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頂尖密碼演算法專家是個半盲人
《高牆深院里的科學大腕》揭秘中國「數學大腕」 |
世界頂尖密碼演算法專家是個半盲人 |
記者歐陽春艷/文 陳景潤 童第周 王元 潘承彪 華羅庚 著名作家薩蘇自幼在中國科學院大院長大,與華羅庚、陳景潤、童第周等「神仙人物」為鄰,其父師從華羅庚。2005年起,薩蘇便根據自己的童年經歷,在網上連載科學家的故事。他於近期結集出版《高牆深院里的科學大腕》一書,真實還原了一群當代科學家過往的人生傳奇。 他們是 士文化的一部分 他們是 士文化的一部分 記者歐陽春艷/文 作為「70後」、「80後」,我們「長大要當科學家」的理想,很多是因為華羅庚、陳景潤這樣的數學家而樹立起來的。在我們小的時候,他們的故事因為報告文學、新聞報道而廣泛流傳,他們幾乎是每個普通國人心中的「民族英雄」。 對數學家們的宣傳固然精彩,但也許是為了突出他們在科研上的專註,有不少文章圍繞著陳景潤先生走路撞樹、或者張廣厚先生吃饅頭蘸墨水之類的軼事做文章。一時間,在對科學家們崇拜之餘,我們便把心目中的科學家反串成了不分五穀、手無縛雞之力的老夫子。 其實,這些科學家的真實生活鮮為人知。薩蘇因特殊的成長經歷,自幼與科學界的傳奇人物們零距離接觸,也讓他對科學院里的人和事兒懷有獨特的情懷。他記憶中那些把楊花當成毛毛蟲、每天騎著自行車取牛奶的叔叔,正是國際上赫赫有名的學界傳奇。 薩蘇並非只想在書里告訴大家一些中科院里的奇聞軼事,他有自己的堅持。這裡不只是他度過童年的地方,更是他的精神家園。「中科院這個地方,是浮躁時代里的一方凈土。不論是政壇風起雲湧的年代,抑或是今天,中科院都能保存一點傳統士文化的影子。像章照止先生這樣的數學家,身上有傳統大匠的精神,一個半盲的人追求的不是物質上的富足,而是精神上的東西。我認為都是士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作為文明的一部分傳遞給下一代的。」 章照止:「中國的眼睛」基本看不清東西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國際上一直認為,中國有一個神秘的人物,在他的面前,設計多麼巧妙的密碼都如同草芥,他們把他叫作「中國的眼睛」。其實,「中國的眼睛」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小組,如果一定要把它聚焦在一個人的身上,那就是中國科學院系統所研究員章照止先生,我國最出色的密碼演算法專家。 大家可能認為章照止這樣的密碼演算法專家,一定有非常隱蔽的住所、強力的保安等等。然而,章先生就住在中科院數學所的平房裡,上班來,下班走,和一個普通研究人員毫無二致。他住著小小的兩間紅磚房,門前和每家一樣搭起一個油氈的小棚,那裡面放的是他家過冬燒的蜂窩煤。有一次,美國海軍的專家要求見章先生,這令中國方面十分為難。盛情難卻,最後數學所提出一個無奈的方案,請一位院領導暫時搬家,讓章先生住進去,先應付了客人再說。 薩蘇說:「章先生不是軍人,只是一個學者。他只根據截獲的密碼提供演算法,至於解出來的東西是蘇軍的摩托化師駐紮地點還是三個月的菜譜,他根本就不知道。」 可惜的是,雖然被外國人稱為「中國的眼睛」,章照止先生的眼睛卻基本看不到東西,而且,是從幼年就這樣了,屬於遺傳。薩蘇回憶:「我放學回來,常看到他在家門外坐著工作,小桌、板凳,章先生彎成弓一樣的身子,很厚很厚的鏡片,緊緊地貼在書頁上。很難想像這樣的一個半盲人,怎樣在數學的世界裡摸索,而且走得那樣精彩。」 王元:西瓜吃的是容積 中國的很多數學家們大名鼎鼎,但生活依舊清貧。在薩蘇眼中,中科院院士、著名數學家王元先生卻是一位能將清貧生活過得有滋有味的學者。 有一次,時任數學所所長的王元先生陪著夫人去買西瓜。瓜販懶得稱重,分大瓜小瓜賣,大瓜三塊一個,小瓜一塊一個。看著大瓜小瓜尺寸差別不是很大,很多人都拚命往小瓜那邊擠。王太太好像也是這樣,卻聽見王元先生說:「買那個大的。」 「大的貴三倍呢……」太太猶豫。「大的比小的值。」王先生說。王太太挑了兩個大瓜,交了錢,看看別人都在搶小瓜,又有些猶豫。 王先生看出她的猶豫,笑笑說:「你吃瓜吃的是什麼?吃的是容積,不是面積。那小瓜的半徑是大瓜的三分之二稍弱,容積可是按三倍平方算的。小的容積不到大的30%,當然買大的賺。」 王太太點點頭,又搖搖頭:「你算得不對,那大西瓜皮厚,小西瓜還皮薄呢,算容積,恐怕還是大的吃虧。」卻見王先生胸有成竹,點點頭道:「嘿嘿,你別忘了那小西瓜的瓜皮卻是三個瓜的,大西瓜只有一個,哪個皮多你再算算表面積看。」 「其實從事數學研究的也是普通人,離開數學,他們都和大伙兒一樣個性鮮明。我所接觸過的科學院一些老大就頗有些生活能力超越常人的傢伙。比如搞資訊理論的楊輝文先生,分筋錯骨手內外兼修,等閑武打影星未必是他對手;人稱中國硬體大王的萬加雷先生,火車上一副撲克玩得幾個騙子幾乎烏江上吊。」薩蘇笑稱。 潘承彪:他出的高考題難倒了99%考生 著名數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潘承彪先生與薩蘇父母有著很深的交往,薩蘇因此得知了潘先生有一個「可惡」的秘密——他曾經在高考中出了一道難倒眾人的題目,到現在說起來還有不少當年參加高考的人們記得,只不過找不著正主兒是誰。 有一年,教育部找到潘先生出了一道高考題。「科學院數學所的孩子們沒一個敢找自己老爹輔導數學的,我們都知道那肯定是越講越糊塗。可以想像,剛跟一幫杠頭PK完哥德巴赫猜想,忽然讓他給小孩子們出題,不出亂子那才怪呢。」薩蘇說。那一年,考數學的孩子們果真都卡在了潘先生這道題上,這道題答對了的人不到1%。 是太難嗎?那倒不是,潘先生知道不能拿微分方程折騰孩子們,他琢磨著越簡單越好吧。就出了一道特別簡單的題——請證明勾股定理。 對高考的學生來說,這實在太簡單了!但就是因為太簡單,根本沒有幾個學生還記得這東西怎麼證。勾股定理嘛,簡直像地球是圓的那麼自然,但是證明?這東西還要證明嗎? 十年寒窗,苦苦猜題,遇到這樣一道令人目瞪口呆的東西,下來以後,學生老師沒有不罵的——這誰呀,出這種題! 「那些天,潘先生就總是灰溜溜的,對議論高考的人很敏感。見到同僚,一個勁兒地囑咐:人家要問,你可千萬別說那道題是我出的啊。」薩蘇說,「時隔數十年再揭開這個謎底,潘先生應該不會反對了。相信當年的學生們也早想開了,反正大伙兒都掛了,又不是我一個」。 《高牆深院里的科學大腕》 薩蘇著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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