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頂尖密碼演算法專家是個半盲人 

記者歐陽春艷/文

陳景潤

童第周

王元

潘承彪

華羅庚

著名作家薩蘇自幼在中國科學院大院長大，與華羅庚、陳景潤、童第周等「神仙人物」為鄰，其父師從華羅庚。2005年起，薩蘇便根據自己的童年經歷，在網上連載科學家的故事。他於近期結集出版《高牆深院里的科學大腕》一書，真實還原了一群當代科學家過往的人生傳奇。

他們是

士文化的一部分

他們是

士文化的一部分

記者歐陽春艷/文

作為「70後」、「80後」，我們「長大要當科學家」的理想，很多是因為華羅庚、陳景潤這樣的數學家而樹立起來的。在我們小的時候，他們的故事因為報告文學、新聞報道而廣泛流傳，他們幾乎是每個普通國人心中的「民族英雄」。

對數學家們的宣傳固然精彩，但也許是為了突出他們在科研上的專註，有不少文章圍繞著陳景潤先生走路撞樹、或者張廣厚先生吃饅頭蘸墨水之類的軼事做文章。一時間，在對科學家們崇拜之餘，我們便把心目中的科學家反串成了不分五穀、手無縛雞之力的老夫子。

其實，這些科學家的真實生活鮮為人知。薩蘇因特殊的成長經歷，自幼與科學界的傳奇人物們零距離接觸，也讓他對科學院里的人和事兒懷有獨特的情懷。他記憶中那些把楊花當成毛毛蟲、每天騎著自行車取牛奶的叔叔，正是國際上赫赫有名的學界傳奇。

薩蘇並非只想在書里告訴大家一些中科院里的奇聞軼事，他有自己的堅持。這裡不只是他度過童年的地方，更是他的精神家園。「中科院這個地方，是浮躁時代里的一方凈土。不論是政壇風起雲湧的年代，抑或是今天，中科院都能保存一點傳統士文化的影子。像章照止先生這樣的數學家，身上有傳統大匠的精神，一個半盲的人追求的不是物質上的富足，而是精神上的東西。我認為都是士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作為文明的一部分傳遞給下一代的。」

章照止：「中國的眼睛」基本看不清東西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國際上一直認為，中國有一個神秘的人物，在他的面前，設計多麼巧妙的密碼都如同草芥，他們把他叫作「中國的眼睛」。其實，「中國的眼睛」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小組，如果一定要把它聚焦在一個人的身上，那就是中國科學院系統所研究員章照止先生，我國最出色的密碼演算法專家。

大家可能認為章照止這樣的密碼演算法專家，一定有非常隱蔽的住所、強力的保安等等。然而，章先生就住在中科院數學所的平房裡，上班來，下班走，和一個普通研究人員毫無二致。他住著小小的兩間紅磚房，門前和每家一樣搭起一個油氈的小棚，那裡面放的是他家過冬燒的蜂窩煤。有一次，美國海軍的專家要求見章先生，這令中國方面十分為難。盛情難卻，最後數學所提出一個無奈的方案，請一位院領導暫時搬家，讓章先生住進去，先應付了客人再說。

薩蘇說：「章先生不是軍人，只是一個學者。他只根據截獲的密碼提供演算法，至於解出來的東西是蘇軍的摩托化師駐紮地點還是三個月的菜譜，他根本就不知道。」

可惜的是，雖然被外國人稱為「中國的眼睛」，章照止先生的眼睛卻基本看不到東西，而且，是從幼年就這樣了，屬於遺傳。薩蘇回憶：「我放學回來，常看到他在家門外坐著工作，小桌、板凳，章先生彎成弓一樣的身子，很厚很厚的鏡片，緊緊地貼在書頁上。很難想像這樣的一個半盲人，怎樣在數學的世界裡摸索，而且走得那樣精彩。」

王元：西瓜吃的是容積

中國的很多數學家們大名鼎鼎，但生活依舊清貧。在薩蘇眼中，中科院院士、著名數學家王元先生卻是一位能將清貧生活過得有滋有味的學者。

有一次，時任數學所所長的王元先生陪著夫人去買西瓜。瓜販懶得稱重，分大瓜小瓜賣，大瓜三塊一個，小瓜一塊一個。看著大瓜小瓜尺寸差別不是很大，很多人都拚命往小瓜那邊擠。王太太好像也是這樣，卻聽見王元先生說：「買那個大的。」

「大的貴三倍呢……」太太猶豫。「大的比小的值。」王先生說。王太太挑了兩個大瓜，交了錢，看看別人都在搶小瓜，又有些猶豫。

王先生看出她的猶豫，笑笑說：「你吃瓜吃的是什麼？吃的是容積，不是面積。那小瓜的半徑是大瓜的三分之二稍弱，容積可是按三倍平方算的。小的容積不到大的30%，當然買大的賺。」

王太太點點頭，又搖搖頭：「你算得不對，那大西瓜皮厚，小西瓜還皮薄呢，算容積，恐怕還是大的吃虧。」卻見王先生胸有成竹，點點頭道：「嘿嘿，你別忘了那小西瓜的瓜皮卻是三個瓜的，大西瓜只有一個，哪個皮多你再算算表面積看。」

「其實從事數學研究的也是普通人，離開數學，他們都和大伙兒一樣個性鮮明。我所接觸過的科學院一些老大就頗有些生活能力超越常人的傢伙。比如搞資訊理論的楊輝文先生，分筋錯骨手內外兼修，等閑武打影星未必是他對手；人稱中國硬體大王的萬加雷先生，火車上一副撲克玩得幾個騙子幾乎烏江上吊。」薩蘇笑稱。

潘承彪：他出的高考題難倒了99%考生

著名數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潘承彪先生與薩蘇父母有著很深的交往，薩蘇因此得知了潘先生有一個「可惡」的秘密——他曾經在高考中出了一道難倒眾人的題目，到現在說起來還有不少當年參加高考的人們記得，只不過找不著正主兒是誰。

有一年，教育部找到潘先生出了一道高考題。「科學院數學所的孩子們沒一個敢找自己老爹輔導數學的，我們都知道那肯定是越講越糊塗。可以想像，剛跟一幫杠頭PK完哥德巴赫猜想，忽然讓他給小孩子們出題，不出亂子那才怪呢。」薩蘇說。那一年，考數學的孩子們果真都卡在了潘先生這道題上，這道題答對了的人不到1%。

是太難嗎？那倒不是，潘先生知道不能拿微分方程折騰孩子們，他琢磨著越簡單越好吧。就出了一道特別簡單的題——請證明勾股定理。

對高考的學生來說，這實在太簡單了！但就是因為太簡單，根本沒有幾個學生還記得這東西怎麼證。勾股定理嘛，簡直像地球是圓的那麼自然，但是證明？這東西還要證明嗎？

十年寒窗，苦苦猜題，遇到這樣一道令人目瞪口呆的東西，下來以後，學生老師沒有不罵的——這誰呀，出這種題！

「那些天，潘先生就總是灰溜溜的，對議論高考的人很敏感。見到同僚，一個勁兒地囑咐：人家要問，你可千萬別說那道題是我出的啊。」薩蘇說，「時隔數十年再揭開這個謎底，潘先生應該不會反對了。相信當年的學生們也早想開了，反正大伙兒都掛了，又不是我一個」。

《高牆深院里的科學大腕》

薩蘇著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