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商業倫理的普遍意義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製造的各類產品不僅豐富了國內市場，也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今天，世界沒有一個角落不存在「中國製造」的產品。這些產品從初級加工和勞動密集型開始，也日益向深度加工和資本及知識密集型的產品轉變，目前可謂從低到高一應俱全，產品高度多樣化。在此過程中，的確也存在著產品質量和安全上的一些問題。從有毒的奶粉和食品到含鉛超標的玩具，不一而足。此類事件一再成為國際貿易糾紛的導火索。不僅是國際貿易，而且在國內市場上，銷售產品的質量和安全問題同樣引人注目，甚至嚴重威脅到一些企業的生存。南京著名的冠生園食品公司，因為以過期的劣質原料甚至是隔年的原料生產月餅，此事被媒體揭露以後，該企業很快就宣布破產。

產品質量和安全上的誠信問題直接關係到企業的生命，甚至影響到整個行業的生產和銷售。像三鹿毒奶粉事件發生以後，中國奶製品甚至農產品的出口都受到嚴重影響。此事的教訓極其深刻，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同樣是政府部門在誠信問題上的認識誤區。三鹿奶粉含有超量的三聚氰胺，在該企業早已是公開的秘密，甚至當擁有一定比例股權的紐西蘭公司發現此問題向中方管理者和官員通報以後，一些人以企業的利潤、地方的產業和社會安定等理由繼續隱瞞相當長的時間，直到最終無法掩蓋才公開處理。拖延的結果是影響更加惡劣，危害更大，社會反而無法安定。

造成這種誠信問題的原因有若干方面。社會道德建設缺失，拜金主義盛行，是其文化的原因。而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後，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體制的不完善，商業社會價值觀念缺失，使得商業在我們社會中缺乏應有的獨立生存發展的地位和空間。工商業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各級管理部門，就為權力尋租留下了巨大的空間。有了權力作為保護傘，一些不法商人就敢大肆欺詐消費者，進行各種欺詐的交易。比較常見的就是以減少必要成本來增加自己的利潤，以次充好，甚至生產偽劣產品。如果社會道德監督能力不強，而政府官員又提供保護傘，那就更會加劇商業誠信的危機。一些人在市場競爭中，不是以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來取勝，而是用惡劣的不正當的手段競爭，以獲得利潤，是商業誠信問題的一個重要根源。目前商業欺詐出現多種形式，名目繁多。而利用網際網路、電信網路和銀行轉賬進行的欺詐則成急劇上升之勢，嚴重威脅到公民的財產安全。

　我們已經討論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商業倫理問題的重要方面。的確，確立商業誠信，決不只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或一個社群的事情，而涉及到整個世界。這裡就提出了一個普世價值的問題。一些人以階級矛盾或者文化及道德相對主義的觀點來看待普遍倫理，認為人類不存在普遍的價值標準。要麼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各有一套標準，永遠沒有交集；要麼是只由強者來訂立標準，弱者只能被迫服從。這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誤區，甚至影響到了許多人，包括相當一些政治人物、工商界人士和人文知識分子和社會科學家，都持有程度不等的倫理相對主義觀點。甚至有政治人物從此理論出發，譴責「一些外國人喜歡對中國評頭論足」。值此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對產品的安全和質量本身的關注，就足以構成評頭論足的基本理由。

從弱肉強食的實力主義來看待問題，一些人在批判強國曾經實行的所謂經濟霸權主義和文化殖民主義的同時，暗含著確立自身新霸權的主張。比如就有人說，中國強大了，就可以自己訂立標準，以取代舊霸權者的標準。甚至有人在批判所謂英語霸權的同時，一再地抨擊周邊一些曾經使用漢語的國家近年不再使用漢語了，其潛台詞是，中國經濟強大了，為什麼不恢復漢語的使用？為什麼不接受中國的規則？其出發點仍然是以新霸權代替舊霸權，以惡對惡，以暴易暴。這種觀念尤其不利於在國際商業中確立信任和公正的標準。當批評別人經濟和文化霸權的時候，如果暗中主張確立自己的經濟和文化霸權是必要的，以取代老的霸權，那也同樣是強詞奪理，無法讓世人信服。

　　從道德相對主義出發，無法建立自己的道義基礎，甚至也無權批評別人不公正、不講道德。WTO就是通過普遍的談判，建立起一套商業的普遍規則，簽訂君子協定，對各方形成約束。其實，普世倫理原則並不多，也就是關於誠信、仁義、平等和公正之類的基本準則。這是一個基本起點的問題，以道德相對主義去批評別人，也無法樹立起自己的道德威望。

　　所以，經濟全球化時代的道義評價標準應該是普遍的，當批評他國金融危機中的誠信問題時，同樣不應該迴避本國商業中的倫理問題。值此經濟強國受到挑戰和質疑，世界經濟多樣化發展的時刻，只強調自身倫理道德和文化的特殊性，而否定價值標準的普遍性，那就會降低這種批判的理論力量，難以服眾。總是以受欺負的弱者心態來看待他國，看待世界，顯然不是健康的處世之道。今天的世界各國，無論是經濟新興國家，還是曾經的發達強國，需要平等地坐到一起談判，共同商討對付經濟危機的方略，確立並維護普遍的評價標準和倫理準則，並且通過有權威的國際組織來監督，以便共同克服困難，超出危機，建立誠信和信心，為共同繁榮作出貢獻。

你的讚賞是我堅持原創的動力