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們憑什麼否定「胡適思想批判」？

【摘要：當年的「胡適思想批判」並非沒有缺點，缺點是存在的，但是季羨林們誇大批判中的缺點，用歷史虛無主義態度籠統抹黑這場批判，是不得人心的。對於現代資本主義，我們當然不能一概排斥，而面對不可一世的通盤「華盛頓共識」，我們應該牢記毛澤東人民立國的總體性思想，牢記1954—1955年批判胡適的經驗，真正實施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

提要：1954—1955年思想文化界開展的「胡適思想批判」，是人民立國的需要，取得了重要成就。批判過程中雖然存在某些局限，但主流是正確的、積極的，絕不允許季羨林們用歷史虛無主義抹黑這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這場批判啟示人們：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毫不含糊地在意識形態領域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權和主導地位。

進入新時期以來，對1954—1955年「胡適思想批判」的議論多了起來。有的人以政治追究的姿態，維護胡適政治立場的反動性，有的人運用狡黠的修辭術，否定胡適實驗主義唯心論的消極性，有的人徹底否定那場批判。季羨林甚至認為，對胡適思想的批判「浪費了許多時間和精力」，「終成為『竹籃子打水，一場空』，亂鬨哄一場鬧劇」。1所有這些，都不是實事求是之論，而是用歷史虛無主義抹黑了那場思想批判運動。

其實，當時的那場批判為多種歷史合力所造就，帶有偶然性同時又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取得了重要成就。新中國初年幾次思想鬥爭的操作方式並非無可挑剔，也並非沒有錯誤的判斷，譬如對胡風的批判，那是從三四十年代積聚起來的左翼文藝內部宗派主義矛盾激化所釀成的一場悲劇。但對胡適的批判主導面沒有錯，那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革命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繼續，是人民立國的需要，是在意識形態領域確立馬克思主義領導權和主導地位的一項重要舉措。

一、1954—1955年開展「胡適思想批判」，最直接的原因在於胡適是馬克思主義和人民革命的死硬的反對派

1954—1955年，之所以展開「胡適思想批判」，最直接的原因在於胡適是馬克思主義和人民革命的死硬的反對派，他始終抵制和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始終反對和仇視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

1954年九、十月間，山東大學學生李希凡、藍翎在《文史哲》和《光明日報》分別發表《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評〈紅樓夢〉研究》兩篇文章，運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和方法批評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中的唯心論和形式主義觀點。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把《紅樓夢》看成為「作者自傳」，是曹雪芹「感嘆自己身世」的「情場懺悔」，「為十二釵作本傳」，是「怨而不怒的書」2。李、藍的文章正確指出，俞平伯評價《紅樓夢》「和胡適的目的不同」，但「都否認《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傑作，否認《紅樓夢》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會的人的悲劇……把《紅樓夢》歪曲成為一部自然主義的寫生的作品。」3

李、藍文章批評了俞平伯的觀點，同時也把俞平伯與胡適區分了開來，把胡適的反動性亮了出來。上個世紀20年代，胡適把杜威的實用主義(胡適直譯為實驗主義)引入《紅樓夢》研究，俞平伯、顧頡剛等人都受到他的影響，形成了一個胡適所稱謂的「新紅學」。這種「新紅學」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舊紅學」生硬比附、牽強索引的局限，又拋開了「舊紅學」滿足於文內評點的不足，能夠熔鑄觀點形成完整的文章。但是他們沒有能夠跳出「舊紅學」舊考據的窠臼,仍不能真正破曉《紅樓夢》的價值和藝術真諦。這些人中，俞、顧等人只是《紅樓夢》研究上的學術問題，而胡適做學術則帶著鮮明的政治目的性。

胡適談到自己從事《紅樓夢考證》和《水滸考證》，明確宣示：「少年朋友們，莫把這些小說考證看作我教你們讀小說的文章。這些都只是思想學問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這些文字里，我要讀者學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態度，一點科學方法。……用這個方法來做學問，可以無大差失;用這種態度來做人處事，可以不至於被人牽著鼻子走。……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教人一個不受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 4他以青年導師自命，要防止青年「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旨在抵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牽著青年的鼻子跟他一起效命於國民黨反動派，並且走進他設置的「全盤西化」的陷阱。

還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作為新文化陣營資產階級右翼的代表，當馬克思主義引起《新青年》同人中李大釗、陳獨秀的重視之後，便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堅決反對派。陳獨秀張揚民主和科學兩面旗幟(德先生和賽先生)，他可以和陳獨秀結成同盟，當陳獨秀走向社會主義，他就和陳獨秀分道揚鑣。李大釗歡呼十月革命的勝利，宣傳社會主義，他便與其相反對，以宣傳「主義」流於紙上空談、「被無恥政客利用」和同一主義的不一致為由，反對傳播馬克思主義。他說：「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做的事。」「……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人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裡面。比如『社會主義』一個名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這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國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這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危險嗎?」5這種「理由」顯系詭辯，壞的「主義」當然要識別之而予以杜絕，但好的「主義」是不能和壞的「主義」一鍋煮的。怎麼能夠因為有多種「社會主義」就取消了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必要性呢?所以李大釗對於胡適的用心進行了堅決的揭露，他針對胡適把問題與主義分割開來的做法，正確指出：「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的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交相為用的，這是並行不悖的。」6他直言宣告，並作擲地有聲地回擊：「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歡談談布爾什維主義的。當那舉世若狂慶祝協約國戰勝的時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勝利》的論文，登在《新青年》上。……我總覺得布爾什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像昭布在人類社會，不可一味聽信人家為他們造的謠言，就拿凶暴殘忍的話抹煞他們的一切。……我們惟有一面認定我們的主義，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為實際的運動;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使社會上多數人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那些貓、狗、鸚鵡、留聲機，儘管任他們給我們作頭銜那有閑工夫去理他!」7

「五四」之後，胡適的思想一直沒有變，始終是馬克思主義的自覺的敵人。關於他的思想，1930年，他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里有一段較為完整的表述，胡適說：

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8

他接著說：

從前陳獨秀先生曾說實驗主義和辯證法的唯物史觀是近代兩個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這兩種方法能合作一條聯合戰線。這個希望是錯誤的。辯證法出於海格爾(張按：黑格爾)的哲學是生物進化論以前的玄學方法。這兩種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中間隔了一層達爾文主義。達爾文的生物演化學說給了我們一個大教訓：說是教我們明了生物進化，無論是自然的演變，或是人為的選擇，都由於一點一滴的變異，所以是一種很複雜的現象，決沒有一個簡單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會有一步跳到之後可以一成不變。辯證法的哲學本來是生物學發達以前的一種進化理論;依他本身的理論，這個一正一反相毀相成的階段應該永遠不斷的呈現。但狹義的共產主義者都似乎忘了這個原則，所以武斷的虛懸一個共產共有的理想境界，以為可以用階級鬥爭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後又可以用一階級專政方法把持不變。這樣的化複雜為簡單，這樣的根本否定演變的繼續便是十足的達爾文以前的武斷思想，比那頑固的海格爾更頑固了。9

胡適的這些話有三層意思：一，他明確地告訴了他的思想歸屬，即他是唯心主義思想家赫胥黎和杜威的信徒，崇仰庸俗進化論和實驗主義;二，他歪曲辯證唯物論和唯物史觀，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等同於這之前的黑格爾的「唯心的辯證法」;三，他信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以反對所謂「狹義的共產主義者」為由，反對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中國革命，反對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和共產主義學說。

可見，胡適反對談「主義」是假，他反對談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是真，崇仰的是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及其相關哲學庸俗進化論和杜威實用主義。赫胥黎的庸俗進化論來自達爾文，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達爾文「第一次給了自然科學中『目的論』以致命打擊」，否定了上帝造人的神話。赫胥黎宣傳進化論並把它運用於社會問題的闡釋，對於打破凝固靜止的保守觀念具有積極作用，但是這種思想不能科學揭示歷史運動規律，囿於社會改良反對社會革命，陷入了機械的庸俗進化論，胡適接受的正是這種進化論。杜威的實用主義迴避哲學上的根本問題，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問題，用主觀經驗論和形而上學反對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抹殺真理的客觀性。胡適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等同於此前的黑格爾「唯心的辯證法」，其錯誤及其反動性導致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綜合了人類認識史的積極的成果，特別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合理部分，創造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這個偉大理論」，「在人類認識史上起了一個空前的大革命」10的粗暴否定。在從晚清到民國初年的語言環境中，庸俗進化論和唯心主義實證論雖然帶著自身的局限，但針對信守「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封建道學家，它使胡適在廢除文言、提倡白話文的歷史鏈條上作出了貢獻;但是當胡適出於頑固的資產階級右翼偏見，把這種唯心主義認識論、方法論用之於觀察社會革命運動，便突出地表現出對馬克思主義及其階級鬥爭和共產主義學說的敵對性，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學說的死硬反對派。

處在國民黨蔣介石大地主大資產階統治時期，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也並非沒有價值。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產人為什麼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用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於無產階級。」11與此相關，在中國無產階級主導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當中一般並不否定啟蒙理性的價值，只有當資產階級右翼提倡「自由、平等、博愛」同時又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視為洪水猛獸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人才予以辯證批判，揭露其實質。

胡適就是鼓吹「全盤西化」而又視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為洪水猛獸的資產階級右翼文人。出於深刻的階級偏見和認識論根源，他一輩子效忠於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國家政權，有些時候搞些小罵大幫的把戲，提倡「好政府主義」，但與馬克思主義勢不兩立，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勢不兩立。他崇仰西方資產階級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國家意識形態，把新起的社會主義蘇聯與法西斯主義的德、意相提並論，以作為「民主」的英、美的反襯。他要求中國共產黨人放棄革命的武裝，卻又支持蔣介石集團發動內戰。甚至企圖坐上「總統」寶座，作為美國培植的「第三勢力」代表，與蔣介石集團狼狽為奸。全國解放前夕，他追隨國民黨反動派逃離大陸，在赴美途中，攻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使「人民基本自由無法存在」。他讚揚蔣介石拒絕和平協定，在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後，仍然表示「堅定地用道義支持蔣總統」。在美國期間，他又是發表演說，又是寫文章，攻擊新生的人民政權，詛咒「共產黨徒」，誣衊人民革命的勝利「是莫斯科陰謀的實現」。從美國返回台灣後，為了表達對蔣介石集團的效忠，他借讀美國新自由主義者哈耶克的《到奴隸之路》(通住奴隸之路))，對自己20年代曾因去歐洲取道蘇聯談到「19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仰是社會主義」追悔莫及，表示「現在想起，應該有一個公開懺悔」。

全國解放後胡適雖然離開大陸，但他所投靠的美國帝國主義，他所繼續效忠的蔣介石集團，仍然是新生的人民政權的主要敵人，反動的意識形態，還在思想文化領域阻撓著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因此，與美國帝國主義、蔣介石集團及其代表人物的鬥爭，仍然是全國解放後一定歷史時期內建設人民政權和鞏固人民政權的必需;因此，對於胡適這樣一個人民革命的死硬的反對派，這樣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自覺的馬克思主義敵人的批判，實際上是人民革命的繼續。以至於1954—1955年的那場批判並沒有拘囿於《紅樓夢》研究，而是直指胡適及其資產階級唯心論，揭露和批判他反動的政治目的，引導廣大青年和文化工作者提高馬克思主義水平，迎接新的時代，投身新中國文化建設的高潮。

二、這場批判是人民立國的需要，是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領導權和主導地位的一項舉措

這場批判是人民立國的需要。它是毛澤東人民立國總體性思想的體現，是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領導權和主導地位的一項舉措，同時也是夯實人民新文化和新文學理論基石的一項舉措。

1954—1955年，我們已經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正在勝利地進行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的經濟基礎正在發生重大變革，這就要求必須建設並確立起與人民國家的新政治、新經濟相適應的國家意識形態。如果不是這樣，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相脫節，上層建築各要素之間譬如政治、法律與意識形態之間相脫節，就不可能穩固人民的新國家，就不可能全面實現人民的翻身解放。為此，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詞」中明確提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12這「核心力量」和「理論基礎」不但要體現在基本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建設當中，而且要體現在國家思想文化等意識形態的建設當中。廣大勞動人民所建設的新國家，不但在政治上、經濟上而且在思想文化上都必須堅定地確立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

實際上，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它領導的革命從來都不是單一的，而是遵循社會改造總體性原則，遵循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辯證運動的原則，全面致力於人民的翻身解放，致力於創建以人民為主導的現代民族國家。在土地革命時期的蘇區、抗日戰爭時期的各抗日民主根據地、解放戰爭時期的解放區，革命的主要方式是武裝鬥爭，但同時又須臾沒有放棄政治、經濟、文化的建設，以至全國解放後，往日的革命聖地便成了人民共和國的「搖籃」、「雛型」。延安時期，毛澤東曾經把武裝部隊的總司令朱德和文化革命的旗手魯迅並提，詼諧地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在毛澤東這裡，槍杆子、筆杆子都不能少，革命文化是動員民眾投身革命的思想武器，又是啟發民眾實現「全面的自由發展」的重要形式。

正是出於人民革命和人民政權建設的總體性觀念，全國解放之初，黨中央就在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及其意識形態領域展開了一系列相互聯繫的基礎性建設工程。就國家意識形態而言，毛澤東敏銳地注意到，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舊時代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已經和正在發生根本性變革，但是與新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關聯的「文化界」的「思想混亂」卻顯得十分突出。還在1951年，他從電影《武訓傳》的放映以及放映後的追捧，看到了黨和政府的文化部門對唯心論及其唯心史觀的無動於衷乃至盲從。思想文化領域裡的作家、學者、文化人有信仰和言論的自由，有信馬克思主義和不信馬克思主義自由，有信辯證唯物論和不信辯唯物論的自由，但是作為掌管國家意識形態的思想文化部門，如果放棄馬克思主義在這個領域的領導權和主導地位，把新中國文化事業當成為五花八門的意識形態俱樂部，顯然與人民立國的基本立場相違背。就文藝領域來說，還在延安時期，我們確立了「文藝的工農方向」，明確了「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全國解放前夕，在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上，我們把「工農兵方向」當作了人民文學的方向。這一方向的確立，本乎唯物史觀關於人民群眾歷史地位的科學認知，關於人民群眾在人類歷史和革命建設事業中的地位、作用和理想要求。文化、文藝部門的一些負責人可以宣傳「文藝的工農兵方向」，但從他們對於唯心論及唯心史觀的無動於衷乃至盲從，表明他們還不能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這一偉大的理論基石上來認識這一方向的科學性，來自覺、正確地貫徹和捍衛這一方向。

針對文化、文藝部門一些負責人對電影《武訓傳》宣揚改良主義和唯心史觀的無動於衷，對片面諛揚歷史上武訓的「行乞興學」現象，毛澤東專門為《光明日報》撰寫社論，希望展開「討論」，澄清混亂。他強調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13正是出於人民立國的總體性要求和與此相關的確立馬克思主義文化領導權的需要，他領導了對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

然而事隔三年之後，一些文化和文藝部門的負責人卻又在《紅樓夢》問題上阻攔「小人物」批判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毛澤東從中看到這些部門沒有能夠吸取教訓，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所以在專門寫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關同志的信中，特別指出：「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且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影時候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被人稱之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14

事情就是這樣。時當人民立國之際，思想文化領域的一些具體負責人的認識一時還難以抵達毛澤東思想的境地，還沒有看到建設與新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相適應的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性，他們的思想還沉睡在事務性管理、尊卑有序的工作慣性當中。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在黨內敲起了警鐘，繼而開展的這場對胡適的批判，其意義即在於在思想文化領域，明確了共產黨領導和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國家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和主導地位，從而構成了建設人民新國家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

三、這場批判進行了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和學習，是建國初期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這場批判取得了重要成就。它與建國初年人民立國所開展的經濟、政治和軍事的鬥爭相呼應，在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思想文化界進行了一次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和學習，是引導廣大知識分子、作家藝術家和勞動人民從唯心主義及其他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偉大運動。

馬克思主義學說由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個部分組成，其中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馬克思主義全部學說的哲學基礎。胡適防止青年被馬克思主義牽著鼻子走，最為要害的地方就在於鼓吹和推行實用主義和庸俗進化論，以癱瘓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哲學基礎。

當時的許多文章都準確抓住了胡適所信奉的杜威實用主義與辯證唯物論對立和鬥爭的根本性問題，即思維對存在的關係，揭露和批判胡適用主觀經驗論、形而上學和改良主義反對唯物論和辯證法，抹殺真理客觀性，反對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等主要思想。人們指出，歐洲近代哲學上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問題，並不是胡適所說的可以「不了了之」，而是迴避不了的根本問題，正如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批判馬赫主義時所揭露的，他們用「『經驗』掩蓋了哲學上的唯物論與唯心論的路線，並且把兩者之混淆不清捧為神聖」，以便販賣主觀唯心主義的種種貨色。人們正本清源，揭露胡適的老師杜威實用主義與貝克萊、馬赫、詹姆士的前後聯繫，廓清了胡適「實驗主義」的統系淵源。在批判胡適信奉的實用主義唯心主義認識論的同時，較為集中地剖析和清算了胡適「大膽設想，小心求證」的主觀主義方法論和「有用即真理」的唯心主義真理觀。對於「大膽設想，小心求證」，人們指出，「科學是允許假設的，科學當然更看重實證。假設是什麼?假設是從不充分的證據所歸納出來的初步意見。它還不能成為定論，但假如積累了更多的證據或經得起反證，它有成為定論的可能。所以真正的科學家倒是採取著相反的態度的，便是『小心的假設，大膽的反證』」。如果「先有成見的牽強附會，我田引水」，所得到的結果「自然只是一些主觀的、片面的、武斷的產物」。15胡適便是這種「我田引水」者，他的「實驗室方法」恰與科學的方法相背離。他們實驗主義的所謂的「經驗」、「事實」，是孤立、片面的「感覺的複合」，是主觀印記，運用形式邏輯大膽組織這些「感覺」，所得到的結論可以是「感覺的複合體」，但並不就是客觀真理。更為重要的是，方法論不能離開世界觀，離開辯證唯物論指導的「假設」與「求證」，在論述社會和歷史問題的時候只能走上歧途。馬克思主義告訴的是，要從整體去把握事實，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個別情況，「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繫去掌握事實，那末，事實不僅是『勝於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繫中去掌握事實，那末，事實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也不如」。在認識「社會現象方面，沒有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事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方法了。」16至於「有用即真理」，胡適講得很露骨，他說，「真理原來是人造的，是人造出來供人用的，是因為它們大有用處才以真理的美名的。我們所謂真理，原不過是人的一種工具，真理和我們手裡的這張紙，這條粉筆，這塊黑板，這把茶壺，是一樣的東西。都是我們的工具」。17其荒謬性一觸即見，批判者往往三言兩語便切中實質，揭露他從主觀好惡、個體私利、階級偏見出發杜撰「真理」，歪曲真理，「我即真理」的荒謬性，而在美國帝國主義肆虐全球的霸權語境中，這不外就是強權即「真理」、「強權即公道」。

在批判胡適奉行的實用主義和庸俗進化論的過程中，許多學者都能聯繫胡適在政治、教育、文學、歷史等領域的實際表現，進行具體清算。這些清算，實際上是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第一次對胡適在新文化運動及後來所作所為進行重新評價。清算過程中有些文章 辯證分析不夠，對胡適在歷史鏈條上的貢獻認識不足，但許多文章因為抓著了胡適庸俗進化論和主觀唯心論的要害，所以常常顯得尖銳深刻。譬如，有的學者把胡適充當「美國的文化買辦」、效忠於蔣介石反動集團、反對人民革命的政治立場和態度，同他的哲學認識論、世界觀、價值觀聯繫起來考察，較好地揭露了他政治思想的本質。18有的學者從胡適認識論方法論的非科學性和價值觀的局限性，揭櫫其文化及文學研究的存在問題，指出「他能考證出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但他證明偉大詩人屈原不存在。他看見一個塔的真偽，卻看不見帝國主義的存在。他只能運用些極簡單的索引、歸類的整理工作，能排一排年代，而不能解釋社會、歷史的最粗淺的現象。愈在歷史的關鍵問題上他就愈不顧事實，偽造證據」。19有的學者突破以「五四」為臨界機械劃割「新」與「舊」的文化闡釋定勢，指出白話文的提倡和實踐始於晚清文化和文學改良運動 ，「這一段的文化史和文學史可惜到現在還沒有比較系統深刻的研究和論述，所以關於它對『五四』前夜產生的文學革命的作用，也始終得不到正確的認識和評價」，由此聯繫胡適的言論，揭露他遮蔽這段史實「把白話文學的發明之冠竊取過來，放在自己頭上」， 把自己推上五四新文學運動神主牌「最高位置上」，為自己貼金的「短視自私」。20有的學者還對胡適為提倡白話尋求證據編寫的《白話文學史》的存在問題提出批判，文章沒有看到胡適借這部書推動白話文運動的初衷，有失之公允之處，但確實指陳了該書因為囿於庸俗進化論和唯心史觀而閹割古代優秀作品、歪曲傑出作家和文學遺產、無視和抹煞民族文化中被壓迫階級勞動人民和統治階級兩種文化的對立，從而導致對中國文學史認識的混亂的嚴重錯誤。

當然清算胡適的意義主要不在於清算了一個具體的胡適，而是在於借著對胡適的清算，在許多基本問題上，劃清了辯證唯物論與唯心論形而上學、與機械唯物論的界線，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界線，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和主導地位。批判胡適後思想文化教育部門學習馬克思主義成為風氣，一批學者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撰寫了一批較高質量的學術著作和教材，如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范文瀾的《中國通史》、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等等。對於這場批判的重要成就，上世紀80年代之前國內學界是形成共識的，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版的一些現代文化史和文學史都是持著肯定的態度。譬如以復旦大學陸士清為責任編委的二十二校編寫組編撰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在簡要敘述事件過程後，認為：「這場清算胡適唯心主義的鬥爭，儘管是從《紅樓夢》研究問題上引起的，但它的意義卻永遠超出了文學研究的範圍。它深刻地批判了帝國主義買辦文人胡適的反動思想，清算了美國資產階級實用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從而結束了三十多年來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對我國學術領域的統治。……鍛煉和壯大了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隊伍，促進了文藝理論批評工作的發展」，「特別是促進了知識分子和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從而進一步加強了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文化領域中的領導地位。」21

四、啟示：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必須毫不含糊地堅持馬克思主義領導權和主導地位

1954—1955年思想文化界開展的「胡適思想批判」至今已經60餘年，回顧當年的實際，聯繫在這之後的歷史，我們仍然可以從中獲得許多有益的啟示，而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即在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又給予經濟基礎以影響和反作用，意識形態作為上層建築的一個特殊門類，屬於思想、精神方面的「軟實力」，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必須毫不含糊地堅持馬克思主義領導權和主導地位。

「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22舉一足而動全身，「經濟社會」的變動實際上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矛盾運動在社會生產、交換和消費領域生出的可見景象;而發生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事情也並不是孤立的意識形態現象，它總是與「經濟社會」、與政治密切相關。50年代，就在我們清算「胡適思想」的時候，美國的杜勒斯們並不甘心失敗，仍然寄希望於中國內部的「和平演變」，企望中國青年接受西方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這些年來，在這個美國主導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制控全球的大環境中，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總是不斷興起風浪，一些黨內外的「精英」熱衷於資產階級的新自由主義、憲政民主、「普世價值」，掀動歷史虛無主義，挑戰社全主義基本制度，挑戰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高等學校，他們利用講壇、教材實行意識形態滲透。就歷史的聯繫而言，這其實是在繼續當年胡適妄圖依附美國「全盤西化」的未盡「事業」。

欲變其國必變其國魂，這個道理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家思想家清楚，欲在中國實行通盤「華盛頓共識」的「文化買辦」們也清楚。1933年3月22日，《申報·北平通訊》報道：胡適說「(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對此，魯迅在《出賣靈魂的秘訣》中揭露說：「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導師。但是從中國小老百姓方面說來，這卻是出賣靈魂的唯一秘訣。」23他把胡適看得很准，尖銳地剝露了胡適的深層意涵：圖謀日本人用他們的國家意識形態「征服中國民族的心」。1954—1955年批判胡適的時候，有的學者也同樣從胡適販賣實用主義、追隨美國推崇「全盤西化」的行徑看到了這一點，他們說，「胡適的買辦文化的作用是為美帝國主義征服中國人的心。」24胡適的這個用心，那些與胡適心靈相通的「公知」們也並不迴避，90年代「新啟蒙」運動中的一個代表人物就揚言，胡適「的真正價值還是在他畢生掛懷、一貫堅持的中國的民主、法治、憲政上。……百年回首，道路不可能不是迂遠的，然而也只有耐著性子走下去，畢竟這是全人類遲早要走的必由之路」。25此人否認因為國家性質不同民主、法治、憲政問題上應該有階級的區分，因此我們必須給以揭穿和補充：他所提倡的是資產階級國家的民主、法治和憲政;他們要為胡適翻案，其用心就是妄圖用西方資產階級這套東西征服中國民族、中國人民的心。當年的「胡適思想批判」並非沒有缺點，缺點是存在的，對胡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重要貢獻，在近現代學術史鏈條上的成績，在提倡整理古代文化遺產上的作用等，都缺乏必要的肯定。但是季羨林們誇大批判中的缺點，用歷史虛無主義態度籠統抹黑這場批判，是不得人心的。對於這場批判，毛澤東在1957年作過辯證分析，他說：「我們開始批判胡適的時候很好，但後來就有點片面性了，把胡適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後要寫一兩篇文章補救一下。」26他從尚待解決的存在問題談事，但對於「很好」的成績是充分肯定的，體現了人民領袖、偉大馬克思主義者的科學的理性精神。

可見，面對不可一世的通盤「華盛頓共識」，我們應該牢記毛澤東人民立國的總體性思想，牢記1954—1955年批判胡適的經驗，真正實施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對於現代資本主義，我們當然不能一概排斥，西方發達國家中屬於人類歷史進程中好的東西，我們要吸收過來，但是對於以私有化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基本制度及其國家意識形態，我們決不能複製，決不能「全盤西化」，必須把它放在辯證批判的歷史審判台上。社會主義條件下批判資產階級的方式是多樣的，第一種方式是通常情況下常規性文化批評，第二種方式是當某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危害國家政權和意識形態建設，或者當國家意識形態尚處在初建階段，就必須經由相關部門、社會團體有引導的適時展開主動積極的文化鬥爭，就跟當年的「胡適思想批判」一樣。形式雖然不同，但也都要正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現在有一種傾向，籠統否定第二種方式，這是一個嚴重的教訓。80、90年代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鄧小平最為堅持也講得最多，但是黨內某些人硬是憑藉手中的權力淡化它，消氓它，在領導權和主導地位上與資產階級講統一戰線，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進攻，姑息養奸，不提，不管。事情的結果是，你退一步它進三步，你不切實有效地堅持馬克思主義領導，它就會在意識形態部門從各個環節蠶食和消解馬克思主義領導權，甚至形成一種體制性隱型存在。這個沉重的教訓，應該引起切實的反省。在這個現代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在這個從舊社會、舊制度而來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意識形態領域不可能純粹化;也正因為如此，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權和主導地位就決不能夠含糊。而且，批判資產階級的方式也決不能只是滿足於某一種，而是兩種方式都要科學掌握，適時適事有效而用，以形成常態化。

注釋：

1 季羨林：《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胡適還是魯迅》，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116—117頁。

2 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69—86頁。

3 李希凡、藍翎：《〈紅樓夢研究〉》，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報》。

4 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文集》，第5卷，歐陽哲生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518—519頁。

5 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1919年7月20日《每周評論》第三十一號。

6 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1919年8月17日《每周評論》第三十五號。

7 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1919年8月17日《每周評論》第三十五號。

8 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文集》，第5卷，歐陽哲 生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508頁。

9 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文集》，第5卷，歐陽哲生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508頁。

10 毛澤東：《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橫排本，278—279頁。

11 《毛澤東選集》第3卷，106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根據1953年5月第1版重印。

12 毛澤東：《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133頁。

13 毛澤東：《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毛主席關於文學藝術的五個文件》，人民出版社1967年，6頁。

14 毛澤東：《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毛主席關於文學藝術的五個文件》，人民出版社1967年，10頁。

15 郭沫若：《三點建議》，《胡適思想批判》，第1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年，30—31頁。

16 列寧：《統計學和社會學》，《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頁。

17 胡適：《實驗主義》，《胡適文集》，第2卷，歐陽哲生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223頁。

18 參見李達《胡適政治思想批判》(《胡適思想批判》第2輯)、艾思奇《胡適實用主義哲學的反革命性和反科學性》(《胡適思想批判》第2輯)等文章。

19 任繼愈：《胡適的實驗主義思想方法批判》，《胡適思想批判》第1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年，83頁。

20 參見鍾敬文：《胡適在新文學運動上作用的重新估價》，《胡適思想批判》，第4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年，262頁;黃葯眠：《胡適的反動文學思想批判》，《胡適思想批判》，第5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年，171頁。

21 二十二院校編寫組：《中國當代文學史》(1)，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57—58頁。

22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657頁。

23 魯迅：《出賣靈魂的秘訣》，《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76頁。

24 汪子嵩、王慶淑、張恩慈、陶陽、甘霖：《批判胡適的反動政治思想》，《胡適思想批判》第1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年，29頁

25 李慎之：《回顧」五四「學習民主——給舒蕪談魯迅、胡適的信》，《胡適還是魯迅》，謝冰編，工人出版社2003年，33頁。

26 《毛澤東傳》，上卷,，逄先知、金沖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298頁。

原標題：《1954—1955年「胡適思想批判」之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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