凱恩斯當年所描述的「流動性陷阱」並不相同。如果經濟只是陷入「流動性陷阱」，那麼中央銀行持續寬鬆貨幣政策或「零利率貨幣政策」則完全有可能將經濟體系拉出「流動性陷阱」。然而，一旦經濟體系陷入「信用萎縮負循環或信用陷阱」，寬鬆貨幣政策或零利率貨幣政策就沒有辦法發揮作用，因為貨幣創造機制並不等同於信用創造機制，貨幣供應量的持續擴張，並不等同於信用擴張。日本長達10多年的「低利率或零利率貨幣政策」早已證明此一重要論點，全球金融危機兩年來的慘淡現實再一次證明：一旦經濟體系陷入負循環，貨幣政策就無濟於事，貨幣和信用不是一回事。難道我們就束手無策，只好坐以待斃嗎？圍剿人民幣：拯救世界的最後一根稻草？今日全球經濟界，最令人揪心和抓狂的是：面對黯淡的經濟前景和悲觀的就業數據，決策者似乎早就黔驢技窮。舉世那麼多高人雅士、教授專家，絞盡腦汁也想不出新的對策。2010年IMF和世界銀行年會期間，細聽世界眾多要人的高談闊論，遍讀世界主要媒體的財經評論，預測推理，分析建議，皆是老生常談，了無新意，簡直給人一種「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那樣絕望的感覺！10月11日年會散場，英國《金融時報》頭版標題是：「各國圍繞經濟政策炒作一團」，坦承2010年IMF和世行年會「口水喧囂，不歡而散」，焦點卻是抱怨與會各國央行行長和財政部長沒有針對人民幣匯率達成一致強硬立場！評論版標題竟然是「是時候對中國強硬了！」文章對人民幣匯率政策破口大罵，說什麼「美國奧巴馬政府對中國匯率政策的抱怨和指責完全正確。毋庸置疑，中國的匯率政策就是保護主義。中國刻意且持久將匯率低估，效果就等於是進口關稅加出口補貼。」文章公開叫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美國政府和歐洲各國應該聯合起來，共同對中國採取強硬行動！」依照一些英美人物的偏見乃至敵視情緒，好像人民幣匯率升值真的成了拯救世界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或者是搞垮中國的最後一根稻草！作為一個中國人，讀到如此厚顏無恥的貨幣戰爭叫囂，如此充滿帝國主義霸權心態的醜陋文字，真的不由得讓人回憶起當年（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滔天罪惡！難道真要「八國聯軍圍剿人民幣」？還是鄧小平老人家多年提醒得好：「我是一個中國人，懂得外國侵略中國的歷史。當我聽到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決定要制裁中國，馬上就聯想到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歷史。七國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國再加上沙俄和奧地利就是當年組織聯軍的八個國家。要懂得些中國歷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57—358頁）。我們必須清楚認識到：談到國際金融、貨幣、經濟政策乃至一切政策，一些西方政客和學者骨子裡總是對中國有一種偏見甚至敵意。這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基本事實，也是我們思考貨幣匯率戰略時無法迴避的重要因素！那麼多富裕發達國家聯手來指責一個貧窮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操縱匯率，天底下怎麼能有這樣的經濟學道理？除了發達國家的「自私、偏見、短視、遏制中國」之外，理論上的諸多說辭，純粹是顛倒是非的無稽之談。我說過很多遍，美國聯手盟友高調施壓人民幣，主要是出於遏制中國崛起的長期戰略考慮。其中的邏輯基礎和相關理論問題，容我以後文章詳釋。對於人民幣匯率問題的這個關鍵要點，奉勸同胞們千萬不要天真！2005年人民幣被迫單邊升值之後，我曾警言：「儘管人民幣已經走上緩慢升值和有管理的浮動之路，美、日卻不會善罷甘休，人民幣升值和人民幣匯率浮動之壓力將長期存在。」當時好些人認為我危言聳聽，嘩眾取寵，結果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美國及其盟友的壓力會越來越大，演變到今天赤裸裸的劍拔弩張！這一切，皆因西方發達國家經濟政策出現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困境所致。發達經濟體今日所面臨的根本問題，既不同於1930年代「大蕭條」，也不同於1970年代「大滯脹」，是一個嶄新的現象。未來的經濟學者和歷史人文學者，估計要忙乎許多年才能理出一個頭緒。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我在多個場合指出全球宏觀經濟政策面臨三個最基本的「兩難困境」。縱觀世界，幾乎所有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之經濟政策，皆面臨宏觀經濟政策上的三個「兩難困境」。1，財政政策：持續大規模財政刺激（繼續擴大赤字和債務）之需求與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無法持續上升之「兩難」。2，貨幣政策：持續維持定量寬鬆貨幣政策與避免資產價格泡沫、抑制長期通貨膨脹預期、防止虛擬經濟暴漲之「兩難」。觀察多國最近兩年之經濟局勢，貨幣政策對於刺激真實經濟，實際上已經基本失效。3，匯率政策：渴望貨幣弱勢或貶值來刺激出口與打擊外匯市場投機、避免金融市場過度動蕩、期望全球貿易穩定增長之「兩難」。譬如美聯儲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目的之一，就是要以弱勢美元來支持奧巴馬的「出口倍增計劃」；歐洲也希望歐元貶值來刺激出口；日本中央銀行乾脆大規模入市干預來阻止日元升值！好一幅「以鄰為壑、競相貶值」之亂象！問題是：每個國家都希望貨幣弱勢或貶值，怎麼做得到呢？大家將矛頭齊指人民幣匯率，豈不是緣木求魚乎？先說財政政策困境。過去40年來尤其是過去20年來，主要發達國家政府之「高槓桿經營」愈演愈烈，債台高築成為常態。日本高居世界之冠，其政府債務總規模與GDP之比例超過了200%。歐元區多數國家之政府債務與GDP比例超過100%甚至150%，連素來以財政穩健著稱的德國，公共債務與GDP之比例亦越過《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所規定的60%「紅線」。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與GDP之比超過80%，加上地方政府債務，比例當然更高，所以美國地方政府最近拚命降低債務規模、「去槓桿化」，結果導致政府大量裁員。以年度財政赤字與GDP之比衡量，發達經濟體系形勢更不樂觀。幾乎所有發達國家今年財政赤字與GDP之比都要超過10%，「歐豬國」甚至超過15%，美國亦不例外。貨幣亂象源於財政放肆第一大問題：債務規模、財政赤字與GDP之比例究竟多少合適？歐元區著名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60%和3%兩條紅線，依據何在？是否合理？一直爭論不休。隨著歐元區各國紛紛突破「紅線」，要求或證明「紅線」無理或需要提高之呼聲時有所聞。有經濟學者說：你看日本債務規模早已超過GDP200%，不是也沒有天下大亂嗎？所以如今好些經濟學者鼓勵政府繼續大搞財政赤字開支以刺激經濟，不用考慮什麼「紅線」或未來還不起債的問題。譬如以撰寫三卷本《凱恩斯傳》馳名於世的英國人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和近年炙手可熱的美國人克魯格曼，就分別大聲呼籲本國政府不用理會什麼財政赤字和債務難以持續之論調，繼續大規模財政刺激才是上策。反對繼續大搞財政赤字之聲音更大，道理更足。三歲小孩都知道一個天經地義的道理：借債早晚要還，個人如此，企業如此，國家亦如此。還不起錢就要賴債。賴債對國家信用、貨幣金融體系和整體經濟穩定打擊之大，後果之嚴重，史有明鑒，歷歷在目。國家與企業和個人當然有所不同，享有一些特權。除了公然宣布賴債不還之外，還可以大搞通貨膨脹間接賴債。歷史上，幾乎所有國家都有賴債不還的「斑斑劣跡」，英、美、日概不例外。拉美債務危機、俄羅斯債務危機之慘烈，至今令人心有餘悸。我曾經私下請教多名歐元區高人雅士，他們認為絕對不能排除希臘和其他「歐豬國」賴債的可能性！歷史經驗一再告誡我們：一國一旦陷入賴債危機，信用崩潰，與一個企業和個人一樣，許多年都無法恢復元氣，不能到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經濟金融貨幣體系持續動蕩，經濟增長一落千丈，通貨膨脹如期而至，說是「災難」絕不誇張！有鑒於此，各國對內債和外債都規定有必須遵守的「紅線」，實在是明智之舉。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就是發達經濟體系「高槓桿負債經營模式」之危機，自然也包括各國政府「高槓桿、高負債」，傷疤還沒好，怎能忘記痛？經濟理論和歷史一再證明：財政穩健是貨幣穩定之必要條件。法國經濟學家、銀行家和政治家李斯特講過一句名言：「民主扼殺了金本位制！」意蘊何其深遠！民主制度下，政客總要迎合選民的各種「非分」福利要求，選民又要高工資、高福利、舒適工作，又要少工作甚至不工作。目標當然美好，而且無可非議，可是天上從來沒有掉下過餡餅，「魚和熊掌」如何可以兼得？政客們為了保住權位，只好大搞財政赤字和「寅吃卯糧」大肆借債，暫時滿足選民願望再說，總想把債務負擔推給下一代。高赤字、高債務早晚必然導致肆無忌憚的貨幣擴張和通貨膨脹，任何良好的貨幣制度也不可能守得住。以布坎南為首的公共選擇學派早就證明：民主總是意味著財政赤字和高債務。所以我們看到20世紀的貨幣亂象，無一例外不是起源於財政放肆。民主、赤字、債務不僅扼殺了金本位制，而且扼殺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和固定匯率制度，自然也就扼殺了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我不是反對民主政治制度，而是要強調：民主體制、選舉政治、福利制度如何與審慎財政和穩定貨幣相協調？假若我們願意平心靜氣客觀分析，此大難題才是所有發達國家經濟體系今日面臨的真正經濟政策困境！正因為如此，我才說發達國家赤字財政政策空間已經非常有限，說是兩難恰如其分。有鑒於此，囿於兩難困境下的發達國家，滑天下之大稽，把圍剿人民幣作為「自救」的最後一根稻草，也就不足為奇了。而面對黑雲壓城，中國應如何突破國際輿論重圍，如何打贏這場貨幣戰爭反圍剿，是擺在決策者面前的課題！

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對亞洲及世界經濟影響

《環球財經》編委 宋鴻兵

三年前我寫《貨幣戰爭》，「貨幣戰爭」 和人民幣國際化是緊密相關的。當人們談到全球經濟不平衡，常常會說經常性賬戶或貿易不平衡。我認為還有另外不平衡，就是經濟恢複發展速度不平衡，如中國、印度、韓國是從經濟危機恢復的較快的國家，而美國、歐洲、日本的經濟復甦緩慢。這些國家面對國內政治壓力，需要尋找替罪羊，中國和人民幣成為了最容易的選擇。這些與人民幣國際化是緊密相關的，實際上，人民幣國際化在金融危機後已經開始。

被顛倒的債權債務關係美國金融危機和經濟復甦緩慢的真正原因是其債務和GDP的比率，與80年前的1929年「大蕭條」相比，兩者最大的共同之處，在於負債與GDP的比例驚人的相似性。1929年，美國總負債佔GDP的300%，整個國民經濟在沉重的債務壓力下崩盤；而2009年，美國的總債務已近GDP的400%。特別需要強調的是，美國的債務不僅僅局限在國債，而是整個美國的政府、企業和私人對銀行系統的總負債。2008年美國總負債規模已高達57萬億美元，這還不包括104萬億美元的醫療、社會安全等隱性政府負債。而在2006年，這個數字僅為48萬億。也就是在這短短兩年間，美國GDP從13.1萬億增加到14.2萬億美元，債務卻增加了9萬億，債務增長速度是GDP的8倍！這次金融危機就是因為房屋貸款太多太高，購房者還不起債。現在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和GDP的比率大大低於發達國家，因此經濟復甦較快。美國政府的貨幣寬鬆政策就是通過借更多的債來解決當前的債務危機，這如同在推石頭上山，他們提供的貨幣越多，上的坡越長，也越陡。克魯格曼說美國國債絕對安全，因為債券的收益率很低，創了歷史新低。哈佛歷史學家弗格森反駁說：「你怎麼能肯定今後債券的收益率還會如此低，沒有出現問題一切都正常。但是危機常常由突發事件引起，不是逐漸發生。就像美國次貸危機之前房地產市場一切正常，2007年問題突現，引起危機和2008的金融海嘯。」如何實現外匯儲備多元化，這是中國面臨的難題。中國政府持有2.4萬億美國國債，美元持續貶值會給中國造成巨大的資本損失。但是中國的態度正在改變，這也是克魯格曼忽視或不願承認的。中國是美國第一大債權人。通常債務人尊重債權人，因為債權人決定一切。現在中國和美國的位置似乎顛倒，倒像是中國欠了美國很多錢，而美國這個債務人對中國提出種種要求。中國政府不需要拋售美國國債，只要向市場發出信號，市場會立即做出反應。這樣的後果美國政府是承擔不起的，所以美國政府和學者應該冷靜下來找出合理的解決方案。衰老的世代可能使經濟前景更更糟糕的，是美國正在衰老的「嬰兒潮」。美國的「嬰兒潮」世代指的是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從1946年至1964年，這18年間美國出生的人口高達7700萬人，佔美國人口的1/4。這群人是當今美國社會的中堅力量。隨著「嬰兒潮」人口的成長，美國的經濟步入了令人眩目的繁榮期。進入80年代後，60年代初的「嬰兒潮」高峰期人口大學畢業陸續進入勞動力市場，這一大批年輕人朝氣蓬勃，敢於創業，大膽消費，刺激了美國經濟，極大地拉動了消費，創造了經濟繁榮時代，股票市場緊跟著出現了一個近20年的大牛市。根據美國勞工部的統計數字，美國人一生的消費最高峰是在47歲，此時的人生正當壯年，年富力強，收入達到鼎盛時期。過了47歲，人們開始考慮退休和養老，身體也日漸衰老，不得不準備看病吃藥，從這時開始，人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下降，消費開始逐步滑落。而2009年正好處在人口消費曲線所代表的懸崖邊緣，再往前一步就是「消費瀑布」的拐點。當1962年出生的最後一批「嬰兒潮」世代滑過2009年之47歲的消費最高峰年齡，接下去就是一個劇烈下滑的消費周期，其持續時間直抵2024年。這將是一個長達14年的消費下滑周期，美國將經歷緩慢而痛苦的經濟復甦時期！這就是美國經濟危機和緩慢復甦的主要原因。請注意，無論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對於一個衰老的世代都不會發生明顯的作用。

不道德的貨幣超發金錢是什麼？我可以用資產負債表來解釋。資產包括商品和服務，負債是貨幣。所以財富是商品和服務，而貨幣是財富的收據或索取權。貨幣系統是財富分配系統，它必須公正，健全和方便。貨幣是社會的道德原則，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鼓勵欺騙。貨幣是社會誠信的基礎，格林斯潘的精神導師安·蘭德說：「當你接受貨幣交換你的勞動時，你完全相信你可以用它來交換其他人的勞動??你的錢包表達了你的希望：世界上某個地方有人不會在道德原則下違約，因為道德原則是貨幣的根基。」貨幣寬鬆政策是不道德和不公平的。為了挽救「兩房」，美聯儲打開印鈔機從「兩房」購入一切有毒資產。回頭來看看資產負債表，左邊是違約的房地產金融衍生品，右邊是美聯儲發行的貨幣。這些在全世界發行的美元背後是是違約的房地產，而拿到這些美元的人索取不到一分錢。美聯儲還在拚命地發行這些「有毒」的美元。這種做法道德嗎？持有這些美元的人只是想美國政府堅守信用，不要違約。違約有兩種，一種是沒錢徹底違約，另一種是多印鈔票，使美元貶值，從而減少債務。不管哪一種違約都是不公平的。而美國許多政府官員和學者不這麼想，所以才有貨幣寬鬆，正是貨幣寬鬆政策，拉開了貨幣戰爭的序幕。2009年，中國人民銀行22萬億人民幣資產中佔75%為美元。如人民幣升值20%，那麼就可能帶來3萬億人民幣的損失。這是佔200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10.4%的龐大規模。也是中國中央銀行的自有資本金的140倍。中國人民銀行為平衡資產負債表，只能瘋狂印刷人民幣，其結果是：中國將陷入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近1000萬人將失去工作崗位，經濟將陷入困境。同時，越來越多的熱錢可能將流入中國，導致社會處於一種極不穩定的狀態，經濟復甦也會停止。全世界將失去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而對於美國來說，失去了中國這個最大、增長速度最快的市場，美國的出口增長也無從談起。這將是一個兩敗俱傷的結果。「貨幣戰爭」雖不是真正在戰場上打殺，但這種戰爭所造成的損失要遠遠大於真正戰爭的損失。

繼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筆者即將推出的《貨幣戰爭3》將以「貨幣高邊疆（Currency high Frontier）」為題，充分介紹人民幣國際化戰略。「貨幣高邊疆」是國家主權的新維度，包括貨幣從產生到流通的每個環節：中央銀行，金融機構，清算中心，金融市場和產品，信用評級機構，法律制度，技術網路構架，最終用戶。國際化的人民幣必需具有以下特點：主權、信用、可用性、穩定性、方便、接受度。保證人民幣信用的方法有：美元、一攬子其他貨幣、黃金白銀、債務、特別提款權（SDR，中國2009年購買320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SDR），二氧化碳配額。可用性：人民幣持有人可以用它購買中國生產的各種具有競爭力的商品。自從2008年12月中國與韓國簽訂第一個貨幣互換協議至今，中國已和8個國家簽訂貨幣互換協議，總金額達8000億人民幣。 2010年9月，馬來西亞表示將購買人民幣作為外匯儲備，這是人民幣國際化向前邁出一大步。方便：2009年9 月中國在首次香港發行人民幣國債，為其他人民幣債務提供了基點。2009年，香港成為人們幣離岸中心，開展人民幣遠期交割，清算和結算業務。外國公司（麥當勞）2010年8月 在中國發行了2億人民幣公司債。核心策略是這些過程政府必須可以控制。對亞洲和世界的影響：到2012年，中國的目標是以人民幣結算的國際貿易達到2萬億美元。屆時，人民幣會成為世界三大主要貨幣之一，為中國的貿易夥伴提供巨大的機會。比如持有人民幣債務能享受人民幣升值的額外好處。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持有人民幣資產能降低匯率風險。人民幣國際化可以為今後的亞元奠定基礎。很多人擔心，人民幣國際化對其他國家是福是禍？這恰如一個消費者在商場中只有一種商品可以選擇，他不得不支付更高的成本。如果有了第二種或第三種選擇時，市場力量將為他提供節省成本的機會。人民幣將為韓國和全世界的貨幣消費者提供另一種選擇。人民幣國際化不是威脅而是機遇。（本文根據作者在2010世界知識論壇主題演講整理）

我們要Game，不要War

——美國反匯率操縱立法之我見

「匯率戰」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怕了它。美國的玩法是，對某個國家打war，而對全球玩game。我們現在需要的不是war，而是利用全球遊戲規則玩game

《環球財經》編委 張捷

美國對人民幣匯率一直進行著攻擊，最近的玩法又升了級。美國國會眾議院9月29日投票通過了《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法案規定，如果一個國家的貨幣幣值被認定為低估，美國政府有權對來自該國的商品徵收懲罰性關稅。雖然該法案要最終生效還需參議院通過，並送交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但以上諸舉意味著美國在相關問題立法進程上已經走出了兩步。

「反匯率操縱立法」博弈過程重於結果對於該法案的前景，筆者認為博弈的意味和過程遠比結果重要。美國在危機下的低通脹是依靠中國進口的廉價商品來實現的，如果給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驟然徵收特別關稅，中國商品將利潤微薄到沒有降價的空間，其結果是其在美國的售價要漲，這也在部分程度上意味著，這種增稅將讓美國消費者成為買單者，相當於徵收了一個美國的消費稅，使美國民眾購買商品時的成本增加，有可能直接加大其國內的通貨膨脹率。同時，美國對於從中國輸入美國的許多商品已徵收了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這些已經徵收的各種「反稅」，其中有部分原因也是因人民幣升值趨勢而成，若如今再針對於匯率問題徵稅，無疑是重複徵收，與美國一貫標榜的公平價值觀相悖。筆者認為該法案難以實施的更進一步的理由是，法案的實施細則是難產的。干預匯率市場是各國央行的慣例，美聯儲自己也多次干預匯率市場。何樣為干預，何樣為操縱？這樣的標準是實施細則必須闡釋的。如何制定這一標準註定是個困難的過程。因為美國的資本家也不願意就此戴上枷鎖；無論里子是什麼顏色，美國在面子上還是講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如果因標準不妥而落下了給中國歧視性待遇之口實，這也將違反兩國各種條約，中國可以到WTO進行申訴。儘管WTO的遊戲規則是西方所有發達國家維護的和全球資本勢力維護的遊戲規則，儘管美國有遊戲的主導權，但是明顯犯規也是不被允許的。因此該法案具體將怎樣執行，本身就是一個難題。美國各類政客對此其實心知肚明。所謂的「反匯率操縱立法」，其目的主要是大棒的恐嚇，還沒到真正的搏殺階段。悍然發動針對於中國的匯率戰、貿易戰，雖然美國憑藉其超級地位佔據上風，卻對誰都沒有好處，反而可能便宜了其他國家，給它們以機會。而美國與歐盟、日本、俄羅斯等國之間，也存在著博弈的關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美國深諳此理。因此這個法案更大的意義在於成為美國政客博弈民選的有力武器，同時將美國國內各種問題推脫到中國的匯率問題上，本身也是政客逃避責任的手段。但是政客們心裡全然明白，美國經濟問題的真正癥結不在這裡。因此這樣的立法進程更大意義就是成為政客的民選舞台，如同很多年前的「最惠國待遇」，每年都會為此吵得不可開交，但是就在雙方關係極為緊張的時候，美國也沒有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依據美國法律，美國財政部必須每6個月向國會提交一份關於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情況報告。在報告中被認定為「操縱匯率」的國家，最終可能受到美國的貿易制裁。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10月15日發表聲明稱，推遲原定於當日公布的主要貿易對象《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中美之間的「貨幣戰」風險暫緩。這不斷推遲推出的報告本身，也是美國博弈的一部分，也說明了美國的真實目的，不是立即把大棒打下來。

美國旨在「不戰而屈人之兵」不過，雖然筆者判斷，美國該項立法最終很難真正坐實，但其影響也不能忽視。對於中國外貿企業而言，隨時可能發生的匯率摩擦將是頭上另外一隻總也沒落下的靴子。這將對於我們的外商投資和外商長期訂單與合作，造成巨大的不確定因素，其對中國經濟的殺傷力，反而會比落下來的靴子還要大。原因就是我們的各種經濟行為由於擔心美國的匯率戰和貿易保護主義而不能放開手腳，相關外商在同等條件下，自然傾向於選擇沒有這樣不確定性的東南亞國家，使得中國機會白白流失，而美國沒有為此付出真正的代價。從近期匯率市場的表現來看，人民幣在美國的政策威懾下出現了有利於美國的變化，加速升值。自今年6月19日中國宣布重啟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兌美元比率迄今已升值3%。在美國反匯率操縱立法進程的影響下，9月29日、10月4日和10月5日，人民幣對美元盤中最高價竟分別較前日收盤價高出0.08%、1.2%和1.17%。這正是美國最願意看到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結果！

中國要game，不要war因此，對於美國反匯率操縱立法一舉，中國應採取積極行動。換一種思維，既然美國可以對於反操縱匯率立法徵稅，中國為什麼不可以考慮徵收「匯率波動所得稅」呢？在匯率升值後、外國投資兌現時，我們可以徵收特別的資本利得所得稅，這個所得稅還可以累進、針對專門幣種或者專門國家徵收，把匯率變動所帶來的不合理增值，以稅收的方式徵收上來。這樣不僅可以壓縮熱錢藉助匯率變化進行套利的空間，同時也表明我們無懼進行匯率博弈的態度，讓熱錢進來時要擔心其得利被徵稅、流出被監管和限制。只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才可能減少中國匯率被攻擊的實際風險。由於這樣的匯率收益所得稅可以在中國境內全面徵收，因此這樣的舉措屬於中國的內政和主權，別國無權干涉。稅收的本來意義就是在於調節社會的收入促進社會的公平發展，在匯率劇烈變動的情況下，有些人得到暴利而有些企業面臨破產，因此，這樣的稅收本身就能成為一個很好的調節手段，使用這樣特別稅收的收入用來補貼因為匯率變動嚴重受損的企業，可以成為政府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政策。而且這樣的政策的執行難度並不大，可以海關在進出口報關的時候一併代收，或者是在結匯時由外匯監管部門代征，完全不用另外設立機構和監管體系。而這樣一個稅收的設立與徵收過程，同樣本身也是一個在國際上進行談判和外交斡旋的過程。美國能夠對於所謂的匯率操縱徵稅，中國就可以對於匯率變化的所得徵稅，二者本身在金融利益和匯率變化得利上也是對沖的。在應對美國種種「金融戰」時，中國需要利用自身的市場地位和世界工廠的優勢，首先在自己的國家範圍內創造出有利於自己的博弈手段和規則，再讓這些規則參與世界博弈，這或許能成為一條有效的出路。未來伴隨著中國崛起，中美之間經濟、金融領域的競爭激烈程度，只會有增無減。但競爭不只是對抗，其更大的內涵是博弈。我們完全沒必要一受到美國的擠壓就火山爆發，美國的「鷹派」們正巴不得引發中美之間激烈衝突，從而取得武力或者經濟制裁的理由，以此遏制中華民族復興的歷程。因此，在綜合國力尚存有不小差距的情況嚇，中國更應利用現有規則，將計就計，進行勇敢而聰明的博弈。我們在國際競爭中需要的是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而不是剛剛開始起跑，就跳躍著要爭當空中樓閣的「第一」。利用美國主導的現有遊戲規則以及中國自身優勢進行博弈的手段，其實多種多樣，比如我們手中持有的巨額美國國債。在沒有外匯壓力下中國減持美債，易落下「要挾」的口實，但在匯率波動時，減持與否就是可以擺到檯面上來討論的問題。有人認為中國如若大規模拋售美債導致美債貶值，也將是中國的巨大損失，但是在西方完善的金融衍生品體制下，中國也完全可以以套期和對沖，讓被分散到世界的金融資本來共同承擔美債貶值的風險，而具有強大政治控制力的國際金融資本，也不會任由美國政府一意孤行，尤其對於美國這樣一個非政客控制而是資本控制的國家，更是如此。此外，我們很多匯率政策也可以下放到企業層面進行操作，中國主要的商業銀行都是國有控股，這些銀行同樣可以進行外匯買賣，而不一定必須由央行出面，這是一個博弈中的角色轉化問題。事實上，美聯儲也是被私人銀行所控股的，其股東銀行實際上也是美聯儲的一致行動人。這個世界的博弈舞台是多種多樣，多姿多彩的。在全球化的今天，博弈者絕不是只有中美兩方，而且美國是難以在全球公開市場上，把公開政策的目標僅僅鎖定為中國，同時美國也擔心在與中國的競爭中，最後落得「為他人做嫁衣裳」的境地。因此，當美國不斷揮舞大棒但不直接落下時，中國更應以博弈而不是對抗來應對。時間會解決一切的，中國的崛起最需要的是時間。對於美國發動「匯率戰」，中國關鍵是要放開思想，既不要被嚇倒，也不要被忽悠，毛主席關於「紙老虎」的論述，有時是很有道理的。有時，弱勢一方將計就計地往下走幾步，強勢一方的壓力反倒來了。所以匯率戰爭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怕了它，而我們現在需要的不是war（戰爭），而是game（遊戲）。美國的玩法是，對某個國家打war，而對全球玩game，中國需要的就是避免war，而加入到這全球的game中。只有在全球game中，大家面對同樣的規則和公開的操作，才能相對擺脫某個大國的獨控，這是中國最現實、也是成本最小的應對之策。

務實解決中美經濟衝突之道

美國始終以貿易順差為借口逼迫人民幣升值，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達到多重目的。其實，中國可以運用多種非匯率手段，減少中美貿易順差，以務實的態度，避免直接對抗

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員 余雲輝

知己知彼是處理中美關係的前提。中國在處理中美關係過程中之所以常陷於尷尬和被動，原因在於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知彼」就是要清楚美國現階段的核心利益。美國從一個英國殖民地發展成為獨霸全球的超級大國，其核心利益在不斷地演化。從尼克松時代開始，美國的核心利益已經上升到美元、上升到維護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上升到維持美元的全球霸權。從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到引爆希臘債務危機，都是為了鞏固美元的全球地位，維護美國的核心利益。因此，任何挑戰美元的國家和地區都構成對美國核心利益的挑戰。美國對此決不會視而不見。應該承認，在未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的經濟、科技和軍事等力量所形成的綜合實力和國家信用還無法挑戰美國的地位。因此筆者認為，面對美元霸權，試圖以人民幣挑戰美元的對策在現階段並不全然妥當。儘管人民幣有了一定的國際信用基礎，但是，人民幣的國際信用基礎並非來自中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軍事實力，而是來自於中國的美元儲備。因此，以人民幣挑戰美元，實質上是以中國的美元儲備挑戰美國的美元地位。在此情況之下，人民幣挑戰的不是美元，而是人民幣本身。人民幣挑戰美元的政策後果是暴露了中國挑戰美國核心利益的意圖，但是對美元卻不構成任何威脅。韜光養晦，避免與美國核心利益直接衝撞，仍應是我們未來一段時間內所持有的態度。

解決中美經濟衝突的主要策略自洋務運動以來，中國始終在追求實現工業化。但現實狀況卻離工業化的內涵和標準甚遠。中國需要抗拒GDP、增長率、工廠化、城市化、城鎮化、房地產、招商引資等等短期利益的誘惑；需要頂住外國政府和跨國公司的各種壓力，加大力度支持本國企業自主創新並保護好國內市場；需要集中政治力量、政策手段和經濟資源，重新聚焦於新時期工業化的目標和內涵，迅速完成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對此，中國更需要一個穩定的國際國內環境，以真正實現「大國崛起」。因此筆者建議，在處理中美關係問題上，中國可做如下的考量：第一，在國際政治言論和國際經濟關係方面，避免人民幣直接挑戰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在亞洲，如「亞元」貨幣聯盟問題，要對日本、韓國等美國軍事力量存在的國家保持清醒的認識。在國際上，也不用為爭取中國在世界銀行和IMF的一點無關緊要的話語權而付出太多的代價和承擔太多的責任。第二，不要因為國內經濟和政策因素被動地增持美國國債，也不要因為美國國債行情看漲而主動地增持美國國債。目前，美國國內的稅收收入只能維持其國內各項支出，而美國海外龐大的軍事支出則是通過發行國債來維持。事實上，美國是通過發行國債吸收包括中國在內的美元來維持海外的軍事布局，包括對中國的軍事合圍。中國拒絕購買美國國債並尋求機會逐步拋售美國國債，是一種減輕美國對華軍事壓力的釜底抽薪的策略。我們不選擇主動與美國進行直接的軍事對抗，但我們一定不能在資金和資源上支持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合圍和挑釁。第三，利用非匯率手段減少中美貿易順差。美國始終以貿易順差為借口逼迫人民幣升值，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達到多重目的。人民幣升值必然導致中國海外資產貶值、必然導致熱錢在國內升值並造成國民財富流失、必然導致在華跨國企業更具競爭力（人民幣升值可以有效降低跨國企業進口國外配件的成本），從而進一步擠壓本土資本生存空間等。因此，解決中美貿易爭端，可以考慮利用匯率之外的其他手段：1，取消所有對美出口補貼。2，通過提高國內資源價格（如水、電、煤、油、礦產等價格）、糧食價格和勞動力價格，提高出口產品成本，有效保護本國資源。主動提高資源價格、糧食價格和勞動力價格必須與通貨膨脹在概念上區分開來。二者存在著本質的差異：前一類的漲價是價值規律使然，後一類的漲價則是貨幣超發使然。3，進一步減少稀土等礦產資源的出口配額，大幅度提高各類礦產企業的環保標準。礦產企業的環保投資必須達到甚至高於國際標準。目前，國內礦產企業的環保投入僅僅相當於發達國家的1/3。4、主動提高中國出口美國商品的出口關稅，根據出口產品的資源消耗情況和重要性確定出口關稅的提高幅度。上述措施，將不僅有利於提高中國商品在美國的銷售價格，從而推高了美國居民的生活成本，甚至引發美國的通貨膨脹；而且有利於減少中國產品的出口，從而減少這些低附加值商品所附帶的資源出口和能源出口（中國因出口產品所消耗的原油就達到每年3億噸）；更有利於減少貿易順差，從而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堵住美國逼迫人民幣升值的借口；也有利於減少外匯儲備並由此有利於減少外匯儲備對人民幣的占款，從而減少美元政策對中國貨幣政策的干擾，使中國貨幣政策可以走向獨立自主。人民幣不受美元政策的干擾和操縱是人民幣逐步走出國門的重要條件。此外，還可以取得正當的理由拋售美國債券，不再影響中美關係。隨著貿易順差的減少，甚至逆差的出現，人民幣不僅沒有升值的壓力，而且可能產生貶值的趨勢。海外熱錢將聞風而逃（此時應該注意：在人民幣貶值到位之前，必須採取有效措施，擋住熱錢外逃，逼迫其接受人民幣貶值的趨勢）。隨著貿易順差的減少和熱錢的撤離，中國需要大量美元用於支付，這樣，可以名正言順地拋售美國債券。如果主動減持美國國債，可能被美國理解為「不友好」；但如果因為貿易逆差和熱錢出逃而被動地減持美國債券，則順理成章，甚至美國因此不再擔心人民幣挑戰美元霸權了。

韓國掀起貨幣戰爭「嘴上風暴」——2010世界知識論壇側記

本刊執行副主編 楊巍

現在豈止是貨幣戰爭，簡直就是貨幣亂戰！」2010年10月14日，有「末日博士」之稱的紐約大學教授魯比尼在「貨幣多元化」小組討論上說。「貨幣多元化」是韓國《每日經濟新聞》主辦的2010年世界知識論壇（World Knowledge Forum）的討論小組之一。世界知識論壇創辦於2000年，每年10月在韓國首都首爾舉行，論壇每年確定一個主題，就全球面臨的機遇和挑戰進行探討，尋求對策。今年的主題是「同一個亞洲的衝力，G20的領導力和創新力」。我有幸和《環球財經》編委、《貨幣戰爭》作者宋鴻兵先生於10月12~14日參加了本屆論壇。除宋鴻兵外，本次論壇的其他嘉賓包括日本前首相鳩山、經濟學家克魯格曼、紐約大學教授魯比尼、未來學家奈斯比特、哈佛大學教授弗格森、摩根士丹利亞洲區主席斯蒂芬·羅奇等人。論壇就是各國牛人名嘴相聚一堂賣吆喝鬥嘴，這次的主題顯示世界經濟的活力和中心正在向東方轉移。而在經濟危機中復甦步伐較快的中國、印度、韓國獨領風騷，隱隱有「江山輪流坐，明年到亞洲」的感覺。只可惜，論壇還是歐美人的天下，在15位主演講嘉賓中，只有日本前首相鳩山和中國的宋鴻兵來自亞洲。宋鴻兵的《貨幣戰爭》及《貨幣戰爭2·金權天下》在韓國都是暢銷書，特別是《貨幣戰爭2》出版僅一周就登上排行榜第一名。此前他應邀到韓國參加了兩次論壇，在韓國，他可能是知名度最高的中國學者。弗格森見到宋鴻兵的第一句話就是：「你三年前預測的事，今天終於發生了。現在我一看到『貨幣戰爭』這個詞，就想到你的書。」當他聽宋鴻兵談及正在創作的《貨幣戰爭3》時，表現出了很大的興趣，甚至表示要幫助宋鴻兵出這本書的英文版。事實上，弗格森剛剛結束了一場與克魯格曼的「嘴仗」。在「二次衰退還是強勁復甦？2011年全球經濟展望」討論中，克魯格曼認為美國財政赤字不是問題，即使目前這樣的赤字情況下，中國等國家並沒有拋棄美國國債。他甚至強調即便是在中國等國家拋售的情況下，美聯儲也可以照單全收（言下之意，中國買不買、賣不賣，美國絲毫不擔心）。弗格森則針鋒相對，認為中國對美國國債的信心和態度將對市場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他對美聯儲能否大量接盤被拋售的國債的可能性和有效性表示質疑，「市場沒有變壞之前都是好的。」他嘲諷地說道。弗格森說自己從1年前就和克魯曼開始辯論至今，始終支持他的是中國，「事實上和你看法相左的不只有我，還有中國政府。」第一次聆聽兩大名嘴唇槍舌劍，我雖然身處會場外，也聽得津津有味。弗格森以英國人特有的冷靜和天生的口才，把克魯格曼逼到了牆角。很明顯，克魯格曼代表了奧巴馬政府中經濟政策的主流看法，看來美國的印鈔機一旦打開就不會停下來，美元貨幣的洪水會撲向整個世界，讓全球在通貨膨脹中煎熬。弗格森和克魯格曼其實都是盎格魯-薩克遜精英的代表，弗格森與克魯格曼有分歧並不意味著他會站在中國的角度看問題或維護中國的利益，弗格森只是憑著職業素養，憑著對歷史的理解和英國人長期搞權力平衡的傳統，知道像克魯格曼這樣不顧其他國家考慮，一味推行貨幣寬鬆政策行不通，不管你得沒得過諾貝爾獎。然而，克魯格曼的擁護者並不在少數，有的發言比克魯格曼更具爆炸性，法里德·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就是一位。此君是美籍印度人，《時代》雜誌主編，以分析國際經濟和政治局勢見長，他寫的暢銷書《後美國的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據說是奧巴馬的隨身讀物。2009年1月扎卡利亞被《福布斯》雜誌評選為世界上25個最具影響力的美國新聞界自由派人士之一，看來是國內原教旨自由主義者崇拜的偶像。扎卡利亞以中國限制稀土出口為話題，提出中國的崛起改變亞洲的權力平衡，而稀土事件是中國對日本揮舞經濟大棒的體現，有違國際常規，對形成「同一個亞洲」不利，「因此需要其他國家來監督保障中國能『融入』國際社會，而惟一能承擔這個責任的就是美國！」坦率講，作為一名中國人，當時聽到這一「奇談」，腦子轟地一炸。讓美國來保障中國？將中國的主權置於何地？！且不說揮舞經濟大棒，有違國際常規等等，不正是美國政府所長嗎？！遠的不說，就說這次金融危機，作孽者是誰？10月14日上午，宋鴻兵的主題演講是對扎卡利亞最有力的反擊。原定60分鐘的演講，宋鴻兵講了70分鐘。300人的會場爆滿，很多人沒地方坐，只能站著聽。可能與會者都很好奇，想知道「貨幣戰爭」這個詞的創造者，是如何看待如今已經被擺上國際政治經濟檯面來討論的「貨幣戰爭」吧！宋鴻兵從經濟復甦步伐的角度把主要經濟大國分成兩個陣營，一個是復甦較快的新興市場國家如中國、印度和韓國；另一陣營是復甦緩慢的發達國家包括美國、歐洲和日本。後者因為負債高而復甦乏力，而那些國家的政府為了轉移壓力，把中國當成替罪羊。正是發達國家轉移政治壓力和打開印鈔機賴賬的不道德行為引起了現在的貨幣戰爭。在宋鴻兵看來，對抗這場戰爭的武器之一，是人民幣國際化。「現在中美之間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係完全顛倒。債務人不尊重債權人，不僅想賴賬，還對債權人指手畫腳，簡直不合常理。長此下去，債權人必將拋售債務！」在國際論壇上很少有中國學者如此尖銳地抨擊美元政策，雖然不太符合中國人溫良恭儉讓的性格，卻引發了很多人的共鳴。當天小組討論主持人德勤(deloitte)亞太區總裁聽完後，對宋鴻兵說「很痛快！」，韓國慶熙大學校經濟學教授金相國則在聽完演講後說：「韓國應該和中國團結在一起，要不然都會成為美元的奴隸！」一位曾任美國某跨國公司歐洲區CEO的美國老人會後找宋鴻兵簽名，認同他堅持的無論哪種形式的賴賬都是不道德的行為。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要道理說透，美國人也好，韓國人也罷，人們是會從心裡認同的。當天的韓國媒體均大幅報道宋鴻兵提出的幾個核心論點。10月15日早餐時遇到了了約翰·奈斯比特和他的夫人多麗絲(Doris)。奈斯比特是美國著名的未來學家，《大趨勢》的作者，據說當年該書的火爆程度也只有今天的《哈利波特》系列圖書堪比。宋鴻兵早在80年代上大學時就讀過他的書，是他的忠實粉絲，沒想到在韓國碰上，難免有些喜出望外。和學生時代的偶像打招呼，宋鴻兵略略有些緊張。沒想到多麗絲說宋鴻兵的兩場演講，她都參加了，還著急地詢問宋與魯比尼舌戰的結果。多麗絲很贊同宋鴻兵提出的中美之間債務人和債權人關係顛倒的新穎觀點。在交談中，奈斯比特說中美之間矛盾和糾紛的根源主要是美國對中國不了解。中美匯率和貿易爭端，90%源於美國對中國的傲慢和缺乏了解，只有10%是經濟問題。離開酒店時，回首望去，韓國特警部隊在十幾層的大樓飛身上下，一打聽，11月召開的G20峰將在同一間酒店舉行，這次論壇對韓國組織方來說算是預演，就10月世界銀行和IMF年會召開的情形看，在G20上再度颳起貨幣戰爭「嘴上風暴」，勢在必然。不知那時，又是怎樣的情形？

戴錯眼鏡的美利堅政客

本刊特約撰稿 蔣旭峰 （發自華盛頓）

當一國的政治家不斷拿別國說事、對解決自己國內的高失業、高赤字難題卻拿不出良方的時候，那麼這個國家的很多結構性難題確實到了尾大不掉的程度了

9月30日，住在華府附近的筆者發現一大早送來的《華爾街日報》被打濕了，因為瓢潑大雨下了一整夜。不過，澆濕的不只是報紙，也有很多人的心情。 這天《華爾街日報》的頭版刊登了一篇題為「美國會眾議院朝中國怒吼」的文章。就在29日傍晚，美國的眾議員們在即將要回到各自選區拉票參戰中期選舉之前，通過了《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該法案試圖修改美國貿易法，以賦予美國商務部更大許可權，使之能夠在特定條件下把所謂「貨幣低估」行為視為出口補貼，進而對相關國家輸美商品徵收反補貼稅。 鴕鳥政策 就在投票前，提出該法案的俄亥俄州民主黨眾議員蒂姆·瑞安直言不諱地說，它將有助於民主黨在今年11月的中期選舉中取得優勢，因為它可以喚起美國中西部工業區選民心中的激情。 對於每兩年就要面對改選壓力、履新當年就要迫不及待地把「豬肉」（pork）帶回本州的很多美國眾議員來說，找一個遠在太平洋彼岸的「避雷針」，總比讓他們解決經濟困境要容易得多。這也是該法案最終吸引了159名聯合提案人並高票通過的一個重要原因。當2010年的美國中期選舉日益臨近之際，美國的失業率依舊在9.6%的高位徘徊，民眾財富縮水出現「失去的十年」，10月中旬剛公布的奧巴馬支持率再創新低；如何創造新就業崗位並加速經濟復甦步伐也成為今年中期選戰的頭號熱門話題，也成為奧巴馬政府的頭號執政難題。 在財政刺激政策效力逐漸減退、私營投資和民眾消費熱情未能有效盤活、新經濟增長點難以迅速出現以解近渴的困頓局面之下，美國政客打出中國牌撈取加分的做法也越來越頻繁。《時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指出，在這個選舉年，提到「中國」的次數是提及「阿富汗」的25倍之多。一些與筆者進行交流的民眾都對這種轉移視線卻無助於改善現狀的「鴕鳥政策」提出了質疑和批評。作為旁觀者，倒是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當一國的政治家不斷拿別國說事、對解決自己國內的高失業、高赤字難題卻拿不出良方的時候，那麼這個國家的很多結構性難題確實到了尾大不掉的程度了。 10月9日的《紐約時報》頭版刊登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標題為「中國成為美國中期選舉的替罪羊」。「替罪羊」這一說法並不新鮮，但是該文作者借用產業外包的說法，起了一個「話題外包」的副標題。這篇文章坦言：「在美國經濟一路下滑，導致很多美國人焦躁憤怒的時候，民主黨和共和黨找到了一個新的責備對象，那就是中國。」 該文舉例指出，俄亥俄州民主黨眾議員查克·斯培司最近攻擊競選對手鮑勃·吉布斯支持自由貿易政策，認為自由貿易會把一些工作崗位拱手讓給中國。斯培司的競選口號里用英文加漢語拼音打出了一行字——「用漢語應該說，『謝謝你』，吉布斯先生！」打「中國牌」在美國大選年裡的做秀成分由此可見一斑。

蓋特納的台詞變換當然，這種政治表演經受不起經濟學的檢驗，也經受不住事實的長期考驗。《易經》有云：「甘臨，無攸利；知臨，大君之宜。」意思是說，用甜言蜜語來欺騙百姓，無利可言；以睿智來對待民眾，才是大人君子適宜的行為方式。前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席經濟學家布朗夏爾指出，即便人民幣和其他亞洲主要貨幣升值20%，最多只能幫助美國出口實現相當於其國內生產總值1%的增長。 與筆者交流的一些美國專家指出，作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美兩國在投資、貿易、文化交流等諸多領域的合作已經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程度。在人民幣於2005至2008年升值約20%的背景下美國貿易依舊失衡，說明這種失衡更多是由美國自身經濟結構性問題造成的，把貿易不平衡的責任轉移到中國頭上只是欲加之罪，用零和博弈或者負和博弈的心態來駕馭這一重要的雙邊關係，是有害而無利的。 與美國會眾議院以「怒吼」來拜票的做法相比，美國政府的做法顯得相對謹慎、務實一些。最典型的表現就是財長蓋特納不同時間，不同場合的台詞變換。筆者參加了蓋特納9月在眾議院通過《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前的聽證會，並注意到，蓋財長對中國市場的重要意義輕描淡寫地一帶而過，而將大量時間用來指責所謂人民幣幣值低估的問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秋季年會召開的10月８日，蓋特納還希望歐洲、加拿大、日本的財經高官們合力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施壓。不過，就在IMF和世行秋季年會剛結束兩天，10月12日晚間筆者看蓋特納接受美國公共電視網「查里·羅斯秀」節目採訪時，發現其話鋒來了個180度大轉彎，蓋特納稱，巴西財政部長不久前提出全球爆發「貨幣戰」的說法，但實際並沒有這樣的風險。筆者當時聯想到了這有可能是給10月15日財政部推遲公布《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埋伏筆；畢竟，剛剛要求盟友一起夾攻人民幣匯率的蓋財長一周後馬上在這一問題上鬆口，會顯得太過騎牆。果不然，10月15日蓋特納發表聲明稱，將推遲原定於10月15日公布的半年期《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在奧巴馬入主白宮後發表的三份報告中，美國財政部都稱沒有發現貿易夥伴操縱了貨幣匯率以獲取不公平貿易優勢。 在美國經濟復甦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中期選舉臨近的「多事之秋」，美國政客頻頻打出中國牌來轉移視線，蓋特納不斷變換台詞遊走於國會、選民、國際社會之間也是有其必然性的。鑒於美國中期選舉的選情尚存不確定因素，再加上美國經濟暫將維持疲軟之勢，頭號男主角奧巴馬的支持率又創新低，料想蓋財長等人最近可能還會改變台詞。事實上，蓋特納在9月底聽證會上也曾警告，美國國會如果對中國採取動作的話要當心開槍走火、傷及自身。警惕國會「走火」的還有美國的一些眾議員。德克薩斯州的眾議員凱文·布雷迪指出，眾議院通過該法案對於解決美國當前的經濟困境無濟於事。該州的另一名眾議員傑布·亨薩林指出，通過該法案，有引發貿易戰的危險，這樣做實在是「不明智」。分析人士認為，在此輪「匯率之爭」中，人民幣並非貨幣摩擦的主角，但卻是全球匯率波動的受害者和美國轉嫁經濟復甦乏力的「靶子」。經歷了整個IMF和世行秋季年會的筆者和家人開玩笑說，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沐浴更衣，因為會場內外關於匯率摩擦的「硝煙」太「嗆人」了，英美等國大報的記者在提問時也把火力集中在這個議題上。 儘管在年會期間一些英美大報屢有刊文對人民幣匯率「開火」；但10月18日的《時代》周刊的封面文章叫做「美國之旅」，這是另一種平靜而樸素的聲音。該文的作者穿越6782英里，跨越美國從東海岸到西海岸的12個州，和幾百位美國普通民眾進行交談後，發現很多人都持這樣的看法：他們擔心美國最輝煌的歲月已經過去了，他們對於一些媒體熱炒的議題感到失望。 對於已經幾代人習慣於用一超獨大的眼光看世界的美國政客和一些美國人要調適心態並非易事。世界經濟復甦快慢不均帶來的心理落差適應症，加上大選年經濟差強人意的失落症，綜合作用下的結果，就使得一些美國政客拿起匯率問題的擋箭牌來激發民眾扭曲的熱情以吸引票源。 當然，清者自清、濁者自濁，風物長宜放眼量。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年會期間指出，有些國家對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是有其背後原因的。比如，這些國家經濟復甦不順利，就業問題未解決好，民眾和國會的壓力大，所以對其他國家的匯率指責聲音就多一些。他表示，把IMF的份額調整與其他問題掛鉤等說法都是暫時的，隨著歐美經濟復甦成功，就業上升，關於國際金融機構份額調整和匯率等問題就不會再成為輿論焦點。

戴錯眼鏡 布朗夏爾在秋季年會上回答筆者提問時強調了國際合作在當前顯得尤為重要，「這比危機最嚴重的時期更加重要」。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在秋季年會期間回答筆者提問時也指出，中國的發展是世界經濟復甦的重要支撐力量，世界經濟多極化的局面也需要中國等國家提供的多極化發展經驗。 國際金融協會總裁查爾斯·達雷華告訴筆者，面對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中的不確定性，全球多邊合作對於應對國際經濟、金融領域內的挑戰顯得尤為重要，在金融危機發生３年後，世界經濟開始進入了一個全新但卻充滿變數的階段，目前世界各國協調合作的政治意願有所下降，一些國家採取的單邊行動將危害全球經濟復甦。 布朗夏爾和達雷華強調「遠視」的重要性，這讓筆者聯想起最近採訪美國前商務部副部長羅伯特·夏皮羅時他說過的一段話：在美國從政，有時候會讓你來不及思考和充電，為了迅速給選民一個交待，你只能匆匆地做出一個本該深思熟慮才做的決定。 這讓筆者想到這樣一種「視力落差」：作為一個考慮國家長遠大計的政治家，本該戴上遠視眼鏡，結果為了「超短期利益」考慮反而戴上了近視眼鏡，讓他們來給國家掌舵的話，可想而知國家航母自然會跑偏。 富蘭克林·羅斯福在1941年總統就職演說中講過一段深刻的話：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一樣，都是有頭腦的，應該保持信息通暢、思維清醒；不僅要了解自己，也要明白地球村上其他鄰國的希望與關切。 不過，美國當下的一些政客和學者在鼓吹人民幣大幅升值可以幫助美國挽回所謂50萬個工作崗位的時候，對於人民幣升值1%將造成中國出口企業裁員多少人則全然不顧不提；對於中國正在進行中的城市化每年需要創造大量新就業崗位的關切也不聞不問。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9月在紐約強調，人民幣大幅升值將會造成中國嚴重的失業問題，會引發社會動蕩。當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在秋季年會期間用英文講起這一段時，研討會現場的幾百名聽眾都發出了會心的笑聲。 站在別人的角度上看待這個世界不是一件易事，站在一個其他國家的角度上來考慮問題就更不容易了。美國很多人也知道，中美之間經貿往來密切，共同利益大於分歧，但是中期選舉、民意支持率等短期政治衝動使得本該戴上遠視眼鏡的政客戴上了近視眼鏡。不過，這種「掩耳盜鈴」的做法並非解決美國經濟結構性難題的藥方。況且，傷害了鄰居和鄰國的感情，就像在木板上釘釘子，多年過後，釘子也許已經拔出去了，但洞留下了。 英文中有句諺語，叫做「自己活著，也得讓別人活」（Live and let live）。

當年日本是金融完敗還是諱勝為敗？

《環球財經》編委 張捷

我想問大家一個以為早有定論的問題，就是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的美日「金融戰爭」中，真的戰敗了嗎？主流看法認為，利用「廣場協議」，美國脅迫日本讓日元升值，通過犧牲日本解決了美國的「雙赤字」問題。「廣場協議」後，日元大幅升值，而日本在此後近20年中，經濟一蹶不振，似乎更證明了美國的「陰謀」和日本的「愚蠢」。時至今日，很多學者依然以此作為人民幣不能升值的理由。但是回顧一下歷史，看看「廣場協議」前後（1985.1-1987.12）各主要貨幣對美元的匯率變化：美元/日元：255→121（貶52.5%）美元/馬克：3.16→1.57（貶50.3%）美元/瑞郎：2.68→1.27（貶52.6%）美元/英鎊：0.885→0.530（貶40.1%）從數據看，美元的貶值，並不只針對日元，而是對大多貨幣都貶值了，而且，貶值幅度相當。所以，讓日本為美元貶值單獨買單的說法值得商榷。而且，把日本之後20年經濟蕭條的原因，歸咎到日元升值，也過於武斷。因為大幅升值的除了日元，還有馬克、瑞郎，為何德國和瑞士在之後的20年，沒有出現像日本的經濟倒退？或許日本在「廣場協議」之後將近20年的經濟倒退，其根源並不在日元升值本身，而是另有因由？我們注意到，正是在日元升值後，日本大量收購了海外的資源，如果沒有日元的升值，日本的資本恐怕不會那樣充足。而且日本大量在拉美和澳洲收購資源，要知道美國一直把太平洋和拉美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有一句我們熟悉的美國話——「美洲是美國人的美洲」，日本在美國人的後院挖掘資源，沒有美國的默許是不可能的，這應當就是日元升值的交換。結果就是日本取得了超過3.5萬億美元的海外資產，控制大量的海外資源，使得如今日本可以在鐵礦石和海運費的暴漲中左右逢源，日本取得這些資源，恰是依靠日本央行的貨幣投放來實現的，日元升值讓他們的購買成本極大地降低。與此同時，不要僅僅看日本對於美元的升值或貶值，對比其他國家的情況就知道問題的所在了。這期間中國人民幣兌美元的比率從1:3到1:5再到1:8，俄羅斯盧布兌美元更是貶得一塌糊塗，而拉美的金融危機也使各國貨幣貶值巨大，最後到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到了貨幣博弈發展後期，日元再度貶回來的時候，只是對於美元的貶值，而當時的強勢美元也是出於擠垮俄羅斯的需要，因為俄羅斯要出售資源購買民生必需品以維持國家的生存，與現在美國要縮水其超額債務的弱勢美元經濟政治環境根本不同。此時的日元貶值對於出口加工與日本競爭的中國和亞洲「小龍」們，實際上更加難受，因為日本需要進口的資源成本並沒有因貨幣貶值而受到壓力，堤內損失堤外補，日本以犧牲國內製造業而任由資本外流，換來了在全球囤積資源的優勢，這是捨棄短線謀求長期發展的舉措。同時在此過程中，人民幣對於美元貶值，對於日元就更貶值。當初日本給中國大量的所謂「援助無息貸款」立即就因為匯率的變動，而成為事實上的「高利貸」。在這樣的「金融戰爭」中，日本到底是勝是敗，其實有一個非常容易識別的方法，就是看這一階段其國家的社會經濟是在流入資源還是在流出資源，日本顯然屬於前者，流出資源的則是俄羅斯、拉美和中國。這樣的資源流出把俄羅所從此前的世界第二號強國變成了「國際乞丐」，拉美國家幾十年的經濟發展結果毀於一旦，中國廉價地賣石油、稀土等換取改革開放的第一桶金??整個過程中，日本和美國是資源流入國，是得利者，但是日本會哭，哭得很好很可憐，避免了世界的抵觸情緒，就如一個成功的富豪，低調地說自己沒有多少錢，反倒是暴發戶到處炫耀。在此過程中日本的資本因角逐海外市場，國內市場遭受了一定的影響，但是日本正好藉此進行產業調整，從勞動密集的出口加工的「工廠」變成了高附加值產品的世界中心，從工業社會跨越進入後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社會產業結構發生了根本改變。這些年日本的社會進步非常大，不要簡單地看經濟數據，更要看國家競爭力的加強，日本國內的老百姓是過了一些苦日子，但是換來了長久的利益。日本在所謂的金融戰敗的背後大賺了一筆，在底下偷著樂呢！《環球財經》編委白益民先生在新著《瞄準日本財團》一書中寫道：「日本這幾十年憑藉財團模式的發展，在海外掌握了大量的礦山資源，包括石油、天然氣、鐵礦石、銅、鎳、有色金屬。日本是世界最大的金銀鉛和銦的資源國，其銅、鉑、鉭也位居世界前三位，這個數據是對於日本國內積蓄的可回收金屬總量計算得出的。」回頭重新審視結果，美日之間這場所謂的「金融戰爭」，更像是一場「雙簧」，最後大輸家是前蘇聯，捎帶著拉美和亞洲「小龍」們、中國，成功地轉移了世界各國的視線，這不是美日之間的一場war，而是美日主導的一場影響全球博弈和資源再分配的game。認清當年美日「金融戰」中不為人關注的另一面，對於中國未來政策制定和國家戰略思維，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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