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觀察】香港回歸20年：哪些機遇造就了今天的「亞洲藝術市場中心」？

▲時至今日，香港是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最高的城市，同時也是世界上最袖珍、最重要的藝術品交易集散地之一。

香港，在鴉片戰爭之初，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勛爵曾認為它是「一個貧瘠之島，永遠不會成為貿易中心」。1842年，隨著《南京條約》的簽訂，璞鼎查成為第一任香港總督，這位在位僅一年的總督，卻為香港留下了最大筆的財富：第一，香港是自由港;第二，沒有關稅。從一個小漁村到手工作坊，再變身為轉口港到廉價工業基地;從金融之都，再到購物天堂和和藝術品交易中心——香港特區，這片彈丸之地，借用背靠內陸，面向南洋的地緣通路，在回歸祖國20年間，儘管歷經亞洲金融風暴、次貸危機以及佔中等幾番轉變、起伏，卻總能不斷抓准契機，增值變身。時至今日，香港成為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最高的城市，同時也是世界上最袖珍、最重要的藝術品交易集散地之一。究竟是怎樣的歷史機遇，造就了今天香港如此繁盛的藝術市場?而在競爭愈發激烈的今天，它的未來又將走向何處？

半山，上世紀初到香港來的英國殖民者以及西方來港者的主要居住地，順其而下，直到中環，便是把握經濟命脈的各大銀行以及商業機構和政府。而同樣位於半山區的荷李活道在1844年出現，是香港開埠以來的第一條街。原本荷李活道的周邊布滿了中國人居住的小村落，為了滿足外國人的獵奇心態，人們就開始變賣玉器和古董。

1949年5月，國民黨政府撤離，大批擁有資金的資本家和古董商人紛紛南下香港，比如著名古董商仇焱之先生在1949年結束了上海的業務，到了香港繼續經營古代陶瓷。北平大藏家郭葆昌雖在1942年去世，但他的大量藏品也在此時經由其兒子郭昭駿帶往香港，其中就包括了乾隆「三希堂」里的二希——《中秋帖》和《伯遠帖》。

▲上世紀70年代開始，荷李活道逐漸形成了中國文物藝術品交易的氣候，圖為1972年。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隨著香港股市掀起狂潮，經濟起飛，誕生了一批有閑有錢的收藏家。加之1976年「文革」結束後，國內文物藝術品交易被放開，大量文物通過民間交易或走私的渠道湧入荷里活道，香港順勢成為中國文物的交易、集散中心。隨著文物藝術品收藏和鑒賞活動在香港漸成時尚，企業家、醫生、文化名流、藝術家紛紛加盟，應運而生的「敏求精舍」、「求知雅集」等收藏家組織的活動頗為活躍，並湧現了一批享譽海內的港人大藏家，如：張宗憲、楊永德、趙從衍、徐展堂、羅桂祥、葉承耀、陳裕鏗等。

據「敏求精舍」前主席李大鳴回憶，上世紀80年代，荷李活道是最早開始售賣高古陶瓷和玉器居多。而由於當時正值中英就香港回歸問題進行談判，政策前途尚未明了，此時的移民潮也為荷里活道帶來了大量的古董傢具。借著這樣的天時地利，不僅古董店數量大增(巔峰時曾達300餘家)，各家規模也快速擴張。而在此活躍的買家，除來自香港本土和內地，還有大量來自日本、台灣、東南亞以及歐美，他們苦於政治原因，無法去中國大陸採辦藏品。於是，大家把目光投向了香港荷里活道。

▲1980年代荷李活道上的古董生意臻至巔峰，也造就了一批香港本土藏家的收藏。

1976年到1995年這二十多年間，內地如同一個藝術生產基地，其豐厚的藝術品，一直源源不斷地流到香港。目前為我們所熟知的香港大收藏家幾乎都是在這個歷史契機中建立起了自己重要的收藏體系。而這些藏家的苦心收藏，卻在日後為拍賣行的進駐和繁榮打下了重要基礎。

荷里活道的繁榮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到達巔峰。1995年以後，隨著國內興起藝術品拍賣並管制文物市場，文物外流以及走私大為減少，古董店主們沒有了以往豐富的貨源，加之此時香港文物藝術品交易的重心逐漸轉向二級市場，荷里活道盛況不再。

今天的荷里活道，很多古董店已經有半個多世紀之久，經營者也已經到了第二代和第三代，可是再沒有往昔的繁華。20年間，這裡的房租漲了10多倍，多數古董店覺得成本太高，也就關門了，酒吧和咖啡館卻是一家接著一家開張。

▲1990年代的香港摩羅上街

雖然說再也回不到瘋狂的80年代，可是李大鳴覺得荷里活道還是會長久存在下去的，與拍賣會集中後迅速散去的方式不同，古董店老闆可以與客人深入長期地交流，更具有私密性。他們了解每個客人的喜好，這種針對性的服務，拍賣公司代替不了。

1970年代初，或許是看到了荷里活道鱗次櫛比的古玩商鋪的興盛景象，國際頂級拍賣行蘇富比(Sotheby"s)於1973年在港舉辦首場亞洲藝術品拍賣會，為中國的文物藝術品市場揭開了全新的序幕。香港蘇富比公司在香港的首拍引起一批香港收藏家的矚目，其後吸引了來自日本、新加坡、中國台灣等收藏家的垂青，西方人也逐漸揣摩出亞太藏家對於瓷器、書畫、珠寶首飾等門類的文物藝術的偏好。從1976年開始，香港每年定期舉辦春秋兩次大型拍賣會，而直到1986年，另一家西方頂級拍賣行——佳士得(Christie"s)才從日本轉回香港，在港舉辦了首場拍賣會。蘇富比、佳士得兩大國際拍賣公司先後落戶香港，使得香港文物藝術市場的買氣大增，並宣告它是一個重要的國際藝術市場。

▲1973年，前任蘇富比亞洲區主席朱湯生（Julian Thompson，中）於香港成立亞洲辦事處並於文華酒店舉行首場拍賣會，那是香港當時唯一國際拍賣行，公司當時只有員工三名。

在看慣了今天風風火火的藝術市場，很難讓人想像藝術市場也曾有非常低迷的時期。佳士得中國瓷器及工藝品部主管曾志芬在1992年進入倫敦佳士得時，正趕上市場最困難的階段。「90年代初佳士得已經是第三次裁員了。」曾志芬告訴記者：「在93年的春天，那個時候所有人的臉都是拉長的。雖然在這之前我們曾經歷過八十年代末的輝煌，拍過梵高，紀錄一次次被刷新。然而到了90年代初卻出現非常難熬的局面……後來慢慢能有所緩解，完全有賴於亞洲，特別是香港市場的發展。」

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歸中國，曾志芬也於同年來到香港佳士得。回憶起初到香港時的情景，曾志芬說：「97年趕上香港回歸，那時候市場里資金比較充裕，但因為政治、經濟以及各種不確定因素，觀望的情緒很濃。年底又遇到亞洲金融風暴，所以在當年的拍賣會中，現場雖然人很多，可沒有人舉牌，大家都沒心情，導致很多拍品流標，情況非常凄慘。」

▲1986年，佳士得在香港首次舉辦了拍賣會，圖為當時的拍賣圖錄。

▲2000年，清乾隆粉彩花蝶紋如意耳尊以3,300萬港元成交，刷新了當時中國瓷器世界拍賣紀錄。

1997-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橫掃過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日本和韓國、中國等地，打破了亞洲經濟急速發展的景象。但香港在政府強有力的支持下，驚險地保住了幾十年的發展成果。此消彼長之下，香港位於東亞地理中心，自由港和高效法制社會的優勢逐漸突顯，兩大拍賣巨頭佳士得和蘇富比也在1999年和2001年先後將亞洲總部從台灣移至香港， 此後，香港開始成為輻射全亞洲的拍賣中心。

雖然中心地位逐漸明確，但香港的二級市場並未因此而有所起色。「1998至2002年香港藝術品二級市場仍在灰暗前行，真正的拐點出現在2003年的SARS結束之後。」曾志芬回憶道：「2003年的春拍因為SARS由4月延期到7月，非典結束後很多人跑來看預展，包括很多從內地來的新客人，似乎大家都有種坐牢後被放出去的感覺，此後，藝術市場就一路昂揚向上。」

▲2006年，張永珍以1.51億港元，拍下胞兄兼名收藏家張宗憲的清乾隆御製琺琅彩杏林春燕圖碗，引起香港全城熱話。

對於2003年的「拐點說」，佳士得亞洲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國際董事張丁元同樣表示認可。2004年，佳士得提出打造香港為「亞洲藝術交易中心」的概念，同年張丁元由台灣赴港坐鎮。對於當時佳士得為什麼會認為香港有條件被打造成「亞洲藝術交易中心」? 張丁元認為，「當時的亞洲，不管是中國或亞洲藝術市場都很明顯有一種比較穩定的成長，而這個項目開始的時候，便是想一步一步來整合亞洲藝術資源，因為當時亞洲藝術史是獨立的，但它的價值卻沒有被市場認定。」他覺得反而有三件危機造就了香港「亞洲藝術品交易中心」的地位：911，非典及金融風暴。「拍賣市場跟現況市場是相反的，有一個現象是，成熟的藝術市場遇到了這個短期性問題的時候，不少人都知道很多東西是低估的，所以或者最好的東西，然後最便宜的價格買入，當很多人都這樣想時，拍賣市場反而是上漲的。」

而在佳士得提出打造香港為「亞洲藝術交易中心」概念的同時，他的老對手蘇富比卻在2004年於香港舉辦了首場中國當代藝術拍賣，由此正式掀開了中國當代藝術市場大放異彩的序章。

蘇富比當代亞洲藝術部主管林家如回憶道：「當年除了幾家畫廊之外，作為國際第一家做中國當代藝術的拍賣公司，香港蘇富比可以說是從零開始。但在最初的中國當代藝術拍賣中，大陸藏家對中國當代藝術了解不多，反而是歐美藏家是主要購買力。」

▲2004年香港蘇富比秋拍首場中國當代藝術拍賣專場圖錄。

中國當代藝術家在90年代初經由威尼斯雙年展以及漢雅軒主人張頌仁和國內策展人栗憲庭在國際上的積極推出，逐步參與到全球當代藝術史的發生中，並積累了一批歐美藏家力量，這為2005年以後逐步發展的中國當代藝術市場奠定了基礎。

而在此之外，由於全球資金流量過剩，開始在歐美藝術市場中蔓延的戰後及當代藝術熱也為中國當代藝術的市場添了一把火。據TEFAF(歐洲古董藝術博覽會)2016年報指出：戰後及當代板塊從2003年至2007年的時間段里開始成為全球收藏者和投資者的主要目標之一，該板塊的銷售額增長了將近500%。然而，作為最具投機性的板塊之一，它也在經濟衰退中也遭受過最嚴重的打擊，在2007年至2009年的兩年時間裡銷售額銳減60%。

▲2007年，中國藝術家蔡國強的《APEC景觀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圖》在香港佳士得秋拍中以7,425萬港元創下當時中國當代藝術、中國畫作及蔡國強個人作品世界拍賣最高成交價的三項世界拍賣紀錄。

購買中國當代藝術品，即使不失為一個有快速回報的經濟投資，從藝術史來說也是一個好的投注，令中國當代藝術在2005-2007年間受到了眾多歐美藏家和機構的垂青。而當時正值人民幣進入快速增值通道，加之改革開放幾十年的財富的累計，國人到港旅遊、購物逐漸流行，中國當代藝術市場的快速膨脹也必然吸引了眾多國內投資力量、機構及個人買家的進入，大量資金的湧入極大地推高了中國藝術品的價格。

2008年後，經濟危機蔓延全球，當代藝術版塊整體遭遇重挫，歐美藏家大量賣出了之前幾年的累積。而中國購買力由於國內激進的貨幣政策，在短暫的觀望後捲土重來，不僅接收了歐美藏家的地位和收藏，也向西方市場彰顯了中國強大的購買力。

▲2011年春拍，香港蘇富比重磅推出「尤倫斯重要當代中國藝術收藏：破曉——當代中國藝術的追本溯源」晚間拍賣，106件作品總成交額達4.27億港元，超出其1.3億港元的估價上限的3倍，成交率也高達99.06%。其中，張曉剛1988年的畫作《生生息息之愛》以7,906萬港元成交，刷新了當時中國當代藝術拍賣的世界紀錄。

2010年以後，中國當代藝術品雖在香港市場中屢有高價，但市場卻整體步入了調整期。不過香港卻在中國當代藝術之後，發掘了中國二十世紀現代藝術、東南亞藝術、日韓戰後藝術作為新的市場重心，直至近年將西方戰後及當代藝術引入亞洲市場，多核推進，持續保持了香港當代藝術市場的繁榮。而近幾年，隨著中國藝術品不斷被全球收藏者追求，這裡不斷湧來世界各地的拍行和形形色色的藝術品買家，使香港真正成為了「亞洲藝術交易中心」。

▲2013年香港蘇富比40周年秋拍，香港蘇富比亞洲當代藝術部門合影，背景為曾梵志作品《最後的晚餐》，在後來的拍賣中，《最後的晚餐》以1.8044億港元成為首件過億的亞洲當代藝術品。

回顧這十幾年跌宕起伏的變化，林家如認為，2008年前後，面對一個新興的市場，藏家由於缺乏經驗，不了解藝術家本身，只通過拍賣的方式盲目追求藝術家的知名度。而當下，藏家以更全的視野去看待藝術家的作品，也會根據作品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來決定是否購買。隨著市場的國際化、資訊的開通，藏家的視野也在擴大。越來越多的西方當代藝術參與到亞洲藝術市場，為中國當代藝術市場帶來了良性的競爭。越來越多的西方畫廊代理中國藝術家，提升了中國藝術家在國際藝術市場的地位。無論是走進來，還是帶出去，中國當代藝術市場無疑在國際化進程中越加深入。

▲2015年紐約佳士得秋拍中，中國藏家劉益謙以1.7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0.84億元）競得莫迪利安尼作於1917-1918年的《側卧的裸女》。

比拍賣市場一年兩次所表現出的變化更加深刻、也更加劇烈的是由香港畫廊和博覽會所組成的一級市場。如今香港的畫廊數量已達上百家之多，像是中環的畢打行(Pedder Building)、黃竹坑、上環等，以及即將在中環開業的 H Queen"s 都是幾個熱門的地方。但轉觀2008年以前，香港畫廊不超過10家。當時，藝術的版圖大多還聚焦在拍賣行上，曾擔任 ART HK(創立於2007年底) 總監與 Art Basel HK 頭兩年總監的Magnus Renfrew(任天晉)指出，香港當年早就是緊追紐約、倫敦的第三大拍賣市場，但是藝術的光景也是被「拍賣」的形式主導。

▲2011年Art Basel收購ART HK，並於2013年入主香港，為香港的一級市場帶來更大提升。

作為轉折點的2008年，無論是對中國或中國當代藝術而言都相當重要。那一年北京舉辦奧運會，中國當代藝術市場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繁榮、加之聲勢壯觀的前兩屆ShContemporary藝博會，許多國際畫廊帶著對中國藝術市場的想像進軍亞洲，策略激進者如佩斯畫廊便在2008年於北京設立了空間，高古軒、白立方等畫廊也曾積極在上海選址。但隨之而來的經濟危機、以及2010年開始的「查稅事件」導致很多內地藏家暫停了在國內的消費。

任天晉認為，恰好當時ART HK的發展正處於高增長期，加上2010年底 Art Basel將收購ART HK的消息傳出，更加強了香港的地位。而香港藝術品交易市場又是免稅的，海關程序非常簡便。人才、藏家、資金進出香港也很容易，例如辦理香港公司的註冊程序只需數千元，而且不到兩天即可辦妥。香港瞬間便吸引了原本打算前往北京或上海發展的全球一線畫廊和國際藝術人才的目光，讓他們改變初衷，進駐背靠大陸，又是自由港的香港。

▲中環畢打行是一批國際畫廊在香港的落戶之地。

2008年後，香港中心地位的逐步突顯，令部分國內畫廊也加入搶灘香江的行列當中。「去香港開畫廊對得起藝術家、也對得起藏家!」亦安畫廊的老闆張明放曾如此放言，但亦安畫廊的香港之路並不順利，經營幾年便宣告結業。「香港的成本太高了!」張明放曾表示那幾年在香港的經營並沒有賺到錢。「當時內地的市場很火，但我覺得很畸形，已經不適合畫廊生存了，而是畫店、拍賣行、基金會的時代。所以雖然香港的經營成本是北京的十倍，我還是去試了試。」

在香港幾經沉浮的還有當代唐人藝術中心。2008年，在金融危機的風頭浪尖，鄭林逆流而上在香港開闢第三家「唐人」，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家搶灘香港的畫廊。談起當時的初衷，鄭林表示：「2008年，香港的當代藝術生態處於滯後的狀態，格局比較小，只有漢雅軒、安全口幾個畫廊做一點當代藝術，大多數還是以街頭店面的形式銷售一些傳統繪畫。而香港又是最早建立藝術收藏系統的亞洲城市，藏家系統和購買力沒有問題。我判定香港是未來當代藝術的交易中心，也是亞洲新富豪與藝術最好的接觸平台，所以我們決定提前介入香港。」但唐人的香港之路並不順遂，2011年位於亞洲文獻庫樓下的空間到期後，為了尋找地理位置更好的空間而暫停了香港的計劃，直到2015年10月才於中環再度開啟新空間。

▲隨著Art Basel HK的持續舉辦，香港藝術生態各環節逐漸完善，Art Basel HK舉辦期間，各大畫廊都有新展和活動舉辦，形成另一種形式的香港藝術周。

而這幾年間，香港的現當代藝術市場格局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鄭林說：「從本土畫廊佔據大半壁江山到包括高古軒、白立方、貝浩登、佩斯在內的多家世界知名畫廊入駐，再到2013年Art Basel正式在香港舉辦，其最大的貢獻是讓香港的藝術生態成熟化，逐漸地有保險、倉儲、專業服務，多了藝術學院，培養了一批藝術行政者、機構等。」 鄭林認為歐美藝術市場向香港轉移不完全是低稅的原因，他說：「這兩年歐洲市場確實在萎縮，而香港地區市場在增長，也包括整個亞洲市場。大牌畫廊都來香港了，我不覺得是競爭，而是需要，因為香港這個地方一直就是商業中心和不同文化交流的中心點。」

▲皇后大道中的 H Queen"s 大廈專為畫廊空間而打造，落成後將吸引諸多畫廊進駐。

隨著國際畫廊和拍賣行在香港對西方當代藝術推廣的逐漸加深，近幾年，越來越多藏家加入到西方現當代藝術的競爭當中，並在國外的拍場中屢有驚人表現。將於明年3月前後入駐皇后大道中的 H Queen"s 大廈(HQ)的卓納畫廊創始人大衛·卓納此前在接受《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採訪時便表示「我們看到了亞洲藏家對西方藝術興趣的爆炸式增長」。卓納畫廊於2016年1月開始在香港選址，雖然上海及北京曾納入他們的考慮之列，但是香港與歐洲的緊密聯繫，以及它豐富的藏家資源，使它最後成為贏家。鄭林表示，2017年底，香港唐人也將遷入HQ這座專門針對畫廊所建造的空間，此外還有日本的白石畫廊、韓國的首爾畫廊(亞洲第一家上市畫廊)、佩斯香港第二空間等多家畫廊都將入駐，HQ將成為畢打行之後的又一香港當代藝術畫廊的聚集地。

但繁榮的背後並非沒有隱憂，香港近年來的經濟和政治形勢的不盡如人意便被廣泛爭論，據《中國統計年鑒》稱：自1997年回歸以後的近20年里，香港的經濟增長率卻顯著低於韓國、新加坡和台灣等地區。標準普爾2015年指數報告顯示：香港房市下滑10-15%,零售業也因佔中事件以及內地旅客的減少而疲軟。此外亞洲其他地區如新加坡、上海、韓國也已經後來居上，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對藝術文化產業一路綠燈。加之香港極高的租金及運營成本，業界不乏有問詢之聲：這些紛至沓來的畫廊和拍行究竟看重了港島什麼東西?經濟欲振乏力、中國藝術品面臨瓶頸，香港藝術交易中心的位置會否會式微?

▲香港會展中心，每年都會舉辦巴塞爾香港國際藝術展、典亞藝博和國際古玩展等大型藝博會以及蘇富比和佳士得兩大拍賣行的春秋二拍，推動並見證了香港藝術一步步的發展。

任天晉表示，國際畫廊和二三線拍賣行持續湧入香港，他絲毫不覺得驚訝。「原因有三點：首先，說到目前的香港經濟衰退，我們似乎不能否認，從數字或者事實來說，香港的經濟確實有所下降，而且其他地區也在拚命發展。可是無論相較新加坡還是上海，至少到目前為止，香港市場還是最成熟的。上海也罷，新加坡也好，到目前為止並未見到顯著效果，但未來如何我們尚不好斷言。

其二，就藝術品市場而言，香港因為早些年蘇富比、佳士得的進駐儼然形成了良好的氣氛，全亞洲的藏家或者藝術商在每年香港蘇富比、佳士得大拍的時候都會不約而同地前來，加之香港巴塞爾期間也會有各種展覽、藝術活動，已然成了慣例。香港雖不像紐約、倫敦掛了『藝術周』之名，但卻有藝術周之實。其三，雖然說香港的經濟在衰退，但是就香港做藝術品市場而言，輻射的是整個亞洲，來香港做拍賣的這些公司，肯定針對的不僅是香港的客人，還有中國內地、日本及東南亞的客人。香港作為一個自由港，商業進出依然是最方便的，地理上也是最理想的。」

日前佳士得亞洲區總裁魏蔚在接受採訪中也曾指出：「香港雖然當下經濟增長有所放緩，但是對於藝術品市場而言，與經濟的關聯並不大，而更多發生關係的是所謂的『累積財富』。香港始終是亞洲的一個核心點，作為一個中心城市又是一個自由港，這對藝術具有非常大的優勢，同時它又是一個非常大的金融都市，沉澱性資金夯實了藝術品交易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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