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稼先怒斥:「誰允許你們這麼罵我的哥哥！」是的，沒有楊振寧哪來的民族英雄鄧稼先。

一個沒有英雄和科學巨匠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 一個擁有英雄和科學巨匠而不會去珍惜的民族是可悲的。

中國人民的特性：要捧一個人就把他捧上天，踩一個人就把他踩到地獄，並且永世不得翻身。

民族英雄鄧稼先，「中國恥辱」楊振寧就是一個例子。

兩個天才，一對摯友，一個名垂青史、一個留給世人爭議。實際上他們的友誼長達半個世紀，在世界科學界傳為美談。

沒有比鄧稼先更了解楊振寧的了，所以你們這麼噴楊老先生，考慮過鄧稼先的感受嗎？

楊振寧離開了中國，但楊振寧為中國帶來了鄧稼先。單憑著這一點，他也不該被罵。

楊振寧祖籍安徽肥西縣，生於1922年，鄧稼先是安徽懷寧人，生於1924年，楊振寧比鄧稼先大兩歲。

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從美國留學回國後，在北京清華大學任教。鄧稼先的父親鄧以蜇曾留學日本、美國，歸國後先後受聘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任哲學系教授。

鄧以蜇和楊武之既是同鄉又是同事，兩人經歷大致相同，志趣相投，因而交情甚篤，常來常往。他倆的友誼也延續到了孩子們身上。

20世紀中期，鄧以蜇將妻子兒女接到北京定居。鄧稼先就讀於祟德中學，楊振寧也在該校讀書，兩人成了最要好的同學和朋友。楊振寧的學業成績在班裡名列前茅，鄧稼先很崇拜他。

楊振寧以大哥的身份關照鄧稼先。受楊振寧的影響，鄧稼先在物理、數學等課程中的才智也發揮了出來。楊振寧機智靈巧，同學們稱他是「機靈鬼」。鄧稼先忠厚老實，綽號叫「鄧老憨」。

這兩個朋友在一起，互相珍視對方身上的優點，並看做自己性格的補充。

在課餘時間，他們常常形影不離，或是趴在地上玩彈球，或是在牆邊以手代拍，摹仿壁球遊戲，或是在一起談天說地。

兩人相處時，常常是振寧指手畫腳、口若懸河，稼先則是面帶微笑、洗耳恭聽。

稼先的母親舐犢情深，時常做些可口的飯菜送到學校。每逢這時，他便叫來振寧一同享用。母親看著他們把食物吃光，再返回清華園。

下課後，楊振寧與鄧稼先幾乎形影不離。這兩位志趣相投的同鄉、校友，自青少年時代便樹立起了遠大的理想：將來事業有成，一定報效祖國！

（少時鄧稼先）

１９４０年初夏，因日本人佔領了北京，鄧稼先便與大姐一起，從天津繞道上海、香港，到達昆明。之後，大姐將鄧稼先送到了四川江津投奔四叔。

這樣，鄧稼先成了江津九中高三班的一名插班生。第二年七月，鄧稼先中學畢業，考入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

最使鄧稼先高興的，是好友楊振寧此時已是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三年級的學生。他們又可以經常見面、切磋學業、交流心得、暢談知心話了。

那時，「跑警報」成了西南聯大師生的主要生活內容。每當空襲警報響起，師生們便紛紛奔向郊外的防空洞。

每次，楊振寧首先想到的是鄧稼先的安全，總是拉上鄧稼先結伴躲進防空洞或是田埂下。戰爭打亂了正常的教學秩序，卻給鄧稼先和楊振寧創造了更多的相依相伴的機會。

迎著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這兩個未來的科學巨星就這樣繼續著那光彩奪目的複雜的原子世界的話題。

１９４５年，抗日戰爭勝利不久，楊振寧考入了美國芝加哥大學物理系攻讀博士學位。１９４６年初秋，２２歲的鄧稼先大學畢業後被北京大學物理系聘為助教。

１９４７年，鄧稼先考取了留美研究生。成行之前，他徵求楊振寧的意見，到哪所大學就讀較為合適。

楊振寧回信，建議他到普渡大學去，因為普渡大學收費低廉而理工科水平很高，離芝加哥又近。楊振寧幫助鄧稼先申請到了該校博士研究生的入學許可。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鄧稼先與楊振寧的弟弟楊振平結伴從上海乘船前往美國。鄧稼先順利地進入美國印第安納州的普渡大學研究生院，讀物理系。

鄧稼先當初為什麼選擇了核物理呢？

１９９０年，楊振寧在美國石溪紐約州立大學的辦公室里曾告訴來訪的許鹿希：１９４８年那個時候，現在所謂的基本粒子還只是剛剛開始，核物理已是比較大的一支了，它起始於１９３０年左右，到那時核物理已經快有２０年的歷史。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研究核物理的人非常多，很熱門。

鄧稼先在普渡大學物理系，他的導師荷蘭人德爾·哈爾是搞核物理研究的，楊振寧早先就和他提過這個想法，鄧稼先相信並重視他的好兄長、好朋友的建議，很自然地也做了核物理方面的研究。

曾任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馮友蘭，曾在１９４８年寄給身在美國的兒子的信中說：

「現在朋友中的子弟出國成績最好的是楊振寧，他不但成績好，而且能省下錢來幫助家用，又把楊振平也叫去了，又幫助鄧稼先的費用。」

馮友蘭教授與楊、鄧兩家都熟，從這封信中更證實了楊振寧對鄧稼先的幫助。鄧稼先也曾多次對許鹿希說過：「楊振寧對我們家是兩代的恩情啊！」

鄧稼先剛到普渡大學時，是一名自費生，過了一段時間後，他各門功課的考試都已達到了８５分以上，過了標準分數線，獲得了獎學金，生活才得到了改善：吃飯前再也不用發愁，因為每餐都可以吃飽肚子了。　　

１９４９年暑假，鄧稼先來到芝加哥大學，與楊振寧、楊振平團聚。他們同住在剛剛租來的一間房子里，自己動手煮飯吃，一起游泳、聊天，一同打牆球、彈玻璃球，重溫兒時的美妙時光。這是他們在美國玩得最盡興也是時間最久的一次聚會。

楊振寧不失時機地拍下了那動人的瞬間，留作永恆的紀念。在楊振寧和鄧稼先的家裡，至今仍保存著當年他們合拍的那張照片。

鄧稼先在普渡大學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後，畢業當年，他就毅然回國。此時他只有26歲，人稱「娃娃博士」。

楊振寧則選擇留下繼續從事理論研究，很快成為年輕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

１９７１年夏天。楊振寧欲從美國經巴黎飛抵上海，首次回國訪問。自從１９４５年公費留學美國，轉瞬已是２６年。

２６年，在歷史的長河中不過是一瞬間，但對於百年人生來說，卻是漫長而又至關重要的。這是他離別以來第一次踏上祖國的土地，新中國的土地！

剛下飛機，稍事休息，外事接待人員便禮貌地請楊振寧開列了他要見的朋友名單。在北京，他要見的第一個人便是鄧稼先！

名單即刻上報中央！

然而，鄧稼先在哪裡呢？許多人茫然無措，於是，名單上報周總理。

時光回溯。1958年８月的一天，時任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長的錢三強把鄧稼先叫到辦公室，幽默地對他說：「稼先同志，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調你去做這項工作，怎麼樣？」「大炮仗？」從事核物理研究的鄧稼先稍一沉吟，馬上明白——國家要研製原子彈。

這項工作之艱巨、自己後半生將為此付出的代價，一切的一切，在當時他都不得而知。

那是一個改變命運的夜晚，許鹿希永遠無法忘記：「那一夜，他一反常態地無法安睡。到後來，他跟我說，他要調動工作。我問他調哪去，他說這不能說，做什麼工作也不能說。後來，我說你給我一個回信信箱的號碼，我跟你通信，他說也許這都不行。」

「當時我們聊到了十幾年前，國家備受侵略者蹂躪、日本的飛機肆無忌憚轟炸的情景。往日的情景或許觸發了他。過了一會兒，他突然說：

『我的生命就獻給未來的工作了。做好了這件事，我這一生就過得很有意義，就是為它死了也值得！』」

楊振寧在紀念鄧稼先的文章《鄧稼先》里這樣寫道：

「鄧稼先則是一個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談話幾分鐘，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實的人。他真誠坦白，從不驕人。他沒有小心眼兒，一生喜歡『純』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認識的知識分子當中，包括中國人和外國人，他是最有中國農民的樸實氣質的人。」

從讀書時候開始，鄧稼先給人留下的印象便是一種「傻乎乎的誠懇」。這種誠懇和執著被鄧稼先帶到了美國的大學，帶到了中科院的研究室，又帶到了茫茫的戈壁灘。

（楊振寧寫的文章《兩彈元勛鄧稼先》多年來一直收錄在九年義務教育語文課本）

第二天，鄧稼先像變了一個人，從不喜歡照相的他，帶著妻子、四歲的女兒和兩歲的兒子，到照相館照了一張全家福。這或許是他要留給親人的紀念吧！

之後，鄧稼先走了。許鹿希感到一種莫名的傷害，因為，除了丈夫那些簡短的話，沒有一個人給她解釋。

鄧稼先和楊振寧終於相見了。

這是鄧稼先自1949年在美國與楊振寧分別後，他們第一次相見。

他們的相見極其歡愉，各自暢談離別後的種種經歷。但是，雖然鄧稼先對楊振寧是無話不談，但就是不談工作，只說自己在外地，一個京外單位。

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美國的報刊上已經再三提到鄧稼先是此項事業的重要領導人，但同時也刊載謠言，說有美國科學家參與研製。

這個問題始終是縈繞在楊振寧心中的一個疑問，但是他問不出口。這樣，一直拖到了臨別的最後時刻。

在離京返程臨上飛機之前，在停機坪的柵欄口處，楊振寧突然止步，回身問相送的老朋友：「稼先，我在美國聽說，有一個叫寒春的美國人曾經參與研製中國的原子彈，這是真的嗎？」

這句話問得聰明絕頂，鄧稼先為難極了，該怎麼回答呢？說沒有吧，那不就等於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了嗎？這樣就違反了保密紀律；

如果說不知道，可是兩人幾十年的交情，他又怎能欺騙這個比親哥哥還要讓他尊重想念的老朋友呢？！情急之下，鄧稼先只好說：「你先上飛機吧，這事以後再告訴你。」

從機場回來後，鄧稼先立即向上級請示。「請示」一直請示到周恩來那裡。周總理明確指示：要讓鄧稼先如實告訴楊先生，中國的原子彈、氫彈全部是中國人自己研製的，沒有一個外國人參加！

周總理的指示內容是在深夜裡電話傳達給鄧稼先的。鄧稼先放下電話後激動不已，立刻穿衣起床，連夜寫信。

翌日清晨，信使便乘民航班機趕往上海。在上海市領導為楊振寧餞行的宴會上，鄧稼先的親筆信被直接送到了楊振寧的手中。

楊振寧當即看了鄧稼先的信，知道在中國的原子彈、氫彈的研製過程中，沒有任何外國人參加，全部是由中國人自己干出來的，竟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熱淚盈眶。

因為他知道，這其中的艱難，是常人難以想見的，一切得從零做起，然而他的老朋友成功了，祖國成功了！　　

楊振寧無法抑制心中的巨大波瀾，無法止住奔流的淚水，他不得不起身離座去洗手間，以平整激動的心情！

作為一個宴席的主賓，突然地淚流滿面，在座的陪同人員非常驚訝，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許鹿希說：「我與楊先生曾有過面對面談話和信件的交往。以他的應變能力，可達外交家與政治家水平。他風度傲然，令人很難看到內里。

他在人前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是因為他在海外盼望過的強國夢，被他的同學實現了。中國人再不必有屈身向外之感了。」

許鹿希後來接受採訪時候，她說，那時「四人幫」有個計劃，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年輕些的已被搞得非常之慘，那些忠實可靠功勞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務，很多人遭了殃。

當時有兩個口號：「會英文的就是美國特務，會俄文的就是蘇聯特務」，可見迫害之烈。有個很有貢獻的炸彈專家錢晉，他們拷打要他承認是特務，他堅決不承認，結果被活活打死。

年輕的一批搞光後就輪到高層的了。因為不能在北京搞，他們就把鄧稼先調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組織了一批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兩次核試驗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抓住科學測試的失誤上綱上線，目的就是要把負責人鄧稼先搞掉。

就在這危急的時刻，楊振寧要見他。周恩來命令把鄧稼先召回了北京，僥倖得救。

事實上楊振寧對鄧稼先的救助可不止這一回。鄧稼先對這個多年來一直把他當作親弟弟照顧的好朋友的感激感恩之情常繫心間，不能忘懷。

近年來，楊振寧更加關心中國的科學事業，多次到中國講學和訪問。每次來華，只要條件允許，他就要會見稼先，暢斜友情。

振寧逐漸了解到稼先的歷史功績，對他更加敬重和愛護，用各種方式聊表寸心。

細心的振寧還記得稼先的愛好，知道他性格恬淡，喜歡京劇和交響樂，便特意從美國帶來一張貝多芬第六交響曲的密紋唱片，送給稼先。

在稼先即將60歲的時候，振寧又從美國買了一副設有電腦程序的國際象棋，要稼先注意休息和娛樂，閑暇時可以獨自與電腦對陣。

稼先感激老友的情意，收下了禮物。可是他實在沒有空閑，這副國際象棋，如今還靜靜地躺在稼先家的柜子里。

到了80年代，這兩位科學家已是年屆花甲的老人。可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卻彷彿又回到愉快的少年時期，充滿了童稚純真的情趣。

1983年振寧來北京時，有一次在電話中與稼先閑談，說話間振寧忽發奇想，要向稼先借輛自行車，二人一起騎車去逛頤和園。

稼先說：「自行車我家倒有幾輛，可是……」試想，一位是國家待若上賓的貴客，一位是國家視若瑰寶的巨子，人們怎麼會讓他們兩位老人去冒這種風險呢?振寧冷靜下來，也只好遺憾地作罷。

鄧稼先身患重病住院治療後，楊振寧曾在１９８６年５月３０日、６月１３日兩次去醫院探望。鄧稼先見到老朋友很高興，連病痛都忘了。

兩人有說有笑，談了許多話，後來又在病房的走廊上合影。那張照片上，鄧稼先的右嘴角下，有一塊血跡。他那時已病入膏肓，口、鼻不斷出血。但是，他的笑容卻是那樣真實、幸福。

當年意氣風發的兩兄弟，幾十年後，楊振寧仍神采奕奕，鶴髮童顏！鄧稼先卻已滿頭白髮，十足一個老人家！

臨走時，楊振寧看著虛弱滄桑的老朋友，無比痛心的問了鄧稼先一句話：""國家給了你多少錢，能讓你把自己的命都搭上""。

鄧稼先沉默了一會，對這楊振寧伸了兩根手指，並說到：""二十塊，原子彈十塊，氫彈十塊""。

那時候的中國確實沒什麼錢獎勵這些為國家國防事業默默貢獻的科研工作者，只給了二十塊的獎勵。

他對楊振寧說：""倘若生命終結後可再生，我依然會選擇中國，選擇中國的核事業""。待他說完，楊振寧緊緊的抱著鄧稼先，流著淚說「會好的，我們的祖國會好起來的。」

楊振寧送給鄧稼先一大束鮮花。鮮花放在病房的窗台上，鄧稼先常常凝視著，在劇痛中得到許多支持和安慰。

他平靜地對妻子說：「外國人的習慣是在朋友的墓前送上一大束鮮花，振寧他知道我不行了。」回到美國後，楊振寧想辦法搞到當時尚未上市的治癌新葯，請韓敘大使通過信使迅速送往北京。

1986年7月２９日，鄧稼先，這顆科學巨星隕落了。他臨終前留下的話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並叮嚀「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他的身體涼得那麼快，」悲痛之中的許鹿希喃喃地說，「他的血流盡了。」

得到噩耗，楊振寧即刻從國外發來唁電：「稼先為人忠誠純正，是我最敬愛的摯友。他的無私的精神與巨大的貢獻，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恆的驕傲……」

「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個世紀的友情。我知道我將永遠珍惜這些記憶。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裡多從長遠的歷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恆的才是有價值的。」

「鄧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識地前進的。沒有彷徨，沒有矛盾。」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選擇他的途徑的話，他仍會走他已走過的道路，這是他的性格與品質。」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３日，楊振寧來北京為鄧稼先掃墓。那天下午天氣陰沉，楊振寧在國務委員宋健等人的陪同下，來到鮮花叢中的靈台前。鄧稼先的遺像前放著楊振寧獻的花籃。

楊振寧在鄧稼先遺像前佇立良久，掃墓儀式結束後，許鹿希捧著一個藍色盒子，雙手交給楊振寧。盒面上的文字是「振寧，致禮存念」，落款是「稼先囑咐，鹿希贈」。

楊振寧的目光在「稼先囑咐」四個字上停留了。他看著許鹿希將盒蓋打開，裡面整齊地放著他們家鄉——安徽出產的石制筆筒、筆架、墨盒、筆盂、鎮尺和長方石印。

這是鄧稼先最後的囑意，留送楊振寧這套堅固而又光潔如墨玉的家鄉文房四寶，表示兩人長達半個世紀忠誠純潔的友誼永世長存。

許鹿希說：「去年，您曾兩次到病房探望身患重病的稼先，他見到您很高興。你們兩人有說有笑，他連病都忘了。」聽了這話，楊振寧點頭，強忍悲痛，目光緩緩轉向它處。

許鹿希接著說：「您在臨別時，送給稼先一大束鮮花。這束花放在他病房的窗台上。他常常凝視著鮮花，在劇痛中得到支持和安慰。他很平靜地對我說：『外國人的習慣是在朋友的墓前送上一束鮮花，振寧他知道我不行了。」

此時，楊振寧再也不能控制情感，熱淚奪眶而出，連忙掏出手絹擦拭淚水。

許鹿希又說：「稼先在逝去後至今的一年多的時間裡，您給我寄來９封信，並找出了四十多年前你們合拍的一些照片和許多國外報紙的複印件，以及新出版的書籍帶給我，表明了您對稼先的懷念，今天又親自來八寶山掃墓。」

許鹿希說這些話的時候，楊振寧不斷地用手帕擦拭眼淚，不住地點頭，哽咽不能語。

「太平洋的海水雖有萬里之遙，您和稼先分居兩岸，但是它隔不斷兩人的友情。這麼多年以來，稼先對您是十分欽佩的，而且敬佩的心情與日俱增。

您和稼先之間的友情，若從１９３６年在中學時算起，到１９８６年是５０年，半個世紀。」說完這些，許鹿希將自己寫好的一首詩贈送楊振寧。

去年談笑病房間，

　　謝君送別花束鮮。

　　稼先逝去勞懸念，

　　深情憑弔八寶山。

　　重洋萬里隔不斷，

　　互敬之心逐日添。

　　同窗友情勝兄弟，

　　楊振寧與鄧稼先。

（許鹿希和鄧稼先）

兩位著名科學家的友情不僅在科學界在民間也被傳為佳話。他們身上體現出的理想、骨氣、學識、為人等優秀知識分子的品德無不令人動容。

人生不能假設。在1950年那個人生的交叉口，如果鄧稼先和楊振寧各自走上了對方的道路，最終會收穫怎樣的結果，沒有人能夠推定。

現在的事實是，他們各自在自己選擇的道路上，同樣最大限度地發揮了自己的智慧，同樣進行了沒有絲毫懈怠的努力，最終各自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這也許就是最好的安排。

他們的選擇，一個同中國的前途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一個為科學的終極探索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在人類與歷史的大格局中，他們兩人同樣都是一個偉大的存在。

跳出個體的局限，寬容各自的選擇，尊重多彩的人生，也許才是包括鄧稼先在內的所有偉大人物，對待世事的基本態度。

人生，沒有標準的模板。偉大，沒有統一的尺寸。

爭議不是壞事，定論留給後世。

你的讚賞是我堅持原創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