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為何多實幹家

在唐太宗的倡導下，唐朝官場一掃空談之風、浮華之風，崇實、務實精神大為發揚。唐朝的良相正是在這種風氣下湧現出來的。

唐朝多良相，與唐太宗崇尚實幹有關

唐朝多能臣、才臣，為漢朝和宋朝所不及，這是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一書中告訴我們的。唐朝多良相。洪邁《容齋隨筆》一書說：西漢宰相共45人，而唐朝宰相有300餘人。其中能稱為一代名相的，除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之外，還有魏徵、王珪、褚遂良、狄仁傑等19人。他們的事迹、功業是漢朝的那些宰相不能比擬的。唐朝的良相都是實幹家。唐朝為何多實幹的宰相？答曰：跟唐太宗反對空談，崇尚實幹有關。

據《資治通鑒》，貞觀二年（628年），唐太宗對大臣們說：「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生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唐太宗講到了南朝梁武帝君臣的空談，以及梁武帝第七個兒子梁元帝蕭繹的空談。

唐太宗還對監修國史的宰相房玄齡說：「朕近來讀《漢書》，書中收入的《子虛賦》《上林賦》，浮華無用。本朝修國史，議論朝政的奏章，凡文字、議論懇切、率直的，不管我是否採納，都要收入國史中。」唐太宗說的是文風，但又不局限於文風，實際上還講了官場風氣。他要求力戒浮華不實，崇尚樸實、率直。魏徵的諫諍就體現了唐太宗提倡的文風和作風。

在唐太宗的倡導下，唐朝官場一掃空談之風、浮華之風，崇實、務實精神大為發揚。唐朝的良相正是在這種風氣下湧現出來的。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是他們的代表。

房玄齡善於謀劃，杜如晦長於決斷，唐太宗十分讚賞二人的務實精神

唐太宗即位之初，對文武百官論功行賞，房玄齡的功勞排在第一。唐太宗曾要求宰相王珪，當著別的宰相的面，對他們一一加以評論，並且要跟自己作比較。王珪評房玄齡說：「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他說房玄齡為了國家，專心一意，勤勉不懈。王珪有知人之明，他的話是符合事實的。

據唐太宗說，房玄齡和杜如晦每天都要親自聽取數百起關於訴訟案件的彙報。唐太宗一方面讚賞二人的務實精神，一方面又要求他們把具體事務交給下屬去辦，集中精力抓一些大事。

房玄齡的一大功績是領導了機構改革。貞觀元年（627年），唐太宗對房玄齡等說：任命的官員不必多，但要稱職。優秀的官員，少一些，也能辦好事情；不良的官員，多了也沒用。他要求房玄齡等本著「量才授職，務省官員」的原則，制定全國官員編製。房玄齡等擬定了全國文武官員730名（一說640名，一說643名）的編製。唐太宗批准了這個編製，並且說：我以這個編製安置天下賢才，夠了。這次機構改革達到了省官和提高效能的目的。

房玄齡的另一大功績是按照唐太宗的要求，參考隋律，主持制定唐律（貞觀律）。貞觀律跟古代刑法相比，死刑減少一大半，得到廣泛好評。《資治通鑒》記載：房玄齡等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跟隋律相比，降死刑為流放九十二條，降流放為徒刑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這是一部有重大意義的法典，影響深遠。

房玄齡還推薦了杜如晦，稱他為「王佐之才」，即輔佐帝王之才。說是治理國家，非杜如晦不可。

杜如晦為人機敏，軍國事務繁冗，他一一剖明、決斷，毫不遲疑，連同時代的一些名人都佩服他。房玄齡每次在唐太宗那裡討論政事，都要說，杜如晦不在這裡，此事不能謀劃。房玄齡和杜如晦，一個善於謀劃，一個長於決斷。兩人相知甚深，同心協力輔佐唐太宗。

杜如晦與房玄齡共掌朝政。中央政府的機構設置及典章制度，都是兩人所定，被當代人所稱譽。人們談起良相，必定要說，房、杜是良相。

杜如晦掌管文官銓選、封賞、考績，深知銓選的弊端，有改革之意。據《貞觀政要》一書記載，貞觀三年，太宗對杜如晦說：近來吏部選拔官吏，只看其言談、文筆，不了解其德行。數年之後，本性暴露，犯了重罪，雖被懲處，但百姓已受其害。他問杜如晦：如何才能得到善良的人呢？杜如晦回答說：漢朝選官，先由州郡選，要了解被選拔的人在本鄉本土的一貫表現，然後推薦到朝廷，所以漢代人才濟濟。本朝每年集中選拔人才，都有幾千人參加。有些人外表忠厚，言談得體，為人到底如何，難以知悉。選拔官員的方法還是有問題，所以選不到真正的人才。唐太宗準備參照漢朝的做法，對選拔官員的制度進行改革，後來因故沒有實行。

杜如晦英年早逝，46歲就去世了。唐太宗痛悼不已。有一次吃瓜，吃了一半，想起了杜如晦，馬上派人把剩下的半個瓜送到杜如晦靈前祭奠。

姚崇機警務實，宋璟革除舊弊，二人推動了唐朝的多項改革

姚崇聰明機警。他是武則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並且都兼兵部尚書。由下面一件事情可以看出他的務實精神：有關邊境軍營、哨所、兵馬、軍械、物資的數字，他這位兵部尚書無不默記於心。

唐玄宗在即位次年（713年），召見了時任同州刺史的姚崇，向他諮詢天下大事，姚崇滔滔不絕地作了回答。玄宗要任他為相，姚崇提出了條件，他說：我有十條建議，陛下如不能採納，我就不能當這個宰相。十條中有：改變武則天時代以來嚴刑峻法治理國家的做法，實行仁政；姦邪之人觸犯法律，不得網開一面，執法要從皇帝身邊的人開始；武則天時，重要位置的官員的任命，取決於宦官，不能讓宦官再干預政治。玄宗說，這十條我都能實行。第二天，玄宗就任命姚崇為宰相。

當時正值外戚、公主幹政之後，綱紀廢弛，吏治敗壞。唐睿宗末年，宰相多至17人，擔任中央各部要職的官員數不勝數，機構臃腫，無法運轉。姚崇裁汰冗官，嚴格選拔官員，量才錄用，改變了官員冗濫、效率低下的狀況，收到了「天子責成於下，而權歸於上」的效果。

玄宗開元三年（715年），山東爆發大蝗災，這對姚崇的膽識和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是一大考驗。據王讜《唐語林》及《新唐書·姚崇傳》，當時迷信盛行，上至皇帝，下至百官，都認為蝗災是天災，捕殺蝗蟲違背天意。姚崇敢於向迷信和愚昧宣戰。他對玄宗說：《詩經》雲，要將螟、螣、蟊、賊等害蟲「秉畀炎火」，扔進火中燒死，這是滅蝗之術。古人這樣做，陛下也可以這樣做。只有用此法滅蝗，才能「安農除害」，這是國家大事。玄宗這才相信，捕殺蝗蟲有古書作依據；但對殺滅蝗蟲還是信心不足。他問姚崇蝗蟲能否殺滅，姚崇說：魏朝山東發生蝗災，沒有捕蝗，以致人相食。後秦發生蝗災，草木皆盡，牛馬沒有草吃，只得吃自己身上的毛。蝗災牽涉到國家的安危，滅蝗縱然不能盡，也比養以遺患好。玄宗同意他的看法。姚崇派出御史到各地督促滅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仍認為蝗災是天災，認為要用「積德」的辦法滅蝗，對捕蝗有抵觸。姚崇一方面跟他說理，一方面警告他：坐視蝗蟲吞食禾苗，忍心不救，導致沒有收成，你這個刺史怎麼說？倪若水害怕了，於是發動捕蝗，捕得14萬擔。山東連歲蝗災，由於領導得力，督促指導有方，終於平息蝗害，避免了顆粒無收和大饑荒。

姚崇從宰相位置下來之前，向玄宗推薦廣州都督宋璟接替自己的工作。宋璟卓有成效的改革有多項。在任廣州都督時，當地土著居民多住茅屋，宋璟教人燒瓦，將草房店鋪改成瓦屋，即使發生火災，也不會延燒一大片。廣州吏民為宋璟立「遺愛碑」，宋璟上奏玄宗：請皇上下令，從我開始，禁立「遺愛碑」。玄宗採納了他的意見，從此各地都不敢立「遺愛碑」。

唐朝有一項制度，各地每年都要派遣朝集使（漢朝叫上計吏），於十月二十五日趕到京城，向朝廷報告地方政務和財政情況。春節這一天，朝集使所帶貨物，都放在圓形竹筐里，陳列於殿庭。春天，朝集使返回前，大多陞官。宋璟奏請一律退回朝集使所送貨物，以革其弊。

唐中宗時，韋後及太平、安樂、長寧公主等賣官，殺豬、賣酒的，只要花錢30萬，就能得到官職。這種官稱為「斜封官」（因韋後及公主們降墨敕，斜封，交中書省授官，故稱「斜封官」）。這種歪風至唐睿宗時仍很盛。前後掌管銓選的宰相都被權門所控制，官吏的選拔、任用亂了套。《舊唐書》說，宋璟任宰相、掌管吏部後，與吏部侍郎李乂、盧從願等「大革前弊，取捨平允，銓綜有敘」。

唐玄宗開元十八年（730年）裴光庭任宰相，兼吏部尚書。本來銓選官員的機構，在確定官員或升或降時，只看人能力如何，能力強的，或破格升遷；能力差的，或終老於低級官職。裴光庭一改這種做法，開始按照論資排輩提拔官員。平庸、愚蠢，多年沒有升遷的，都喜出望外，歡呼雀躍，把裴光庭當作聖人崇拜。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恨、嘆息。史書說，裴光庭之弊法，後人沿襲，不能革除。宋璟反對裴光庭的弊法，但不是他能革除的，習慣勢力太強大了。

唐朝的良相，不但都是實幹家，有些還很清廉，甚至清貧。據《貞觀政要》，岑文本住房低矮潮濕，戴胄居室「弊陋」，溫彥博、魏徵死後，唐太宗才知兩家都沒有正廳。據《資治通鑒》，姚崇無宅第，寓居罔極寺（後改興唐寺）。王夫之《讀通鑒論》則說：「開元之世，以清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勁，盧懷慎清而慎，張九齡清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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