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學的困境!

中國政治學的困境!

政治和政治學應該是兩回事,前一種關注政治事務的實際運行,後一種關注普遍意義政治上的公平和正義。

日裔美國學者福山已經說過,自由民主終結了歷史。這對政治學理論無疑宣布了一項死刑,前人對於自由民主的理論已經為政治學找到了世界上最公平正義的政治制度。政治學作為一門理論,已經在歷史上拉下帷幕。

當一門學問的理論找到了最終方向的時候,關於這門學問的經驗追溯就會成為主流,所以政治科學開始大行其道。所有的國家和民族將被作為科學實驗工具,以期為政治對策來充當顧問工具,探討政治實際運用過程中將危害減到最小。而另一方面,政治學理論開始更深的細化,對宗教,對歷史,對文化開始微小的接連,以期從裡面找到超出當下的精神寄託。而政治學作為一門思考的學問,對於我們這些後輩者來說,似乎只需理解和彪揚。 又似乎談到中國的自由民主進程,理論家又要批判我們功利化。可是政治本身不就是一門思考關於公共制度的公平和正義么,我相信理論界對於自由民主的共識已經是視其為政治學的主流,甚至是唯一。既然思考前人已經給我們帶來了,所以我覺得作為從事政治學研究和把政治學當做興趣的人都應該有責任去致力於中國的自由民主進程。我們許多政治學人一看政府的軍隊實力和警察勢力實在太強大,於是開始一個個犬儒起來,揣著明白裝糊塗。個別的人開始開始了延伸的「旁門左道」,不管是新左派還是施密特,都是這樣起來的。從更深的意義上,他們身上已經喪失了責任。 中國政治學說它落後世界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我都沒有異議。政治學作為最敏感,最具衝擊力的學問被政府控壓的很緊。雖然我們現在做的只能是吶喊和啟蒙,但至少你應該要去做,我們現在犬儒實在是太興盛了。一方面在政治思想方面我們沒有大師,另一方面我們對於實際的政治事務又緘默不言。中國的政治學人們,你叫我們如何不汗顏。 知識分子的痛苦也是一般人不能體會的,一方面他們物質上不自立,需要在學院和大學裡面謀得一席教職,來解決溫飽。我們可愛的殷海光先生被台大打壓後,立即生活艱難,常要靠學生接濟才能為生。另一方面,知識分子沒有任何權力,他們歷來是挨打挨殺的人,哪個政權需要他,便召見,如若不從,刀劍相見。在沒有自由的社會,知識分子大多只是政權的奴隸。 是抗爭還是服從是擺在當今政治學人前面的兩道難題,聰明一點的如任劍濤,借著給政府建言獻策的情況下,道出政治學人的心聲。我們總在納悶,為什麼中國沒有思想大師,難道真是某種專制環境嘛,盧梭是最著名的被迫害狂,斯賓諾莎被判他人不準與其同行,黑格爾,休謨也是在君主下出來的。專制不一定就出不了思想大師,更重要的是學人要努力。 鄧正來說解決中國法學向何處去的問題就是要關注當下,關注法律的實際。而中國政治學人應該也是如此。而中國政治學人幾乎很難做到,一方面因為政府對政治的控制,導致一些行政管理,階級政治的學說侵襲政治學的本分,另一方面不少政治學人不是愛政治,而是把政治當做一門飯碗來看。 我們無奈,我們無法改變的是我們生在這樣的時代,看不清中國政治學的未來,也沒有勇氣以決絕的態度衝破這重圍。罷了罷了,可是在中國的大地上,我們能找一塊清凈之地去開拓我們的柏拉圖學園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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