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森斯：從社會行為到社會系統

在帕森斯創建現代結構功能主義理論流派以前，從１９世紀末期到２０世紀３０年代，以經驗研究為總體特徵的「芝加哥學派」長期支配著美國社會學界。為了「使美國社會學從經驗主義理論化的泥潭中解脫出來，」［③］曾經留學歐洲並深受韋伯社會學思想影響的帕森斯，立志建立一個高度綜合、普遍適用的社會學理論體系。和韋伯一樣，帕森斯把社會行為作為其構建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通過對１９世紀歐洲社會理論家Ａ．馬歇爾、Ｖ．帕累托、Ｅ．迪爾凱姆和Ｍ．韋伯的批判性分析，並結合對美國社會群體組織的大量實證研究，帕森斯先後發表了《社會行動的結構》（１９３７）、《社會系統》（１９５１）、《關於行為的一般理論》（１９５１）和《行為理論中的僱傭證書》（１９５３）等一系列卓有廣泛影響的著作，創立了關於研究社會行為的手段——目標的分析框架、關於影響社會行為主觀取向的模式變項、關於社會行為的制度化規範、關於社會行為的生存發展機制等一整套理論，從而奠定了現代結構功能主義理論的社會學地位。正如著名社會學家劉易斯．Ａ．科瑟爾（Lewis A·Coser）所說：帕森斯的《社會行為的結構》「這部著作對於美國社會學的一般發展，特別是社會學理論的發展，起到了一個分水嶺的作用。這部著作也可以說是一座里程牌，它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即功能分析的道路。這條道路從２０世紀４０年代初期到６０年代中期一直指導著社會學理論的發展方向。」［④］ 然而，從發展社會學角度看，更值得注意的，帕森斯在《關於行為的一般理論》等著作中所闡發的「社會行為的模式變項」這一理論分析框架。從社會行為的主觀取向特徵入手，據此劃分社會行為類型，並進而依據主導性社會行為揭示西方國家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的發展進程，是韋帕社會學思想的一條主線。繼承了韋伯的上述傳統，帕森斯也以社會行為的主觀取向作為建構理論分析框架的基點。所不同的是，韋伯強調對社會行為行為主觀取向的「解釋性理解」，帕森斯則注重實證性度量。在帕森斯的理論分析框架中，社會行為的主觀取向是由兩項基本因素構成的：動機的取向和價值的取向。［⑤］所謂動機取向，是指行為者所預期的最大收益和最小損失；所謂價值取向，是行為者在決定行為目標和行為手段時所遵循的規範性標準。而動機取向和價值取向又可再分為科學認知、情感欣賞和道德評價等諸方面。在帕森斯看來，動機取向和價值取向雖然相互依賴，但它們可以獨立變化。相比動機取向，價值取向則具有更深刻的社會學意義。［⑥］因為，在制度化的現實社會體系中，價值取向通常反映出「內化於」社會成員人格中的各種行為規範。對其分類度量和綜合分析，便可揭示任何具體的社會關係特徵和社會發展趨勢。為此，帕森斯在影響社會行為價值取向的諸多因素中歸結出五項主導變數，每項主導變數的度量區間由兩個極值界定： （一）情感變項：感情投注——感情無涉。情感因素的多寡，是社會行為選擇和劃分的一項重要判據。典型的社會行為例證是，熱戀者和家庭成員間的行為關係屬於「感情投注」；而醫生和病人間行為關係屬於「感情無涉。」 （二）利益變項：自我取向——集體取向。社會行為的利益取向，是由社會成員的特定角色所決定的。商業競爭中廠家置身自我利益為首位屬於前者；醫生應優先考慮救死扶傷則屬於後者。複雜的問題是，在現實社會中，社會成員所擔任的角色是多重交合的，由不同社會角色所決定的不同利益取向之間有時是一致的，但更經常的是不相協調甚至互為衝突的。 （三）評判變項：普遍主義——特殊主義。任何社會行為的主觀取向都會受到評判，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區別就在於所採用評判標準是否同一。典型的社會行為例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屬於普遍主義，「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則是特殊主義。 （四）地位變項：成就表現——身份先賦。這是社會地位取向的一項重要變數。申言之，決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是根據他的後天成就表現，還是根據他的性別、年齡、種族和家庭背景等先天特質。前面表現為提升一個現代政府公務員依據他的工作業績，相反，後者的典型例證是一個中世紀貴族的社會地位取決於他的家庭背景。 （五）義務變項：具體特定——廣泛彌散。這是測量社會行為職責範圍的一項重要變數。如果說某種社會行為關係劃界清楚，內容限定，就屬具體特定型的，反之由是廣泛彌散型的。如現代契約性的勞動合同和社會保障等就是前者，而「大學辦社會」、「工廠辦社會」等則屬於後者。 帕森斯所建立的上述「模式變項」理論分析框架具有方法論的創新意義。 （一）有助於糾正社會發展研究中「社會整體論」和「社會還原論」的兩種理?br> 燮 頡！吧?BR>會整體論」認為，個行為的主觀取向及特徵是由社會環境共性決定的，在社會發展認識中社會組織制度是首要的，因而常以國家、民族、社會為研究單位，故被稱為「宏觀社會學」。「社會還原論」則主張，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象國家和社團這類集體的意識、活動和屬性應歸因為個人的意識活動和屬性，因而常以個人及人際互動為研究單位。故被稱為「微觀社會學。」「社會整體論」和「社會還原論」之間的長期頡頑，形成了「究竟是人控制社會？還是社會控制人？」這一傳統的理論「怪圈」。帕森斯並沒有陷入這個「怪圈」。在「模式變項」理論分析框架中，社會行為的主體（即「行為者」）。既是指單元性的行為個人，也包括集體性的組織（如大學、醫院和公司）。［⑦］從而形成一個兼容不同層次社會主體的譜系：從最低層次的個人行為到最高層次的社會整體。［⑧］帕森斯對社會行為主體範疇的關鍵性拓展，大大增強了「模式變項」這一理論分析框架的容涵能力和適用範圍。帕森斯在其著作中還結合社會例證具體闡述了「模式變數如何運用到人格層次、社會系統層次和文化層次分析上。」［⑨］ （二）有助於克服社會發展研究中「歷史哲學方法」的理論局限。古典社會學家如孔德和斯賓塞等在研究人類社會發展時，大多採用「歷史哲學方法」。他們堅信人類社會註定要沿著單一軌線發展，這一軌線由若干個前後繼起、性質嚴格區別的階段構成，所有民族都必然依次經過這些階段。迄今為止各國社會發展的多樣性業已證明「歷史哲學方法」具有命定論的理論局限。其實質試圖把人類社會的局部歷史普遍化，即把至多適合西歐社會發展的某些規律整理為嚴格的理論圖式，去照套豐富多樣的其它諸多民族社會的發展進程，一但某個民族社會發展的歷程不符合這個嚴格的圖式，整個理論就將陷入危機。馬克思就曾指出過上述「歷史哲學方法」的理論局限性：有人「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普遍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註定要走這條道路……這樣做既給我過多的榮譽，也給我過多的侮辱。」［⑩］與「歷史哲學方法」不同，帕森斯的「模式變項」則是一種由特尼斯和迪爾凱姆運用過並經韋伯集大成的「典型學方法」。它拋棄了試圈以任何一種理論來把握社會整體現實具有無限的方面和屬性這一不可企及的的目標，轉而從特定維度對無限社會整體現實的特定方面和屬性進行有效的理論研究。從嚴格的意義上說，帕森斯的「模式變項」理論分析框架雖未徹底解決社會發展研究中「歷時性形態」考察方法問題，但對「共時性結構」分析及其與「歷時性形態」考察相結合的方法論問題提供了有益的學術啟迪。 （三）有助於推進社會發展比較研究。如前所述，帕森斯認為他所創建的「社會行為的模式變項」理論框架，可用來分析任何具體的社會關係特徵和社會發展趨勢。一般而言，從傳統向現代的社會發展歷程中，感情投注、集體取向、特殊主義、身份先賦和廣泛彌散型的社會行為關係日趨衰減，而感情無涉、自我取向、普遍主義、成就標準和具體特定型社會行為關係日趨主導。這對社會發展比較研究產生了廣泛影響。發展經濟學家霍斯里茲就曾強調「模式變項」中的第三、四、五對變項對理解經濟現代化的重要意義：「要對經濟發達和經濟落後的社會進行差別比較時，必須把這三對模式變項聯繫起來，看到它們之間的連鎖性，才能對差別的社會結構基礎作出解釋。如此考慮，模式變項不再簡單地只是一種描述符號，而變成為一個功能上相互關聯著的構架的一部分。」［①①］本文的第三部分，我們將進一步考察利維對帕森斯的「模式變項」理論分析框架的繼承和發展。 自稱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理論家」的帕森斯，［①②］繼「模式變項」理論分析框架之後，又雄心勃勃地創建了關於「社會系統的結構功能與演化進程」這一理論分析框架（簡稱「社會系統」理論分析框架）。在方法論原則上，「社會系統」理論分析框架除了與「模式變項」理論分析框架保持內在一致外，［①③］隨著分析層次的轉變，管理科學和生命科學中很多重要的方法論思想被補充了進來。其中，生命系統和現代控制論的若干學說對帕森斯構建「社會系統」理論分析框架產生了巨大影響。帕森斯認為，社會系統類似於一個生命機體，而「功能是理解所有的生命機體的中心概念。」［①④］對此可從兩個向度分析：一是社會系統「與環境的外在關係」。作為生命機體之一的社會系統存在於環境之中並對環境起「適應性」反應。二是社會系統各構成部分的相互關係。社會系統的生存需維持一種具有整體功能的內部組織模式。［①⑤］根據上述「功能先決條件」（functional imperatives or prereguisites）原則，帕森斯推演出一個著名也是最受爭議的「Ａ—Ｇ—Ｉ—Ｌ」理論分析框架［①⑥］ 在帕森斯的「社會系統」理論分析框架中，Ａ（adaptation）是指適應，即社會系統適應外部環境的功能。具體分為兩方面要求：首先，「系統必須對環境所強加的『現實要求』有一種順應」；其次，要有「積極的情境改造」過程。［①⑦］適應功能，主要由社會系統中的經濟子系統承擔。Ｇ（goal attainment）是指達鵠，即社會系統謀求實現自身目標的能力。這主要由政黨、政府和各種有組織的利益集團所構成的政治子系統來體現。Ｉ（integration）是指整合，即社會系統協同內部各種關係的功能。這通常主要由各種類別社區共同體承擔。Ｌ（latercy Pattern maintenance）是指維模，即社會系統維持自身獨特模式的功能。所謂（latercy）是意指潛在能力，即社會系統維持自己特有范型的深層力量。這通常體現為制度化的價值規範。 與「模式變項」理論分析框架不同，「社會系統」理論分析框架是一個可以縱橫多向展開的立體式分析框架。以上所述，只是第一層面的展開（參見圖１）。從縱向分化看，對社會系統的每個子系統都可以進行ＡＧＩＬ式分析（參見圖２）。僅以經濟子系統（Ａ）中某一公司組織為例。該公司不僅要經營（Ａ），也要制定公司發展目標（Ｇ），還要協調公司內部各種關係（Ｉ）和團結教育以增進企業凝聚力（Ｌ）。從橫向交換看，社會系統中的各子系統間存在雙向互動關係。帕森斯曾以貨幣、權力、影響和承諾作為交換媒介分析了現代社會系統中各子系統之間的互動關係（參見圖３）。在帕森斯看來，這樣逐級分化和互換的「社會系統」理論分析框架，正是現代社會內部結構功能的表現形態。 圖１：社會系統第一層面 Ａ Ｇ 經濟子系統 政治子系統 Ｉ Ｌ 社會共同體 價值規範 圖２：社會系統縱向逐級分化 （附圖 {圖}） 圖３：社會系統橫向互為交換 （附圖 {圖}） 承上所述，從方法論角度可以清楚看到，帕森斯的「社會系統」理論分析框架試圖運用「多因素同時相互作用」的原理，以一種新的「結構因果觀」取代古典的單線因果觀，來解決複雜社會過程的動力學分析難題。［①⑧］這本應對關於社會發展動力機制等重大理論問題的研究產生革新意義，但因其立論取向囿於解決類似生命機體的社會系統的生存維繫問題而日益顯示出理論局限。隨著６０年代以來社會衝突、社會動亂等不穩定問題的大量湧現，批評帕森斯「社會系統」分析框架不能解釋社會變遷和社會發展，逐步成為社會學界的某種共識。從社會政策取向上，帕森斯的社會學理論也被貼上只關心「穩定」、「秩序」的「官方社會學」標籤。用社會學評論家讓（Rang）的話說：「困擾帕森斯理論的原因，就是他力圖去解釋服從和社會的穩定性……這樣，所發生的暴動、革命和歷史變遷都成為不可理解的。」［①⑨］為了回應眾多批評者的理論詰難，帕森斯和有關學術同事合作，先後發表了《社會：進化觀和比較觀》（１９６６）、《現代社會系統》（１９７１）和《諸社會進化的共相》（１９７７）等重要著作。在這些著作中，帕森斯重新啟用他在１９３７年發表《社會行為的結構》時就已否定了的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思想，提出了一種新的社會發展觀：社會系統不斷提高對外在環境持續挑戰的適應能力。帕森斯的上述發展觀成為社會學研究中「衝擊——反應」外源型現代化模式的理論濫觴。 在上述社會發展觀主導下，帕森斯提出了下述四個關於發展過程的理論命題，對其ＡＧＩＬ理論分析框架進行補充：（一）分化（differentiation）是指：「社會中原有的位置相對確定的一個單元和子系統……分離成諸個單元或系統，它們相對更大的母體系統而言，在結構和功能上都彼此不同。」［②⑩］（二）適應力增強（adaptive upgrading）是指分化的結果，即「如果每個新分化出來的單元或系統都比原先的適應能力增強，那麼分化過程的結果就是一個更進化的社會系統。」［②①］（三）包容（inclusion），是指兼容各種分化結果以穩定新生社會系統的過程。（四）價值通則化（value generalization），是指對正向分化結果進行合法化確認。帕森斯進而把上述四個發展過程與ＡＧＩＬ分析聯繫起來：Ａ（分化）——Ｇ（適應力增強）——Ｉ（包容）——Ｌ（價值通則化）。據此，帕森斯推論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與生物有機界的進化相類似，都是一個簡單到複雜的進化進程。為此，他提出了一個初民社會——中等社會——高等社會的社會發展主要模式。最後，帕森斯作出美國為何處於高等社會領先地位的社會學結論。［②②］ 綜上所述，從某種意義上說，帕森斯的「社會行為的模式變項」和「社會系統」理論分析框架，是對發展社會學的兩個重要理論貢獻。但與前者不同，後者引發了許多尖銳的理論批評。顯然易見，經過帕森斯晚年修正和補充過的「社會系統」分析框架增強了對社會發展的理論解釋能力，特別是關於發展過程的四個重要理論命題，不僅得到了眾多的經驗研究支持，［②③］而且對發展社會學中各種社會層面的研究產生了廣泛影響。［②④］但從總體上看，帕森斯晚年的理論進展並沒有使批評者感到滿意。Ｊ．Ｈ．特納就曾批評說：「帕森斯的討論在許多方面並沒有更多地充實斯賓塞的思想。在某種意義上，帕森斯只簡單地重複了斯賓塞的分析。」［②⑤］究其原因，在Ｄ．Ｐ．約翰遜看來，是因為「社會系統的理論模型」的「中心問題是社會系統的不斷運轉，而不是社會的新現象或社會的發展。」［②⑥］而Ｍ．Ｍ．波洛瑪則認為：「帕森斯描述了通向現代社會的運動，但卻沒有具體說明這種運動是如何由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的。」［②⑦］謀求克服上述理論局限，就成為帕森斯學說思想繼承者的一個攻堅方向。 ①如何劃分美國社會學的主要理論流派是一個專門課題，參見待發表拙文《論美國發展社會學主要理論流派的劃分》。 ②參見：《歷史社會學：關於研究方法的辨論》，《國際社會科學》第１０卷，第３期（１９９３年８月）。 ③④［美］劉易斯．Ａ．科瑟爾著石人譯：《社會學思想名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７月版，第６３６頁，第６３５頁。 ⑤⑥⑦⑨Ｔ．帕森斯和Ｅ．Ａ．希爾斯：《關於行為一般理論》（紐約，１９５１年），第５８—６０頁、第８０—８４頁。 ⑧ ③⑧［美］威廉姆·斯基德莫著：《社會學的理論思想》，劍橋大學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二版，第１６５頁、第１３６頁。 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第２６８頁。 ①①Ｂ．Ｆ．霍斯里茲著：《經濟增長的社會學方面》，自由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３４頁。轉引自丁學良：《「現代化理論」的淵源和概念構架》，《中國社會科學》１９８８年第１期，第７１頁。 ①② Ｔ．帕森斯：《〈社會制度〉獻辭》，（紐約，１９５１年）。 ①③ ②⑥ ［美］Ｄ．Ｐ．約翰遜著《南開大學社會系譯：社會學理論》，國際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８年２月版，第４９５頁、第５２１頁。 ①④ ①⑤ ①⑨ ②⑦ ［美］Ｍ．Ｍ．波洛瑪著孫立平譯：《當代社會學理論》，華夏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４月版，第１３４—１３５頁、第１４５頁。 ①⑥ ①⑦ 帕森斯等：《行動理論草稿》（紐約，１９５３年），第１８３—１８４頁；《關於社會系統的一個提綱》（紐約，１９６１年），第３０—４１頁。 ①⑧ 丁．威爾生：《社會理論》（１９８３）第３８頁。 ②⑩ ②① 帕森斯：《社會：進化觀和比較觀》（新澤西，１９６６年），第２２頁。 ②② 帕森斯：《現代社會系統》（新澤西，１９６８年），第１１４頁。 ②③ ②⑤ ［美］Ｊ．Ｈ．特納著吳曲輝等譯：《社會學理論的結構》，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８月版，第９１頁。 ②④ ［美］威廉姆·斯基德莫著：《社會學的理論思想》，第１６５—１７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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